廣島核爆「在外被爆者」： 被遺忘的殖民地出身者，權利救濟的漫漫長路

【專題引言】1945年8月6日與8月9日，美軍分別在廣島與長崎投下原子彈，造成當地傷亡慘重。當時人口約35萬人的廣島市據信有14萬人死亡、7萬9,130人負傷，人口約24萬人的長崎則有7萬3,884人死亡、7萬4,909千人成受災戶。

不到10年的時間，美國在比基尼環礁進行代號「Bravo」氫彈試爆，當時在馬紹爾群島群島附近捕鮪魚的日本漁船「第五福龍丸」，23名船員皆因氫彈試爆的放射性落塵出現高劑量輻射導致的急性症狀，激發日本境內的反核武運動。日本的反核武運動有三大訴求：追究美軍與日本政府的戰爭責任，國家必須提供核武受害者「過去的補償」與「現在的保障」，以及承諾廢除核武，讓下一個世代可以安心生活的「未來的保證」。這些訴求促使日本政府在1957年制定《原爆醫療法》（俗稱「原爆二法」的《原爆醫療法》與1968年制定的《原爆特別措置法》，已於1995年整合成《被爆者援護法》），開啟日本政府照顧核武受害者的先河。

時至今日，日本政府提供核武受害者的權益救濟制度日趨完備，卻因為制度設計的問題，仍有核武受害者被排除在外。反核武運動期待的無核武願景，也還有一段路要走。雖然聯合國《禁止核武條約》（TPNW）已於2021年生效，但擁核大國並未簽署條約，《禁止核武條約》的實際成效仍有待觀察同時，去年自俄羅斯侵略烏克蘭以來，全球面臨核武的威脅迎來後冷戰時期的高點。

今年主辦G7峰會的日本，選在全球第一個遭到核武攻擊的廣島舉行，讓核武議題與核武倖存者「被爆者」（Hibakusha）再度受到國際社會的關注。雖然擁有核武或受到核武保護的G7工業國，在本屆G7公報仍以《核不擴散條約》（NPT）為基礎，承認五個擁核國擁有核武的事實，並譴責俄羅斯使用核武威脅，但距離美國前總統歐巴馬或是日本首相岸田文雄談到的「無核武世界」理想，仍有很大的差距。

端傳媒特約撰稿人在今年G7峰會期間走訪廣島，拜會多組非典型的核武受害者當事人或相關團體，希望在美軍在日本投下原子彈的78週年，讓更多華文世界的讀者看到核武受害者們，這78年來一直在社會上對抗歧視、追求權利救濟與公平正義的生命故事。本系列分為三篇發出，此為第三篇，點擊可閱讀第一篇與第二篇。

美軍在廣島、長崎投下原子彈的那兩天，也有為數眾多的殖民地出身者在此生活，後來成為殖民地出身的「被爆者」。在日本殖民統治台灣（1895-1945）與朝鮮半島（1910-1945）期間，除了殖民政府軍隊與民眾來台、來朝之外，也有台灣或朝鮮半島的人民因為各種因素，前往日本本土生活。

廣島在1894年中日甲午戰爭期間成為日軍出兵基地，明治天皇還為此前往廣島。廣島在甲午戰爭後持續發展軍需產業，軍事用地也持續擴張，而有了「軍都」的稱號。另外，日本在2015年登錄成世界遺產，「日本明治工業革命遺產」的構成資產當中，長崎就佔了八處，而二戰期間來自朝鮮半島等地的勞動力正是在背後撐起這些產業發展的一大功臣。同時，長崎作為西洋醫學首次傳入日本的根據地，可以追溯到當年荷蘭軍醫龐貝（Johannes Lijdius Catharinus Pompe van Meerdervoort）傳授西醫的長崎醫科大學（現・長崎大學醫學部），更是不少台灣學子赴日習醫的首選。

研究「在韓被爆者」（戰後回到南韓的「被爆者」）的鄭美香指出，以家庭為單位從朝鮮半島移居日本本土，是朝鮮半島出身「被爆者」的特徵。根據韓國教會聯合會1979年針對戰後回到南韓生活的被爆者進行的調查顯示，只有兩成是因為工作因素前往日本內地工作而受害，另外八成都是隨著家人（丈夫或父母）工作因素移居日本，或是在家族移居日本後在日本本土出生。

另根據韓國政府2010年出版的「廣島與長崎的朝鮮人核武受害調查」報告書，1930年在廣島的朝鮮半島出身者只有7,189人，但到了1945年就成長到8萬4,886人。在長崎的朝鮮半島出身者也從1930年的4,944人，到1945年成長到6萬1,773人。廣島和長崎在日本殖民統治後期會有這麼多朝鮮半島出身者，主要與當時兩座城市都是軍需工業重鎮，需要大量勞動力支撐產業發展有關。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台灣與朝鮮半島不再是日本的殖民地。這些在戰前抵達日本內地的前殖民地出身者，有的選擇回到母國，有的選擇繼續留在日本生活，而這個決定，將深深影響這些殖民地出身的「被爆者」們日後權益救濟的發展。

前殖民地出身的「被爆者」申請手帳遭刁難

在戰後選擇留在日本的前殖民地出身者，由於日本日後推出的相關法律都沒有國籍要件，照理，前殖民地出身者的權益救濟不該和日本人有所異同。

然而，本身也是「被爆者」，長期協助在日朝鮮人「被爆者」的廣島縣朝鮮人被爆者協議會會長金鎮湖告訴端傳媒，朝鮮半島出身的「被爆者」們如果想要申請相當於「被爆者」身份證明文件的被爆者健康手冊（下稱「手帳」），很容易被行政窗口刁難。他舉例道，行政窗口過去常以「朝鮮人不能領手帳」、「這是針對日本人的制度」、「如果要申請手帳就一定要先歸化成日本國籍」等理由拒絕。此外，早年申請手帳需要兩名證人證明當事人真的是「被爆者」才能申請到手帳，日本政府就曾以朝鮮半島出身者很多人沒有接受過日文教育、不識字也不會寫字為由，要求兩名證人當中至少要有一名日本人才行，不能兩人都是朝鮮半島出身者等。總之，在日朝鮮・韓國人如果想在日本申請手帳，就可能遇到行政窗口的各種刁難，但只要能順利領到手帳，後續的醫療補助或各式津貼，並不會因為國籍而有區別。

但這還只是戰後繼續留在日本生活的朝鮮半島出身的「被爆者」狀況，實際上有更多前殖民地出身的「被爆者」們，在戰後不久便離開日本內地、回到故鄉生活。這些在廣島或長崎受到核武波及後，離開日本、移居海外的核武受害者稱為「在外被爆者」。「在外被爆者」不只包括回到母國的前殖民地出身者，戰後移居海外的日本人或其他外籍人士也囊括在內。

這些「在外被爆者」們因為人不在日本境內，所以長期遭到日本政府忽略。但就如前述，日本所有關於「被爆者」權益救濟的法律都沒有規定非日本籍就不能獲得法律救助。在1963年第一位以外國籍身份從廣島市手中取得手帳的莊司富子（漢名：莊來富）就是最好的例子。

第一位拿到手帳的「外國人」來自台灣

1926年出生於台灣嘉義朴子的莊司富子，16歲時前往四姊莊司雅子（漢名：莊無嫌）居住的廣島就讀女校。在戰爭進入尾聲時，莊司富子被徵召到距離核爆地點兩公里遠的廣島地方專賣局秘書課工作。1945年8月6日那一天，她才剛踏進秘書課，就從窗戶見到如同煙火般的亮光與爆炸聲響，隨後被門壓倒在地。莊司富子雖然右手被玻璃刺傷，但仍順利保住一命，三天後終於和姊姊相聚。

終戰後，四姐莊司雅子選擇留在日本生活，並在日後成為第一位在日本拿到文學博士的女性，是日本知名教育學家。莊司富子則在1947年回到台灣結婚、生子，姓名也改回漢名「莊來富」。然而，莊司富子回台後卻發現身體狀況越來越糟，出現左耳聽不見、牙齦出血、腹瀉等輻射受害者常見症狀。她雖然曾在台灣就醫，但沒有醫生知道該如何醫治，這時她想起留在日本生活的四姐，心想若能回到廣島也許就能獲得治療了。

不過當年想從台灣去到日本並不是件容易的事情，莊司富子一直到1963年才拿到日本入境許可。她先搭船到神戶港再輾轉抵達廣島，回到廣島後有了四姐的幫忙，她在入境日本的兩週內，便順利領到手帳。當時廣島市援護課的職員還告訴莊司富子，這是廣島市第一次頒發手帳給外國人。

莊司富子取得手帳之後，廣島市也陸續頒發了幾本手帳給從韓國來到日本和親人見面的外籍人士，但日本政府在1965年後便不太願意頒發手帳給韓籍受害者。關鍵在於日本和韓國在1965年簽訂《日韓基本條約》，日本方面認為連同核武受害者的權利救濟問題已在條約中一併獲得解決，所以不希望戰後回到韓國生活的受害者們還能跑到日本求償。

不過，戰前在日本境內的朝鮮半島出身者為數眾多，這群在日本殖民統治期間舉家前往日本內地、戰後回到朝鮮半島生活的韓裔「被爆者」們，正是「在外被爆者」人數上最具代表性的群體。朝鮮半島出身的核武受害者孫振斗（손진두）與郭貴勲（​곽귀훈）這兩人，更深深影響著後續「在外被爆者」權益救濟運動近30年的發展。

成立與廢止都和韓裔受害者有關的《402號通達》

戰後回到韓國生活的孫振斗，他和莊司富子一樣，回到家鄉卻發現核爆後遺症越來越嚴重，而決定在1972年偷渡前往日本。但就如前面所說，日本政府在1965年後便不願​​頒發手帳給前殖民地出身的受害者，孫振斗向福岡縣提出手帳申請遭拒。孫振斗因而向日本政府提訴，並在1978年勝訴，成功取得了手帳。

孫振斗的訴訟案確立了「在外被爆者只要到日本就能申請到手帳」的可能性，但這起訴訟也促使日本政府限縮了更多核武受害者權益。現已改為厚生勞動省的厚生省，在孫振斗一案訴訟期間的1974年頒布了《402號通達》，做出了「被爆者」們就算在日本境內取得了手帳，但只要當事人離開日本國境、前往海外生活，手帳就會失效的解釋。

《402號通達》並沒有特別針對朝鮮半島出身者，就算是日本籍的「被爆者」，只要在取得手帳後移居海外生活，手帳都會失效。但就實務上來說，最容易受到《402號通達》影響的群體，正是時常往返於日韓雙邊的朝鮮半島出身的「被爆者」們。

為此，韓國原爆被害者協會名譽會長郭貴勲在1998年向大阪地方法院提訴，他認為手帳不應該因為當事人出國就失去效力。最終，法院一審（2001）和二審（2002）判決都判郭貴勲勝訴，「被爆者」當事人就算出國，也不會因此失去「被爆者」的法律地位。日本厚生勞動省才終於在2003年廢除了自1974年以來的《402號通達》，讓「被爆者」們就算日後移居海外，權益也不會受到影響。

然而，日本政府在2003年廢除《402號通達》後，「在外被爆者」若想申請手帳還有一個前提：當事人必須要親自前往日本境內申請才行。這要一直等到2008年日本政府修改了《被爆者援護法》，才終於讓「在外被爆者」們不用特別飛到日本申請手帳，在境外就可以申請。

在2003年到2008年這段期間，「在外被爆者」如果在日本境外提出申請，會先收到「被爆確認證」作為證明，當事人日後入境日本只要拿著這張「被爆確認證」，就可以直接換發手帳。「被爆確認證」的效力與正式的手帳不同，不能獲得「被爆者」完整的權益救濟，也無法領取針對「被爆者」的各式津貼。因此，這段期間接連有「在外被爆者」因為無法親自前往日本申辦手帳而提起訴訟，終於在2008年推動日本政府修法。

日本廢除《402號通達》以及後續修法的消息，促成「在外被爆者」團體的海外尋人之旅，也為戰後定居台灣的核武受害者權益救濟開了一條路。

《402號通達》廢除後才現身的台籍「被爆者」

2008年《被爆者援護法》修法後，日本自2003年發給「在外被爆者」的「被爆確認證」就沒有太大的用處，「被爆確認證」持有者不再需要親自跑一趟日本，就能直接換成手帳。當時，以長崎為據點、積極為「在外被爆者」奔走的平野伸人詢問長崎縣政府還有哪些人持有「被爆確認證」時，他才「意外發現」原來在台灣也有「在外被爆者」，進而展開尋人之旅。

長崎縣政府提到的台籍「被爆確認證」持有者，是1945年在長崎醫大擔任婦產科醫師的王文其。王文其能在當時取得「被爆確認證」，也反映出日本政府在2003年廢除《402號通達》時，就有數名在戰後回到台灣定居的「被爆者」們，透過新聞或收到親友聯繫，得知「手帳一出國就會失效」的門檻沒了而前往日本申辦手帳，或是透過郵遞申請取得「被爆確認證」。

根據平野伸人等人編撰《台灣被爆者們》一書蒐集到的口述歷史顯示，這些能在第一時間接獲友人來信鼓勵申請手帳的台籍「被爆者」們，多年來沒有申請手帳的原因，並不是因為不知道「被爆者」的權益救濟制度，而是因為知道《402號通達》的存在：假若他們沒打算留在日本長期生活，特地飛一趟日本申請到手帳之後，手帳一回台就會失效，那又何必申請？

雖然平野伸人一直要到2008年才意識到台籍「被爆者」們的存在，倖存的台籍「被爆者」及其家屬們在平野伸人一行人來台尋人、籌組「台灣被爆者之會」之前也多半互不相識；但在平野伸人一行人出現前，已有類似校友會的組織，牽起當年同在廣島或長崎的台籍「被爆者」們的聯繫，甚至追思在當年因為核爆逝去的同鄉。這些組織當中，最具規模、並在尋找台籍「被爆者」中扮演重要角色的，就是當年曾在長崎醫大留學的台籍「被爆者」及其家屬們。

長崎醫大的台籍「被爆者」們

在當時，習醫也成為不少會唸書的台灣學子求學的優先選擇，日本最具歷史的西醫學校長崎醫大（現已改為長崎大學醫學部）便是不少台灣學子赴日習醫的地點。

台籍醫學系畢業生從長崎醫大畢業後，有些留在長崎醫大任職，有些則被調往醫療資源不足的偏鄉執業。長崎醫大除了台籍學生之外，也有台籍技職人員，當時也有不少台灣人是攜家帶眷前往日本展開新生活。此外，戰爭末期因為人手短缺，醫學生可以縮短唸書年限提前上陣，成為戰爭末期救治傷患主力。

然而，長崎醫大這個培育醫療人才、在戰時作為救治大量傷患的重要據點，距離核爆地點只有500-700公尺遠，原本應該要搶救傷患的醫院也損失慘重。根據長崎大學留存的資料，當時長崎醫大校本部及附屬醫院總計848名醫事人員及學生在核爆後死亡，而根據長崎醫藥台灣同學會在1972年的調查，這當中便包括了18名台灣人。當年在長崎醫大遇害後倖存下來的台灣人們，回台前曾祭祀過不幸罹難的台灣同鄉，回台後籌組校友會，也不忘祭祀當年客死異鄉的同鄉們。

這些倖存下來的台籍「被爆者」們回到台灣後，成了「在外被爆者」，想要享有「被爆者」權益救濟保障，還得活得夠長壽才行。

出生於1914年的康嘉音自長崎醫大畢業後，先留在長崎醫大的內科工作，1944年被派遣到長崎縣諫早市長田地區工作。諫早市雖然距離核爆地點的長崎市有一段距離，但當時長崎市的醫療資源沒有辦法照顧所有傷患，所以使用鐵路載了200-300名傷患到康嘉音所在的小鎮，這些患者都是由康嘉音及其姪女陳郭明華照顧的。康嘉音在1974年逝世，享年59歲，陳郭明華則在日後以協助救治傷患的「救護被爆」身份取得了手帳。現在在諫早市長田町的公民館，還可以看到康嘉音後代寄贈的紀念碑，記憶這段歷史。

和康嘉音一樣等不及《402號通達》廢除，便早一步離開人世的還有施焜山。

表兄弟檔施焜山與施景星，核爆時都在長崎醫大的教室裡。兩人傷勢相對還好，不久後便協助救治傷患，如果可以申辦手帳的話，兩人同時屬於「直接被爆」與「救護被爆」。表弟施景星比較長壽，戰後回台撐到2001年取得手帳，直到2007年逝世，享壽83歲。表哥施焜山回台後在1974年便早一步離世，沒有等到可以領手帳的那一天。施焜山的妻子田川千鶴子也是「被爆者」，但她在婚後跟著先生來台定居，就算申請了手帳，手帳「回到台灣就不能用了」，所以也沒有申請。

施焜山與田川千鶴子的女兒田川萬里，看著父親生前因為核爆，健康出了問題英年早逝，卻因為制度問題沒能在生前被認定為「被爆者」而感到遺憾。她希望幫助到更多台籍「被爆者」，不要讓更多台籍「被爆者」和父親一樣，來不及對外訴說自己的故事便早一步離開人世。田川萬里於是成為平野伸人一行人來台尋找台籍「被爆者」的口譯兼聯絡人，也是這趟尋人之旅以及日後協助在台「被爆者」們的幕後功臣。

根據端傳媒調查所及範圍，2015年定居台灣且領有手帳的「被爆者」人數為22人，到了去年3月厚生勞動省掌握的資料則只剩11人。

在韓「被爆者」與「韓國的廣島」

時至今日，「在外被爆者」們經過多年來的努力，現在不論是在世界上哪一個角落，幾乎都能獲得同等的保障。能有今天的成果，有很大一部分因素要感謝戰後回到韓國（大韓民國）的「在韓被爆者」們。不過，這群「在韓被爆者」早年和台籍「被爆者」們一樣，回到朝鮮半島後有很長一段時間過著相對低調的生活，直到日韓建交的1965年才逐漸打破沉默。

戰後20週年、同時也是日韓建交的1965年，日本境內開始出現關於「在韓被爆者」的報導，與此同時，在韓國的「在韓被爆者」們接著在1967年成立韓國原爆被害者協會，逐漸提升議題曝光度。前面提到的郭貴勲，正是韓國原爆被害者協會創始成員之一，也是最早在韓國媒體上投稿受害經歷而廣為人知的「在韓被爆者」代表性人物。

「在韓被爆者」們接連在日、韓社會現身之後，1972-1978年蔚為話題的孫振斗訴訟案則迫使日韓雙邊政府做出改變。在這之前，韓國政府面對「在韓被爆者」的態度同日本政府的說法，認為韓籍「被爆者」的損害賠償問題已在《日韓基本條約》獲得解決，所以韓國政府的態度相對消極，並不打算透過外交手段和日方聯繫，而是鼓勵民間自發性展開醫療救援活動。然而，孫振斗一案的判決結果，等同認定日本政府必須照顧「在韓被爆者」，加速日韓雙邊政府合作，最終決定從人道角度出發，由日本派遣專治核爆後遺症的醫師到韓國診療、協助「在韓被爆者」赴日就醫，同時也提供韓國醫師赴日進修核爆後遺症醫療。

孫振斗一案雖然促使日本政府頒布《402號通達》，導致「被爆者」們多年來手帳一出境就會失效，但日韓雙邊政府並沒有完全遺棄「在韓被爆者」們，而是改成日韓合作的方式提供協助。

分析「在韓被爆者」與在日本「被爆者」敘事差異的橋場紀子指出，1950-1960年代​韓國社會​對於「被爆者」的漠不關心與無知，讓「在韓被爆者」們面臨的偏見或歧視問題只停留在小型地方社會或家庭內部；但到了1970-1990年代，大眾對於「在韓被爆者」議題認識的提升，再加上這群「在韓被爆者」的子女正值適婚年齡，韓國社會對於「被爆者」們的婚姻歧視，反而在意起婚約對象的父母是否為「被爆者」。她認為，韓國社會要等到大眾開始對於核爆或輻射感到害怕才出現歧視，這點和日本針對「被爆者」的歧視有異曲同工之妙。

近年，韓國方面也有新的進展。韓國國會在2016年通過《韓國人原爆被害者支援特別法》，在保健福祉部底下成立韓國人原子彈受害者支援委員會，主責「在韓被爆者」相關調查。雖然目前只有停留在調查階段，至少是個新的開始。此外，韓國政府也在素有「韓國的廣島」之稱的慶尚南道陜川郡成立原爆資料館，紀錄韓裔「被爆者」們的歷史。

陜川地區在日本殖民統治時期農業欠收，不少農民生活面臨困境，所以有不少居民選擇前往日本討生活，「軍都」廣島、長崎、軍艦島這些工業發達的地方都成為陜川人渡日的選擇。當年在廣島、長崎遭遇核爆的朝鮮半島出身者，就有很大比例的陜川人，他們在戰後多半回到陜川，而讓陜川的「被爆者」人數遠多於韓國境內其他地區。根據廣島大學1978年的報告書，來自陜川的「被爆者」人數至少有5,001人，1978年當時有3,867人在世，佔陜川郡人口數的2.5%，比例相當高。日韓雙邊政府1990年代在韓國興建「在韓被爆者」照護機構時，也是選在陜川。陜川至今也是最多「在韓被爆者」居住的地點，是相當具有代表性的地區。

被日本政府排除在外的「在朝被爆者」

另一方面，2008年《被爆者援護法》修法之後，「在外被爆者」們如果是居住在和日本有邦交的國家，可以在當地找日本駐地大使館申請到手帳，如果是在台灣，則可透過日本台灣交流協會辦理。然而，居住在同樣未與日本建交的朝鮮人民共和國的「在朝被爆者」們沒有相同的待遇——日本政府現在仍要求定居在朝鮮的「在朝被爆者」必須要親自抵達日本境內，或前往日本駐中國大使館才能取得手帳。

廣島縣朝鮮人被爆者協議會會長金鎮湖氣憤地說：「（朝鮮人民）共和國的『被爆者』也是核武受害者，日本作為加害者也有責任，加害者怎麼能和被害者說出這種話？」他表示，現在外國籍受害者也適用《被爆者援護法》，卻唯獨將朝鮮人民排除在外，「這太沒道理了」。他認為，日本政府應該要先和朝鮮半島出身的「被爆者」們道歉，親自派人到朝鮮調查「被爆者」受害情況，並開放諮詢窗口讓受害民眾申請手帳，這樣才合理。

在日本政府沒有積極作為的現狀下，金鎮湖隸屬的廣島縣朝鮮人被爆者協議會發起了很多運動，希望能改變現狀。他們目前主要的工作就包括提高各界對「在朝被爆者」議題的關注與認識，呼籲日本政府盡快提供「在朝被爆者」同等的協助。

不過金鎮湖沒有說的事情是，在廣島或長崎遇到核爆的在日朝鮮・韓國人受害者們「回到朝鮮」的時代背景，以及今天阻饒「在朝被爆者」們「回到日本」申辦手帳的也包括朝鮮政府。

1953年韓戰停戰後，朝鮮人民共和國在1959年12月發起「歸國運動」（日文稱「帰国事業」），號召長年流浪在外的祖國同胞回歸母國懷抱。長年往返朝鮮半島與日本的攝影記者伊藤孝司指出，當年因為朝鮮大肆宣傳可以免費就醫，所以有不少在日朝鮮・韓國人「被爆者」們參與歸國運動，希望能在朝鮮獲得醫療照顧。然而，這些「被爆者」們「回歸母國」後，等待他們的卻是醫療設備老舊與醫藥品慢性不足。即便朝鮮政府有發放朝鮮版「被爆者」手帳給「在朝被爆者」們，讓他們得以優先在醫療院所獲得醫療照顧，但醫療品質能否和日本相提並論也是個問題。

目前居住在朝鮮境內的「在朝被爆者」中，朴文淑是唯一一位取得日本「被爆者」手帳的當事人，也是朝鮮的朝鮮被爆者協會副會長。她曾在1992年代表「在朝被爆者」，前往日本出席原水爆禁止世界大會，在回國前順道取得了手帳。2018年，朴文淑所屬的朝鮮被爆者協會曾邀請廣島的「被爆者」支援團體參訪朝鮮，希望日本方面可以提供在「在朝被爆者」們需要的醫療物資，可見朝鮮救治「被爆者」們的醫療資源確實陷入問題。

另一方面，朴文淑雖然成為第一位領到日本「被爆者」手帳的「在朝被爆者」，但這並沒有開啟「在朝被爆者」領取手帳的先河，而是單一個案。

1941年出生於廣島的李桂先，長大後跟著歸國運動前往朝鮮，媽媽許必年則留在廣島生活。許必年生前曾多次前往朝鮮探視女兒，2004年看到女兒健康惡化後，決定回到廣島後，要替自己及女兒申請手帳。李桂先原本能在2007年回日本領取手帳，卻被日本與朝鮮擋下——日本政府不讓李桂先攜伴回日本，但她當時的健康狀況沒有辦法一個人返日；朝鮮政府也不希望李桂先為了申請手帳跑去日本。於是，朴文淑就成了時至今日朝鮮境內唯一一位領有日本手帳的「在朝被爆者」。

根據朝鮮境內的朝鮮被爆者協會統計，2008年展開全面調查後確認，戰後至少有1,911名「被爆者」回到朝鮮定居，但2008年展開調查的時間點，只剩382人還在世。10年後的2018年再度展開調查的結果，382人當中只有60人仍在世，51人死亡，其他271人則處於失聯狀態，無法判斷生死。

金鎮湖和其他長年協助「在朝被爆者」們的人們，在COVID-19疫情期間都和「在朝被爆者」們失去聯繫，無法確定「在朝被爆者」們狀況。面對「在朝被爆者」權益擁護的未竟之事，金鎮湖説：「我是胎內被爆者，我還很健康，我會繼續努力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