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是一個需要很懂得去賺錢的世界，但可能我不是。」
雖然，他總是因為身形矮小而被記住，但屈指一數，泰迪羅賓卻有好幾個事業高峰作為人生註腳。
說音樂，他的樂隊比溫拿（已解散）更早走紅，也是許冠傑的前輩；說電影，他是香港新浪潮的推手，是徐克、許鞍華背後的功臣。小時候在北京意外跌了一跤，導致脊椎斷裂，醫不好，卻又大難不死，讓泰迪羅賓看起來永遠看起來像個 Teddy boy。醫生說他命數不久，能活過五十已算好運。
結果，泰迪羅賓自十二歲入行做廣播劇童星，直到今年還有新戲上映。他笑言一世夠運，每翻過一條長命斜，可能又見高峰。
## 終於開拍一部音樂電影 ##
>「有些成功的電影是有音樂，但它不是音樂電影。音樂很好，故事很好，但不是講音樂的電影。」
泰迪羅賓沉寂了一段時間，繼十多年前「要打就一定要贏」而街知巷聞的《打擂台》（2010）後，雖然偶有客串演出，但只是兩三次，多數是圈中好友邀請，盛情難卻。他坦言脾性挑剔，交遊廣闊，並非沒人找上門，卻很少接戲，不隨便答應。
如今「復出」親自監製及主演《4拍4家族》，離不開兩大原因，第一是終於等到機會開拍一部真真正正的音樂電影，「過去三十多年，我想很少音樂電影是成功的。有些成功的電影是有音樂，但它不是音樂電影。音樂很好，故事很好，但不是講音樂的電影。」泰迪羅賓說。
「而另外，就是導演一直想拍破碎家庭的重組。」他提起，故事早在很多年前已經萌芽，本身並不認識導演賴恩慈，是有一次擔任短片比賽的評判，被她的作品所感動。
「記得是頒獎禮的時候，便知道她想拍一個這樣的故事，當時我覺得自己很久沒拍喜劇了，打算拍一部瘋狂喜劇，但其實她不適合拍很瘋狂的東西。她反而很講究現實，講究很多細節。我是監製，但我不是導演。權力上，監製是大一點的，但電影始終是導演的作品，應該走她擅長的路。」
>泰迪羅賓天生一副好嗓子，但隨著年事漸高，自覺聲音有時控制得不好，「從此不敢唱歌，因為唱出來自己都過不了自己那一關。電影卻有個好處，就是你可以 NG 。」
如是者，電影籌備多年，故事亦經過多次修改，劇本和人物幾乎重寫一遍，其中一個改動，是由最初的父子情變成父女情：「一來找男主角的過程裡面也挺辛苦，二來她跟 Kay（謝安琪）識於微時，是老朋友，也有合作過，就想說不如找 Kay 飾演我女兒。而且導演是年輕女性，由她拍父女關係，我想，她有些感覺可以放在 Kay 的角色身上，反而更呈現她的世界。」
這個圍繞一家四代band友的故事，老父親曾為了追逐音樂夢而拋棄妻女，但最後又因為音樂而重修了支離破碎的家庭關係。「可能是導演發覺我有時跟朋友夾band，老中青的朋友都有，她就覺得可以將這件事跟破碎家庭結合起來。」
家人沒有選擇，但 band 友有，一支樂隊的離離合合本屬平常。「其實夾 band 真的好像一個家庭，大家要很親近才行。每一個人都有自己的 dark side，在同一屋簷下如果大家相處不來，那隊樂隊也是不會成功的。」
電影裡，泰迪羅賓這個浪子回頭的老父親，有兩個同父異母的女兒，一個是女主角謝安琪，「而另一個，導演找來一位很年輕的，彈 Bass 彈得很好的女生，就是 Anna hisbburR。Kay 在今日的主流音樂裡仍一直在變化，Anna 則是再年輕一代的，有點另類，但是她會自己寫歌，也唱得很好。」他接著說：「還有一個，那位小朋友是天才。」
謝安琪戲中領養了一個「鼓仔」，其實是她已故樂隊摯友的親生骨肉。而飾演這位「鼓仔」的童星，本名叫陳諾霆，泰迪羅賓興奮提到：「他一直都在我身邊，還沒有拍這部戲之前，我已經跟他夾過 band 了。他完全可以打得到大人的鼓法，一早你會看到他是一個天才，可以說是青出於藍。畢竟他爸爸，Tommy Chan，我也認識。」
「而我以前有一隊樂隊叫做 Teddy Robin and the Playboys，我的鼓手 Frederick 就是他——現在我們這個小朋友的親生爺爺。」泰迪羅賓解釋。「鼓仔」的爺爺真的跟泰迪羅賓夾過 band，父親也其實是跟謝安琪經常合作的資深結他手，算是電影以外另一個真正的音樂家庭故事。「但我不是想用人惟親的。」泰迪羅賓補充道：「是導演剛剛想找一個七、八歲的小朋友，我就想到他。因為我知道他打鼓很厲害，但想不到他不但是打鼓天才，也是演戲的天才，這是出乎我意料之外的。」
電影不僅是名副其實由四個不同年代的音樂人去夾 band，多年前已決定「金盤啷口」的泰迪羅賓，最後都被導演說服，親自寫了、唱了幾首歌。泰迪羅賓天生一副好嗓子，但隨著年事漸高，自覺聲音有時控制得不好，「從此不敢唱歌，因為唱出來自己都過不了自己那一關。電影卻有個好處，就是你可以 NG 囉，唱得不 OK 大不了就 NG，哈哈。」
「我那個年代最喜歡 Beatles，Beatles 有一首歌叫〈In my life〉，於是我就改了這首歌的名字叫
〈In your life〉。」歌詞裡反覆哼唱的「落上，落落，上上」，既是戲中老父親教女兒彈結他的指法，也寄意人生起跌無常：「很多事情就是 unpredictable，上上落落，差不多是一個必然。」
## 沒想過做一輩子音樂 ##
>「到了七十年代，雖然有 Led Zeppelin、Deep Purple，Supertramp、The Queen 很多影響到後世的樂隊，但是搖滾樂隊已經是有一點過去式。Rock and Roll never die 我知道，但它已經不是潮流。」
早在 1979 年，泰迪羅賓就為自己監製的電影《點指兵兵》寫過一首同名主題曲，「點指兵兵，點指賊賊，一點中你怎去躲」，歌詞不但成為了香港電影新浪潮的代表，上上落落，因與果，福與禍，大概也是泰迪羅賓幾十年間心裡仍然念茲在茲的事情。
泰迪羅賓說得豁達，自信永遠都比別人好運：「當然我最不好運就是我童年啦，我童年是不好運，但是到我一開始接觸娛樂事業，我就已經開始走運了。我第一個運，就是小時候已經做了廣播童星，還是麗的呼聲的年代。」
憑著聲底天賦，泰迪羅賓早已入行，幾年後他與兄弟及朋友組成 Teddy Robin and the Playboys，更幾乎一支獨秀，成為六十年代香港英語樂隊的表表者。當中就以主音歌手泰迪羅賓和主音結他手鄭東漢最為知名 —— 鄭東漢就是後來的香港唱片業大亨，歌手鄭中基的父親。
回首當年，泰迪羅賓仍然強調：「我們是比較幸運，如果單純用音樂技術上來比較，永遠都是江山代有人才出，新一代比我們好。今日的樂隊不可以抄襲別人，但我們那一代是可以的，因為那時剛剛開始，是一個基礎的萌芽，以前我們大部分是 cover version，唱別人的歌，學英國的音樂，模仿歐西的歌曲，比如 Beatles、Rolling Stones、The Searchers、Animals 很多樂隊。」
「但那時候，正是全世界都瘋狂喜歡樂隊的年代，我們走運，因為那個時代就是夾 band 的時代。是不是說我們很厲害呢？是的，我們無疑是 outstanding 的，在香港出得最多唱片的樂隊就是我們。我們既很幸運，也多少是有天分，但公司不會無緣無故出這麼多唱片給你，你當然是要幫他們賺錢。對他們來說是一盤生意。」
當年簽下 Teddy Robin and the Playboys 的鑽石唱片，即是今日環球音樂的前身。泰迪羅賓繼續說：「很幸運地能夠進入一間大公司，然後他們亦對我們照顧有加。但到了七十年代，雖然有 Led Zeppelin、Deep Purple，Supertramp、The Queen 很多影響到後世的樂隊，但是搖滾樂隊已經是有一點過去式。Rock and Roll never die 我知道，但它已經不是潮流，我認為不是市場主流。」
>「我家人，包括我的爸爸媽媽，都是不會鼓勵我們去賺錢的，好像給我一個感覺，錢不僅不是萬能，甚至會為你帶來一些問題。就是受這種潛移默化，令我真的覺得錢是銅臭的。」
至今仍然讓人難以置信，泰迪羅賓就在七十年代初急流勇退，在音樂事業巔峰的時候，選擇離開香港：「是有一點覺得 no way up，沒有什麼機會再上一層樓，除非我到外面見識一下，所以我才流浪。我在加拿大流浪了足足四年（1974-1979），音樂上，我的結他進步了很多，也經歷了很多夾 band 的苦與樂。」轉念之間，他說得份外感慨：「香港是一個需要很懂得去賺錢的世界，但可能我不是。」
「我是生於中上家庭，甚至應該是『上家庭』才對，不用憂柴米的。但在我記憶中，我家人，包括我的爸爸媽媽，他們都是不會鼓勵我們去賺錢的，好像給我一個感覺，錢不僅不是萬能，甚至會為你帶來一些問題。就是受這種潛移默化，令我真的覺得錢是銅臭的。賺到錢，你可以有很多享受，但是我沒有這種感覺，就是不懂得珍惜。我只是喜歡玩音樂，玩到出了名，紅了，但沒有想過做一輩子音樂。」
## 見證香港電影的上上落落 ##
>「北上的市場實在是大到驚人⋯⋯我不是很適應，一來我並不是一個以賺錢為先的人，其實他們也不是，但那邊會有很多好處，你多了資金，可以做到很多事情，但是有很多事情你是不能做。」
於主力玩音樂的年代，泰迪羅賓已預見風光日子不長久，情願抽身淡出。沒想到幾年之後從加拿大回流香港，運氣也跟著回來，人生翻了一下，讓他迎上香港電影新浪潮，憑著《點指兵兵》、《胡越的故事》等作品大賣，遂轉移以電影監製為主業。
泰迪羅賓坦言，自己喜歡做幕後多過幕前，到八十年代初，泰迪羅賓加入了新藝城，與徐克、施南生、麥嘉、石天、黃百鳴和曾志偉組成七人小組。他笑言：「有些人叫我們七怪，大家都不同性格。」
事實上，新藝城的風光日子同樣不是很長，「但差不多是香港電影有史以來最驚人的一個時期。八十年代是個很奇怪又很成功的年代。任何戲，你只要開拍就好像已經會賺錢。」新藝城的迅速冒起和驟然完結，代表著香港電影一個相當短暫的輝煌歲月，但泰迪羅賓是過來人，那時候由他監製的電影，隨隨便便都是兩、三千萬的大製作。
「當我們將數字拋得越大的時候，那個市場又越大，一直去到越來越大。但是到了香港電影開始走下坡的時候，我們發現有了更大的市場在後面，於是很多厲害的人，包括老徐（徐克）在內，他們都已經走了上去，北上的市場實在是大到驚人。」
然而，這也成為了泰迪羅賓電影事業的一大轉捩點：「我不是很適應，一來我並不是一個以賺錢為先的人，其實他們也不是，但那邊會有很多好處，你多了資金，錢任你花，你可以做到很多事情，但是有很多事情你是不能做。」
「過程裡面，是我自己有些盲點，很多事情我不是很喜歡做的話，我就不做。我不懂得變通，但有些導演，像老徐就很厲害，他既可以變通，又懂得玩擦邊球，很有一套。他才是高手。」在風風光火火的合拍片年代裡，泰迪羅賓再一次選擇了急流勇退，不同的是，他仍然用較慢、較小的規模做電影，至今見證著香港電影的上上落落。
近年的本地電影確實以小品製作為主，有說是另一股新浪潮，許多年輕導演，像賴恩慈執導的《4拍4家族》，都傾向關心香港本土的寫實題材。
「我認同是很有前途的，但什麼時候會有一個所謂復活之類的時機，就不敢說。拍戲的過程裡，看得到不同的導演的潛質是很厲害，只是未曾成熟。我們有沒有這樣的人才呢？有，我覺得香港人傑地靈，好的電影人絕對存在，而且應該是一代比一代優秀。」泰迪羅賓如是說：「不過，一個地方能不能栽培到人才，這甚至不是我們大家一起努力就可以做到，有很多不同的因素會影響。」
>「香港人傑地靈，好的電影人絕對存在，而且應該是一代比一代優秀。不過，一個地方能不能栽培到人才，這甚至不是我們大家一起努力就可以做到，有很多不同的因素會影響。」
## 新一代人做電影很聰明 ##
《4拍4家族》的結局並不像過去一些勵志電影那麼美好，故事以藝穗會live house結業前的最後一天，而女主角亦完全失憶，忘記了自己的創作。泰迪羅賓卻反而有種老派電影人的泰然自若：
「今日香港電影是很淒涼的，但我又不覺得它會死。粵語片曾經在香港都試過一段很長的時間沒人拍，在我很小的時候，我們從來都不看粵語片，我們看西片，然後是看國語片、邵氏片，怎會有人拍粵語片？一直去到《七十二家房客》才開始有粵語片。」
他承認，暫時是一個失去了天時地利的低潮期。以《4拍4家族》為例，能夠順利開拍不再是靠運氣，而是要向四個老闆集資才成事。「以前老闆都是一個起兩個止，這次差不多是我有史以來要應付最多老闆的一部戲，而且他們每一位都覺得是有些冒險。」
「香港人眼中的成功差不多都是以錢做定論，即是賣不賣座。如果那個時勢是賣座的時勢，那我就好像有料到，因為我又容易開戲，我又覺得自己有眼光，如果作品再有少少突破就更加好。但你不是在那個時勢的話，那就很慘，像現在都是我自己一廂情願而已，導演夠膽玩音樂電影，好啊玩一鋪啦，但我都要找到老闆才行，其實找得很辛苦，都要有些妥協，不能一意孤行。」
他坦言風光不再，有很多電影計劃都談不成，有時是胎死腹中。譬如說《4拍4家族》的「前世」，於十多年前胎死腹中的原版《打擂台》。在 2010 上映的《打擂台》橫掃金像獎，重燃本地電影熱潮，也刷新了泰迪羅賓的電影事業 —— 但並非他們最初想拍的作品。
「沒錯，其實《打擂台》本身不是功夫片，而是一部音樂電影。是真的，不是傳聞。」泰迪羅賓憶述：「本來的故事我忘記了，總之已經面目全非，雖然背後的精神是一樣的。初時 Derek（郭子健）和 Clement（鄭思傑）跟我聊過，他們是想我飾演一個音樂宗師，他們拿著這個故事找人投資，但賣不出。那時候 Derek 已經拍了《野．良犬》和《青苔》，是很紅的年輕導演了，大家都看到他很有實力，但他主力去推銷音樂電影都不行。」
他不禁嘆道：「所以你說我怎能不擔心呢，音樂電影就是這樣。結果，覺得最有可能成事的人是林家棟，家棟是監製，他就提議為何不將它變成動作片？當然改動是很大，他們將原本的概念轉化為一個完全不同的故事。」
>「其實《打擂台》本身不是功夫片，而是一部音樂電影。他們是想我飾演一個音樂宗師，他們拿著這個故事找人投資，但賣不出。」
「不過現在新一代人做電影是很厲害的，你不只是看表面，要看後面的概念，看導演監製想怎樣玩。」泰迪羅賓笑道：「這部《4拍4家族》也是，很多東西，我想其實不用說得很白，現在新一代觀眾都很聰明，他們自己會捉到很多東西。就好像失憶是我們香港人的通病，現在很多人都失憶。觀眾層次深了，不只是哈哈哈哈然後就沒有了，那是一種進步，電影有這些東西會好看很多，由頭到尾，由老徐和我開始做電影，我們都希望內容是有內涵，沒有內涵的電影，基本上就千篇一律，個個都拍，重複又重複。」
「另類的東西，不表示一定『唔得』，當然，『得』的機會很小，這個是事實。主流就是你跟著它走，不中也不遠，但我是不喜歡。」說到最後，泰迪羅賓還是相信自己會走運：「有時不經意間你就創造了潮流，然後老闆會說 Teddy 真是一世夠運。那就當我夠運吧。」
泰迪羅賓拍過的電影，曾紅極一時的那些歌曲，至今都廣為流傳，唯獨他在加拿大穿州過省的那幾年流浪生活，卻仍然相當神秘。一如所料，訪問期間兜了幾個圈，問了幾次都絕口不提。
「流浪時發生太多東西，我講不了給你聽。」泰迪羅賓隨即說：「但其實，直到現在我還在做夢。可能我最後一部想做導演的戲，就是回到加拿大拍，拍七十年代。因為我對那件事有感覺，希望有生之年拍完那個故事。」
但他明白，時不我與，以目前的電影市場來說，預算太大，目標也可能太遙遠，是個多數「唔得」的遺憾。「一定要有好的老闆，或者很充足的資金才可以拍得成。但我今日這部戲找資金都辛苦到不得了。這可能是個不能完成的夢，但我還在做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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