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明磊的海外流亡生活：重建日常，以更自由的姿態去抗爭

【引言】本文由端傳媒與NGOCN聲音計劃聯合發布，首發於端傳媒。

施明磊決定用一種更自由的姿態去抗爭：不必因為壓力做過度反應，也不必把自己變成一個孤島。「因為，僵化的姿態讓人沒法活出自由。」

她是「長沙公益仨」案件中程淵的妻子。36歲的她，從2019年7月至今，經歷了丈夫的被囚禁和秘密審判，自己艱苦的維權呼告，以及被迫帶着女兒逃離中國的一系列心路。如今的她，正在信仰以及日常生活的重建中，成長為一個越來越強大的女性。

2022年9月，美國北部的一座城市。36歲的施明磊和女兒一起開學了，女兒上幼兒園，她念EMBA。雖然課程緊，作業多，週六上課的時候，還得拜託教會的朋友們照看女兒，但施明磊卻很興奮。班上同學背景五花八門，有退伍軍人、ICU醫生，還有跟她一樣的外國人；在她眼中，這就是個小型的美國社會，她急切地想要了解新家園的一切。

丈夫程淵被捕三年後，施明磊才一點點找回了生活的步調：她加入了一個電商創業團隊，忙着今年12月新項目的上線；照顧女兒的生活起居，做家務；上學，寫作業；每週日去教堂做禮拜；接受媒體採訪，為程淵和其他中國維權人士發聲吶喊。

她最新的大動作是：在美國發起聯署行動，呼籲工具行業巨頭美沃奇（Milwaukee）停止採購中國監獄強迫勞動的產品。她所依據的，正是她的丈夫程淵的遭遇：程淵自訴，在他被關押的湖南赤山監獄，囚犯們被強迫勞動。之後有其他出獄的人權活動人士，指出他們在監獄中強迫勞動的產品是美沃奇公司銷售的工具手套。

2019年7月22日，長沙的國安人員涌進公益組織長沙富能聯合創始人程淵的家裏，將他逮捕，罪名是涉嫌顛覆國家政權，他的兩位同事也被逮捕。這就是著名的「長沙公益仨」案件。僅僅因為是程淵的妻子，施明磊被以同樣的罪名帶走審訊，後又被「指定居所監視居住」。多位受訪者表示，這是維權人士的家屬首次被扣上「顛覆國家政權」的罪名，與維權人士同罪。

自程淵被捕之後，施明磊的生活被捶得粉碎。她一度感到漫無邊際的虛無和絕望。心理諮詢師告訴她，對抗虛無，要從做小事開始，看天，看樹，騎車，養一盆花，養一隻貓，或者照顧孩子。

2021年4月，施明磊帶着女兒輾轉來到美國。在新的土地上，女兒成了生活新的錨。施明磊有了穩定的時間表：八點半前把女兒送去學校，下午三點接孩子放學，晚上八點安排女兒睡覺。白天女兒上學，她抓緊時間處理工作；晚上女兒睡了，她為程淵發聲，寫文章，接受來自不同時區的採訪。為了照顧記者們的時間，她有時會熬到凌晨。

施明磊決心要熱情工作，熱烈生活，讓生命活得「花團錦簇」。就如同2021年8月22日，她在Facebook上寫的那樣：「如果我的時間，100%想着那醜惡的政權，那醜惡的人，那我便100%與醜惡聯結。而，這並不是我們起初的樣子，也不是我們未來的盼望所在……當我們願意回到起初的完人的形象，我們便突破了極權的控制，突破了醜惡，突破了恨。」

決斷

施明磊愛笑。她說起女兒會笑，說起加班會笑，說起生完孩子的女同事們之間比拼奶量會笑，甚至說起程淵被捕改變了她自己的人生時，她也會笑。外表看來，她一頭幹練短髮，說話語氣溫柔，慢條斯理。

到美國一年多，施明磊和女兒的生活步入了正軌。或許因為在中國曾經失去過正常的生活，如今，母女倆生活得很認真。

作為虔誠基督徒的施明磊，加入了一個本地教會。每週四晚上有散步的活動，也不去遠的地方，只在社區裏。八九個大人，五六個小孩，一塊沿着湖邊走。有時鄰居會好奇詢問，大家互相打着招呼。女兒喜歡這樣的週四，因為她可以跟朋友們一塊騎滑板車。施明磊也喜歡，這讓她有了正在生活的感覺。

她們剛到美國時，疫情還在肆虐。周圍見不到什麼人，施明磊就帶女兒去公園。女兒在公園裏探索，她就觀察樹木，每一株樹的樹幹和樹枝，形態不一。這是一種刻意練習。只在此刻，此地，把注意力放在樹木上，感知人與自然的連接。對她來說，至少在這個短暫的時空，那些噩夢般的往事，才會被排除在頭腦之外。

生活，工作，為程淵呼籲，自我療愈；每一項都任務繁重，但施明磊把每件事都安排妥當，在母親、妻子和自我的角色中來回轉換。

或許這要歸功於她極強的執行力。好友陸妙卿對此印象深刻。陸妙卿是一名律師，在國內曾與程淵合作，她之前只聽說過施明磊，「是個虔誠的基督徒，善良，事業做得很好，對程淵很好。」施明磊來到美國後，她們兩人才真正認識。陸妙卿記得，有一次施明磊抱怨沒車不方便，沒過多久，就把車的照片發了過來，車已經買了。「她一旦決定做什麼事，行動力很強。」

羅勝春是人權律師丁家喜的妻子，曾經多次與施明磊一起參與呼籲活動。她形容施明磊「很有決斷力，做事情有職業女性的特點。」

2022年6月，施明磊和羅勝春一起去華盛頓DC開會，為中國人權捍衛者們呼籲。施明磊的女兒年紀還小，需要人照顧。羅勝春以為她會把女兒帶上，但沒想到施明磊給女兒註冊了一個夏令營。孩子去上夏令營，她可以騰出空來專注開會的事，這讓羅勝春很佩服。

2022年7月，在「709律師大抓捕」七週年的紀念活動上，羅勝春和施明磊一起發表了英文演講，呼籲國際社會關注中國人權律師。她們倆合寫了稿子，又翻譯成英文。為了讓兩人的發言更加流暢，施明磊找美國朋友幫忙念稿，錄了音，她倆之後便跟着錄音練習，學發音和斷句。「她做每件事都盡最大努力做沒有差錯，要做到最好。」羅勝春說。

風暴

2019年7月22日，這個原本普通的日子，成了施明磊生命裏的轉折點。

在那天到來之前，施明磊是深圳一家企業的兼職顧問，給企業的出海業務提供諮詢。當天有一項重要會議，如果「風暴」沒有降臨的話，與會的同事們，將在八點半見到一個穿着隆重的施明磊：白色襯衫，灰色裙子，銀色高跟鞋，特意塗的亮色口紅。

那天早晨在深圳，她剛打開家門，門外突然有個人大喝一聲，她嚇了一跳，這才發現消防門洞和樓道裏站了十多個人。她以為遇上了黑社會，趕緊退回去，想把門關上。那些人衝了進來，門後的施明磊被推倒在地。他們沒表明身份，開口就問程淵在哪裏，並衝進了臥室。當着三歲女兒的面，抓住了程淵。施明磊堅持要把女兒先送去幼兒園。他們同意了，但派了五六個人跟隨。

等施明磊回來，她也被銬上了，坐在臥室的沙發上。程淵則在客廳裏，身邊圍着一圈黑壓壓的人。施明磊看不見丈夫，只能大喊，「不要打我老公。」國安人員在家裏四處搜東西，搜了一個多小時後，要把程淵帶走。程淵說想帶一本書走，國安只允許施明磊幫他拿。羅爾斯的《正義論》，不准。從台灣買的歷史書籍，不准。《聖經》，不准。最後他們挑了一本散文集帶走了。

施明磊有八百度近視，國安沒收了她的眼鏡，給她戴上黑頭套，架着她離開。車繞了好幾圈，才到達目的地。一直走到一間裏屋，才給她取下黑頭套。

那場審訊從上午九點一直持續到第二天凌晨四點。來抓捕的人中有一個女國安，穿着便衣，揹着LV包。女國安拿出一摞紙，上面打印的是施明磊的微博日記。那是她四五年前寫的，記錄着一些她跟程淵不太開心的事。「她用很噁心的語氣念給我聽。」施明磊回憶說，「我當時覺得很震撼，我的隱私被完全窺探，而且是這樣一群人，沒有文化，粗魯，無恥。他們就是要讓你感受到，我什麼都知道，我可以控制你的所有。」

「普通人沒有經過訓練，很難想象那種突然的處境。那麼多警察圍着你，把你隔絕開，威脅你，好像他們掌握很多你的信息，那種恐懼應該是達到極點。」楊佔青律師說。他是程淵的朋友，也是長沙富能的聯合創始人之一。「她（施明磊）還寫文章『抱怨』程淵沒給她上預防課，但預防課很難上。政治犯自己都想不到（該怎麼做）。」

被關押到凌晨一兩點的時候，施明磊聽見外面有人說話，說程淵已經到長沙了。沒有人說審訊結束了，可也沒人再管她。她就自己坐着，直到凌晨四五點，他們才允許她離開。

國安人員把施明磊帶去酒店，給她開了房間，刷的還是她的卡。施明磊惦記着在朋友家的女兒，沒有睡覺，洗了個澡，就衝出了酒店。她沒有錢，沒有手機，只能順着馬路奔跑，高跟鞋太礙事，她就把鞋脫了，拎着跑。跑了二十多分鐘，她終於攔到一輛出租車，借了司機的手機，讓朋友帶錢來才付了車費。

在朋友家，施明磊給程淵簽了律師委託書。等回到家，國安再次找上門，要求施明磊寫一份保證書，不允許接受媒體採訪，不允許跟任何人提這個案子。她寫完保證書後，被正式宣布：她因涉嫌「顛覆國家政權」被監視居住。他們懷疑她是長沙富能的「幕後老闆」，資助了程淵創辦這個機構。但他們沒有給施明磊出示任何證據。事後施明磊回憶，如果非說是「證據」的話——程淵有次與同事們聊天，稱呼施明磊為「我老闆」。

「自由」

在被捕半年前，程淵跟施明磊商量過移民的事。他那時沒有明確感知到風險臨近，還是樂觀，一如往常。移民主要是為了女兒和施明磊，她當時被產後抑鬱和工作壓力雙重夾擊。程淵覺得，如果她換個環境，能更開心點。施明磊卻沒想好。她在跨境電商行業幹了十來年，有朋友想拉着她一塊創業，深圳依舊生機勃勃，四處都是機會，她有些捨不得。

「捨不得」是可以理解的，畢竟，工作曾經意味着自由。

1986年，施明磊出生在河南，在她眼中，那是一片仍被宗族籠罩的土地。2003年參加完高考，施明磊想去沿海，父母卻不放心，最後她在鄭州上了大學，學的是電子商務。2007年大學畢業，父親堅持讓她考公務員，走條穩妥的路。她拗不過，國安部門招信息管理相關的崗位，她去報考了，沒考上。後來想起這件事，有朋友跟她開玩笑，要是考上了，那她也還能跟程淵認識，只不過她會成為「抓他的人」。

施明磊在鄭州工作了三年，2010年，她加入了一家做海外電商的創業公司，從鄭州搬去了長沙。

那時每個日子都是嶄新的。世界剛從2008年金融危機裏恢復過來，藉助貿易通航和互聯網，全球化的觸角鑽入世界各個角落。如今人們習以為常的生活方式，在那時才剛剛起步。那一年全中國有4.57億網民 。2009年底微博上線，一年之內，就有一億人使用。網絡購物在2010年異軍突起，用戶增長率達到48.4%。帶着對新事物的汲汲好奇，施明磊走入了中國互聯網的黃金時代。

她享受工作。一張桌子，一台電腦，在長沙的一棟寫字樓裏，她看到了全世界。公司的商品銷往全球，不同地區的消費者習慣不一樣：美國消費者動手能力很強，自己經常搞出花樣，還會評測商品；德國消費者嚴謹到讓人覺得「有點吹毛求疵」；日本消費者提問十分精細，美國市場的客服一天可以回兩百多封消費者郵件，日本市場的客服一天只能回三十多封。「對我來講，這是不斷了解中國以外世界的過程。」她說。

2012年，公司成立了深圳辦公室，核心管理層全部在深圳。長沙的生活逐漸變得安逸，施明磊的好奇心又開始躁動不安。她跟程淵商量了一下，舉家搬遷到深圳。但她那時還沒預料到，曾經予她自由的工作，將會成為巨大束縛，捆綁她的生活和精神。

中國社會在悄然發生變化，律師、記者和NGO從業者是入秋的蟬，最早感知到突如其來的寒意。2015年婦女節前夕，五位女權行動者計劃舉行反對公交車性騷擾維權活動，被警方以「尋釁滋事」罪逮捕，並拘留了37天。同年7月，中國當局在二十多個省抓捕了兩百多名律師及維權人士，至少八人以「顛覆國家政權罪」定罪判刑。這場被稱為「709事件」的大抓捕震驚了全世界。12月，在勞資矛盾逐漸尖銳的廣東，至少三名勞工維權領導者被逮捕。

寒意其實已經開始入侵社會各層肌理，只是當時身處其中的人，雖嗅到端倪，卻難見全貌。施明磊回憶那幾年，只覺得焦慮和痛苦。曾經信奉谷歌文化的公司，開始學起了華為，口號變成了「勝則彈冠相慶，敗則拼死相救」，「板凳坐得十年冷」。這讓施明磊很不適應，「以前是谷歌文化，講究個人自由，華為更多講集體主義。無論是對一個政權還是一個公司，從管理角度來講，集體主義保證效率，但一定程度上是犧牲個體的。」

深圳似乎只有兩個關鍵詞：更快點，奮鬥至死。施明磊曾感受到的開放和多元開始消逝，人們都在追逐同一種生活模式。在深圳的同事們大多有兩套房，揹着房貸五百萬，孩子要上好學校，要搶學區房，收入在漲，物價也在漲。哪怕在公司裏升職了五六次，收入變得很高，施明磊卻沒了幸福感。她長期一週要工作五六十個小時，生活被擠壓到沒有空間，但她不能流露出自己的不舒服，因為「當所有人都認為這是對的，你不適應是因為你弱，是你出了問題。」

2018年9月，她從公司辭職，想要歇一歇。焦慮卻依舊如影隨形。到了2019年5月，她坐不住了，還是想做點事情。於是她開始給一家公司做顧問，策劃他們的出海業務，也跟着一些朋友看創業項目，還申請了中歐商學院的EMBA。她本該在2019年9月入學。

廢墟

2019年7月22日後，施明磊被驅除出了日常生活。

國安沒收了她的手機，給了一支只能打電話的老人機。 銀行卡被沒收了，財產被凍結將近半年，不能網絡支付，買瓶水也只能用現金。車鑰匙也被沒收了，每天她只能坐三站公交，轉坐二十多站的地鐵，把孩子送去學校，再坐車去上班，一次通勤時間長達一個半小時。一年後，女兒的學校被迫關閉，沒學可上了，施明磊只能自己在家裏教她。

剛開始那半年，施明磊總夢見自己站在懸崖邊，掉了下去，她努力扒着崖壁爬上去，又掉下去。

聲音會輕易勾起恐懼。施明磊不能聽見門鈴聲和來電鈴聲。她拔了家裏門鈴的線，從來不接陌生電話。有一次，她連着幾天都能聽見臥室外牆有「咚咚」的敲擊聲，她和女兒都不敢睡覺，隔一會就會從床上坐起來，神經緊繃。直到她親眼看到工人是在做牆體檢查，才放下心來。

在監視居住半年滿了之後，她開始頻繁對外發聲，接受採訪。2020年夏天，她去北京見各個國家的外交官。有個朋友提醒她要注意反跟蹤。於是那天，施明磊「來回倒騰」着坐地鐵，不斷下車上車，看有沒有人跟蹤。她後來想，地鐵裏到處都是攝像頭，要找到她其實很容易，但她那段時間高度緊張，「長期處於被審查，騷擾，攻擊的狀態中，人的判斷也會失真。」

2020年9月，施明磊供職的公司辦了一次十週年慶典，她正在跟同事們做遊戲，國安的電話來了，要求立刻見到她。她想換個時間，他們嫌她的要求多，「是我們要找你，不是你找我們，你要搞清楚了。」那一瞬間，她整個人縮進了高度緊張狀態裏，外界的輕鬆快樂與她無關。慶典的下半場，她都心不在焉。

那天她無法忍受了，決定要給國安人員設立界限。她告知他們，如果他們不出示證件，她一句話也不會說。他們僵持了半個小時，後來，有一個人終於把證件亮給她看，她卻懵住了。她從沒有想過，國家工作人員的證件上沒有名字，沒有工號，只有一張照片。她意識到，自己面對的是一群沒有任何身份的人，而他們掌握着不受制約的巨大權力。

她也感受到巨大的寒意。自從她公布程淵被抓的事後，有些朋友跟她斷了聯繫，有些詢問發生了什麼，之後就保持了沉默，也有人真的來關心，卻是雪上加霜。施明磊有個關係很好的閨蜜，在程淵出事後，試圖幫施明磊分析，國家是不會錯的，「既然抓他，肯定是有原因的，一定是他做了什麼。」施明磊很憤怒，兩人不歡而散。「如果只是死亡，你不會那麼痛苦，但問題是你沒死，但社會關係大部分都是反對你的，你被包圍，被夾擊，那種狀態下是沒有辦法正常生活的。」她說。

她也主動與朋友們保持距離，擔心自己帶去麻煩。有一次，她帶女兒去廣州玩。順便看望了一個生二胎的朋友。但她們走之後沒多久，十幾個人就找上了門，把朋友帶走，審訊了四個小時。施明磊知道這件事後，特別愧疚，覺得朋友是受自己牽連了。後來為了朋友們的安全，她選擇自我孤立，儘量不聯繫了，「這也是一種極權統治的暴力形式，讓每個人都處在孤立的狀態。」她說。

妻子

2020年3月，程淵等三人被迫集體「解聘」了律師，本就希望渺茫的司法救濟落進了黑箱。沒有律師，三個身陷囹圄的人能依靠的只剩下了家屬。一個月後，施明磊從公司辭職。

十多年的職場歷練出的雷厲風行和幹練強勢，全被施明磊用在了「長沙公益仨」案子上。幾乎每個月，施明磊和其他家屬都要去趟長沙。國安局、看守所、檢察院、法院，一切相關機構，全都打卡一個遍。每次去長沙，她都衝在前頭。法院不讓她進去，她就舉着手機，一邊錄像一邊與法院的人吵；家屬們去看守所給三個人送東西，所長不許他們送，她據理力爭，質問所長。一次，她們偶遇官派律師們的車，施明磊拿着車牌號，沒過幾天就找到了那幾個人的事務所。

施明磊形容那段日子是「四面受敵」。她心中只有一個聲音，「我是抗爭者的家屬。」但這個角色把其他角色壓到沒有空間，她覺得自己被圍困了，四周沒有任何出口。

陸妙卿能理解施明磊：「她被迫踏入了維權道路，又不想只做活在丈夫背後的女人，因為她本身就不是。她有自己的成功事業，有自己的生活和交際圈，有自己的思想，但最後變成一個男人的妻子形象。這不僅僅是來自公權力壓迫的挑戰，甚至是來自維權圈固有的思維。這也是一種壓迫，一種限制。」

到了2020年10月，施明磊感知到自己在崩潰邊緣了。她質疑自己能否照顧好女兒，任何一丁點風吹草動，都能讓她神經高度緊張，可這種窒息的母愛，讓母女倆關係越來越差。

她需要一個心理諮詢師，但身邊有些朋友很反對。起先他們擔心有安全問題，信不過諮詢師；後來，她的反擊激烈，每一次去長沙都如同一個強悍的鬥士，朋友們又覺得她強大且勇敢，根本不需要心理諮詢師。但施明磊清楚，自己的生活已經絞成了一團亂麻。她決定無視這些聲音，「這是我的需要，我不要管其他人怎麼想。」

後來她決定帶着女兒離開中國時，這種矛盾再次出現。

2021年2月6日，女權行動者李翹楚被山東警方以「顛覆國家政權罪」拘押。此前，她把男友許志永遭酷刑逼供的事情公開了。李翹楚的突然被抓，對施明磊震撼很大。「翹楚做了什麼？就是寫了一封控告信，就被抓。」她說，「我當時很絕望，這個極權政府沒有任何底線可言。我在想，要是我也進去了，我女兒怎麼辦？」

這個決定痛苦又殘忍。她曾經跟朋友們說過想要離開中國的想法，有些人堅決反對，反問她，如果是你在坐牢，另一半拋棄你離開，你不會失望嗎？施明磊心裏糾結，但還是下了決定，為了女兒，必須要走。

後來即便她們已經到了美國，還是有人指責她，說她不該走。施明磊解讀這種矛盾，根源在於社會運動的社群裏看不到個體。人們對於維權家屬抱有一種極端的期待，「鼓勵個體為了維權犧牲一切，只有拋頭顱灑熱血是被鼓勵和接受的。」

然而對個體而言，痛苦不是一個詞語，而是生活。家人坐牢是痛苦，被社會關係孤立是痛苦，孩子生活在恐懼中是痛苦，生計壓力和身心健康同樣是痛苦，但「個體的需要完全被忽視了。」

「作為一個母親，我的首要任務是讓我的孩子有免於恐懼的自由。」施明磊說，「每次看到我女兒自由自在玩耍，見到警察再也不畏懼的時候，我知道我做了正確的決定。」

臨走前一天，施明磊才開始收拾行李，收拾一會，就躺在床上哭一陣。每一件物品都承載着記憶，關於程淵的，關於朋友的。哭到沒力氣，她就乾脆躺在床上，東西就堆在一旁。直到出發那天，她才收拾完。

母女倆是除夕夜啓程的。那天，施明磊帶着女兒跟教會的弟兄姊妹吃年夜飯。那是一頓豐盛的年夜飯，有一對夫妻做了武昌魚，一個弟兄做了湖南菜，還有一個姊妹準備了火鍋原料和菜，施明磊卻吃得味同嚼蠟。吃完年夜飯，大概晚上九點多，她和女兒回到家，帶着兩個箱子，背了一個包，關上了家的大門。

施明磊沒特意帶走程淵的東西。他喜歡收納，以前為了出差，買過行李箱裏的收納盒，她只帶走了這個。女兒以為她們只是去廣州看冰雪世界，就沒帶上最愛的貓咪玩具，爸爸買的卡蜜兒長頸鹿手偶，也被留在了家裏。

她們在第三國等待了兩個月，2021年4月9日抵達美國。

異鄉

到達新土地的那一刻，並非只有光明和溫暖。「自由很真實，但同時homeless（無家可歸）的感覺也非常強烈。」施明磊說，「有段時間我很痛苦，我不斷接受採訪，在談及中國的時候，他們會有一個自然的期待，你談到的所有東西都是陰暗的，惡的，但人的情感其實是非常真實而複雜的。」

母女倆剛到美國時，在好友琳達家住過幾個月。琳達見證了施明磊的痛苦，她說施明磊總是睡不好，「當她剛來美國的時候，她有很多焦慮，悲痛和失去感。畢竟這改變了她的一生，她女兒的一生，她全家的一生。」

痛苦以夢的面目重新找上門來。施明磊夢見在家裏收拾東西，家裏人說，這些東西都可以扔掉。他們扔掉，她就再撿回來，一個勁兒地跟家人叮囑，這不能扔，那也不能扔。她頻繁夢見以前的同事和朋友們，他們一起吃飯，一起在公司幹活，一起去鳳凰或香格里拉，一起玩桌遊，一起開會討論問題。開的玩笑，說話的聲音，環境的細節，記憶突然都冒了出來，鮮活得恍如昨日。

那半年她總是哭，因為想念她的朋友們，「我後來理解離散港人的痛苦。你有一個家，把它稱為家，是因為你有家人，有朋友在這裏。而今天你離開，你跟他們的連接會面臨很大障礙。再想跟朋友喝個咖啡奶茶，這樣的機會不再有了。這種離散的痛苦是很大的。」

有人不理解施明磊的悲傷，問她，在程淵出事後，這些朋友管你了嗎？施明磊卻覺得，至少他們之間的情感是真實的。在國家暴力來臨之前，它是真實的；即便暴力來臨後，表面看來所有人噤若寒蟬，但也有人冒着風險對她表達關心。

她說起一個朋友，有次看到了她抗爭的視頻，視頻裏的她聲音很大，充滿憤怒，女兒就站在旁邊。他擔心孩子受驚了，有天夜裏12點多給她打電話，勸她不要硬碰硬，怕有安全問題。施明磊還是很憤怒，跟他辯論。講到最後，他說，我跟太太商量了一下，你最後託無可託的時候，我們可以幫你養小孩。

還有一次，一個朋友在街上與她相遇，她那時受到心理創傷的折磨，想不起朋友的名字。朋友跟她說，自己一直在關注她，去網上搜了「長沙公益仨」的新聞，心裏很支持她和其他家屬，自己也願意幫忙，哪怕要進派出所也願意。「他們都在自己覺得可以承受的風險範圍內，做了自己的表達。」施明磊說。

對很多流亡海外的人而言，正常生活不會自然到來，哪怕不再有人身安全的顧慮。「政治犯家屬到了國外，很少有人能過正常人的生活，我說的正常人生活是當地人的生活，沒有恐懼的生活。」楊佔青說，「比如當地人發Facebook，喜歡發家庭照片，曬一塊出去玩，我們都是遮遮掩掩的，小孩的臉蓋住，號碼蓋住，地址也要蓋住。」

施明磊也是如此。琳達說，她剛到美國的時候，不願告訴陌生人她的名字，也不願分享他們的故事，生怕會遭到攻擊；在華裔居多的場合裏，尤其如此。「很長時間裏，她都不願跟華裔社群有任何來往，因為想避開任何政治討論。她後來慢慢找到了能信任的人，才好了一些。」琳達回憶說。

今年，施明磊曾經加入了一個當地教會，成員基本是華人，互相聯繫用的是微信。有次，一個成員微信被禁了，他們便商量使用其它聊天軟件。他們提了幾個軟件，施明磊都覺得不安全。有個姊妹覺得太麻煩，說，「只有反政府的人才會被監控。」這句話引爆了施明磊的情緒。她很生氣，甚至約了牧師，專門問他，他們是不是中共統戰的教會？小組的人全在美國，為什麼還在用微信群？她跟牧師聊了兩個小時，還是覺得憤怒和失望。後來她把這件事分享給了心理諮詢師，諮詢師讓她跳出來，重新思考自己的反應。施明磊這才覺察到，這種情緒並不是正常情感的表達，一旦她感知到一丁點不安全，「警惕值就爆表了。」

重新建立對陌生人的信任是困難的。施明磊解釋說，他們長期處於不安全的環境裏，所以潛意識裏總不會覺得安全，「與任何人說話可能被竊聽，視頻通話可能被錄像。就算跟（國內）教會兄弟姐妹，我都沒有百分百講出自我感受。我會非常自我保護。」

日常

創傷的恢復需要時間和練習，照顧女兒讓施明磊從絕望中得以抽離，因為孩子的需求總是細小而具體的。

女兒想念熟悉的玩具。她帶出來的玩具裏有一隻金毛狗，是奶奶給她買的，也是她最愛的，但出國路上，她弄丟了那隻狗，哭了很久。施明磊就帶她去宜家，找到了同款。她想念爸爸買的長頸鹿卡蜜兒繪本，施明磊就在網上找。為了讓女兒在陌生環境裏有熟悉感，施明磊去宜家買了小桌子，小椅子，跟深圳家裏一樣。

她們花了一個月安頓下來，五月底去給女兒報名幼兒園，那時不是報名的時間。郵件電話聯繫幾家未果後，施明磊和朋友就帶着女兒上門去問，正好有一家幼兒園的老師帶着孩子出門去公園玩。她們見到了校長，施明磊對校長講述了自己的經歷，校長聽哭了，為她們一家祈禱，並告訴她，孩子明天就可以來上學。施明磊本來擔心女兒不懂英文，找不到朋友，但孩子觀察了一個星期，就開始跟小朋友一塊玩了。施明磊覺得，女兒已經紮根在這裏了。

她們離開深圳的時候，聖誕節已經過了，但家裏聖誕樹還在。2021年的聖誕，房東給了她們一株聖誕樹，施明磊買了裝飾套裝，有很多鈴鐺和綵帶，女兒一個一個掛上去。「這就像是一個重新建造的過程，在這其中還挺得安慰的。」施明磊說。

孩子能給人帶來希望，看到她一點一滴的變化，即便現實仍舊很糟糕，卻能讓人覺得生活是可以改變的。施明磊感謝女兒帶來的安定感，「你要照顧小孩，這是一種抽離，不會二十四小時每時每刻都想着這些事。中國維權人士裏，男性某種程度上創傷恢復是更難的，因為他們可能不承擔家務，也不做這些日常的事。」她說。

2022年3月底，施明磊申請到了工作許可。她想要重新拾起被斬斷的職業生涯。電商行業工作壓力大，就算是美國公司，員工也有可能要工作到晚上九點。因為需要更多的時間靈活度，她乾脆自己做，加入了一個創業團隊。

她不能不工作。除了要負擔家庭支出外，還因為工作是她建立自我認同的重要來源，「程淵的妻子只是標簽的其中一個，但我不應該生活全部圍着他。我要有自己的工作，自己的成就感。」

重新回到電商行業裏，她又開始與原來同行有了一些交流，工作內容也似曾相識。這種親切的熟悉感包圍了她，讓她有了更多的安全感，讓她覺得「這是真實的自己」，「腳踏實地在生活」。

當日常慢慢重新搭建起來，施明磊回頭去看那些曾經讓她痛苦的事，態度變得柔軟了。

施明磊想起了那位曾經斷言程淵「一定做了什麼」的閨蜜。她和女兒遠赴美國，閨蜜給她發微信，罵她「不愛國」，「被人利用了」，還叮囑她「不要講中國壞話」。但後來有位做理財的同學，想要拿「國安」做藉口，不歸還施明磊以前的理財款。所有人都不吭聲，只有那位閨蜜站出來打抱不平。

情感如此複雜，人無法用一個標簽定義，施明磊也釋然了。她曾經不敢跟以前的朋友聯繫，害怕這些關係只會繼續帶來痛苦。諮詢師問了她幾個問題：「當你的朋友在罵你時，他們真的覺得你是個壞人嗎？還是只是因為不了解真相？」施明磊覺得不是。當她和老朋友再次聯繫時，有人給了隱晦的回答，希望過幾年「能一起去歐洲旅行」。

她引用了《聖經》裏的一句話，「愛能遮掩一切過錯」。以往感受到的對立撕裂逐漸淡化，她開始感受到正向情感，「極權可以把你囚禁，把你消失，但你跟一個人的關係已經成了他/她的一部分，同樣他/她也有一部分在你體內，你們的連接和過往是不會被極權打掉的。」

她決定用一種更自由的姿態去抗爭。不必因為壓力做過度反應，不必把自己變成一個孤島，心裏可以有愛，生命可以有不同形態。「僵化的姿態讓人沒法活出一點自由，當心裏的自由非常大的時候，你去做事，承受能力也強。如果心裏的自由很弱，發出的呼籲也是沒有什麼力量的，更多可能是應激反應。」

「長沙公益仨」一案中，如今兩人已經獲釋，程淵卻還有兩年的刑期。2022年7月，程淵在獄中打來第二通電話。姐姐轉述給施明磊，程淵說自己知道她帶着女兒去了美國，心裏一塊石頭一下落了地，他再也不用擔心她和孩子的安危了。那一瞬間，施明磊覺得，夫妻之間的連接又回來了。哪怕隔着大洋，隔着厚重的鐵窗和牆，她得到了來自丈夫的支持。但自這通電話到今天，程淵再次沒了消息。

10月24日，施明磊飛往紐約，參加聯合國舉辦的為期三天的會議，為程淵發聲，繼續爭取家屬探視權。同一時間，亞馬遜Unboxed大會也在紐約舉辦，這場活動聚集了電商行業的廣告商和企業家們。施明磊分身乏術，覺得有點可惜，最後她決定把時間拆開，會上做維權家屬，發聲抗爭；會後做職業女性，約同行吃飯聊天。

在施明磊出發前，10月22日，中共二十大在北京閉幕，會上公布了新一屆政治局常委名單，中國觀察家們解讀，這份名單意味着溫和派全部退出領導層。消息讓全球震動。個人命運被時代裹挾，施明磊一直在祈禱，不僅為丈夫程淵，也為中國，「禱告改變，禱告這場災難變成神對中國的祝福。」

（應採訪者要求，琳達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