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月不在香港，旺角的話題已換了幾轉——這曾是很多人對潮流香港的感嘆，在這裡，潮流文化與城市一起高速運轉，被視為本城常態。K就在香港一家潮流雜誌任職編輯，快速輪轉題目與人面，本是日常，只是最近幾年，她感覺自己的工作更累了。

最近幾年，指的是2019社會運動之後，次年新法令降臨香港，再經歷疫情波折、移民潮與解封，香港社會面貌持續變化。對K來說，變化不僅是電視報刊上政治、法治、社會等新聞報導，竟也關涉起與這些領域看似完全不相關的、自己的本業來。曾經，每期雜誌訪問什麼明星，端看娛樂風向，編輯喜好，品牌表達，夠不夠有型、潮流、親民與否，話題度如何⋯⋯而今，卻要多出另一些標準，被訪者是黃，還是藍？明星封面，竟也要考慮政治立場？

似是什麼空間在被擠壓，K覺得自己雖是做潮流雜誌，標榜的是文化價值與潮流美學，有時卻彷彿突然置身風口浪尖，選哪個星？避開誰？筆下如何講？講多少？什麼不能講？⋯⋯

「這是香港的一種畸形，再沒有真正的風花雪月，連所謂風花雪月，我覺得都充滿政治涵意。」

所有這些過去數年，漸漸變成K在日常中一種額外的編採壓力，而在同業中，她的感受並非個別現象。國安法在港施行三年有余，香港新聞媒體被紅線改變甚深，相對於新聞時政社會法庭，傳統所謂副刊，即娛樂版、藝術文化與lifestyle這些內容，本來因其「軟」性、生活消閒化的屬性想像，被視為與紅線較遠距離的領域，但K的感受令人好奇，重法治下，可有治外飛地？明星歌手、飲飲食食、生活閱讀，這種種「風花雪月」之事，就可完全脫身紅線之外？

我們走訪了現任或曾任香港文化雜誌的編輯、記者、撰稿人，探詢社會氣氛的轉變對各自工作形成的影響，影響因素之間如何扣連，形成新「常規」，新「日常」。潮流文化與城市精神面貌，本是互為影響，當兩方同時變動，人在其間，記憶、失去與遺忘之間，生活質感在暗湧中如何變化。

註：尊重受訪者意見，文中受訪者皆為化名，其任職媒體也名稱從略。

對外篇：消失的名字

雖無明確「封殺令」

「你以為我不想做黃耀明訪問？不想做何韻詩訪問？」

反問記者的，是影評人及任職雜誌主編的作家紅眼。2019年，紅眼因為新片《幻愛》適逢宣傳檔期，訪問導演周冠威。那時，這位剛屆不惑的導演，僅是電影《十年》中數位導演之一，《幻愛》是他第一部引起廣大反響的劇情長片，後來成為2020年港產片十大票房作品之一，又摘下金馬最佳改編劇本獎。

「但我沒辦法用主編的身份，沒辦法在自己的雜誌裡，做一個我欣賞、或者我很想再做一次的導演訪問⋯⋯老闆會打給我，發行商會打給我。自從國安法後，他們都有些顧忌。」

紅眼就問周冠威，你會不會想拍政治題材？「他說一定想」，紅眼說，其時就像留下一記伏筆，令日後徒然感觸：

「後來我知道有《時代革命》，很想再和他做一次訪問，但我沒辦法用主編的身份，（沒辦法）在自己的雜誌裡，做一個我欣賞、或者我很想再做一次的導演訪問。那時會覺得這件事很遺憾。」

而關於黃耀明與何韻詩的訪問，紅眼說：「但我怎可能做到？老闆會打給我，發行商會打給我。自從國安法後，他們都有些顧忌。始終雜誌的命運跟主編的立場、崗位，有很大程度掛鉤。」

與周冠威、黃耀明、何韻詩列在一起的演藝界名字，大概還有王宗堯、莊正等。約自2020年7月及其後，這些人物的個人專訪便鮮有出現在各大主流媒體，當中黃耀明、何韻詩、王宗堯、莊正四人彼時均有案件在身，而周冠威比起其他人，除了未曾被拘捕候查，也多一個時序上的分野。

2021年7月，周冠威拍攝的紀錄片《時代革命》在第74屆康城影展舉行海外首映，此後，又獲得當年度金馬獎最佳紀錄片，並先後在日本、台灣、歐洲與北美等地放映，並於翌年於台灣正式公映。但在香港這一邊，康城影展首映後，不但周冠威在籌備中的電影遭到投資者撤資，演員辭演，拍攝場地中止合作，亦沒有香港大型主流媒體敢找他做訪問，包括本文受訪者所（曾）任職的幾份傳統報章、文化及潮流雜誌。雖然在香港，表面上也並沒有導演被「明令」封殺的事情發生。

「幾年前是相對自由的空間，我會在意導演明星對你會講多少，說了什麼？現在反而會更在意對方不想說什麼，跳過了什麼？ 所謂勾勒出創傷的形狀。」

這種情況一直延續到2023年1月，周冠威拍畢商業電影《1人婚禮》，開始四出宣傳，他的名字方重新出現在傳統媒體的報導與專訪中，但整體聲勢已大不及2019年的《幻愛》。根據WISENEWS不完全統計，以兩套電影上映期半年內本土報導數字計算，《幻愛》共有339篇報導，而《一人婚禮》只有53篇報導。

註：數據存在影響因素如作品風評、獲獎提名、主演人氣等，及WISENEWS查無蘋果日報及立場新聞等近年相繼關閉港媒、自媒體、新興網媒相關報導存檔。

也因這一波宣傳，紅眼終能在其主編雜誌的電影專輯裡再次訪問周冠威；也有在《1人婚禮》上映後為其他傳媒專訪他。問起紅眼在訪問現場向周冠威提問可有避忌？他說：「雖然並不是完全無顧忌，有些忌諱仍然存在創傷硬核，但也逐漸明白，繼續繞着它走，也可以勾勒出創傷的形狀。」

「因為幾年前是一個相對自由的空間，我會在意導演明星對你會講多少，說了什麼？現在反而會更在意對方不想說什麼，跳過了什麼？ 所謂勾勒出創傷的形狀，大概就是這個意思。」紅眼說最近幾年，自己是抱着這種心態繼續辦文化雜誌。

本文開頭的受訪者K也與紅眼有類似經歷，《時代革命》之後、《1人婚禮》之前，K就未曾進行過周冠威的訪問。他說，周冠威曾於某次訪問講過，希望香港有愛這個地方的人，能拍到香港人認可的電影。「他做到了，我們覺得這種價值很珍貴，然而很遺憾我們不可能再訪問他了。」

後來藉著《1人婚禮》上映，K終於有機會「借題發揮」，再次約訪周冠威，前題是必須把周冠威過去兩個重要的作品《十年》及《時代革命》在文句上刪掉及修改。「香港人及香港傳媒在2019年抗爭後，逐漸進入荒謬世界，立了（國安）法後，我們不會主動刻意挑釁，因為那（國安法作為法例本身）是痴線的。」

包括K一直以來欣賞的黃耀明，也須從受訪者名單刪除。他說：「最荒謬的是自己，因為你要『㩒住』（按捺住）自己。我也解釋不了，就是很直接的恐懼。」

而這種天人交戰，對一眾香港文化編輯而言，在此前的香港幾乎不曾經驗過。

「最荒謬的是自己，因為你要『㩒住』（按捺住）自己。我也解釋不了，就是很直接的恐懼。」

消失的明星面孔

「但因為她在社會運動中走得很前，品牌決定放棄她。我覺得痛心。」

大小時尚品牌的廣告費，是不少時尚媒體及時尚雜誌營銷模式的重要構成。但近年香港社會氣氛轉變，時裝品牌在合作方面早已過濾了具有「潛在危險的」明星面孔。

K告訴記者，以時裝來講，香港沒有什麼人才，包括要「睇得」（樣子能夠看），人氣高，及有個性，讓外國品牌招攬。以某位年輕女演員為例，K說有幾家品牌公司都喜歡她的形象，想投資在她身上。「但因為她在社會運動中走得很前，品牌決定放棄她。我覺得痛心。」

在K看來，對明星的個人背景，客戶（品牌公關）都會過目——即便雜誌可能只是為明星名人拍張照片，並沒有訪問，也不涉及言論表達。「如果那人的形象敢言，其立場或參與的作品敏感，有可能被人上綱上線，被批鬥，那即使我們每一個人都認為那位明星合適，客（戶）都寧願放棄：唉，不如找另一個吧！」

「這是香港的一種畸形，再沒有真正的風花雪月，連所謂風花雪月，我覺得都充滿政治涵意。如歌影視，你一有立場的區分，就已經很政治化。」K說，特別在2019年社運期間，他們編採部的共識是要積極回應當下的社會現況，卻有客戶曾因此向他公司的老闆講：「嘩，你哋本雜誌咁激嘅！（哇，你們的雜誌怎麼這麼進激！）」

被客戶投訴後，K和同事們就把某些稿「做細」一點，版面大小和題目都不顯眼，不讓客戶一下子就瞄到；但這舉措卻也令年輕記者開始擔心，是否編輯部內部要開始審查和噤聲了？「《國安法》立法後壓力更大，我會思考，其實什麼也不做，就臣服在它之下是很容易；但如何在此壓力下，堅持，繼續保有獨立思考，不辜負我們的讀者？那就要討論，要思考，要判斷，現在變成我們就要背負這種壓力。」

紅眼認為，一本明星掛帥的藝文雜誌，封面代表了主編及雜誌品牌認同某種價值取向與生活態度，在後社運時代，或隱或顯地多了一種明星對社會政治的表態與立場。「也不能說是借題發揮，當大家都明白你（主編）有這個意識的時候，就自然多了爭論，也多了考慮，要去到幾盡（要去到什麼程度）？ 」

「她講到去留與政治審查。整個團隊個個都眼淚盈眶，因為太久沒聽過在雜誌訪問的拍攝現場，有人這麼勇敢地說出來。但當然我不可以寫出來。」

紅眼分享這幾年在娛樂圈、明星產業中的見聞。「有段時間，特別是2019年至2020年之間，拍照只要你舉一隻手指，遮一隻眼，別人就覺得很政治，很敏感，很挑釁。可能他開玩笑，也沒有什麼意思，但他們的經理人希望換走這類照片。」他形容，特別和明星歌手做訪問，很感受到一種「像戴著避孕套，來撩鼻屎」的離地感覺。「你覺得，專訪好像訪得深入，近距離，但明明完全不深入。明明知道大家都在避免談敏感的話題，你避免問，他又避免回答。」

過去三年，唯一一次令他感受到真誠交流，是訪問某女歌手。「她講到去留的問題，講到政治審查。我整個團隊的人在旁邊假扮忙碌工作，但個個都眼淚盈眶。我想，不是因為她講得好，講得動聽，大家感動是因為太久沒有聽過在一個雜誌訪問的拍攝現場，有人會這麼勇敢地說出來。大家都明白真心交流，講心底話的機會越來越少。」

「當然我不可以寫出來，經理人也擔心她出事。我可以理解，大家都要謹慎行事，步步為營。」

因為紅眼既要供稿給各大媒體，自己也主理一本藝文雜誌。「這個時代裡，編輯和作者的合作關係很微妙。因為我知道自己的稿，在其它地方會被人拿走敏感字眼；而自己收到記者的稿，無可否認你也會拿走敏感或者主觀的字眼。」他被編輯審稿，自己也審記者的稿。

「當你一隻手指指著別人的時候，其實有幾隻手指會指向自己。」當媒體空間的禁制越多，就紅眼的處境而言，自我分裂與衝突也越強烈。

「如果那人的形象敢言，其立場或參與的作品敏感，有可能被人上綱上線，被批鬥，那即使我們每一個人都認為那位明星合適，客戶都寧願放棄：唉，不如找另一個吧！」

黃定藍？

2019後，香港社會撕裂為「黃」與「藍」，隨社會情勢逐漸「遍地開花」，遍及明星、電影作品、食店、電視台、品牌，媒體取向等眾多領域，無論主動或被動，常常意味著隱晦而鮮明的自我認同與情感動員。但原來這黃藍分野的社會現象，不僅影響家庭關係、消費模式，還影響到傳媒文化生活內容的運作，甚至是飲食、品牌等版面。

K分享，黃藍分野後，他在不時參加的品牌活動、外出公幹或者飯局中，若遇見有黃藍之分的行家（圈內人），自己都會小心說話。特別在2019年社會運動那段日子，公關（PR）還會善意提醒，飯局上切勿談政治。「有次外出公幹，不知好笑還是悲哀，主辦單位分了兩架車來載記者編輯。一上車就有人爆一句：又會這麼巧合，分到一架是藍，一架是黃。」

黃藍分野後，網絡承載了很多「怨氣」或曰能量。L以前任職傳統報刊副刊記者，後來在社交媒體做影片Content Creator。從傳統大型媒體轉入新的小型網媒，對L而言，傳統記者與「Content Creator」的身份當然有距離，後者是連自己也成為了內容的一部分；但也因為沒有了傳統媒體在倫理或作法上的掣肘，反變得更加好玩、入屋（接地氣）。

眼見媒體言論空間被壓縮之時勢，L與一班同事在內容上取得共識：不做時政，不做社會議題；專做文化、人物故事，以及飲食、品牌等「消閒」內容。而同時既然是從傳統大型媒體脫身，轉入更能承載自己想法的「地盤」，他們也有了另一個共識，就是選擇受訪對象時，堅持不做藍店，只做黃店。

所以每做一個故事之前，L與同事們都會仔細研究該家食店及受訪者的背景。「我們會事前先做research，看臉書，問下街坊，或者自己親身到現場感受。如果是藍店，我們絕對不會做。」

日常訪問也多了避忌，因為視頻相較文字會令許多環境細節無所遁形，所以若受訪者家中或店內貼有「光時」或「香港人加油」字句，他都會建議移走。

但他記得有次「中招」，片子刊出後，網民說訪問的是藍店，一時間留言中充滿謾罵。
「明明拍片當日，同事直接問過老闆，喂，你們是不是藍店？對方答不是（笑）。」
L又曾經遇到一些不錯的人物故事，但發現對方是紅底媒體前記者。「上司叫我不要做。」

而即便如此，日常訪問也多了避忌，哪怕是鏡頭佈置的細節上，因為視頻相較文字，會令許多環境細節無所遁形，所以若受訪者家中或店內貼有「光時」或「香港人加油」字句，他都會建議移走。

被網民讀者洗版，不只是L和同事們受到過的「待遇」。記者陳菁也險些遭遇過。除了明星，她在工作中也會訪問藝術家、作家或演員。而雖然這些受訪者的作品未必直接與政治有關，「但你（記者）也會考量他們的立場，例如他會不會選擇大陸市場，會不會離棄或者打算放低（放下）香港市場。」

「之前我曾訪問藝人XXX，他沒有直接表達自己會選擇大陸市場，只是說：『我咁大個人，知道自己做緊咩（我是成年人，知道自己在做什麼）。』訪問出版後，他就接了新的工作，要回中國大陸，你就明白當時他說話的用意了。」

陳菁說，如果當時文章明確寫下這個藝人是選擇大陸市場，則大有機會被網民聲討，那
位藝人一定會引來負面聲音。「雖然聲音不是衝著我們雜誌而來，但你（也）要考慮，受訪者是否那種預備要告別香港（的情況）。」

「但記者也會考量他們的立場，例如他會不會選擇大陸市場，會不會離棄或者打算放下香港市場。」

也是最近數年，香港社交媒體及討論區不時都有網民杯葛被公眾辨識為「藍營」的品牌，如「麥當勞」、「星巴客」、「元氣壽司」、TVB等；而一旦有年輕明星歌手任這些品牌的廣告代言人，其個人網頁等地也會被「洗版」與「網絡聲討」。因此社會情勢，陳菁所在的媒體裡，編輯部也曾向公司銷售部建議，不要接某些被公眾聲討為「藍營」品牌的客戶稿，以免在網上被激烈「洗版」。

訪何桂藍談追星？人都抓起來了

「但是去到後來，你開始擔心，他會不會出事？」

陳菁入行當文化記者五年，現為自由撰稿人，上一份全職工作是在流行文化雜誌任專題記者。彼時國安法尚未立法，她除了做明星訪問外，也找來一班新晉區議員在雜誌裡講社區營造。「我進入那間雜誌社工作時，正是很多人開始被捕的時間點。」

當時製作的社區營造專訪裡，陳菁最喜歡的一篇是訪問前泛民主派區議員連桷璋。她回憶訪問情景說：「很開心，我們兩人輕鬆地在大埔的茶餐廳聊天。」當時，原是廣告人的連桷璋受社會氣氛影響而決定投入社區工作，以素人身份參與區議會選舉。一眾候選人中，他為街坊所記認，是因其帶來令人耳目一新的文宣美學，以文青系「藍綠」加上黃、紅、黑三色字，作為代表自己的色系；甚至以自己的面孔作為「嘜頭」（商標）惡搞，詼諧幽默。這些形象與美學令他在一眾候選人中最早跑出，於2019年11月當選為大埔廣福及寶湖區議員。

「他本來是個廣告人，以美學影響社區。你會看到（當選後）他連辦聖誕節活動，都努力地把過往廣告行業的經驗放進去（在區內荒廢木球場舉辦木球森林聖誕夜）。令大家覺得，嘩，原來（社區工作）可以這樣？他那種影響力不是口號性，或者過去民主派或傳統區議員的手法，而是很新鮮的，以生活來影響生活的方式。」

社區營造專題在主題上其實並不政治化，陳菁說，「你想知道他對社區的想法，跟社區的聯繫，很日常，沒有寫得很政治性。但是去到後來，你開始擔心，他會不會出事？」

隨著社會情勢的變化，陳菁在後來的一段日子要約人做訪問，開始有了更多考量，因為不知道受訪者會不會被拘捕，有沒有參與某場運動，或講過些什麼言論之類。

隨著社會情勢的變化，陳菁在後來的一段日子要約人做訪問，開始有了更多考量，因為不知道受訪者會不會被拘捕，有沒有參與某場運動，或講過些什麼言論之類。「如果真的有一班人被捕，你也會想，那專題怎麼調整？預備的內容『見財化水』（付諸東流）了。始終不能只訪問明星，但你開始沒有選擇了，要找其他類似的人。

陳菁表達的困境，在之後的日子裡進一步加深。數年來，文化記者與社會版面記者常要接觸的學者、議員、公民團體領袖、或時政評論人，許多人不是被拘捕侯查，就是已移民他方。前文受訪者Y說，如今，「叫你例舉十個可以深入探討不同議題的立法會議員，你都未必講到吧。」這種找不到適合受訪者的狀況，最令Y困擾，他說：

「你發現，一向與你合作的學者，大部分都離開了，特別是政治學或公民社會方面的學者。如果他們有案在身，就多了很多顧慮。整個公民社會的landscape 完全改變，如果你一向做社會議題的探索，（如今）怎麼找人訪問？ 我都不懂得怎樣去處理了。如果你嘗試訪問前立法會議員，或者前學者，他最多只可以分享走之前對香港狀況的分析，你很無奈，那現在的情況呢？這在整個知識的生產和傳遞、傳播方面，都出現一種斷裂狀態。」

「一向與你合作的學者大部分都離開了，特別是政治學或公民社會方面。公民社會的landscape 完全改變，做社會議題的，如今怎麼找人訪問？ 這在整個知識的生產、傳遞和傳播，都出現一種斷裂狀態。」

而陳菁曾經想像過，假如能訪問何桂藍，談談她對追星的想法，該是一篇角度與選擇受訪者都很好看、吸引的報導。原來作為一個很有力量、新的政治人物，她也是一個追星的粉絲。只是這種想像如今已沒有可能，這是一篇在這個時代「被消失」的訪問。

「有些人，無端端成為了禁忌。」她說。

內部篇：擦邊球能有多擦邊？

「終歸是會抑鬱的。」K覺得，連副刊的內容也不能寫，我們會失去一個時空。

題材轉換：軟性的，更軟性的

審題與字句的博奕時刻上映，六四、七一稿題要字字斟酌，不可提及有關公義、公民權力等強烈意識；文中若有「中國警察」及「武漢肺炎」等字眼也必須刪除。

經受外部社會解析與撕裂壓力的同時，編輯部內部也經歷連串變化。

例如辦公室內，審題與字句的博奕可能時刻上映，其中受訪者提及，關於六四、七一稿題字字斟酌，不可提及有關公義、公民權力等強烈意識；另外文中若有提及「中國警察」及「武漢肺炎」等字眼，也必須刪除。又例如自我審查引起的日常操作變化。

已離開傳媒行業的資深文化雜誌編輯S認為，香港新聞自由指數跌至新低，對記者最大的影響，是不能自主守著原則去作報道。而當記者再不能講真話，如何表達重要的價值取向如公平、公義、自由、民主等原則？

S說道，「公司內部自我審查，記者也會自我審查。有人提醒你，要平衡聲音，必須訪問建制派，而且不可以鬧上面（批評政府）。（編輯部）不再是以前做專題的方法，（以前是）由記者決定選材及選擇受訪對象。」

「你需要避過採訪某些重要題材，行文要隱去或含糊略過某些事實真相，也許那就是行內常見的擦邊球做法，但久而久之，可能不自覺地放下原則。」

即使在文化議題版面，S也說「無可避免地，你需要避過採訪某些重要題材，或行文要隱去或含糊略過某些事實真相，也許那就是行內常見的擦邊球做法，可是，久而久之，可能會不自覺地放下原則，或許內心掙扎，覺得自己沒有老實說出真相、埋沒良心；且避重就輕下，也難以做到最好的專題。」

也有題材的轉換。從社會文化議題轉入較為軟性的生活類內容。資深文化雜誌編輯Y說，他主理的雜誌有部份內容屬於社會議題，國安法立法後，編輯團隊重新思考如何走下去，因公司不只有雜誌出版業務，其他部門同事都希望能「安全一點」。「我們尋索轉型的方式，或者探討不同題材的方法。但我們不能即刻轉身，需要摸索，如果突然叫你做無關痛癢的題目，貓貓狗狗，行山什麼的，你作為編輯或者其他編採部的同事，一定覺得不舒服，也不知道怎樣轉換。」

「紅區存在，你一旦僭越某個位置就要擔心很多其他事。選題上我們依然是關於社會議題，但轉以邊緣手法講些side story。」即從社運變成講自我照顧、自煮、生涯規劃，尋找民間尚存的「言說」空間。

其結果是，Y的雜誌經過這兩、三年來一路調校，題材慢慢移離社會運動之外。「其實我們已經過了這個階段，一個只是看著紅線做人的階段。」Y說，大家的共識是尋找民間尚存的「言說」的空間，那不是政府給予，要靠自己摸索。

「因為紅區存在，你一旦僭越某個位置，就需要擔心很多其他事情。選題上，（我們）希望讀者有共鳴，但另一方面你不會直接引入直白的討論。你看我們的題目，依然是有關社會議題，但轉為以邊緣手法，講一些side story。」而Y所說的side story，即從社會運動，重新進入個人生活與精神健康層面，變成講自我照顧、自煮、生涯規劃等主題。

「香港人有各式各樣的想法，其實都沒辦法脫離後運動和國安法時代的包袱。」

無臉，化名

那時開始，文化版面開始出現越來越多的化名，而「這兩年無論題目是否與時政有關，受訪者都不想露臉拍照。」

突破機構出版的《Breakazine》本是以深度專題探討社會議題及文化現象的雜誌，2020年7月1日國安法頒布後，《Breakazine》將已付印的7月號《危險閱讀》一期剎停出版，聲明指原因是「基於對新法例實施的理解仍有不確定性，並希望保障一眾共同參與者」，同時決定暫停同年10月的一期。

六個月後，2021年1月1日《Breakazine》重新發刊，主題為《沉默》，訪問抗爭者、藍絲、警察、移民港人等描述其時社會集體狀態。只是為保護受訪者的身份，刊中開始採用「無臉」與「化名」的方式，進行報導。

而也差不多在那時及其後，文化議題版面開始出現越來越多的文字中的「化名」，及影像上的「無臉」處理。受訪者Y說：「（這兩年）無論題目是否與時政有關，受訪者都不想露臉拍照。後來設計師就想到各式的影像手法，如把訪問照片變成原住民（戴面具與頭套）的形象。以前就只是直接拍受訪者，在限制下，反而想到更有趣的畫面。」

恐懼與擔憂不僅來自受訪者、記者，也可能包括編者。即使不涉及明確視為「港獨」立場（如八字抗爭口號）或具「煽動、顛覆國家政權」意味的內容或字句，文化版面在處理書、紀錄片、電影、明星、歌手、出版社、繪本或漫畫等內容上，也越來越謹慎。受訪內容也從原來採編自主立場下，文章刊出前一般而言不會給受訪者過目，而變成需要更多與受訪者協商刊出。

Y笑說：「即使如我，現在和你談媒體生態，基本上沒有什麼隱瞞；但報導出版之前，我必須再確認內容。這經常發生在我們的內容製作中，特別這兩年。」

即使不涉及被明確視為港獨立場、或具「煽動、顛覆國家政權」意味的內容或字句，文化版面在處理書、紀錄片、電影、明星、歌手、出版社、繪本或漫畫等內容上，也越來越謹慎。

記者個人：靠膽識

這種情況下，記者與編者面對來自受訪者的壓力，以及自我審查、內部不同層級審查，陳菁說，最後看的是「膽識」。

她過去工作的雜誌社其實並無明顯內部審查，所以她特別珍惜那個空間，訪問方面盡量忠於自己想法，但她也說：「比較senior的同事會小心一點，當然他們背負著很多東西，真的怕說錯一句話，或者問錯問題。某程度上你出一篇文，你就是負責人。對senior的同事來說，沒有我們這班年輕人那麼衝動。當然有些年輕一輩也很膽小，覺得政治最好就不要問。就看你的膽識吧，若受訪者真的想回答，自然會回答；他不想回答的話，自然會拒絕你，但是你先不要自己縮了。」

「大膽的文字背後，你需要一個大膽的訪問者，和一個大膽的被訪者。如果你沒有了任何一方，這件事就不能成立。」

工作靠膽識，那是一種怎樣的狀態？她說：「假設受訪者包裝出來的內容是70%（30%是受訪者為了保護自己，而選擇不提及或者隱喻。她強調，有時候不一定關乎政治，可能跟他本身個人形象有關） ，我們就應該去寫那70%。既然他都信任你了，都不怕講到70%，你就照寫。很多時候。你聽到的都是隱喻，但你會明白。」

陳菁對文化記者這份工作，仍保有想像，那僅存的空間，正是她能運用自己的意志，去自主的空間。這三四年，她覺得自己變聰明了，究竟如何聰明地發問，找到隙縫來鑽，問到你想要的內容。

「當然我不會問，你覺得現在的政治情況如何？我會問關於價值觀的問題，例如有沒有你很珍視的事物，人，甚至價值觀，已經消失了？我仍然覺得，每一篇訪問如果有一些社會觀察，就會有深度、有意思一點。」

「很多時候。你聽到的都是隱喻，但你會明白。」

問她覺得現在的讀者想在文化刊物裡讀怎樣的訪問？她說「大膽的人吧！」

「在行業或社會霸權中，一些根深蒂固的文化，他敢指出，大家就已經很喜歡了。當然，大膽的文字背後，你需要一個大膽的訪問者，和一個大膽的被訪者。如果你沒有了任何一方，這件事就不能成立。」

S也佩服仍然留在傳媒行業前線的記者們，努力尋找空間，甚至會多做幾篇「豬頭骨」（沒人願意做也很難完成的事），換來機會做真正想做的題目。她勉勵道：「但同業必需要經常自省，清晰地守著原則，不要委曲求存，失去自我，一個記者的尊嚴和價值，最後也會反映在文章當中的。」

世代之隔

傳媒知識與經驗，世代間的傳遞，似乎斷層，隨著不少資深記者、編輯離開，越來越少資深同行可帶著這班年輕記者，一路學習與成長。

在行業內部，雖然仍有陳菁這樣堅持的年紀記者，但同時行業整體依然面臨宏觀變化。大環境下，「有志在記者行業發展的人愈來愈少」，記者協會主席陳朗昇曾接受傳媒訪問表示。「例如大專院校新聞系收生減少、畢業生投身新聞界的興趣成疑。」香港記協會員人數在2019年最高峰時期，有接近900名會員，但到2023年初，會員總數減至一半約400人左右，而正式會員只有約200人。

如此情形，包括文化版面在內的整個傳媒行業，這兩年面臨世代斷層。受訪者S感慨，傳媒知識與經驗，世代間的傳遞，似乎斷層，隨著不少資深記者、編輯離開，越來越少資深同行可帶著這班年輕記者，一路學習與成長。

雖然情勢如此，Y所在的媒體依然積極協助年輕人入行。他觀察到，在公民權利逐一被剝奪，無可發聲的社會氣氣下，最大問題是年輕一代變成了沒有「stake」，不再是持份者。「例如你可以入大學，但不可以有學生會；你可以繼續生活，但選舉和遊行都有了很多限制。在參與社會事務上，有相當的部分被取消了。所謂no stake，其實全香港也是如此，大家無力感很大。年輕人處於更多的限制中，stake就更少了。在這個環境當中，年輕人處身在最鬱悶的位置。」

而Y認為，stake不一定只限在政治層面，也是一個生命、個人發展的事情，所以在傳媒的實習，「是希望給他們一個『stake』」。「例如他們提出很多建議或意見，他們會寫訪問，一起思考整個storyboard是怎樣定，例如原來他們特別關心精神需要，如孤獨感，內疚感，也關心弱勢社群的議題。我們特別留心怎樣跟他們相處，希望告訴他們，你們在這個製作裏面是有stake。」

「你可以入大學，但不可以有學生會；你可以繼續生活，但選舉和遊行都有了很多限制。在參與社會事務上，有相當的部分被取消了。」

詰問：香港行進的現實：去政治化如大陸？

紅眼曾在一篇媒體人自白中這樣寫過：「『盡量不要寫』已經是一些基本遊戲規則，不要寫之餘，更變成盡量挑出敏感句子刪一刪，遇到太敏感的文章，要找個辦法與作者說，不如不要寫。太敏感的題目就和受訪者說，乾脆不要做。當有第一次，就有第二次、第二百次，『危機意識』特別高的編輯逐漸擺出政府高官的嘴臉（其實每個人都可以有那張嘴臉）——他們認為今時今日仍然企硬（不肯讓步），就是不懂世情，不識時務會連累了大局。」

他說：「現在很荒謬的，並不是什麼都不可以報導，而是什麼都可以變成不可以報導。總是有很奇怪和荒謬的原因，令某件事情成為禁忌，然後你就不可以寫，不可以報導，可能就是這樣。」

近幾年他因為工作關係，接觸到一班大灣區藝術家。「他們有很多想法，很有見地，藝術觀比香港還厲害、前衛，但一談政治，他們就會失聲、退讓。」

就像紅眼在十年前到中國大陸旅行所認識的創作者。「政治以外他們充滿自由，政治以外他們很有熱情，政治以外他們很多態度，很多想法——但他們唯獨不會碰政治，中國的所有藝文雜誌，全部都是離地，而不談政治。」

這也是紅脈眼最感悲觀之處：「這不是香港的未來，而是今天已經是這樣子了。主流（社會主流文化）變成我們繼續追求藝術成就，一些文創新思維；但與此同時我們完全拿走政治理論，可能在現在的一些文藝雜誌，或者現在的報紙，已經是這樣了。」

「這不是香港的未來，而是今天已經是這樣子了。主流領域中我們繼續追求藝術成就，追求一些文創新思維；但同時我們完全拿走政治理論。」

例如香港在最近兩三年興起的追星現象，被一些觀點解讀為社會運動遭禁制後的能量轉向，但紅眼卻認為是去政治化的文化現象代表：「我心目中的真正偶像是會帶動他的追隨者，去推動某些有意義的事情，例如以前是推動反戰，推動反核，但為什麼現在我們這麼空洞？XXXXXX代表或者推動了什麼？其實沒有，帶你去買燈牌？買保險？他們沒辦法在自己的名氣、現象同時，推動你做一些產生價值、產生意義的東西。所以黃耀明才是黃耀明，XXX才是XXX。」

「終歸是會抑鬱的。」K覺得，連副刊的內容也不能寫，我們會失去一個時空，在傳媒角度，當文化媒體沒有了態度，傾向講軟綿綿，最mild的東西，不再有尖銳的見解、倡議，或者訊息。大眾只會順其自然地失去知覺、知識。「即使大眾追著某些偶像，也必然是失望。因這是假的，是身影，用來分散注意力而已。」

Y曾在社交媒體上寫過一句：「在離留之間，我們選擇創作。」

「人經常處於一個懸置的狀態，半天吊，我經常跟別人說，其實我也不知道半年之後是什麼狀態，一個月之後，我身在何地，香港現在的情況，就是如此瘋狂。」而他們繼續選擇立於媒體的位置，紀錄香港。「有些朋友對我說，只要你們存在就可以了。存在，不是指你的名字存在，而是你這種做雜誌、做媒體的方式，或者追求一個問題的精神，繼續存在。」

他說：「可以存在的時候，就盡量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