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20年起，受COVID-19疫情影響，原本每年一度的台北國際書展屢屢取消或改期，直至2022年6月才在疫情後首度復辦。然而2022年4月末，台灣疫情又急遽升溫，包括三民書局、天下遠見、聯經等逾10家出版商因擔憂員工與讀者健康之故，臨時決意退出；因此儘管去年書展如期舉行，卻仍不免受到疫情帶來的衝擊。而今，隨著「與病毒共存模式」漸成常態，世界各地的邊境防疫管治陸續放寬，為期6天的台北國際書展確定將於2023年1月31日開幕，也是疫情後首次依循往常慣例、在農曆新年前後舉辦的書展。
本屆書展以「閱讀的多重宇宙」為主題，在台灣這片閱讀土壤中，香港文化也日漸成為多重宇宙中的一股能量。今年來自香港的參展商包括了香港文學館、字花 · 香港文學出版、以及港大、中大、城大三間學術出版社；而近年港人在台開設的一八四一、2046出版社亦將參與其中。此外，今屆書展中也可見到不少香港作家的身影——小說家沐羽早前以《煙街》奪得2023台北國際書展大獎（小說獎），是歷史上首位30歲以下的得獎者，其得獎作品將於「書展大賞館」展出；周蜜蜜、謝曉虹、黃怡、陳慧、陳智德、廖偉棠等居於港台兩地的香港作家，也受邀參與主題講座，將與讀者們分享香港文學與文化種種。
港台文化素來多有親和之處，香港文化界常視台灣為出版福地，歷屆書展也是兩地文化互通的重要平台；而近年來，不少香港人選擇移居台灣，也不乏一直在文化事業中耕耘的創作者、編輯、出版人等。身攜異地經驗的他們，如何投入台灣在地的出版宇宙？在今年台北書展中，我們又將看見哪些有別於以往的香港視角？
小小展位中的香港宇宙
「我們可一方面藉此保留喘息的空間，拓寬發聲管道，另一方面也突破這幾年常把香港與政治議題、打壓與反抗簡單掛鉤的現象，重新展現紛繁的創作能量和出版面貌。」——字花
打開今年台北書展的平面導覽圖，在國際書區一角，五間香港出版單位的展位座落於此。這塊版圖有別於以往的是，歷年承攬不少展位的香港大型出版業者「三中商」（三聯書店、中華書局、商務印書館、聯合書刊物流等）並未參展；而在今年書展中，除三家大學出版社之外，藝文團體香港文學館、字花 · 香港文學出版也加入其中，似乎可以令讀者更留意到主流以外的香港出版面貌與文化生態。
香港文學刊物《字花》並非第一年參與台北書展。2019年初，字花與水煮魚文化出版曾以「52HZ出版聯盟」一分子的身份前來參加，其後又於2022年申請過書展攤位，但因疫情嚴峻而選擇退出，延至今屆才正式參加。近年居於台灣的《字花》總編輯關天林表示：「由於這次香港的出版社不再以聯盟形式參與，我們期待能暫時填補這空缺，加入其他香港的文學出版，形成一個較多元化的小平台。」
在籌備過程中，除自家出版品之外，字花也引入不少在台灣難以透過主流通路買到的出版物，包括石磬、艺鵠、閱讀時代、後話等獨立出版社的書籍；此外，也特地搜羅港人在兩地自資出版的文學作品與文化刊物，如謝彥文的散文集《肄業》、李夏昵的詩集《嗜睡的人》、在台港生群體「CAMEL同好會」主理的小誌《CAMEL》等。
關天林說，「這次書展中，除了著重新近出版的書刊，我們也會考慮到哪些出版是在台灣相對缺乏銷售平台和曝光機會，而又同時足夠有趣、新穎，值得進一步介紹給台灣讀者認識。」字花選擇將這些散佈各處的創作新聲呈現出來，也是為讀者提供更多元的閱讀選擇，「我們想讓台灣讀者看見，香港文學還有新的作品出現，還有人在寫在出版，而且有更多樣的聲音。以異質為本的文學，或許尤其能發揮這作用。」
過去兩年間，字花在台參加民間書展、文藝市集，聯同在地獨立書店舉辦詩集展，亦是在這一理念下的踐行。而在關天林看來，台北書展作為自由的華文出版展銷平台，對現今香港文化而言還有著一層特殊意義：「我們可一方面藉此保留喘息的空間，拓寬發聲管道，另一方面也突破這幾年常把香港與政治議題、打壓與反抗簡單掛鉤的現象，重新展現紛繁的創作能量和出版面貌。」
在2022年香港書展中，山道、有種兩家出版社皆被拒參展，外界視之為受到「國安法下的『無形打壓』」。而香港文學館選擇在台北書展引進三間單位合作，亦因看見他們目前受到的諸種限制。
第二年參與台北書展的香港文學館，同樣也希望能夠「將香港文學多元、前衛、真實的面向推廣給台灣讀者」。文學館將主題定為「光是閱讀 · 閱讀是光」，引進了三間香港出版社藍藍的天、有種文化、山道文化的書籍和紀念品。在2022年香港書展中，山道、有種兩家出版社皆被拒參展，外界視之為受到「國安法下的『無形打壓』」；此後山道文化另起爐灶、舉辦民間的「香港人書展」，仍在開幕前夕被煞停。選擇與這三間單位合作，亦因看見他們目前受到的諸種限制，文學館總策展人鄧小樺表示：「這三間都是中型出版社，要跳出本土市場不是那麼容易，也有更多的負擔；而他們的出版物市場性比較強一些，超出了文學館原本的嚴肅文藝方向，也可帶給讀者更多面向。」
比之去年忽然而至的疫情反撲、景況未定，今年相對放寬的防疫政策，也讓參展商們有了更多籌備空間。文學館目前邀請了兩位香港作家——謝曉虹與周蜜蜜來台進行講座。只是疫情影響猶在，外地作家能否順利來台，仍存有諸多變數。鄧小樺也表示：「曾經詢問過好幾位作家，但因為疫情等各樣原因，也有作家表示無法前來。」儘管在疫情期間，港人來台不似以往方便，文學館仍盡力促成實體活動，是因看到過往兩地作家出版與推廣上總會有時差存在，「我希望能夠打破這種異地出版的時差。」鄧小樺說道。
異地參與書展所要面對的困難不少，也總會有許多「不就手」的地方，關天林對此也有深切感受：「由於在台人手、資源有限，這次台北書展也不可能像香港書展那樣，在佈置裝潢、主題設計上花費那麼多心思，只求更著重推廣細節。」然而台北書展也曾帶來一些無法比擬的寶貴經驗，鄧小樺記得在去年書展中曾有一位讀者駐足書攤、最終帶走一本非常小眾的文藝詩集，「我們在香港努力耕耘的書籍文化，雖然在香港可能是很邊緣的，但卻能在台灣找到他的讀者，因此很感動。」
港人在台做出版，保存歷史、尋求異質
「台灣以前是一個殿堂，以往香港書若能在台出版，是件很光彩的事情。但現在，除了需要水準上的肯定，香港文學和出版物也需要自由的空間來出版。」鄧小樺
小說家董啟章曾言：「香港文學的存亡空間，有一部分是台灣給予的。」因自身文化市場、讀者有限，不少香港作者將在台灣出版視為一種肯認，而台灣的文學獎也成為不少新晉作者「發圍」的重要渠道。近年來，隨著港版國安法帶來的各種限制，香港的出版事業也開始向外延拓，在出版自由的「存亡之間」謀求更多空間。本屆書展中的兩場講座（〈融合理性與感性，交換美好與感傷——香港作品在台灣出版〉、〈「之外」還是「之間」？異鄉人在臺灣出版業界的「實踐—再想像」〉），也都是出於對港人在台出版這一現象的探尋。
「港人在台灣開出版社，的確是一個新的現象。」鄧小樺近年移居台灣，2022年末在台開設了2046出版社，最近推出第一本書，是香港作家周蜜蜜的回憶錄《亂世孤魂》。作為新現象中的一環，鄧小樺也提出了她的觀察：「台灣以前是一個殿堂，以往香港書若能在台出版，是件很光彩的事情。但現在，除了需要水準上的肯定，香港文學和出版物也需要自由的空間來出版。」
近年來不少香港青年作家的書在台灣獲得重要獎項，如鍾耀華《時間也許從不站在我們這邊》、沐羽《煙街》等，「評審們有意願去肯定這件事——抒發時代的香港書寫，是值得在台灣出版的。以往香港文學出版比較強調文學性，2019之後開始更強調時代背景，以及一種同反抗精神與自由精神的聯繫；不是先在台灣拿獎再出書，而是先有『自由』這一面向，這也是新的現象。」
只是異地紮根並非易事。離開了原本熟悉的香港市場與讀者群，在台灣做出版的港人，也必須重新建立與讀者之間的關係。對於身兼台港兩地出版工作的鄧小樺而言，在台灣選定何種出題、出什麼類型的書，也經過了一番思考：「2046與台灣讀者有兩層關係。一是主題上更為寬闊，有遼闊的他方、廣大的主題、更磅礴的現實，周蜜蜜這本書就有離散和遷徙的面向。另一層則是對異類或他者的吸引力，台灣讀者會看到與自身不同、但又有些呼應的地方。」出版社簡介中羅列了各種書籍類型，包括類型小說、網絡文學、飲食文化等等，希望「保留香港的混雜性格」。鄧小樺直言這一方面是市場上的考量，另一方面則「不僅僅為自己的品味做事，而是為歷史保存一點東西。」
「香港在過去幾年是很熱門的議題，但熱度不會無限延續，我們也不能迫使別人一定要關注我們。現在講到香港，就會覺得是一個political symbol；但在歷史上，政治卻一定不是香港人生活中的唯一。但在做這類型文化工作時，大眾還是很容易這樣定位我們。」孔德維
先於2046成立的一八四一出版社，同樣由港人在台灣主理，今年也將隨「讀書共和國」一起參與台北書展。「回想過去一年，我們出了差不多十本書。」一八四一總編輯孔德維說到，「記得去年參加台北書展的時候，剛好俄烏戰爭爆發，所以臨時加了烏克蘭主題；今年我們回到香港主題，以文化史的向度圍繞香港，最新一本出版物就是《街坊眾神：世界宗教在香港》。」這也緊緊扣連著他們接下來的出版計劃：「我們的『香港文庫』系列，將出版香港重要人物傳記與名冊，希望能為做香港研究的朋友們提供一個很簡明的目錄。」
對於學院出身的孔德維而言，在台灣編書，也是一個「學人話」的過程。「要將學術材料轉化、普及到一般讀者的世界，這是我們原本想做的事情之一。」如何可以超越香港語境，又不至於太過專業，而拒讀者於門外？孔德維舉例，在編輯香港學者練乙錚的《驚心集》時，曾請來一些台灣研究生研讀原稿，若他們有不明白之處就立刻加上註解。「我們有很多工夫可以做。將學術內容轉為普羅的知識，是一項特別的技能。」
今屆書展中，一八四一的兩位編輯將以「異鄉人在臺灣出版業界的『實踐—再想像』」為題進行對談。為何選定這樣的題目？孔德維回應：「香港在過去幾年是很熱門的議題，但熱度不會無限延續，我們也不能迫使別人一定要關注我們，因此在這個情況之下更要想想，我們身處另一個社會——台灣或者英國，需要如何擺放自己的位置。」這一題目的背後，也牽繫著2019年後港人在異地常常遇到的難題：「現在講到香港，就會覺得是一個political symbol；但在歷史上，政治卻一定不是香港人生活中的唯一。然而在做這類型文化工作的時候，大眾還是很容易這樣定位我們。」
「在香港時，身邊所有人都在食Camel（香菸），但台灣買不到，那不如就做一本zine叫《Camel》吧！我們不想做傳統的文學雜誌，而是希望潮啲、後生啲（潮流一些，年輕一些）。」陳洋
然而，同樣是在台創刊的同人刊物《Camel同好會》，卻似乎能自然而然地釋除了這種焦慮。主編陳洋、林巍都是從香港來台就讀的學生，兩人早就萌生一起辦刊物的念頭，正巧在來台期間能有所實踐。刊物因是自資出版，不必受限，因此連命名也是非常隨性的：「在香港時，身邊所有人都在食Camel（香菸），但台灣買不到，那不如就做一本zine叫《Camel》吧！」
「我們不想做傳統的文學雜誌，而是希望潮啲、後生啲（潮流一些，年輕一些）。」來台灣之前，陳洋曾有一段時間與玩音樂的朋友同住於屯門，當時他正面臨創作瓶頸，忽然從「cover歌曲」中得到靈感——文學可否也有相似的狀態？「每寫一篇文字都必須重新開始，但玩音樂的人卻未必有這樣的負擔，為什麼文字不能做到這一點呢？」於是《Camel》設定每期都以一首歌為題，寫作者以文字覆蓋（cover）原曲。2022下半年面世的第一期，主題是Tom Waits的《All the World is Green》。
《Camel》今年將隨字花進入台北書展的平台，而在此之前，他們已經在不少獨立書店、文藝市集中現身過。儘管他們對讀者並沒有過多想像，挑選作者的準則十分特殊——拿過文學獎的不找，特地找一些underground的人；但在台灣推廣的過程中，陳洋記得曾有香港作者汪倩的讀者來相認、大陸詩人張鐸瀚的作品也引發了台灣讀者的共鳴，作品與讀者仍能尋找到彼此：「我常常在想的是中港台之間相似的東西，比如年輕人某種倍受壓抑的感受，在三地都可見到這樣的躁動。」香港是他們的來處，酷與潮，則似乎是他們用以穿透隔膜、嘗試理解共同焦慮的語言。
在台灣，他們成為編輯香港的第一線
「對我們這一代（台灣）編輯來說，香港以前是海外市場的延伸；但現在，香港本地生長出來的學者、作家，其實可以成為我們的作者之一。」「這是我以前所不認識的香港。這是時代所造成的禮物般的東西。」莊瑞琳
如今踏足台灣書店，從人文社科到文學小說，總能看到不少香港蹤跡。自2019年社會運動爆發、國安法通過後言論審查事件屢屢發生，不少香港作家選擇另闢蹊徑、到海外出版，而常被視為「華文地區最後一塊自由版圖」的台灣則成為首選。前文提及在台獲獎的鍾耀華與沐羽，他們的作品分別由春山出版與木馬文化兩家台灣出版社接下；佔中九子之一的陳健民教授，也把曾經在香港出過的獄中書簡再交由聯經重版。
從旁觀、想像，到理解再編織，近年台灣編輯對香港作品的意識，產生了怎樣的轉變？「對我們這一代（台灣）編輯來說，香港以前是海外市場的延伸；但現在，香港本地生長出來的學者、作家，其實可以成為我們的作者之一。」春山出版總編輯莊瑞琳解釋道。雨傘運動之後，莊瑞琳曾受邀到香港參加講座，一方面與當地獨立書店、作家、編輯建立交流，同時也看到紮根香港的本土作品正在爆發，「這是我以前所不認識的香港。」
而在莊瑞琳看來，真正改變自己、乃至多台灣人文社科編輯的，還是2019年的反修例運動。2018年底創立以來，春山的香港線出版一直緊銜住社會情勢的變化：從學者梁啟智的《香港第一課》、到《端傳媒》反修例運動報導精選，後來亦有紀錄片《時代革命》的電影訪談錄。莊瑞琳曾在文章中寫到，正是這一過程讓她開始「深刻反省編輯上如何看待香港的脈絡，跟台灣的關係是什麼」。而如今她也看見：「香港的創造力，正慢慢與我們產生一種關係。這幾年，香港從台灣的海外市場變成內部市場；在我們出版品中，有許多香港成份、以及對香港的思考，與香港作者的交流也能讓我們瞭解得更多。」
從香港出發，莊瑞琳也思考了很多新的問題，並且享受著每一次與香港作者之間的討論，「這是時代所造成的禮物般的東西。過去，我們很難直接觸摸這些創作，常常是看到完成版，或是將已經在香港出版的引進台灣，而我們現在是第一線。」
「過去台灣的政治小說是很強勢的，但20世紀之後，明明選舉活動變得更多，小說卻回到一個很『純淨』的狀態。其中一個可能是文學獎體制下馴養出一些反向的『政治敏感』，我覺得這很可惜。」何冠龍
2019年的影響，同樣發生在木馬文化編輯何冠龍身上。近一年來，木馬接連出版了沐羽、梁莉姿、陳慧三位香港作家的小說，何冠龍在編輯這些作品同時，也在回應自己看著新聞畫面、聽到抗爭者被捕的消息時，縈繞在心頭的那份不甘：「當時不知道自己能夠做什麼，而作為一個台灣編輯，既然我的工作是做書，就做一些與香港相關的書好了。」
在與沐羽簽訂出版之後，通過作家間的引介，何冠龍又陸續認識了梁莉姿與陳慧，同樣十分珍視他們的作品。在他看來，這些書寫時代的香港小說，正正填補到如今台灣文學中的一塊空缺：「過去台灣的政治小說是很強勢的，但20世紀之後，明明我們的選舉活動變得更多，但小說卻回到一個很『純淨』的狀態。其中一個可能性，就是文學獎體制下馴養出一些反向的『政治敏感』，我覺得這很可惜。」
與世局政治的距離感，不僅見於文學之中，也普遍發生在許多台灣讀者身上。聯經出版副總編輯陳逸華觀察到：「台灣百姓對國際關係、世局變化相對不敏感，當然還是有很多人會關心國際時勢，但更多是願意顧好自我的民生需求。」
寫於香港的獄中書簡，如今由聯經重出，作者陳健民在台版序言中希冀「這些書簡能令臺灣的年輕人體驗到專制的邪惡、自由的可貴⋯⋯」書名《受苦與反抗》或也承載了這份具有普世性、共通的力量。陳逸華亦認為：「如果沒有台版的這類書籍，而港版在台灣市場的傳播上還是有限，台灣讀者有沒有更直面的管道去獲取政局環境劇變的第一線作者的第一手資料（尤其這個政局和台灣息息相關），恐怕不是那麼容易。」
近年不少港人選擇在台灣開書店，從詩生活、銅鑼灣書店、到飛地書店等。因與兩地有著密切聯結，這些空間也成為不少香港書在台灣發布或分享的重要平台，例如木馬出版的三本香港小說，都曾飛地書店舉辦過講座。身處兩地文化交會的前沿，飛地書店老闆張潔平也觀察到台灣讀者對香港的種種共鳴：
「一些讀者在香港有過真實的生活、情感經驗，談到香港時當然非常動情；也有台灣讀者會對應自己的運動創傷，例如從《日常運動》、《煙街》回應到（台灣）太陽花運動後某些不太容易說出口的、政治不正確的部分。他們很想交流、理解香港在經歷了那麼大型的社會運動後，面對整齊劃一的口號，創作者是如何而發出獨立的聲音、還原運動中與主流不一致的聲音⋯⋯」
「讀者看到香港的創作者是在一種即將失去、甚至已經失去的緊迫感中，一點一滴復現自己珍愛的城市，他們也會提出反思：我們是否把現在的生活看得太理所當然了？」張潔平
張潔平也提到，在港台對談的活動中不少香港作家展現出對自己城市的珍愛，亦影響了台灣讀者重新思考與自己城市之間的關係：「讀者看到香港的創作者是在一種即將失去、甚至已經失去的緊迫感中，一點一滴復現自己珍愛的城市，他們也會提出反思：我們是否把現在的生活看得太理所當然了？」
「今日香港，明日台灣」的說法，常常化約了兩地之間更深層的連繫與觀照。讀者們透過閱讀文本和實體交流去感知；而在文化生產上游的編輯，也已經開始反思這一現象。在策劃香港出版的過程中，莊瑞琳不斷提出思考：「香港應該是21世紀非常重要的政治社群之一；對於政治社群的重新定義，已經不能用20世紀的方式來討論。對我來說，並不是台灣在收納或救援香港，台灣也不只是『華文世界最後一塊自由版圖』，早期也許大家有這樣的心態，但如果要持續下去，就不能是這樣的。」香港書在台出版，同時也會對台灣產生新的啟發——「能不能有一種既獨立又不獨立的政治社群？是否不一定要延續傳統意義上的『國家』？」這些眼下台灣也正在面對的問題，或許能夠透過一次次的雙向交流、理解、編輯、出版，來得到更多闡釋。
在新的平台，延續香港流動性
訪問中，大家不約而同地留意到一個現象，即香港政治議題的快速退燒。「台灣讀者對（香港）議題和政治環境的熱度在快速下降，不單是書，從香港相關的紀錄片放映、主題討論會中，也都能看到過去三年人數的變化。」張潔平從書店的第一線角度提出觀察。
莊瑞琳對此也有所感發：「運動期間是最容易製造連結的，不論在香港還是在台灣。運動結束以後，香港脈絡與台灣之間的關係，難道都只有政治嗎？至少對我而言，應該更深刻地呈現出香港的歷史、社會力、文藝精神。在運動之後我們更要去拓展，也希望大家理解香港更完整的面貌。」
過去的政治焦點不再，接下來則是轉向漫長的、逐漸深刻瞭解的過程：「台灣讀者也跟編輯一樣，正在慢慢理解香港。」莊瑞琳補充到，「更年輕的一代，也許他們的第一本書、他們作為寫作者被認識，是從台灣出發的。台灣出版同業也對香港的理解，也不一定要被社會運動、局勢帶著走，例如木馬、左岸（出版社），都抱著比較長期的心態來看待香港，我覺得這也會為台灣死氣沉沉的出版帶來一些新的刺激。」
在今年的台北書展上，讀者們或許能搜羅到一份嶄新的「香港書單」——這其中或會有香港的小眾或自資刊物、與審查紅線搏鬥的書籍、也有在台灣乃至世界各地出版的香港作品⋯⋯「香港是個一直在流動的城市，很多文化、人才都得益於這種流動性。然而流動的前提是需要有充分的自由，這也是為何這麼多香港人，哪怕在世界各地依然很關心香港的言論、出版、公共討論的自由。」這也是張潔平當初在構想「飛地」時的期許，「我們正是想延續這種精神，而非狹窄的族群身分。哪怕在迫不得已花果飄零、離散到世界各地的狀況下，依然有一種從下而上的、重建自己生活和社群的能力。」
「我們正是想延續這種精神，而非狹窄的族群身分。哪怕在迫不得已花果飄零、離散到世界各地的狀況下，依然有一種從下而上的、重建自己生活和社群的能力。」張潔平
人們並未被洪水猛獸沖散，而是在流動尋找新的位置。張潔平透露，2023年飛地也將參與到在台出版的行列中，「公共生活取決於大家要有公共的表達、寫作、發聲，要有被人看見的渠道。當很多大型出版社、曾經我們很依賴的出版生態都難以為繼的時候，需要有很多小型獨立出版來接過這棒。飛地希望成為離散社群中公共生活的小小節點。」
台北書展即將展開，在這一國際性的交流平台上，世界各地都有可能會留意到台灣出版的作品。何冠龍作為獲獎書《煙街》的編輯，也正面對新的甜蜜煩惱：「有件事很棘手——要怎麼跟他們（世界各地的人）說明，香港的作品為何在台灣出版？為什麼台灣評審會選擇他們的作品得獎？」這背後的文化脈絡、政治原因，當然很難在一言半語中得到明確解釋。但不論對於在台灣或異地繼續開拓空間的香港人，還是敞開門迎接香港書寫的台灣出版業者而言，答案已經寫在他們的耕耘之中。
我有一個疑問，文中的這句話「可惜Tom Wais係食Lucky」是什麼意思？
今日香港，明日台灣，這是對台灣社會的警醒，可惜太多人仍然活在醉生夢死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