離散的人，流動的書：開一家中文書屋，對抗「一代移民」的宿命

「春潮帶雨晚來急，野渡無人舟自橫。」在鹿特丹見到小渡的那個下午，她這樣説起她開的線上中文書店的名字含義，「我總覺得説起一個海外（中文）書店，心裏想到這個意境，是很像的。野蠻生長，路子完全是自己摸索出來的，也不知道以後會發展成什麽樣子。」初秋的陽光照在我們身上，她說起書店時雙眼閃著光。她的中文書店取名為「野渡書店」。

中文紙質書在海外是一種沉默的存在。去年9月，荷蘭的明雅書店快停業前，小渡才第一次知道這家位於阿姆斯特丹唐人街附近的中文書店。書店玻璃櫥窗上貼著好幾張醒目的打折標志，還有繁體中文寫的「門市結業清貨大減價」。推門進去，像回到中國縣城的新華書店——大紅色的塑紙燈籠，中國字畫，教輔材料，佛學書籍，針灸大全，中文教材。

那天小渡帶了兩本小説回家。儘管這裏很多書都不符合她的閲讀口味，但小渡還是對它即將閉店的事實觸動很大。有些可惜，她想。中文書在歐洲是稀缺的，巴黎、漢堡、馬德里等歐洲城市，只散落著零星幾家中文書店。想買中文紙質書，就要從網路書店訂，運費不菲；而想逛實體的中文書店還沒那麼容易。

小渡過去習慣在Kindle上看中文書。那天離開書店，她在大陸的網上書店一口氣下單了自己想看的許多書，等待他們從國内運送到荷蘭，需要將近兩個月。那都是她感興趣的閒書，劉子超的《失落的衛星》，楊瀟的非虛構文學《重走》，鄭執的長篇小説《生吞》。

等書過程中，她突然有了一個想法：開一個網上中文書店。於是從零開始，她在YouTube上花了幾個小時學習怎麽建網站，又用幾個周末把網站設計好。

兩箱中文書遠渡重洋，在去年12月抵達了她的家。一家線上中文書店就這樣開始運作。

1 流動的書﹑流動的人

如今「野渡書店」已成立近一年。這是一家「共享書店」，買書可以郵寄或自取。新書售出后，讀者在兩個月内可以八折的價格賣回給書店，並隨書附上一條手寫的留言便條，寫一些讀書感悟、或者送給其他讀者的話﹑甚至塗鴉都可以。小渡相當於只收取一份租金。

書店運作機制是從她自己的角度考慮的：「如果我想去一個中文書店買書，我希望它是什麽樣的。」買回來發現不喜歡怎麽辦？且對於許多要回國的留學生，以及經常租房搬家的人，紙質書有時也成了一種重量上的「負擔」。她希望大家能沒有負擔地去買書，把真正喜歡的留下，把不想留下的退回來，再流動給其他人。

小渡會從讀者那收二手書，以人民幣標價的四折或五折來收取，也從國内淘一些絕版的舊書。我和她見面時，她剛剛賣出去一本在店裏擺了幾個月的劉雲若的《小揚州志》。「書，總會找到喜歡它的人。」她說。

她的顧客絕大部分是年輕女性。她猜想，可能和她選擇小紅書作爲宣傳平臺有關。「基本上十個裏面有八個都是女生。」剛營業時，小渡遇到過坐了四五個小時火車從德國過來，只為取一套脂評本《紅樓夢》的女生。她把書拿到手后，又坐火車回了德國。小渡向她提到，之後書店會到一本九十年代的《呐喊》，女生讓她幫自己留著，下次再來取。

目前書店非常暢銷的是日本女權主義學者上野千鶴子的書。過去兩三年，上野千鶴子在中國網絡的討論度很高，也陸續出版了多部簡中譯本。儘管進書之前，小渡想象得到這些書會比較好賣，但她沒想到，後來還是需要一遍遍地補庫存。

起初，書店的選書圍繞小渡的喜好。「我們已經不是那個有一個新華書店就可以滿足的一代人，又大又全的書店，反而會讓你覺得有點困擾，」她說。她爱看現實題材的小説，喜歡《山海經》﹑《海錯圖筆記》這樣的自然科學古籍，也對女性主義感興趣。

但同時，讀者也影響著她的選書。有時她們會提出自己想看的書，小渡覺得合適的，也會從國内買過來。也有人提過想要學吉他、學英語、學做法餐的書，這些她便沒有採納。今年4月，小渡在荷蘭國王節當天擺攤（荷蘭政府允許民衆在這天免費擺攤）賣書時，有一個男生過來看了一圈，説了句「怎麽都是通俗小説呀」就離開了。小渡回去後開始做功課，又進了一些哲學書。

流動的書自然地連結起流動的人。「你按自己的品味找了一些書，聚集起一些讀者之後，讀者又給你推薦一些書，某種程度又改變了你的一些品味。」小渡的男友說。他也是書店的聯合創始人，平時幫忙一起照看書店。小渡形容，那像是一種人肉算法的「猜你喜歡」。

2 百分之六十的人

書店不是小渡的本職。碩士畢業后，她留在荷蘭工作。過去這幾年，很多讀書時認識的朋友都陸續回國了，但她暫時還不打算回去。

「就混口飯吃，我更希望能有工作生活平衡的狀態。」小渡說。她考慮過要不要換個歐洲國家生活，不過現在有了這家書店後，她也像吃了一顆定心丸，近期也不會再離開荷蘭了。

剛來荷蘭讀書那兩年，她很想家。這邊天氣不好，經常下雨。學校裏國際學生很多，雖然她沒有無法融入的感覺，但和同學間也不太有很深入的交流，有一種疏離感，她們只是在文化的表層有一些觸碰。

毋庸置疑的是，母語擁有與生俱來的親和力。小渡形容，如果一個人的母語表達是百分之百，那麽英語能表達的就只是百分之七十、六十，當大家都用著自己的非母語，用著那百分之六十在交流時，「有時候比較難touch the soul（觸及靈魂）。」

「用母語交流，你表達的自由度更高一點。説中文的人都知道的一些梗啊，就是會更親切一點。」

小渡平時也愛看中文書，這是一個「沒有被遏制過」的需求。對她來説，英語閲讀只有在專業需要的時候才會讀，看閒書時，中文比英語舒服很多，語感上也很不一樣。

「讀德文、英文都是你境界再高，都沒有辦法達到母語的境界。」談起中文書的意義，德國藍書屋的創辦人之一詩蘋說。藍書屋是德國漢諾威的一個公益社團，擁有一個藏書量高達九千多的中文圖書館。對她來説，讀外語書更像是一種學習的必經路程，而不是享受和滋養。

詩蘋是台灣人，1994年來德國學社會學，並在這裏工作、成家，定居至今。那是一段和小渡完全不同的留學經歷。沒有電子書，沒有手機，遇到不認識的單詞便翻字典。每次從台灣回德國，她的書包裏都會裝滿中文書。她説，那時要看到中文的東西，是一件很珍貴的事情。

她有過因爲上課聽不懂，讀不懂德語書而在家哭的時候。她也遭遇過排外，被人吐口水。「當時因爲你的語言程度不好，有時候外界社會跟你沒辦法溝通，有些人覺得你的語言程度跟你的智商劃等號，他就會不尊重你。」

雖然是個別現象，她也可以做到不去管它，但寂寞﹑想家，還是最大的困難，讓她時時感覺痛苦孤單。而這種時候，詩蘋說，讀中文書就像「回家」，像一個「接地裝置」：「那些能量要釋放的時候，你接了地，才能好好繼續方旋下去。」

「融入」是一個被反覆討論的議題。儘管也有不少人說，這是一個僞命題。詩蘋的合作夥伴靳松是大陸人，在國内工作幾年後，於1990年代末來到德國求學，認識了同一學校的詩蘋。畢業多年後，他們又一起共事。靳松提及，如今詩蘋在語言上是融入得很好的。之前，詩蘋與伴侶一起參加過德國電視臺的百科知識問答節目，拿到了很多獎金，一些問題連她的德國丈夫都回答不了。靳松還說，拿一本德語字典，隨便翻一頁，找一個詞問詩蘋，她都知道。

「但你語言再到怎麽樣的程度，是沒辦法百分之百懂它的。」詩蘋說，語言上始終有一層很難跨越的東西。她很慶幸自己在台灣接受了完整的教育，可以毫無障礙地看中文。

3 離散圖書館

藍書屋位於德國漢諾威市中心一棟老建築的二樓，層高三米三，連接著門口的過道有兩米寬、八米長，還有一個不小的會議室，很適合打造一個公共空間。詩蘋和靳松找來工程師計算每面墻的承重，能放多少本書，最終在這條近八米的過道打造了一整面橡木落地書架。後來，他們又在辦公室和會議室增加了兩面書架。那時他們預計，這裏大約可以放下1萬本書。

這是一棟建於1903年的老建築，外墻是淡雅的灰藍色，雕飾著花木紋樣。推開一樓的橡木大門，走上樓梯前，還能看到過道兩旁精緻的琉璃磚。藍書屋的微信公衆號上這樣寫道：「我們，橡木門上的大樹，外墻的草木裝飾，進門后美麗的琉璃花木，和我們的圖書館，互相依附，共同呼吸，共同生存……將圖書館按建築的特性命名為藍書屋的意念，就再也自然不過的誕生了。」

「圖書館是一個讓你有歸屬感的地方，我們是海外的diaspora（僑民），一個少數群體。」詩蘋說。

從2016年歷經大半年的選書，到2017年等待183箱共計3.037噸的新書從大陸運過來，他們隨後又花了兩個月在業餘時間整理歸類，設計條碼和編號。靳松和兩位國内的朋友一起挑了這些書，爲了支持實體書店，其中一部分是從南京先鋒書店訂購的。他們挑選的書籍涵蓋文學、藝術、社科、青少年讀物等領域，有少量港版和台版書。目前藍書屋有9400多本藏書，之後還有八箱港版新書會陸續郵寄過來。

這裏的「中文圖書館」並非單指華語作家的書籍，而是世界文學和非虛構作品，因此大多數書籍是中文翻譯本。「人類的智慧財產是共享的，不一定要局限在某一個民族或國家。」詩蘋說。

起初，藍書屋的讀者群體還只是面向家人和朋友。2020年，他們完成了公益社團注冊手續，並在2021年德國疫情好轉後正式向公衆開放。未成年人、學生、65嵗以上老人、社會救濟人員，在登記後均可免費借閲圖書，其他社會人士的年費則是10歐元，每次最多借五本，借閲時長為一個月。

這裏不僅有中文書的流動，也舉辦過許多講座。詩蘋指著去年一張海報上的名字告訴我，那是一名華人父親，俄烏戰爭爆發後，他開車帶兩個家庭從烏克蘭來到德國漢諾威。分享那天，藍書屋的會議室裏來了大約三十人。

詩蘋是偶然得知他的這段經歷的。那時他帶著三個小孩來圖書館借書，看到小孩都很乖，詩蘋和他聊起，才知道他們剛剛從烏克蘭過來，於是邀請他來分享這段故事。分享那天，大家問他，路上很危險，車上有沒有武器。他説沒有，但那一路上遇到了很多善意的人。而孩子的幼兒園，則不幸被炸彈攻擊了。

他們還邀請過旅德學者王歌談論「和孩子一起讀哲學」，馬格德堡應用科學大學的前副校長來講「留學生和華二代在德國高校的職業發展」，一名教設計的大學講師來分享「商品的標簽化」……今年8月，中國資深媒體人錢鋼也被邀請來做了「150年前的中國留學生」分享。雖然講座的語言都是中文，但有時一些會講中文、正在學中文的德國人也會來。

在這之前，漢諾威當地華人社群更多是以商會、教會、學生會的形式聚集。但詩蘋覺得，藍書屋不一樣。除了母語書籍這樣更爲抽象的概念所帶來的歸屬感，藍書屋的確更是一個華語公共空間和精神社區。

在設計圖書館標誌時，他們討論過要用簡體字還是繁體字。最終選定了繁體，他們覺得那樣好看，而且歷史長久、意喻深刻。今年3月底，他們邀請了中國獨立學者柳紅來做講座，公衆號上的活動介紹是簡體字。那時恰逢大陸與台灣關係緊張，有些台灣人不理解他們的做法。「正常，完全能理解。」靳松說。由於藍書屋大部分書籍是簡中出版，他們也不習慣閲讀。但最初藍書屋從中國訂書，是因爲國内有熟悉的夥伴能幫他們把書籍打包、裝箱，運輸通暢許多。

分別來自台灣和大陸的詩蘋和靳松，成長背景其實存在著一些差異。但在共事的過程中，他們換位理解，也對彼此的文化保持好奇。詩蘋覺得這是人生中「很讚」的事：「文化無國界。」詩蘋也向爸媽講述了邀請錢鋼來做講座的經歷。之後，她的媽媽便去市立圖書館，把他的書都借過來。「現在我們全家都在讀錢鋼老師的書。」她說。

4 媽媽的語言

「要怎麽樣讓你的小孩，繼續講你跟你媽媽講的話？」

藍書屋擁有超過2000多本的兒童繪本，被借得最多的是《巴巴爸爸》和《大象艾瑪》系列故事。詩蘋估計，藍書屋大概有三分之一的讀者是小孩。

圖書館每周通常會開放四天，有幾名當地華人義工過來幫忙。周五會從下午兩點開到五點，周六則從上午十點半到下午兩點，和當地中文學校的開放時間差不多。這樣可以讓送完小孩的父母過來看看書，下課以後，父母還可以帶他們再來坐一會。

當地一所中文學校的校長黃老師，也是藍書屋的義工。在學校時，她也時常鼓勵小朋友到這邊來借故事繪本。中文學校是一個重要的學習中文的場域，而藍書屋也給當地的二代、三代移民小孩提供了課外書籍資源。藍書屋也與中文學校合作過一個小項目，讓一些年紀很小的剛要學中文的二代移民小孩來這邊上課，換個學習環境。靳松覺得，如果小孩會講中文，能對自己的文化有所感覺，這就是中文童書的意義所在。

黃老師說，很多華人家長都有讓小孩學中文的願望，最起碼會聼、會説。但家長本身不一定能投入接送的時間和精力，「很多家庭開始是很積極的，但是時間久了呢，家長疲憊。」家長的配合很重要。像詩蘋這樣讓小孩在中文學校待了好幾年的家長，在黃老師看來是難得的，他們每次堅持接送，也不怎麽缺課。

而有些孩子也會對學中文感到迷茫。他們的母語已是德語，也覺得自己以後不會去中國工作生活，爲什麽要學中文。對他們來説，中文學校的作業也是一種額外的負擔。

詩蘋認爲，在海外生活的華人家庭有一個很特殊的挑戰，來自於母語的延續，「要怎麽樣讓你的小孩繼續講你跟你媽媽講的話。」

詩蘋從書架上抽出一本《自由，是什麽》，這是那段時間她和十歲的混血女兒在看的兒童哲學書。它的幾個篇章向孩子們提出了很重要的問題：「別人能限制你的自由嗎？」「只有長大以後你才能自由嗎？」「犯人有自由嗎？」「自由有什麽用？」

女兒小時候，詩蘋會在睡前給她讀《丁丁歷險記》的故事。七八歲的時候，如果給她念了有形容詞的長句，女兒就聽不懂，扭來扭去，懇求「媽媽讀德文」，詩蘋便會簡化句子。雖然女兒有在當地的中文學校上課，但中文不如雙親都是華人的孩子那麽好。她很喜歡讀書，也看得快，幾百頁的德語書，兩三天就可以看完；但如果是中文書，一行字裏可能只看得懂四五個字，因此也不願意主動去看。

不過每次回台灣，她和阿公阿婆都是盡量講中文。詩蘋不希望給女兒太多壓力，只要不對中文陌生就好了，「她有興趣，願意去，就很難得了。你要再叫她每個字寫兩百遍，她不就崩潰了嗎？」

和女兒一邊看《自由，是什麽》這系列書時，她們會一起討論書中的那些問題。有時無法用中文表達，女兒便直接用德語講，詩蘋覺得也可以。她希望女兒多看多接觸，來藍書屋時，能知道有這樣一群和她背景相似的華人二代小孩。因爲在學校，她是班上唯一「長那樣的人」。

5 連結

去年年底回台灣時，詩蘋原想帶一些繁體書籍到藍書屋。她還是習慣看繁體縱書的排版。但那時海運不通，空運成本太高，他們打算之後再看看情況。目前藍書屋已申請成爲基金會，未來，他們希望與更多華語媒體、教育機構展開合作，也支持一些華語地區的學者和專業人士到德國訪問交流。

自從有了線上書店，小渡被推著往前走，她需要有規律地在社交賬號上產出内容，不再像以前那樣閒散地看書。她的生活也忙碌起來，周一到周五需要上班，到了周末，又是一份工作：新書上架，寫宣傳貼文，包裝，發貨。她感覺有些捉襟見肘，無論是時間管理還是書籍庫存，她總感覺還需要投入更多精力。

她也計劃，之後如果書店找到了一個線下空間，可以增加一個「流通站」，大家可以把不想要的書放在這裏，再免費流通給其他需要的人。

在這邊生活六年之後，小渡也已經習慣那種疏離感。「但就是要適應，因爲這是你選擇的一部分。」小渡說，「如果你不介意這個，生活裏也會慢慢有一點跟這個地方連結的感覺。」他們常常去樓下的中餐廳吃飯，現在和老闆的關係很熟，有點像家人。

她說，可能這就是「一代移民」的宿命，無論工作和生活有多深度的介入這個社會，實際上永遠都是一個外來者。而能讓味蕾被滿足的中餐廳便是一種與故土的連結。中文書也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