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20年起，受COVID-19疫情影响，原本每年一度的台北国际书展屡屡取消或改期，直至2022年6月才在疫情后首度复办。然而2022年4月末，台湾疫情又急遽升温，包括三民书局、天下远见、联经等逾10家出版商因担忧员工与读者健康之故，临时决意退出；因此尽管去年书展如期举行，却仍不免受到疫情带来的冲击。而今，随著“与病毒共存模式”渐成常态，世界各地的边境防疫管治陆续放宽，为期6天的台北国际书展确定将于2023年1月31日开幕，也是疫情后首次依循往常惯例、在农历新年前后举办的书展。
本届书展以“阅读的多重宇宙”为主题，在台湾这片阅读土壤中，香港文化也日渐成为多重宇宙中的一股能量。今年来自香港的参展商包括了香港文学馆、字花 · 香港文学出版、以及港大、中大、城大三间学术出版社；而近年港人在台开设的一八四一、2046出版社亦将参与其中。此外，今届书展中也可见到不少香港作家的身影——小说家沐羽早前以《烟街》夺得2023台北国际书展大奖（小说奖），是历史上首位30岁以下的得奖者，其得奖作品将于“书展大赏馆”展出；周蜜蜜、谢晓虹、黄怡、陈慧、陈智德、廖伟棠等居于港台两地的香港作家，也受邀参与主题讲座，将与读者们分享香港文学与文化种种。
港台文化素来多有亲和之处，香港文化界常视台湾为出版福地，历届书展也是两地文化互通的重要平台；而近年来，不少香港人选择移居台湾，也不乏一直在文化事业中耕耘的创作者、编辑、出版人等。身携异地经验的他们，如何投入台湾在地的出版宇宙？在今年台北书展中，我们又将看见哪些有别于以往的香港视角？
小小展位中的香港宇宙
“我们可一方面借此保留喘息的空间，拓宽发声管道，另一方面也突破这几年常把香港与政治议题、打压与反抗简单挂钩的现象，重新展现纷繁的创作能量和出版面貌。”——字花
打开今年台北书展的平面导览图，在国际书区一角，五间香港出版单位的展位座落于此。这块版图有别于以往的是，历年承揽不少展位的香港大型出版业者“三中商”（三联书店、中华书局、商务印书馆、联合书刊物流等）并未参展；而在今年书展中，除三家大学出版社之外，艺文团体香港文学馆、字花 · 香港文学出版也加入其中，似乎可以令读者更留意到主流以外的香港出版面貌与文化生态。
香港文学刊物《字花》并非第一年参与台北书展。2019年初，字花与水煮鱼文化出版曾以“52HZ出版联盟”一分子的身份前来参加，其后又于2022年申请过书展摊位，但因疫情严峻而选择退出，延至今届才正式参加。近年居于台湾的《字花》总编辑关天林表示：“由于这次香港的出版社不再以联盟形式参与，我们期待能暂时填补这空缺，加入其他香港的文学出版，形成一个较多元化的小平台。”
在筹备过程中，除自家出版品之外，字花也引入不少在台湾难以透过主流通路买到的出版物，包括石磬、艺鹄、阅读时代、后话等独立出版社的书籍；此外，也特地搜罗港人在两地自资出版的文学作品与文化刊物，如谢彦文的散文集《肄业》、李夏昵的诗集《嗜睡的人》、在台港生群体“CAMEL同好会”主理的小志《CAMEL》等。
关天林说，“这次书展中，除了著重新近出版的书刊，我们也会考虑到哪些出版是在台湾相对缺乏销售平台和曝光机会，而又同时足够有趣、新颖，值得进一步介绍给台湾读者认识。”字花选择将这些散布各处的创作新声呈现出来，也是为读者提供更多元的阅读选择，“我们想让台湾读者看见，香港文学还有新的作品出现，还有人在写在出版，而且有更多样的声音。以异质为本的文学，或许尤其能发挥这作用。”
过去两年间，字花在台参加民间书展、文艺市集，联同在地独立书店举办诗集展，亦是在这一理念下的践行。而在关天林看来，台北书展作为自由的华文出版展销平台，对现今香港文化而言还有著一层特殊意义：“我们可一方面借此保留喘息的空间，拓宽发声管道，另一方面也突破这几年常把香港与政治议题、打压与反抗简单挂钩的现象，重新展现纷繁的创作能量和出版面貌。”
在2022年香港书展中，山道、有种两家出版社皆被拒参展，外界视之为受到“国安法下的‘无形打压’”。而香港文学馆选择在台北书展引进三间单位合作，亦因看见他们目前受到的诸种限制。
第二年参与台北书展的香港文学馆，同样也希望能够“将香港文学多元、前卫、真实的面向推广给台湾读者”。文学馆将主题定为“光是阅读 · 阅读是光”，引进了三间香港出版社蓝蓝的天、有种文化、山道文化的书籍和纪念品。在2022年香港书展中，山道、有种两家出版社皆被拒参展，外界视之为受到“国安法下的‘无形打压’”；此后山道文化另起炉灶、举办民间的“香港人书展”，仍在开幕前夕被煞停。选择与这三间单位合作，亦因看见他们目前受到的诸种限制，文学馆总策展人邓小桦表示：“这三间都是中型出版社，要跳出本土市场不是那么容易，也有更多的负担；而他们的出版物市场性比较强一些，超出了文学馆原本的严肃文艺方向，也可带给读者更多面向。”
比之去年忽然而至的疫情反扑、景况未定，今年相对放宽的防疫政策，也让参展商们有了更多筹备空间。文学馆目前邀请了两位香港作家——谢晓虹与周蜜蜜来台进行讲座。只是疫情影响犹在，外地作家能否顺利来台，仍存有诸多变数。邓小桦也表示：“曾经询问过好几位作家，但因为疫情等各样原因，也有作家表示无法前来。”尽管在疫情期间，港人来台不似以往方便，文学馆仍尽力促成实体活动，是因看到过往两地作家出版与推广上总会有时差存在，“我希望能够打破这种异地出版的时差。”邓小桦说道。
异地参与书展所要面对的困难不少，也总会有许多“不就手”的地方，关天林对此也有深切感受：“由于在台人手、资源有限，这次台北书展也不可能像香港书展那样，在布置装潢、主题设计上花费那么多心思，只求更著重推广细节。”然而台北书展也曾带来一些无法比拟的宝贵经验，邓小桦记得在去年书展中曾有一位读者驻足书摊、最终带走一本非常小众的文艺诗集，“我们在香港努力耕耘的书籍文化，虽然在香港可能是很边缘的，但却能在台湾找到他的读者，因此很感动。”
港人在台做出版，保存历史、寻求异质
“台湾以前是一个殿堂，以往香港书若能在台出版，是件很光彩的事情。但现在，除了需要水准上的肯定，香港文学和出版物也需要自由的空间来出版。”邓小桦
小说家董启章曾言：“香港文学的存亡空间，有一部分是台湾给予的。”因自身文化市场、读者有限，不少香港作者将在台湾出版视为一种肯认，而台湾的文学奖也成为不少新晋作者“发围”的重要渠道。近年来，随著港版国安法带来的各种限制，香港的出版事业也开始向外延拓，在出版自由的“存亡之间”谋求更多空间。本届书展中的两场讲座（〈融合理性与感性，交换美好与感伤——香港作品在台湾出版〉、〈“之外”还是“之间”？异乡人在台湾出版业界的“实践—再想像”〉），也都是出于对港人在台出版这一现象的探寻。
“港人在台湾开出版社，的确是一个新的现象。”邓小桦近年移居台湾，2022年末在台开设了2046出版社，最近推出第一本书，是香港作家周蜜蜜的回忆录《乱世孤魂》。作为新现象中的一环，邓小桦也提出了她的观察：“台湾以前是一个殿堂，以往香港书若能在台出版，是件很光彩的事情。但现在，除了需要水准上的肯定，香港文学和出版物也需要自由的空间来出版。”
近年来不少香港青年作家的书在台湾获得重要奖项，如钟耀华《时间也许从不站在我们这边》、沐羽《烟街》等，“评审们有意愿去肯定这件事——抒发时代的香港书写，是值得在台湾出版的。以往香港文学出版比较强调文学性，2019之后开始更强调时代背景，以及一种同反抗精神与自由精神的联系；不是先在台湾拿奖再出书，而是先有‘自由’这一面向，这也是新的现象。”
只是异地扎根并非易事。离开了原本熟悉的香港市场与读者群，在台湾做出版的港人，也必须重新建立与读者之间的关系。对于身兼台港两地出版工作的邓小桦而言，在台湾选定何种出题、出什么类型的书，也经过了一番思考：“2046与台湾读者有两层关系。一是主题上更为宽阔，有辽阔的他方、广大的主题、更磅礴的现实，周蜜蜜这本书就有离散和迁徙的面向。另一层则是对异类或他者的吸引力，台湾读者会看到与自身不同、但又有些呼应的地方。”出版社简介中罗列了各种书籍类型，包括类型小说、网络文学、饮食文化等等，希望“保留香港的混杂性格”。邓小桦直言这一方面是市场上的考量，另一方面则“不仅仅为自己的品味做事，而是为历史保存一点东西。”
“香港在过去几年是很热门的议题，但热度不会无限延续，我们也不能迫使别人一定要关注我们。现在讲到香港，就会觉得是一个political symbol；但在历史上，政治却一定不是香港人生活中的唯一。但在做这类型文化工作时，大众还是很容易这样定位我们。”孔德维
先于2046成立的一八四一出版社，同样由港人在台湾主理，今年也将随“读书共和国”一起参与台北书展。“回想过去一年，我们出了差不多十本书。”一八四一总编辑孔德维说到，“记得去年参加台北书展的时候，刚好俄乌战争爆发，所以临时加了乌克兰主题；今年我们回到香港主题，以文化史的向度围绕香港，最新一本出版物就是《街坊众神：世界宗教在香港》。”这也紧紧扣连著他们接下来的出版计划：“我们的‘香港文库’系列，将出版香港重要人物传记与名册，希望能为做香港研究的朋友们提供一个很简明的目录。”
对于学院出身的孔德维而言，在台湾编书，也是一个“学人话”的过程。“要将学术材料转化、普及到一般读者的世界，这是我们原本想做的事情之一。”如何可以超越香港语境，又不至于太过专业，而拒读者于门外？孔德维举例，在编辑香港学者练乙铮的《惊心集》时，曾请来一些台湾研究生研读原稿，若他们有不明白之处就立刻加上注解。“我们有很多工夫可以做。将学术内容转为普罗的知识，是一项特别的技能。”
今届书展中，一八四一的两位编辑将以“异乡人在台湾出版业界的‘实践—再想像’”为题进行对谈。为何选定这样的题目？孔德维回应：“香港在过去几年是很热门的议题，但热度不会无限延续，我们也不能迫使别人一定要关注我们，因此在这个情况之下更要想想，我们身处另一个社会——台湾或者英国，需要如何摆放自己的位置。”这一题目的背后，也牵系著2019年后港人在异地常常遇到的难题：“现在讲到香港，就会觉得是一个political symbol；但在历史上，政治却一定不是香港人生活中的唯一。然而在做这类型文化工作的时候，大众还是很容易这样定位我们。”
“在香港时，身边所有人都在食Camel（香烟），但台湾买不到，那不如就做一本zine叫《Camel》吧！我们不想做传统的文学杂志，而是希望潮啲、后生啲（潮流一些，年轻一些）。”陈洋
然而，同样是在台创刊的同人刊物《Camel同好会》，却似乎能自然而然地释除了这种焦虑。主编陈洋、林巍都是从香港来台就读的学生，两人早就萌生一起办刊物的念头，正巧在来台期间能有所实践。刊物因是自资出版，不必受限，因此连命名也是非常随性的：“在香港时，身边所有人都在食Camel（香烟），但台湾买不到，那不如就做一本zine叫《Camel》吧！”
“我们不想做传统的文学杂志，而是希望潮啲、后生啲（潮流一些，年轻一些）。”来台湾之前，陈洋曾有一段时间与玩音乐的朋友同住于屯门，当时他正面临创作瓶颈，忽然从“cover歌曲”中得到灵感——文学可否也有相似的状态？“每写一篇文字都必须重新开始，但玩音乐的人却未必有这样的负担，为什么文字不能做到这一点呢？”于是《Camel》设定每期都以一首歌为题，写作者以文字覆盖（cover）原曲。2022下半年面世的第一期，主题是Tom Waits的《All the World is Green》。
《Camel》今年将随字花进入台北书展的平台，而在此之前，他们已经在不少独立书店、文艺市集中现身过。尽管他们对读者并没有过多想像，挑选作者的准则十分特殊——拿过文学奖的不找，特地找一些underground的人；但在台湾推广的过程中，陈洋记得曾有香港作者汪倩的读者来相认、大陆诗人张铎瀚的作品也引发了台湾读者的共鸣，作品与读者仍能寻找到彼此：“我常常在想的是中港台之间相似的东西，比如年轻人某种倍受压抑的感受，在三地都可见到这样的躁动。”香港是他们的来处，酷与潮，则似乎是他们用以穿透隔膜、尝试理解共同焦虑的语言。
在台湾，他们成为编辑香港的第一线
“对我们这一代（台湾）编辑来说，香港以前是海外市场的延伸；但现在，香港本地生长出来的学者、作家，其实可以成为我们的作者之一。”“这是我以前所不认识的香港。这是时代所造成的礼物般的东西。”庄瑞琳
如今踏足台湾书店，从人文社科到文学小说，总能看到不少香港踪迹。自2019年社会运动爆发、国安法通过后言论审查事件屡屡发生，不少香港作家选择另辟蹊径、到海外出版，而常被视为“华文地区最后一块自由版图”的台湾则成为首选。前文提及在台获奖的钟耀华与沐羽，他们的作品分别由春山出版与木马文化两家台湾出版社接下；占中九子之一的陈健民教授，也把曾经在香港出过的狱中书简再交由联经重版。
从旁观、想像，到理解再编织，近年台湾编辑对香港作品的意识，产生了怎样的转变？“对我们这一代（台湾）编辑来说，香港以前是海外市场的延伸；但现在，香港本地生长出来的学者、作家，其实可以成为我们的作者之一。”春山出版总编辑庄瑞琳解释道。雨伞运动之后，庄瑞琳曾受邀到香港参加讲座，一方面与当地独立书店、作家、编辑建立交流，同时也看到扎根香港的本土作品正在爆发，“这是我以前所不认识的香港。”
而在庄瑞琳看来，真正改变自己、乃至多台湾人文社科编辑的，还是2019年的反修例运动。2018年底创立以来，春山的香港线出版一直紧衔住社会情势的变化：从学者梁启智的《香港第一课》、到《端传媒》反修例运动报导精选，后来亦有纪录片《时代革命》的电影访谈录。庄瑞琳曾在文章中写到，正是这一过程让她开始“深刻反省编辑上如何看待香港的脉络，跟台湾的关系是什么”。而如今她也看见：“香港的创造力，正慢慢与我们产生一种关系。这几年，香港从台湾的海外市场变成内部市场；在我们出版品中，有许多香港成份、以及对香港的思考，与香港作者的交流也能让我们了解得更多。”
从香港出发，庄瑞琳也思考了很多新的问题，并且享受著每一次与香港作者之间的讨论，“这是时代所造成的礼物般的东西。过去，我们很难直接触摸这些创作，常常是看到完成版，或是将已经在香港出版的引进台湾，而我们现在是第一线。”
“过去台湾的政治小说是很强势的，但20世纪之后，明明选举活动变得更多，小说却回到一个很‘纯净’的状态。其中一个可能是文学奖体制下驯养出一些反向的‘政治敏感’，我觉得这很可惜。”何冠龙
2019年的影响，同样发生在木马文化编辑何冠龙身上。近一年来，木马接连出版了沐羽、梁莉姿、陈慧三位香港作家的小说，何冠龙在编辑这些作品同时，也在回应自己看著新闻画面、听到抗争者被捕的消息时，萦绕在心头的那份不甘：“当时不知道自己能够做什么，而作为一个台湾编辑，既然我的工作是做书，就做一些与香港相关的书好了。”
在与沐羽签订出版之后，通过作家间的引介，何冠龙又陆续认识了梁莉姿与陈慧，同样十分珍视他们的作品。在他看来，这些书写时代的香港小说，正正填补到如今台湾文学中的一块空缺：“过去台湾的政治小说是很强势的，但20世纪之后，明明我们的选举活动变得更多，但小说却回到一个很‘纯净’的状态。其中一个可能性，就是文学奖体制下驯养出一些反向的‘政治敏感’，我觉得这很可惜。”
与世局政治的距离感，不仅见于文学之中，也普遍发生在许多台湾读者身上。联经出版副总编辑陈逸华观察到：“台湾百姓对国际关系、世局变化相对不敏感，当然还是有很多人会关心国际时势，但更多是愿意顾好自我的民生需求。”
写于香港的狱中书简，如今由联经重出，作者陈健民在台版序言中希冀“这些书简能令台湾的年轻人体验到专制的邪恶、自由的可贵⋯⋯”书名《受苦与反抗》或也承载了这份具有普世性、共通的力量。陈逸华亦认为：“如果没有台版的这类书籍，而港版在台湾市场的传播上还是有限，台湾读者有没有更直面的管道去获取政局环境剧变的第一线作者的第一手资料（尤其这个政局和台湾息息相关），恐怕不是那么容易。”
近年不少港人选择在台湾开书店，从诗生活、铜锣湾书店、到飞地书店等。因与两地有著密切联结，这些空间也成为不少香港书在台湾发布或分享的重要平台，例如木马出版的三本香港小说，都曾飞地书店举办过讲座。身处两地文化交会的前沿，飞地书店老板张洁平也观察到台湾读者对香港的种种共鸣：
“一些读者在香港有过真实的生活、情感经验，谈到香港时当然非常动情；也有台湾读者会对应自己的运动创伤，例如从《日常运动》、《烟街》回应到（台湾）太阳花运动后某些不太容易说出口的、政治不正确的部分。他们很想交流、理解香港在经历了那么大型的社会运动后，面对整齐划一的口号，创作者是如何而发出独立的声音、还原运动中与主流不一致的声音⋯⋯”
“读者看到香港的创作者是在一种即将失去、甚至已经失去的紧迫感中，一点一滴复现自己珍爱的城市，他们也会提出反思：我们是否把现在的生活看得太理所当然了？”张洁平
张洁平也提到，在港台对谈的活动中不少香港作家展现出对自己城市的珍爱，亦影响了台湾读者重新思考与自己城市之间的关系：“读者看到香港的创作者是在一种即将失去、甚至已经失去的紧迫感中，一点一滴复现自己珍爱的城市，他们也会提出反思：我们是否把现在的生活看得太理所当然了？”
“今日香港，明日台湾”的说法，常常化约了两地之间更深层的连系与观照。读者们透过阅读文本和实体交流去感知；而在文化生产上游的编辑，也已经开始反思这一现象。在策划香港出版的过程中，庄瑞琳不断提出思考：“香港应该是21世纪非常重要的政治社群之一；对于政治社群的重新定义，已经不能用20世纪的方式来讨论。对我来说，并不是台湾在收纳或救援香港，台湾也不只是‘华文世界最后一块自由版图’，早期也许大家有这样的心态，但如果要持续下去，就不能是这样的。”香港书在台出版，同时也会对台湾产生新的启发——“能不能有一种既独立又不独立的政治社群？是否不一定要延续传统意义上的‘国家’？”这些眼下台湾也正在面对的问题，或许能够透过一次次的双向交流、理解、编辑、出版，来得到更多阐释。
在新的平台，延续香港流动性
访问中，大家不约而同地留意到一个现象，即香港政治议题的快速退烧。“台湾读者对（香港）议题和政治环境的热度在快速下降，不单是书，从香港相关的纪录片放映、主题讨论会中，也都能看到过去三年人数的变化。”张洁平从书店的第一线角度提出观察。
庄瑞琳对此也有所感发：“运动期间是最容易制造连结的，不论在香港还是在台湾。运动结束以后，香港脉络与台湾之间的关系，难道都只有政治吗？至少对我而言，应该更深刻地呈现出香港的历史、社会力、文艺精神。在运动之后我们更要去拓展，也希望大家理解香港更完整的面貌。”
过去的政治焦点不再，接下来则是转向漫长的、逐渐深刻了解的过程：“台湾读者也跟编辑一样，正在慢慢理解香港。”庄瑞琳补充到，“更年轻的一代，也许他们的第一本书、他们作为写作者被认识，是从台湾出发的。台湾出版同业也对香港的理解，也不一定要被社会运动、局势带著走，例如木马、左岸（出版社），都抱著比较长期的心态来看待香港，我觉得这也会为台湾死气沉沉的出版带来一些新的刺激。”
在今年的台北书展上，读者们或许能搜罗到一份崭新的“香港书单”——这其中或会有香港的小众或自资刊物、与审查红线搏斗的书籍、也有在台湾乃至世界各地出版的香港作品⋯⋯“香港是个一直在流动的城市，很多文化、人才都得益于这种流动性。然而流动的前提是需要有充分的自由，这也是为何这么多香港人，哪怕在世界各地依然很关心香港的言论、出版、公共讨论的自由。”这也是张洁平当初在构想“飞地”时的期许，“我们正是想延续这种精神，而非狭窄的族群身分。哪怕在迫不得已花果飘零、离散到世界各地的状况下，依然有一种从下而上的、重建自己生活和社群的能力。”
“我们正是想延续这种精神，而非狭窄的族群身分。哪怕在迫不得已花果飘零、离散到世界各地的状况下，依然有一种从下而上的、重建自己生活和社群的能力。”张洁平
人们并未被洪水猛兽冲散，而是在流动寻找新的位置。张洁平透露，2023年飞地也将参与到在台出版的行列中，“公共生活取决于大家要有公共的表达、写作、发声，要有被人看见的渠道。当很多大型出版社、曾经我们很依赖的出版生态都难以为继的时候，需要有很多小型独立出版来接过这棒。飞地希望成为离散社群中公共生活的小小节点。”
台北书展即将展开，在这一国际性的交流平台上，世界各地都有可能会留意到台湾出版的作品。何冠龙作为获奖书《烟街》的编辑，也正面对新的甜蜜烦恼：“有件事很棘手——要怎么跟他们（世界各地的人）说明，香港的作品为何在台湾出版？为什么台湾评审会选择他们的作品得奖？”这背后的文化脉络、政治原因，当然很难在一言半语中得到明确解释。但不论对于在台湾或异地继续开拓空间的香港人，还是敞开门迎接香港书写的台湾出版业者而言，答案已经写在他们的耕耘之中。
我有一個疑問，文中的這句話「可惜Tom Wais係食Lucky」是什麼意思？
今日香港，明日台灣，這是對台灣社會的警醒，可惜太多人仍然活在醉生夢死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