習近平的新經濟團隊：軍工系出現，黨控制金融，改革派即將離場

中國兩會日前落幕，習近平開啓第三個國家主席任期，組建了一個完全忠誠於他的領導班子，包括國務院內閣的人選。

在兩會閉幕儀式上，習近平的講話強調了安全和穩定，而沒有着墨經濟。隨後，新任總理李強則在記者會主要回應經濟問題，他表示支持民營企業家和民營經濟，並表示中國會繼續改革——「吃改革飯、走開放路」。

曾是中共中央黨校校刊《學習時報》記者、編審的政治評論員鄧聿文告訴端傳媒：「李強在記者會上的表現中規中矩，但也沒有讓人失望。」他說，習近平是第一個有權力完全決定國務院內閣人事任免的領導人。他評價，一方面，政府的權力相對於黨變得更弱勢了，另一方面政府也因為人事上都是習近平的親信而比以往強勢了。

不過，在政治家的表態之外，新的經濟團隊會如何解決中國經濟面臨的問題？以金融監管改革為重點的黨政機構改革會帶來什麼變化？親近市場的「改革派」官員還能在體制中存續嗎？這篇報道回應這些問題。

國務院經濟團隊：更少經濟專家，更多軍工派

「大多數的副總理或以上級別的官員都不是經濟方面的技術官僚。」加州大學聖地亞哥分校（UCSD）政治經濟學教授史宗瀚（Victor Shih）告訴端傳媒。

新任國務院總理李強、排位第一的副總理丁薛祥是習近平在浙江和上海任職時的秘書。李強沒有當過副總理而直接擔任總理，只有在浙江、上海等經濟強省主政的經歷，他最重要的角色是習近平的親信，但其親商形象也被一些人視為是積極信號。

丁薛祥在其從政經歷中一直是幕僚的角色，2007年，丁薛祥出任中共上海市委常委、秘書長，成為習近平的助手。2013他從上海調到中央，出任中共中央總書記辦公室主任。2017年進入政治局，成為中央書記處書記，兼任中央辦公廳主任、中央國家安全委員會辦公室主任。鄧聿文說：「國務院副總理以前的慣例是至少要主政過一個地方，而丁薛祥做的是秘書和安全方面的工作，沒有管過經濟。」

排名第二的副總理何立峰被稱為習近平的「經濟操盤手」，預料將接替劉鶴，成為主管經濟、金融的副總理。何立峰曾在福建任職20餘年，他跟習近平的關係被認為比李強還要親密，2017年他被提拔為發改委主任。何立峰在發改委工作時曾負責「一帶一路」的建設工作。2017年，何立峰兼任京津冀協同發展領導小組辦公室主任，多次向媒體展示「雄安新區」的規劃進度。

何立峰的前任劉鶴曾在美國留學，能說一口流利的英語，有系統的經濟學知識，2018年中美貿易戰期間多次赴美國談判。劉鶴是衆所周知的改革派（或市場派），他跟周小川、易綱等銀行家關係密切。相比之下，何立峰雖然也畢業於經濟系，但其履歷遠不如劉鶴搶眼。

鄧聿文說，新的總理和副總理在經濟專業上比較弱。他分析，更多被提拔的官員有製造業背景，這說明中央政府的首要工作是在科技上突破美國的封鎖。

另外兩名副總理張國清、劉國中都有軍工背景，他們和馬興瑞、袁家軍、李贛界等軍工技術官僚被提拔進入黨政上層，被稱為「軍工派」。五名國務委員中，國防部長李尚福是被美國製裁的解放軍上將，吳政隆有機械製造和兵工廠背景。國防和科技製造業的佔比明顯。

鄧聿文告訴端傳媒，從人事安排看，現在的國務院是一個執行中央決策命令的機構。他說，2012年中共十八大以後的三年，外界還一直在說「習李體制」，媒體上也有「李克強經濟學」的提法，之後就不再提了。在決策權上，李強的分量沒法跟朱鎔基、溫家寶和早期的李克強這些「二把手」相比。不過他說，李強的自由裁量權可能要比李克強時代更寬鬆一點。

除了央行行長易綱、商務部、財經部、科技部、工信部等部長也繼續留任，26個國務院部長中，只有發改委主任鄭柵潔和國防部部長李尚福是兩會期間新任命的。

美國芝加哥大學政治科學系教授楊大利告訴端傳媒：「部長級的變化很小，這是一種平衡，目前的經濟跟國際環境，使得習近平考慮到變化太大可能並不利於穩定經濟。」

機構改革：加強黨對金融的控制

除了人事任免，今年兩會還通過了關於國務院機構改革方案的決定。2月底的二十屆二中全會通過了《黨和國家機構改革方案》，深化國務院機構改革是其中的一項重要任務。

此次國務院機構改革方案的重點是金融監管改革，在中國銀行保險監督管理委員會基礎上組建了國家金融監督管理總局，並取代後者作為國務院直屬機構。中國證券監督管理委員會也調整為國務院直屬機構。

最大的變動是撤銷了中國人民銀行（又稱「央行」）的大區分行，設立省級分行，同時撤銷縣級支行。而金融管理部門的工作人員也納入行政編制，執行公務員工資待遇標準。

1998年，時任總理朱鎔基主導了中國央行的改革，撤銷省級分行，設立了9個跨省的分行，以及地縣級支行。時隔20多年，又似乎重新改革回了朱鎔基之前的央行體系。

楊大利解釋：「當時建立區域分行的時候，是特別擔心省級的地方保護主義，所以才上收。現在下放，是在已經加強了中央的監管機構的情況下，把監管機構派出到省級。」他認為，朱鎔基時代撤銷省級分行是中央收回金融監管權力，現在重新設置省級分行，目的也是加強對地方的監管。

香港浸會大學經濟系助理教授陳婷告訴端傳媒，央行從大區改設省分行，是典型的地方分權（decentralization）的機構改革，最大的動力來自於能更快更直接地接觸地方資訊，從而更好地監管。陳婷說，這種改革短期內對中央更快速掌握地方信息可能有幫助，但算不上化解金融風險的好辦法，因為根本的風險還是在預期的改變，和投資的流失。

史宗瀚告訴端傳媒，改革央行的原因是防範風險：「目前的這種結構在防止金融欺詐和地方金融風險出現方面被認為是不夠的。」但是他對改革的有效性表示了疑問，「我不確定新的結構是否會做得更好。 事實上，縣級的監管真空可能導致小型金融機構的金融風險更大。」

2022年，河南省多家村鎮銀行發生儲戶無法取款的事件，涉及數百億元人民幣資金，約四十萬儲戶受到影響，引發大規模街頭示威抗議。

史宗瀚在一本研究中國派系鬥爭和金融的著作中寫道：「1980年代，地方黨委獲得了與中國人民銀行和四大銀行內的黨組一起聯合任命當地四大銀行經理和中國人民銀行官員的權力。地方銀行經理反過來又成為地方政府的重要成員，並開始參加地方經濟規劃會議，接受地方黨委的指標和任務。除了正式的權力之外，地方黨委還以無數的方式對地方銀行施加壓力。」

根據他的研究，為了應對這種情況，1998年，中共中央金融工作委員會成立，書記由當時的國務院副總理溫家寶兼任。從此，四大銀行的總部提名經理人，由中國人民銀行、中央金融工作委員會、中組部批准。每家銀行的總部任命地方經理，也只需經過央行和工委批准，地方政府不再能參與銀行經理的任命，金融系統中的黨員也不再對地方黨委負責，而是有自己的垂直黨委。

2003年，中央金融工作委員會被撤銷。不過，《華爾街日報》、財新網等媒體均有報道，稱根據知情人士消息，中央級別的金融工作委員會可能會重新成立。

史宗瀚告訴端傳媒：「如果黨重組了金融工作委員會，將對金融部門的中層人員任命有更大的控制權。 我想指出，這將導致更糟糕的情況，因為頂尖人才可能會避開國有金融機構而選擇外國機構。」楊大利也指出，新的金融改革方案，把金融部門的工資向公務員看齊，這會讓很多從業者的收入大幅度減少。

易綱留任：所剩無幾的改革派

分析機構22V Research的中國研究主管Michael Hirson對端傳媒說，他關注在副總理級別以下的人，有多少有經驗的技術官僚能夠很好地執行政策。他認為易綱留任中國人民銀行行長是令人鼓舞的事情，因為如果是一個經驗不足的行長，政策出現錯誤的風險會增加。

中國人民銀行行長易綱的連任，被廣泛看作一件積極的事情。在美國獲得博士學位的經濟學家易綱，1997年加入中國人民銀行，是另一位經濟學家周小川的門生。周小川自2002年開始擔任中國人民銀行行長，履職15年，2018年交棒易綱至今。這是個相當需要穩定的職位，朱鎔基也曾擔任中國人民銀行行長，跟周小川中間只隔着一人。

易綱和周小川都被看作是改革派，他們追求讓人民幣利率市場化，而不是跟隨行政指令確定匯率，還有讓資本更自由地進出中國。作為中國最著名的「經濟沙皇」，朱鎔基在金融體系中培養了包括周小川、易綱、樓繼偉、王岐山、郭樹清、王學兵等一大批追隨者，這些經濟學家努力捍衛銀行業更自主，更市場化，更少受行政影響。

不過史宗瀚的研究也指出，朱鎔基在1990年代通過對央行的改革把金融控制權從地方政府手中奪走後，並沒有推行金融業的市場化和更基本的改革——比如私有銀行的合法化和利率自由化，而是隻是將金融權力集中在中央官僚機構和大型國有企業。他認為，銀行對政治精英來說，最大的用處是為政策和政治目的提供貸款。

Michael Hirson告訴端傳媒，易綱留任中國人民銀行行長，可能是過渡性的安排，他認為在易綱之後誰會入主央行是很重要的問題：「這是一個世代的轉變，周小川、郭樹清、易綱都在退休，隨着這一代人退下，我認為改革派的作用可能會變小。我們將在未來5年看到一個金融部門專注於避免金融風險，並且可能更加保守，我認為改革的步伐會比以前慢。」

2022年10月份中共二十大召開，易綱和郭樹清（中國人民銀行黨委書記）都不在中央委員的名單上。這意味着他們遠離了權力中心。

陳婷向端傳媒分析：「易綱、劉昆的留任應該可能是真找不到人，找不到人民銀行、財政部系統以外信任的人。在這兩個系統內找人跟這兩人留任也沒區別。」她說，易綱和劉昆連中央候補委員的位置都沒有得到，意味着政治上邊緣化技術官僚的方針，並不會因為幾個人留任有所改變。「不過短期內平穩過度，給市場發點安撫信號的作用可能是有的。」

Michael Hirson曾在美國財政部工作，派駐中國多年。他認為，像劉鶴、易綱這樣國際化的官員在國際上扮演着重要角色，他們了解國際同行，也被他們熟知。而一個重要的問題是，當這代人退休後，現在在中國的體制中，誰會成為向市場傳達中國經濟發展情況的人。他說：「一些新的官員缺乏跟美國同行交流的經驗，而且因為兩國處在緊張關係中，可能沒有機會讓雙方重新建立關係，這是一種溝通的風險。」

實習記者 鄧曉雯 江城子 對本文亦有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