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恆的外國人」：中美對抗下遭遇雙重質疑的中國留學生

從好奇到迴避

起初，大家報名十分踴躍，但隨着特朗普第二任期開始，有十多個同學在最後一刻決定退出——國際學生擔心在海關遇到麻煩，沒法重新進入美國，美國同學則疑慮未來會受到負面影響，「去中國正在變成一件越來越敏感的事情。尤其是有從政打算的同學，不想留下和中國有關的任何記錄。」

移民局的人沒來，吳瓊慶幸自己躲過了一次風波。

吳瓊今年28歲，在美國西部一所州立大學的文學系讀博士。她人生中有八年時間是作為留學生在美國度過的。剛剛結束的2025年春季學期，這個來自貴州的女生度過了留學以來極艱難的一段時間。

3月時，外公腦梗的消息從家中傳來，吳瓊祈禱老頭兒能像從前一樣挺過去，等到她兩個多月後放暑假回國。時間一天天過去，外公沒有好轉。他本身是癌症病人，用了活血藥之後，身體其他部位出血就止不住。但吳瓊卻沒法立刻動身回國，護照還有幾天就要過期了，而換護照通常需要10個工作日，「還沒來得及回去，他就走了。」

外公走了之後，吳瓊沒有回家，留在美國讀完了整個學期。一方面，即使回去，也已經錯過了和外公的最後一面。另一方面，一旦回去可能就無法在美國繼續學業。

就在外公病重的那段日子，美國移民海關執法局在幾周內撤銷了上千名非公民學生的簽證。特朗普政府未對撤銷原因做出明確解釋，外界普遍將這場行動視為二度入主白宮的總統對美國高校「反猶勢力」的報復。但吳瓊從媒體上看到，被剝奪合法身份的學生中，有些人甚至從未參加過親巴勒斯坦活動，只是有過超速駕駛的記錄。

「當時大家每天不斷地猜會因為什麼撤銷，我只覺得我完蛋了，這兩項我都沾了。」吳瓊在美國也有過交通違章記錄，更關鍵的是，2024年春天，她在另一所美國中部大學讀碩士時，曾為聲援加沙而住進校園草坪上的學生營地裏。

生性樂觀的吳瓊沒有過度恐慌。她的志願是成為一名用英語寫作的詩人，她甚至和同學開玩笑，如果移民局上門把她帶走，她一定要好好利用這段遭遇賺些名氣，說不定就能更早在文壇站穩腳跟了。憋屈和難過，只會在想到外公時湧上來。

在中美政治摩擦不斷升級的過程中，民間往來的空間也受到擠壓。在謝南的記憶裏，美國人曾經對中國是抱有濃厚興趣的。10年前，謝南就來到美國求學，在東岸一座大城市讀商科。對於中美關係這10年間的變化，他感觸良多。

當中美走向對抗，兩國學生更加難以展開對話。謝南記得，不到十年前的美國大學校園裏，中國還只是很尋常的話題，「沒有一點政治性，完全不敏感」。但現在，主動談論中國會產生類似提到墮胎的效果，「大家會覺得你一定是想表達些什麼。」

謝南也聽一位教授提到過，為了控制教室裏的氣氛，他有意識地減少了一部分有關中國的教學材料。據謝南觀察，每當課堂討論涉及中國，比如硬科技、貿易、國際援助等，一定會有人引到台灣或者新疆問題上。而在所有同學中，來自發展中國家的同學往往會更感興趣事實和數據本身，比如中國經濟發展的具體機制、中國官員晉升的具體標準，但總有數量相當的人會更在乎意識形態的層面。這種迫使人在中美之間做出道德判斷的情況，讓謝南認識的許多中國同學感到困惑。

謝南覺得，在中美兩國之間的疏離與對抗強化時，大家自然也不願意再對彼此的國家有更多了解。一些研究中國的教授對未來則更為悲觀，特別是在特朗普上台之後。

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在哈佛大學讀碩士的最後一年，謝南主動向學院請纓，組織同學一起到中國旅行。

起初，大家報名十分踴躍，但隨着特朗普第二任期開始，有十多個同學在最後一刻決定退出——國際學生擔心在海關遇到麻煩，沒法重新進入美國，美國同學則疑慮未來會受到負面影響，「去中國正在變成一件越來越敏感的事情。尤其是有從政打算的同學，不想留下和中國有關的任何記錄。」

05後張睿澤留學美國的時間不長，過去三年更多的體會是「祛魅」。

也許是主修經濟學的原因，張睿澤非常樂於觀察美國經濟的起伏。打Uber時，他和司機攀談發現，因為近幾年的通貨膨脹，美國老百姓的日子愈發不好過了。過去三年，張睿澤所在地區的房價漲了一倍，房租漲了三分之一，物價也幾乎翻了一倍。他覺得，「至少從表象上來看，疫情對美國的影響可能比中國還要嚴重一些。」

大三下學期，張睿澤試着在美國找了找金融行業的暑期實習，沒能收穫offer。這算不上什麼打擊，因為他已經決定完成全部學業後就回國工作，「對我們這些留學生來說，在這個本來就不太好的就業市場裏，機會是很不對等的。」張睿澤仔細算過賬，即使找到工作，減去吃住花銷、稅和保險，他每月能存下的錢非常有限，不知道什麼時候才能攢出一份足以應急的存款。

除了生存成本的壓力，張睿澤和他的許多同學都對翻烙餅般的美國政治感到不安。「左派當權的時候，什麼人都歡迎。等人家都帶着全家來追逐『美國夢』了，結果特朗普一上台就要修牆，把人趕走。」

張睿澤從不參與政治活動，也不從事敏感領域，但他對美國的移民生活不再抱有幻想，「在這個社會里，我們就是二等公民。」張睿澤很清楚，回國工作意味着更「卷」的職場，畢竟美國公司不會要求無意義的加班。但他在權衡之後，仍然更想過那種熟悉而安穩的生活——喝十幾塊一杯的奶茶，點合口的外賣，走在路上不需要提心吊膽。

美國雪城大學的社會學教授馬穎毅曾在2013到2016年間對就讀美國大學本科的中國學生進行深度調研。她的專著《留學的孩子》提到，這些大多來自中國大城市中產及以上家庭的95後早年對美國的認知往往來自層層包裝的文化產品，充滿浪漫化的想象。而真正到達美國後，他們很容易因為想象的落空而感到失望，甚至覺得美國不如家鄉發達。

在這項研究結束近十年後的今天，從中國空降美國造成的落差感或許更加明顯。對於新一代留學生來說，很難說傳統意義上的「美國夢」還有多大吸引力。張睿澤的本科同學中，幾乎沒有人在出國前就抱定留在美國的決心，據他估算，有至少三分之二的人確定未來要回國發展。

海歸的「原罪」

這六年中，馮宇豪結交了世界各地的朋友。他發現，那些來自中東和中亞的同學從來不會因為有過海外經歷而不被祖國所信任，從英美高校畢業後回國從政也是相當常見的人生規劃。但像他這樣的中國學生卻不得不時常質疑自己的選擇，如果學成歸國後不能被系統所信任，更不要提重用，「那這些年的所有努力究竟是為了什麼？」

當留在美國的性價比日趨下降時，回國的路也並非無虞。在中國，留學本身帶來的紅利不僅隨着整個群體的擴大而逐漸減少，在中美關係緊張化的基調下，「海歸」身份甚至在某種程度上成為了一種原罪。

「海歸派裏有間諜，我不知道誰是誰不是」 ，2025年4月22日，在格力集團的股東大會上，董事長董明珠在解釋她的管理層培養策略時直言。作為一家以「讓世界愛上中國造」為口號的民族企業的掌舵人，她表示絕不會用海歸派，只培養國內高校畢業的人才。

馮宇豪看到這則新聞時，立刻想起2020年春天，他在中文社交媒體上讀到那句「祖國建設你不行，千里投毒第一名」時的感受。

當時，馮宇豪是美國西岸一所知名高校的大一學生，正為價格高昂的回國機票和不斷變化的入境政策而焦慮。馮宇豪本科主修政治經濟學，很喜歡分析社會議題，並不因為這些攻擊留學生的言論感到多麼氣憤，但他認為，中美關係顯然的惡化，讓他這樣的人受到了兩方面的直接衝擊，「屬於一個裏外不是人的狀態」。

馮宇豪在北京海淀區長大，從小接觸過很多從海外學成歸來，成為社會中流砥柱的大人。他也無數次設想過相似的人生路徑。他的父親是典型的八九一代，大學時聽美國之音學英語，至今都保留着「憤青」的底色。雖然在孩子還不懂事時就決定送他去美國接受最好的教育，但父親從未要求馮宇豪以留在美國為目標，而是叮囑他把那裏當作汲取養分的地方，日後回國發展事業。

本科畢業後，馮宇豪在歐洲和中國又分別修得一個碩士學位。這六年中，馮宇豪結交了世界各地的朋友。他發現，那些來自中東和中亞的同學從來不會因為有過海外經歷而不被祖國所信任，從英美高校畢業後回國從政也是相當常見的人生規劃。但像他這樣的中國學生卻不得不時常質疑自己的選擇，如果學成歸國後不能被系統所信任，更不要提重用，「那這些年的所有努力究竟是為了什麼？」

受制於中美兩方的體制與政策，留美學生的身份正無可避免地更加政治化。

對於留學生在中國社會遭遇到的負面態度，劉佳琪解釋，對留洋者的懷疑不是中國社會的新現象。從更長的歷史時段去看，中國官方一貫不鼓勵海外移民。在明清時期的海禁政策下，離開中國去往蠻夷之地，等同於對中華文明的背叛和拋棄，一旦回國就會成為罪犯。劉佳琪認為，這造成了一種延續至今的國民心態：既然你偏離了我們這麼偉大的國家，我肯定要先質問，你到底抱着什麼立場？

「我算是一個愛國的人嗎？」馮宇豪剛到美國讀書時，也曾捫心自問。一方面，他自知在中國屬於擁有相當特權的人，他享受了最好的公立教育，他一直希望能為中國的未來做貢獻。但另一方面，他又對中國現行體制下的種種社會不平等感到不滿，從媒體上看到弱勢者的遭遇，會產生很大的情緒。

在一門歷史課後，他和老教授傾訴這些矛盾和困惑，對方告訴他，愛國是一種非常自然的情感，一個人可以在愛國的同時又是批判的，兩者並不衝突。教授的解釋為馮宇豪卸下了一些精神負擔，但在現實中，他這樣的人在國內似乎越來越容易成為被唾罵的對象。

對留學生到底應該持什麼樣的態度？在這個問題上，中國一直沒有逃出自我矛盾的循環，這是劉佳琪在梳理新中國華僑政策後的觀察。「我的很多受訪者都曾和我講，他們在國內被認為是外國間諜，在國外被認為是中國間諜，以至於他們變得跟三明治一樣夾在中間。」長期研究中國僑民政治的新加坡管理大學社會學系助理教授劉佳琪說。

2019年，中美貿易戰剛剛開始不久，在美國攻讀博士的劉佳琪意識到留學生群體是研究中國僑務政策很有意思的切口。沒想到的是，隨着新冠疫情的暴發和中美關係的進一步惡化，留學生在接下來的幾年中越來越成為中美地緣政治較量的焦點。

「在冷戰時期，中國很長一段時間都把華僑視為一個非常可怕的群體。當時有一個專門的詞叫『海外關係』，一旦你被認為跟海外的人士有關係，就會變成被懷疑的對象。但在改革開放之後，鄧小平最先做的一件事，就是出來講話說『海外關係是個好東西』，不能去抹黑海外關係，要好好利用海外關係。」劉佳琪解釋道。

在經濟建設需要時受到熱烈歡迎，在政治緊張時期遭受懷疑和懲罰，這樣180度反轉的待遇同樣適用於留學生群體。

在建國初期，中國鼓勵以錢學森為代表的一批留洋學者歸國，也因此實現了爆發式的科技發展。但在文革期間，「海外歸來是特務，監獄出來是叛徒」又成為了流行語。許多在上世紀50年代歸國的學者沒能得到錢學森那樣的特殊保護，慘遭批鬥，多人因不堪受辱而自殺。另外一些人在理想破滅之後，被迫再次離開中國。劉佳琪還提到，在毛澤東時期，即使是被國家精挑細選後指派到蘇聯、羅馬尼亞、朝鮮等社會主義陣營國家的留學生，也要定時回國接受思想審查和再教育。文革開始之後，海外留學幾乎全面停止。

歷史會再次重複自身嗎？馮宇豪不願多想還沒發生的事情，比如中美徹底切斷聯繫，比如中美開戰。但讀過的書告訴他，這些情形一旦出現，他在中美任何一邊生活都不可能有什麼好下場。他自嘲

自己的經歷似乎像一個間諜苗子，「可是正常人誰願意做間諜？」

「無家可歸」的人

「在現在這樣的地緣政治背景下，作為海外華人和中國官方保持聯繫，的確是特別危險的事情。」在劉佳琪看來，這種危險根植於西方對中國政治的黑箱化想象——如果我拿不到證據，那一定是因為你在隱瞞；既然你不透明，我就認為所有與你有關的都是你的一部分。

「那些被我們貼上敵人標簽的人，他們也是人。」

2025年5月29日，美國劍橋市，哈佛大學第374屆畢業典禮，來自中國青島的女生蔣雨融作為三位學生代表之一登台致辭。謝南當時也穿着學位袍、戴着學位帽坐在觀衆之中，致辭代表是一位同胞，為他學生生涯的結尾增添了一分紀念意義。令他殊為意外的是，這次演講在幾天之後成了中文互聯網上的熱門話題。更準確地說，從蔣雨融的口音、表情、動作，再到演講的文本和她攻讀的專業，那些大多從國內IP地址發出的評論攻擊着她的方方面面。

在哈佛，謝南和蔣雨融讀的是不同學院的碩士項目。儘管交往不算密切，但在形形色色的同學之中，他們的人生軌跡有不少相似之處：從中國一線城市的公立高中畢業，到美國名校讀本科，在中國本土和海外都有一些實習或工作經歷後，申請到哈佛再次深造。

在這所走出無數精英和領袖的學校，他們的出身談不上有什麼特殊之處。但在中文網絡上，許多人質疑蔣雨融是利用特權走後門進了哈佛，將她與不久前因一起出軌醜聞而被發現學術造假的「海歸」實習醫生視作同樣有特權的「天龍人」。

謝南為蔣雨融遭受的網絡暴力感到不平。在不到6分鐘的演講中，蔣雨融試圖傳遞的觀點其實非常直白——人類是生活在地球村中的一個整體，在世界更加分裂的當下，更應該銘記這點，心懷善意。回憶畢業典禮當天，他覺得 「有很多人在為她真誠鼓掌。」蔣雨融語氣高亢，他卻聽得有些感傷，因為他想起在他更小的時候，人們的確想象過世界會變得更加相似和親密，但今天，這些他深信過的東西反而更加難以企及了。

謝南至今仍然認同的那些全球化理想，在很大程度上來源於美國左翼進步知識精英。但在特朗普的第二任期，這一陣營遭到猛烈打擊，哈佛大學首當其衝。從4月起，特朗普政府通過凍結撥款、取消國際生招收資格等措施對哈佛持續施壓，要求後者整治校園內的「反猶主義」，交出學生違紀行為記錄，廢除多元化政策等等。在這樣劍拔弩張的時刻，一位亞裔女性國際學生登上畢業典禮的講台，被各方解讀為一種不言而喻的政治表態。連哈佛校報都寫道，蔣的演講是「對國際多樣性的重要性的全力辯護」。

弔詭的是，蔣雨融的呼籲在中國內外都沒有喚起共鳴。

在中國大陸，她被部分網民抨擊為西方價值觀的傳聲筒。劉佳琪注意到，一些大陸網民對蔣雨融最初的反感與階層固化導致的對精英階層的不信任關係不大，而是肇始於她在社交媒體上對自己的介紹——第一位在哈佛大學畢業演講的中國女孩。他們以為她會代表中國人的利益發聲，但聽完演講卻失望地發現，「她完全沒有提及中國的立場，宣揚的反而是美國左翼精英所欣賞的自由、平等，這些在中國語境裏幾乎沒法適用的空洞概念」。

在海外，蔣雨融所受爭議雖遠不及國內，卻同樣被批判為表面正確、內裏可疑的異己者。一些人從其演講中解讀出中國官方敘事的痕跡，比如，她對國際發展專業願景的描述，與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提出的「人類命運共同體」如出一轍。他們甚至在中國某位外交官2024年到哈佛演講的活動錄像中，找出站在後台的蔣雨融，認定她屬於中共勢力，「這是哈佛被中共嚴重滲透的又一次提醒。」

「在現在這樣的地緣政治背景下，作為海外華人和中國官方保持聯繫，的確是特別危險的事情。」在劉佳琪看來，這種危險根植於西方對中國政治的黑箱化想象——如果我拿不到證據，那一定是因為你在隱瞞；既然你不透明，我就認為所有與你有關的都是你的一部分。

謝南覺得，放在十年前，蔣雨融的演講不可能激起如此多的爭議。「我們從小被教導要多去看世界，尤其是從人與人的層面出發去看。但是現在大家只看政治，看國家的立場，」他不無遺憾地說。

另外一位與他們同時畢業、來自中國大陸的哈佛研究生認為，蔣雨融是個不太典型的中國留學生，在國際生面臨簽證被撤銷的威脅之際，大多數人都刻意表現得低調，行事更加謹慎，但她卻敢於站出來，主動報名參加演講致辭的選拔。

的確，在中美兩國的政治語境裏遭遇雙重否認，是大多數中國學生開始美國生活後都需要面對的挑戰。在更多時候，這是隻屬於個人內心的鬥爭。但在蔣雨融身上，這種政治上的錯位和失語以極為戲劇性的方式暴露在了聚光燈下。

「他們是美國大學的『現金牛』（cash cow），永恆的外國人，或者可能對國家安全造成威脅的人。沒有人再把他們和民主鬥士聯繫在一起，」正在哈佛大學做博士後的社會學學者郭巍蓉如此概括中國學生在美國的形象。

郭巍蓉在讀博期間開始關注中國學生的跨國身份政治問題。她收集分析了1980年到2020年間美國報紙上有關中國留學生的1500多篇報導，發現了非常清晰的變化趨勢：八九學運前後出國的中國學生在美國媒體上通常以正面形象出現，被讚美為民主的擁護者，但隨着時間推移，取而代之的話題是中國留學生貢獻的鉅額學費，以及他們多麼難以融入當地社會。而有關國家安全威脅的話題，在這四十年間一直以穩定的頻次出現。

在政治領域的學術研究中，中國留學生往往被描繪成一個被動的群體，「中美關係變差了、遭遇歧視了，就會變得特別支持中國政府。」但在進行了大量深度訪談之後，郭巍蓉發現，身處地緣政治的夾縫中，大部分學生更多的是感到迷茫，「很多學生沒辦法很好地融入中國國內的民族主義氛圍中，但美國也在強調愛國，把中國塑造成永久的敵人，他們也無法認同這種話語，」郭巍蓉說。

讓郭巍蓉印象深刻的是，2023年，她剛到賓夕法尼亞大學做研究時，一位教育學院的教授主動給她發郵件尋求幫助。在賓大，教育學院八九成的研究生來自中國，他們形成了相對封閉的團體，給教學工作造成了一定挑戰，這位教授很想知道「這些中國學生心裏到底是怎麼想的」。

在美國，不愛發表觀點、不關心政治、只和中國人社交是中國留學生作為一個集體給外界留下的根深蒂固的印象。但郭巍蓉認為，政治上的冷漠與隔離在相當程度上是一種適應性策略。一方面，有些中國同學以為來了美國就有了言論自由，但當他們發現「進入了另一個充滿政治禁忌的場域（field of political taboos）」，還是需要自我審查，就變得「非常cynical（憤世嫉俗）」，不願再表達真實的觀點。還有一些進步主義傾向的同學告訴郭巍蓉，他們試圖在美國的學生活動家中找到同盟，但很難成功，因為對方只關心美國內部的議題，不願為其他國家的議題分散精力。

「在精神上、文化上、政治上，他們都處於無家可歸的狀態，」郭巍蓉總結道。「中國對你有疑慮，美國對你也有會懷疑，大多數人夾在其中是非常迷茫的。」

郭巍蓉在針對留美中國學生政治傾向的研究觀察中也發現，這些學生既沒法完全認同西方的自由主義價值觀，也不認可國內的民族主義話語，「當下的政治環境又加重了他們的自我審查，所以讓自己閉嘴可能是最好的做法。」

「pick and choose」

「如果硬要選一個……因為沒有不作惡的公司，但還是有相對善良一點的」，李明然現在只知道，他肯定不願意為Palantir工作，那是一家由硅谷著名右翼企業家創立的公司，依靠數據監控產品賺錢，他也不喜歡xAI，因為創始人Elon Musk是一個壓根不在乎AI安全性的人。至於其他的，他還不清楚答案，但他覺得這是自己遲早要面對的問題。

還在讀小學時，李明然就對美國的一切感覺非常熟悉。他聽美國流行音樂，看美國電影，和一個來自亞利桑那州的外教學習英語口語。高中時，他到美國參加了暑期夏令營，似乎看到了一種理想的學習與生活環境，便下定決心要到美國讀大學。從18歲起，他在這個國家讀本科、戀愛、讀博、結婚，前後住過東部、中部、西部的五個城市。近幾年回北京探親時，他連叫滴滴都需要家人朋友幫忙，因為早就沒有了國內的手機號。

和很多留學生不同的是，今年30歲的李明然幾乎沒為歸屬感產生過煩惱。他覺得，這在很大程度上和他的專業有關。李明然從事AI（人工智能）研究。這兩年，有網友說，大模型比賽其實是美國的中國人和中國的中國人之間的比拼，他覺得頗為寫實。從實驗室到國際會議，從創業公司到科技巨頭，在所有的工作環境裏，李明然從來不會因為膚色或者國籍成為被邊緣化的對象。身邊的人也很少談論政治，他們都全身心地投入事業，就像是在密封性很好的安全屋裏和時間賽跑。

但到了2025年，有時他會不由地重新思考身份的問題。

李明然專攻的方向是多模態基礎大模型，他的理想是通過自己的工作加速對人類有益處的科學發現。即使身為一線研發者，他仍然會為大模型的進化速度而驚歎，覺得現實比科幻還科幻。他相信，在三到五年之內，AGI（通用人工智能）就會到來。業內的普遍共識是，「誰先擁有AGI，誰就會得到類似壟斷性的優勢，因為差距會指數性地擴大。」

而這一天如果真的來了，「要站在國家立場上想的東西」就變多了——到底是給美國政府做，還是給中國政府做，還是給第三方公司做？

「如果硬要選一個……因為沒有不作惡的公司，但還是有相對善良一點的」，李明然現在只知道，他肯定不願意為Palantir工作，那是一家由硅谷著名右翼企業家創立的公司，依靠數據監控產品賺錢，他也不喜歡xAI，因為創始人Elon Musk是一個壓根不在乎AI安全性的人。至於其他的，他還不清楚答案，但他覺得這是自己遲早要面對的問題。

事實上，直到2024年5月一家名不見經傳的中國公司發布DeepSeek-V2（注：2025年初DeepSeek-R1發布引發公衆關注，但在AI業內V2已引發震動）大模型之前，李明然都很確信自己會留在美國發展。在那以前，他和很多觀察者一樣，認為中美在AI研發上的差距很難縮小。到2025年，阿里的千問2.5模型和DeepSeek的V3、R1模型繼續刷新了他對國內研發實力的認知。而與此同時，美國幾家最領先的AI公司在進入商業化階段之後，都開始顯露出組織和決策層面的問題。相比之下，DeepSeek依然「沒有bullshit（胡扯）」，只是專注於改進模型。

隨着中美AI研究的差距迅速縮小，隔閡也同樣在加深，影響着小到學術會議召開地的選擇。「規格高的學術研討會，不知道到底該在美國辦，還是在美國之外的場地辦。」李明然觀察道。在美國辦，中國大陸的博士生擔心拿不到簽證，在美國境外辦，中國留學生又會擔心在回美國時簽證在海關被取消。「對這些主辦方來說，也像『圍城』一樣糾結，」李明然說。

為什麼就不能有全球性的AI合作呢？李明然知道，無論從技術上還是地緣政治上，這種最符合他個人理想的願景可能永遠都不會出現，但他內心仍然希望中美之間有更多的合作。最近，為了加深對國內團隊的了解，他和一家中國初創公司的研究者合寫了論文。

謝南也和李明然有相似的看法。「從業務角度看，中國和美國其實以某種方式更加連接了，」從哈佛畢業後回國工作的謝南說。謝南在今年的招聘季看到，很多中國科技公司在美國擴大團隊，因為他們需要了解美國用戶的想法，而美國公司也在招聘中國的優秀工程師。即使雙方的主流話語仍然充滿對抗，但目睹這些實際的交流，讓他更願意保留對未來的希望。直到現在，每當有親戚朋友的孩子和他諮詢留學美國的問題，謝南依然會鼓勵，他相信中美之間人與人的實際互動仍然有無可取代的作用。

馮宇豪現在在香港工作，他不確定自己是否會像曾經計劃中的那樣回到美國深造。有時他對美國的前途感到悲觀，畢竟連他十分敬仰的美國導師都憂心忡忡地告訴他，美國正在經歷前所未有的變化，而這些問題是系統性的，很難得到改善。但他也遇到了一些志同道合的人，他們都希望儘自己所能促進中美之間的交流和了解，無論影響多麼有限。在徘徊的時刻，他提醒自己，只要中美之間還存在聯繫，他的背景和技能就仍然會有用武之地。至於未來要在哪裏長久地生活，他說，他會選擇一個能給他「更多自由的地方」。

吳瓊也不拒絕回國的選項，她性別問題是回國的最大阻礙。在國內，除了少數文化精英，絕大多數人仍然抱持着非常傳統的性別觀和家庭觀，更別提對非二元性別的包容。

和許多政治表達慾望被壓抑的中國留學生不同，吳瓊在研究生階段開始投身具體的政治議題和行動。她第一次感受到，「世界公民」不只是掛在嘴邊的一個抽象標簽，而是具有現實的重量。

2024年10月，當巴勒斯坦和以色列的戰爭再次打響，吳瓊親眼目睹一名巴勒斯坦裔同學在幾周之內瘦了十幾斤，她為仍在加沙的親人擔心而吃不下飯，為學校的沉默與不作為而憤怒不已。「我試着慢慢加強我的同理心。」吳瓊自稱並不善於感同身受，讀本科時她也很少關心超出選課、成績、吃喝玩樂的事。「我確實有一些功課要做，以前從未受過這方面的教育，而作為一名世界公民，甚至作為美國現任居民，我都負有這種責任，因為美國政府在這個種族滅絕事件中負有不可推卸的連帶責任。」

朝夕相處的同學的遭遇，激勵她補習了大量有關巴以關係的歷史。在這之後，用行動聲援加沙人成了她自然而然的決定。不到一年之後，當特朗普政府發放大量遣返令時，這些抗爭的經歷儘管構成了更大的麻煩，卻也成為了她的某種底氣，她相信，會有人同樣為她受到的不公發聲。

還有至少四年，吳瓊才能完成博士學位，她希望到時能找一份教職供養自己的詩歌創作，但北美的教職本來就不多，現在更是越砍越少。如果畢業後不能留在美國，她也許會去歐洲，也並不排斥回國，即便她是一個不被大陸社會接納的性少數者。對現在的她來說，所處國家的立場似乎不再那麼重要。相反，在每個具體的問題上，她都覺得可以「pick and choose」（任意挑選）——在新疆的人權問題上更認同美國，在墮胎權的問題上更認同中國，那又怎樣？為什麼要限制自己內心的聲音？

（文中吳瓊、謝南、張睿澤、馮宇豪、李明然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