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位《蘋果》記者的剖白︰一年過去了，變得犬儒嗎？心還鬱結嗎？初衷還在嗎？

在香港將軍澳工業區的《蘋果日報》大樓，人去樓空，一年的烈日和雨水，替牆上偌大的蘋果圖案增添了斑駁痕跡。2022年6月23日晚，幾個前《蘋果》記者趕赴昔日的編採部門前，對大樓亮起零星的電話閃燈。他們離開不久，警車在大樓外響號駛過。

《蘋果》落下，出走的記者，着地於一片貧瘠的土壤。有人放下再無影響力的新聞工作，放逐自己感受「錢的世界」；有人開設新平台無償報導；有人因為徹底的疲累，離開新聞界，卻無法忘記報導曾經帶來的靈光；有人專注自處，嘗試在混沌當下尋找新的路徑。一些人仍被鎖在高牆內。

「很多人以為6月23日後，《蘋果》記者便離開了。其實有些人仍然在受苦。我們可以抽離，但他們的事還沒完結。」一位受訪者這樣說。「忘記或move on，在我的世界是不可能的。」

隨着創辦人黎智英和多名編採部高層因國安法被捕，去年6月24日凌晨，具有26年歷史的《蘋果日報》刊出最後一份報紙。時值《蘋果日報》結業一周年，端傳媒採訪了6名前《蘋果》記者，其中有4位，在2020年8月10日《蘋果》遭大搜捕、2021年6月23日《蘋果》宣布停運時，曾經接受我們的訪問。一年過去，他們的生活和心態有變嗎？他們怎樣重新理解「新聞」、「記者」，以及在當中經歷一切的自己？

向湖裏投石，漣漪比你寫新聞的影響更大

阿水，前港聞記者

6月24日凌晨，最後一份《蘋果日報》面世，阿水把體內的水份都哭乾榨盡了。他和同事不斷更新頁面，迎接《蘋果》網頁關閉的一刻，「像參與自己的喪禮。」他在《蘋果》大樓裏喝醉，吐出肚裏的食物殘渣和胃酸過後，在中庭沉沉睡去。

醒來的時候，他只想回家洗澡，然後再睡一覺。「睡醒之後，我要放低這件事。我覺得，不move on的話，我會很痛苦。」

他覺得自己說到做到。幾天後，他跟舊同事開玩笑般，打賭敢不敢一起到報紙檔，看看沒有賣《蘋果日報》的光景？「結果我同事爆喊，我沒有。《蘋果》沒有報紙的第一天，我很平靜，我知道自己把它內化了——這就是現實。」

阿水很快找到了新工作。他曾經賣過樓盤，現從事教育相關的公司。每天對着學校和老師，心態卻大不同，「返工唯一要做的就是講錢。」這些日子，他只需想着一層樓能賣多少錢，「以往你做記者會考慮很多，你怎樣呈現一件事……你會期待第二日報紙出來的迴響是怎樣的。」

他說話的尾音，常常帶着幾聲乾笑，「但你今時今日不會的嘛。原來講錢的世界是這樣的，你放工後，世界真的與你無關。」

阿水工作的地方，能夠望見奔往將軍澳工業區的觀塘繞道。一度猛烈的風把他帶來的《蘋果日報》明信片吹起，飄落地上。明信片上寫着：「別讓新聞找不到自由」。

他讀新聞系時在《蘋果》實習，至《蘋果》結業時，他在這裏已工作數年。最初，他只是想做一份可以接觸不同事情的工作，卻在行業的競速中逐漸感受到報導的重量。雖然《蘋果》有時被批評報導偏頗，但阿水經年學習到的是，並不是政府不作回應，記者就只寫政府不回應，「《蘋果》Newsroom（編採部）的做法，是想方法令你回應為止。」

但他覺得現在傳媒的影響力正逐漸消退，「《明報》可能抵住（未知的紅線）壓力寫『飯聚宴』（洪為民生日派對事件），但沒有任何結果。」他並不是說當下的報導毫無意義，但重磅新聞外，「李家超見記者，你一日Push（推播）10幾次。10單得一單（是重要的），你要抵住壓力去做，其餘9單都是你不想寫的。點搞？」

他很佩服留下來做記者的人。但他未能說服自己，「你寫新聞是想為社會帶來改變，但今時今日在香港寫的報導⋯⋯你把一塊石頭丟進湖裏泛起的漣漪，比你寫的影響要更大。」

阿水驚覺新聞界的面貌不同了。他舉例，「有段時間，新聞都是寫『傳什麼什麼』、『消息指什麼什麼』。」他又覺得鑽研社會議題背後問題的新聞角度少了，「東鐵綫過海段通車，那天有多少間媒體提過沉降問題、超支問題？」

離開《蘋果》後的一星期，他取消了所有新聞Apps的即時通知。他不斷問：「看新聞還有什麼意思？」他覺得現實中有很多法例框架，每個人心裏有條界線，就算是民生議題也會受到影響。

阿水相信報導要監察社會，為無聲者發聲，無法監督而只能記錄，不是他理想中的媒體功能。「你去為這個歷史長河留紀錄是有意義的事，但是，當初做《蘋果》，是想監察社會、監察政府吧？」他說，「很武斷和主觀，但這的確是我的感受。」

「當這個地方不是你地頭的時候，是不是就代表消沉過日子？又不是。保持憤怒，保持理智，都一樣困難。」他說自己是保持理智的那種人。社會的空間坍塌，他自覺無力改變，但照顧自己和身邊的人，是他能做到的。「珍惜和所有舊同事的關係，就是我去處理這一年、這幾年經歷的最好方式。」

《蘋果》消失的頭半年，記者靠着密集的玩笑，試圖延續一切仍未毀壞的時光。去年黑雨天，香港到處水浸，《蘋果》舊同事群組裏彈出訊息，「這位同事還未落樓做直播？打大浪，小心被風吹走！」「你也不比他好，你要去尖沙咀做live啊。」隨住時間過去，一些人找到新工作，忙得無法回覆訊息。

生活行進，但法庭的巨大陰影一直擱在腳邊。去年6月的國安法法庭上，《蘋果》記者擠滿旁聽席，待了會又離開，把手上的籌號交給另一位同事。法庭的大門前前後後地晃動。

阿水不只一次提到，自己復原得比較快。訪問的時候，他反覆攫緊手裏的餐巾，把它對摺了好多遍。「老實說，我不知道去到6月17日（《蘋果》高層被捕的日子），會不會有這種情緒？傷口結了焦，這塊焦有多厚、傷口好了多少，每個人也不同。」他想要盡快好起來，「我還有其他的人生想要去做，我20多歲而已。但對於40、50歲的同事，從創報做到現在的人，難道我可以問他們，為何仍然不move on？」

他覺得，他們的某部分像存檔在《蘋果》結業一天，無法繼續前進。「可能是你想改變或嘗試為社會貢獻的動力？沒有了。」他比喻，把球丟往牆上，球沒有反彈回來。「你想圓滿自己，跟朋友辦讀書會，看看書更好吧？」

阿水對香港再談不上歸屬感。「怎樣說呢？你很討厭這個地方，很想移民，是你喜歡這個地方，你接受不到，想要抽離。我現在（對香港變成怎樣）反而沒所謂吧。」但他仍反覆地問自己：「我算不算投降主義呢？算是吧。妥協？或者懦弱。我覺得自己是犬儒的。算是一個理想主義者不折不扣地變成現實主義者……」

他思考良久後說，「我想是一種放逐（Exile）吧。」

要是正常問題都容納不了，我未必會再做記者

洛鳴，前港聞記者

入行十幾年後，今年六四，是洛鳴第一次以個人身份去維園悼念。以往，六四是《蘋果》總動員的大事，「我們覺得保存這些歷史對香港人很重要，是構成香港人身份很重要的部分。」

2003年，50萬港人在七一走上街頭，反對二十三條立法。當時，洛鳴還在上大學，「民意壓力給到政府的時候，可以有些改動，可能令這個地方變得好些。」洛鳴覺得記者可以幫香港記錄重要的事件，他原本對新聞興趣寥寥，畢業後毅然入行。

沒想到，十幾年後，他失去熱愛的工作，徹底轉行，從事和新聞完全無關的工作。老同事和上司關在鐵窗內。

烙上「前《蘋果》記者」的身份，找工作並不順利。曾有一間公司，臨到面試才告知，礙於他的身份，公司擔心惹上國安法，將他拒之門外。有同事接觸電視台行家，對方明確表示，《蘋果》記者就不用求職了。

現在，洛鳴過着朝九晚五的打工仔生活，很難抽時間去法庭旁聽。長年混跡政圈和公民社會，不少政治人物是洛鳴的受訪者，眾人如今也身處牢獄。「那些是以前日日見、打個電話就可以聯絡到的人。現在要着隔膠板才能傾15分鐘。」他去探監，最擔心的是那些人的健康，上了年紀的人，在冰冷鐵窗裏並不好過。

第五波疫情期間，在一場政府記者會上，NOW新聞台記者提出一條關於投訴內地醫護的問題，引起網絡批評，NOW很快發道歉聲明。洛鳴覺得很離譜，「要是正常的問題都容納不到，我都未必會再做記者。都不知道要怎麼提問，可能很快會被炒。」他還保持着日日看報、汲取新聞資訊的習慣，「一日還在這裏生活，要知道收到幾窄……現在肯定還有一些有心記者想監察政府，但礙於社會的低氣壓和白色恐怖，你不知道幾時會踩到紅線。」

入行後洛鳴主要關注時事和政治新聞，平日總往政府總部跑記者會。他觀察到，這些年傳媒和官方的關係日益緊繃。他入行的年代，政府官員或立法會議員開記者會，記者可以自由喊出問題，「早點到，佔一個好位置就好。」

幾年前，提問規則搖身一變，須由新聞官點名，記者才能提問，還須先講出所屬機構。在洛鳴的印象中，有的新聞官會注重平衡，例如點名《蘋果》記者後，下一個到親建制媒體；要是問出有批判力度的問題，可能得隔三四個星期才能再次獲得發問的機會，「還要看它那時有沒有發生爭議性的事，否則怎麼舉手都不會讓你問。」

洛鳴回憶，往屆政府和異見傳媒的關係也大有不同。「曾蔭權那時是Okay的，會嘗試了解前線記者的困難。林鄭上任之前約了記協和一班記者，會聽記者的聲音。梁振英就少一些。」他認為，在反修例運動爆發後，政府和傳媒關係急轉直下。

反修例運動給洛鳴刻下鬱結。他回憶雨傘運動期間，時任警司朱經緯揮棍打路人，被判入獄3個月。2019年爆發大型社運，「警察又沒編號，打示威者打得厲害，拿胡椒噴霧噴你……」洛鳴的語氣焦急起來，「可能有時是做得對的，但有很多不對的時候，要問責，警方就說已口頭訓斥了。這種處理是令人心有鬱結，這是不公平啊。」他看到公權力越發沒有邊界，「可能肥佬（黎智英）真的會被人拘捕」這想法浮上心頭。

拘捕終在2020年8月發生，警員進入報社大樓搜查，同事們互相打氣，不要因這事亂了陣腳。不到一年，警方再次搜查報社，這次被捕的是編採部高層，同事叮囑大家不要回公司。洛鳴則花了大半天檢視過往報導。

恐懼籠罩「蘋果人」。那段時間，洛鳴的家人十分擔心，會哭泣、睡不好覺。同事凌晨5點起床，擔心6點就會聽到警察按下的門鈴聲，連律師電話都準備好了。洛鳴則在《蘋果》停運前遞上辭職信，「同事都理解的，知道辭職後幾日報紙就會結束。」他說，「好似一個末期病人，你有心理準備他隨時會離開。」

「可以做記者這麼久，幾『自私』。」洛鳴認為，人工不高、難以看到升遷的機會，記者這份職業並不吸引。「我過去可以做這麼久，是有屋企人的包容和支持，這是『不正常』的。現在他們擔心了，我是否可以如此自私繼續冒風險（做記者），亦無法保證究竟會否出事。」

洛鳴覺得香港十分陌生，他想過離開，許多朋友和同事也不在這片土地上了。若離開，最捨不得的還是獄中人，「但我覺得，他們是想我們再找各自合適的方法生活下去。」

《蘋果》停刊後幾天，有店鋪出售25週年特刊。洛鳴對《蘋果》捨不得，一早去排隊，等候的市民排起長龍，「還是很多人支持。」他珍惜這本厚實的特刊。封底貼上一張紅藍《蘋果》貼紙。他回憶這張貼紙的來龍去脈——在反修例運動期間，因示威者在七一進入立法會，大樓設施損壞，有段時間無法使用，議員只能在大樓外召開記招。為方便採訪，不同媒體行家會準備摺凳等工具，開記者會時使用，並用貼紙區分不同工具。《蘋果》落下後，洛鳴特意撕下那張貼紙，貼在《蘋果》特刊。

記者不只是職業，是一個身份

Ryan，前攝影記者

《蘋果》謝幕後，攝影記者Ryan曾在另一間媒體繼續工作。不同於在《蘋果》做平面拍攝的工作，他在新公司主力錄影，每天帶着一捆電線、收音器材和腳架跑記者會。但身體不勝負荷，讓他意識到自己年紀不小，「回到家裏馬上就能入睡的那種累。」

對Ryan來說，如果很喜歡做一件事，也許是不怕累的。但他開始對很多事情充滿懷疑。

灰沉的不只是他。那兩個月，他觀察到記者會上的同行，「好像沒有什麼人有鬥心，好似大家想收工。」立法會選舉，不用再早一晚凌晨去霸位，「慢慢來也可以，大把位。」「可能沒有一些令人覺得刺激、很需要記者去問尖銳問題，去逼官員或議員回應的議題。但為什麼沒有？到底是國安法後很多事不能做、不能說，抑或社會和諧了，我不知道。」

「以前很有生氣，現在沒有令你腎上腺素上升的工作經歷。」他說，「直到2019年運動，攝影的工作都是很有意思的。」

受訪時，Ryan在咖啡店不喝咖啡，連續喝光兩杯冰凍啤酒。他入行多年，曾報導香港各大新聞，也曾赴外地追訪國際大事。他已經離開攝影記者的行列，正適應新的教育工作。

2019年，他在衝突的前線重新了解到，自己並不是想像中的冷靜、無懼。「面對水炮車、海綿彈、催淚彈，攝影當刻覺得自己好型，不怕的，但那亦非一種最冷靜的狀態。只有前是不夠的。」他覺得新聞攝影還有很多他不知道的事，也開始懷疑自己，「有幾義無反顧想去做攝影記者？」

這份決心在行業職缺的現實面前很明顯。他上一份就職的媒體今年亦告關閉，攝影記者崗位不多，像Ryan這種資深記者，除非降職、減人工，否則在媒體機構很難找到新工作。他並沒有決心從頭開始，但也知道那種聘請條件，「生活不到的，我都覺得不應該。」

他暫且轉換跑道，「從正選球員改為領隊，可以嗎？是不是一定要做記者？」在教育工作裏，他面對的是一群年輕的學生。「從記者轉去教書，最終的本質沒有變，就是教導人有明辯是非的能力。」如何告訴年輕人，不要只相信某一個新聞名牌、或者權威的說話？怎樣可以引發學生思考社會議題？新工作跟新聞工作相似，他甚至覺得可以推得更遠。

不過年輕人剛剛從中學畢業，跟他年紀相差甚遠，課堂上的反應亦不多，「你不會期望影響所有人。幾個？很好了。」他曾經看見學生在攝影練習中，從遭被攝者罵到喊，到慢慢練好膽量，對社會理解更多，「這是一個成長，你認同有價值，那麼你就承受一些事，表達一些事。」

從到處跑新聞變為定點工作，Ryan已經適應新工作不少，他一直逃避潛藏內心的情緒，避開法庭審訊，但冷不防被突襲。一次他在車上聽電台，前立場新聞署任總編輯林紹桐被捕後，他的太太打上電台分享，他想到跟二人曾在同一機構短暫共事，不算熟稔，多年後卻以這種形式得知對方近況，「你聽電台無端端（忽然）聽到，這不是突襲嗎？你睇push（新聞推送），不是突襲嗎？這樣被撩開傷口。」

新聞界的創傷連成一體。他把手放在心口前，「傷口仍在，你沒有為意，也沒有檢查。」

在《蘋果》結業前半年，Ryan常常要回到大樓工作。開會後，很少吸煙的他會跟着港聞同事，躲在一角吞雲吐霧，一邊倒數日子。

「講真，我從來對《蘋果》沒有什麼歸屬感。」在他眼中，《蘋果》並不完美，報館文化有不少制肘，尤其在攝影方面，「不是說攝記能力，而是由下而上的、攝記服從文字記者的文化，年輕記者和上司的代溝等等。」

「但同時有好的一面——很多同事想做好新聞，團隊的工作精神就是《蘋果》的招牌。」

事隔一年，Ryan的記憶開始模糊，剩下一枚「蘋果人」的徽章作為記憶的錙。「一個logo一定並不全面，但它是一種符號，幫你召回記憶。」他不喜歡戴飾物，但是在最後一夜，他看見同事在派發最後的「蘋果人」徽章，想了想，還是把徽章別上衣領。

那天他拿着相機，拍下在版房印刷的最後一份報紙、《蘋果》大樓外聚集的市民。「那個街口很隔涉（偏僻），正在下雨，那裏從來都很靜，沒有人來的。」他沉思一會，說出當時的複雜感受：「他們來到這裏，是因為你快要死了。」

這名長年沒有固定工作桌、對《蘋果》很多意見的攝影記者，「最後一天忽然有了（歸屬感）。」

失去機構記者的身份、轉換跑道，Ryan手上只有一份合約工，未來沒什麼能夠把握。他想一邊做好教育，一邊開展長期的攝影計劃。他覺得現在冒出的新平台可以做得更好，會更貼合這個時代。

「記者有更多事情可以做。在公共空間，記憶是一件很重要的事。以前每年六四頭版，看《蘋果》、立場，太過唾手可得。人的記憶很脆弱，你不實實在在記錄，傳播給他人，記憶就會消失。」他說，「對於整個人類社會，城市、國家、社群的發展，沒有記憶，你建立什麼呢？從哪裏開始建立？你都不知道自己從哪裏來。」

訪問當天，他依舊帶來相機，背着因報導前線衝突而穿了一個洞的行山背囊。他說，無論如何不會放下相機。「現在的社會，似乎很多事不再明刀明槍。影像隱晦又真實，有它曖昧的性質，你就好好運用。」他說，「記者不只是工作或職業，那是一個身份。你受了很多年訓練，你有一種能力去看東西。」

日子是難的，我們就一起行

陳珏明，前港聞記者

350多天前，《蘋果》宣布停刊。陳珏明準備了一個膠箱回大樓執拾物品。他提起一部名為《遺物整理師》的韓劇，劇中有專人為亡者收拾最重要的遺物。對陳珏明來說，需要整理的或許不只是入職《蘋果》的兩年光陰，更包括入行近20年的積沉。

2003年，陳珏明大專畢業，他讀社科，不想做刻板工作，踏入新聞業。十幾年來，他輾轉不同媒體，做過港聞時事，也到大陸採訪兩會、SARS、禽流感和水災。陳珏明自認職業技能熟絡，更重要的是有感情，「我真係好鍾意做記者。」

2021年6月23日，停運的決定砸到眼前，同事的稿件無法出街，他就拉上同事埋首趕工。書寫完《蘋果》的歷史，最後一份頭版落墨，報紙印刷出來，他捧着厚厚的報紙，遞給山長水遠趕來送別的市民。

停運後，有同事翌日就開設個人專頁，承載未趕及刊發的故事。陳珏明沒想清楚之後的路要怎麼走，看到同事行出一步，他也索性跟隨，「我又很想繼續做記者，不應該令她一個人繼續做這件事。」

一開始，陳珏明沒想好要在專頁放些什麼內容。大樓不再運作，思緒還在湧動，他寫下「最後一天的十件事」，陸續上載。時間很快滑到七一，他和友人徒步行走71公里，這段個人經歷也出現在專頁上。「不想再行落去的想法？黐線，當然有啦。你知道行得完的，只是要『捱』。『捱』好辛苦的。」

捱，是很多人這一年來的狀態。陳珏明和電台合作，講解新聞時事；在立場新聞開設時評節目「繼續報道」，每星期露面一晚；成為韓國媒體的自由撰稿人，每月總結香港社會時事。他也去旁聽和報導法庭的審訊進展，「會見到朋友同事，你當半個聚會啦。」

在「如常」記錄中，一切早已不同。陳珏明從2021年8月開始為韓國媒體撰文，在Facebook上載相關文章總會加上標註︰「新聞報道非專欄及個人意見」。「我全部寫事實，沒有做評論。」

「我要承認，我都會恐懼，但我不會讓不理性的恐懼包圍住自己。」陳珏明清楚知道紅線的存在，又不禁幽默起來，「我好尊重這呢條紅線，所以要保持距離。如果可以，我願意不只1.5米，我願意保持150米、1500米。」

新聞自由的空間急遽緊縮，陳珏明說，要接受做新聞的限制，「我覺得核心是，做報導是要令社會更好，要緊扣我們相信的一些價值和原則。」許多大事難再報導，就去書寫小事。他憶起以前做天氣新聞，氣候議題也可扣連城市規劃，填海會影響當地氣候。失去全職記者的工作，他嘗試不同項目，例如參與過去就饒有興趣的社區報。

「失去新聞自由，是不是後面那些事即刻不理了？我們的城市，仍然有很多人在生活。如果我原本做記者的初心，是想令社會、世界變好，我是繼續想方法令到件事發生。」

陳珏明說自己曾「天真」，「（出版25周年特刊）《不是最終章》之前，我們真的以為不是最終章。」不到一年，《蘋果》枝葉散落一地。「人生去到40歲，突然一事無成，工作都沒了。」他說，「令你心安的事越來越少，本身人去到這個時候可能都有『中年危機』，現在是有『中年危險』，你好難在這個狀態裏好釋懷的。」

情緒難以陡然消失。《蘋果》多名編採部高層被捕，包括他的上司林文宗。他還會想起，大家在露台吸煙、聊天，突然迸出選題思路的好時光。他坦白道，覺得自己「未ready」，無法觀看反修例運動、《蘋果》或社運相關的影片，情緒也曾有很大反彈。

《蘋果》大樓地處偏僻工業區，欄杆上的黃絲帶還在飄揚。告別報社後近一年，陳珏明沒有再回去，「我會給自己一些理由，沒有穿梭巴士交通好不方便，無謂專門去，我又好忙。」

與情緒共存將成為人生修行，「過去幾年積累的創傷，是無法拿走。」陳珏明語氣平靜，「你就只能學習共存。」他形容自己像在太空飄浮——腳下無着力點，透不到氣，無法施力，只得無力地掙扎，「是很奇怪的感受，而且越來越強烈。」

這一年，他收入銳減到過去十分之一，本計劃去年底尋找全職工作，最後也沒成事。他還是想把時間花在自己想寫的內容上。

個人專頁開設1年，追蹤人數累計2.6萬。陳珏明心中有團火，但燒着燒着，疲倦多次現身，「這團火燒盡了，就很靠你自己。要思考為什麼要做這件事。」他向太太求救，「不如放棄啦」，甚至希望太太阻止他再做下去，以尋求解脫，「但她又對我好好，沒有給壓力，那我繼續做。」他的兒子不到兩歲，可愛活潑，提起兒子他總是很開心。在餵奶和寫稿之間，他毫不猶豫，前者是首選。

除了家人是他的後援，香港人也讓那團火延燒。出入法庭，有市民認出陳珏明，為他打氣。要過新年了，陌生市民疼惜他的兒子，往他手裏塞一封利是。

「畫上一個完美的句號，不代表完結。」陳珏明說，「句號之後是新一句開始，甚至是新段落的開始。」在新段落中，他沒想過離開，「我真的好鍾意香港。呢度我屋企喔大佬（這裏是我的家啊老兄）。路是難行的，但人生從來不是遇上難行的路你就不去走，我們就一起行囉。」

Voice for the voiceless

鄭子聰，前法庭記者

鄭子聰年紀很輕，是《蘋果》新手法庭記者。《蘋果》案首次提堂，他首次以市民身份進入法院。審訊期間，同事輪流進入內庭，揪住短暫機會，與坐在被告席的同事、上司打招呼。鄭子聰顧不上其他，一如既往地，全神貫注聽審。直到走上街頭，發現自己也成為送囚車的一員，他才回過神來，「覺得自己從法庭記者變回一個人。」

想成為一名記者的想法在中學埋下，老師帶來獨立思考的啟發，他也想成為抱持懷疑和批判思維看待社會的人。大學就讀傳理系，後段撞上反修例運動爆發，他覺得有責任去記錄，帶上相機跑到前線，為學生刊物撰文、影相。畢業後，已是2020年夏天，壹傳媒老闆黎智英被捕，香港有報社首次被警察搜查，他稱那是傳媒寒冬，「以前只是覺得這行人工低，沒想到會這麼痛苦。」「不做會很遺憾。」

街頭示威漸漸沉寂後，社運和政治案件如狂暴雨點落下。搵工兩三個月後，終於遇到《蘋果》的工作機會。他對法庭新聞沒什麼概念，從頭學習法庭用語和審訊程序，理解法律詮釋的變化。法庭回放畫面，一幀幀爬梳證據，他得按捺社運遺留的創傷，一兩個月後才慢慢上手。

“Voice for the voiceless” ，鄭子聰常提起這句話，這是他做記者的原則之一。一場涉及聽障青年被告的審訊，被告跟不上審訊，口供辭不達意、出現矛盾，原審法官認為被告說謊，判罪成。鄭子聰在審訊後做出跟進報導，引起迴響，法庭而後在另一單涉及聽障被告的案件中，安排即時文字轉錄服務。這單案件上訴後，高等法院指原審控辯雙方和法官均有出錯。

法庭組的足跡幾乎踏遍每日的法庭，旁聽市民看在眼裏。在《蘋果》最後一夜，不少市民冒雨守在《蘋果》大樓外送別。那時法庭記者大樓門外合影，旁聽師們在閘外向他們大喊，「謝謝法庭記者。」這天結束的最後一分鐘，專門刊載法庭進程的Telegram Channel，上載了一篇旁聽市民向法庭記者表達謝意的文章，「成日着馬拉松T-shirt的高蘋、筆記只記錄部首的蘋果大佬、非常用心的肥蘋……」鄭子聰對文章印象深刻，提起時笑得開懷。

2021年6月，《蘋果》編採部高層被捕，離職潮掀起，鄭子聰沒多想，決定工作到最後一刻。6月23日上午，他如常踏入法院，審訊期間，手機上彈出停運消息，他第一次在法庭上哭了起來。散庭後，有市民走過來安慰他，問他有沒有事。眼淚止住了，他決定回報社。

專供員工搭乘的穿梭巴士，一程約十幾二十分鐘，他只希望車子能開久一點。回到編輯部，修改稿件，和同事聊天，走上天台打開手機燈，送印報紙，派發給市民，同事合照，時間很快過去了。

《蘋果》停運後，鄭子聰心裏攢了一股勁兒，希望繼續做記者，「同份工還在熱戀期啊，就被逼分手了。」兩個月後，他和一些同事加入眾新聞，繼續出入法庭。但離散沒有停下。先是年末立場新聞高層被捕、被控串謀發布煽動文章。往日在記者席工作的同行，一夜之間變成受訪者。跨年不消兩日，傳來眾新聞選擇停運的消息。

這是鄭子聰經歷的第二次斬斷與告別。在《蘋果》關停後，他沒有時間咀嚼、消化情緒。第二次離散，他意識到自己無法繼續做記者。「情緒好複雜，」鄭子聰說，「做記者應是有使命、責任，公眾是有期望的，但你不可能繼續『做記者』了。某程度（記者）已經變『抗爭者』了，那條紅線壓到那麼低。」

當時有資深同事不願《蘋果》停運，希望堅持到最後。幾個月後，探監、出入法庭，消解了那種執念。同事在他面前流淚，他心頭震顫。「現在是要找一個犯罪者背負所有（責任），但記者會覺得新聞是teamwork，為什麼我們有份做，他要承擔所有呢？」鄭子聰覺得，若把《蘋果》最後一夜的市民送別，視為希望，那看到被告席站着同事，便是絕望。後者是他最常會想起的畫面。

做記者的心不會直接消散，他們也想過再繼續。有傳媒涉嫌煽動案件，大家找來業界資深前輩分析何謂「煽動」，討論了半天，發現紅線摸不着邊界。他以新聞特寫為例，「『警察槍口對着黃頭盔』，是修辭。但法官可能會問，哪個畫面顯示槍口對着黃頭盔？」鄭子聰說，這樣的修辭放在整篇文章裏面，可能會成為佐證煽動的例子，記者書寫也會變得縮手縮腳。

「你可以討論紅線和細節，但最終只是一個畫面嘛——見到囚車走了。同事在車上，你連他們的樣子都看不到。」鄭子聰大多時候平靜語氣，事實上，他在受訪中突然哭了幾次，例如講到teamwork，講到集體的苦難。

「以前覺得熱血就是信念，你可以承受代價的，人工低而已。但現在不同了，你有恐懼，你用熱血對恐懼沒什麼用。」他說，「你怎麼免於恐懼、繼續做事，你要去找尋（方法）。」

鄭子聰決定花時間自處。他現在在媒體機構做兼職記者，繼續報導法庭新聞。他一直喜歡戲劇，便去上戲劇課，劇本創作主題是在絕望中尋找希望。他說創作靈感與前幾年移民後在外國自殺的同學有關，也與自己當下的狀態有關。他也做了自由工作者，替NGO策劃展覽。總之，他想在這動盪時勢，嘗試不同路徑。

他的通訊軟體頭像，是路邊的橙色垃圾桶，上面畫了一個大大的笑臉。「覺得垃圾桶好似我的狀態，我是不是好廢？」他笑道。「走出那種悲傷都需要勇氣。我需要一些時間休息……好像躺在一條河上，水帶我去哪就去哪。去到一個位，這裏正喔，那就繼續向那個方向探索。」

日本漫畫《排球少年》是鄭子聰的心頭好。他在最後講起一個橋段：主角熱愛打排球，但太逼自己，不休息不睡覺，最後身體不舒服，無法參加重要比賽，教練對主角說，「行遠自邇，登高自卑」。 「你好有熱誠做一件事，但你不可以一路衝，你要找個位讓自己停下。休息是為下一次努力做準備。」

我不去對抗情緒了，想念便想念

蘇澄，前港聞記者

剛開口答第一個問題，蘇澄就紅着眼眶哭起來。「離開《蘋果》時，我們形容這是失戀或失婚。被另一半趕出家門……而且是連夜逃走。」一年過後，她也驚訝於自己的激動。「臨近6月，感覺自己愈來愈不Okay。返新工感覺像在平行時空生活，但一年了，你又會看到同事寫想念舊公司的事。」

她暗忖，「我有點恐懼23日的來臨。我不要在公司OT（加班），我要找人陪自己……」

去年的6月23日，是《蘋果》最後一天的工作日，她留守至最後。「好想做好最後一分鐘，即使文稿只能出5分鐘，那些文字起碼存在過。」市民遠道而來用手機燃點的燈海，同事在大樓寫稿至半夜，這些畫面她仍然記得。

《蘋果》倒閉後，她的惡夢持續了一個月。夢裏，她在公司逃命，或跟同事如常工作。現實裏，她旁聽高層被告的案件，「聽審是二次傷害。」

蘇澄失業約大半年。當時有媒體向她招手，但她自2021年5月就開始掙扎，要不要繼續做記者？當時傳言《蘋果》員工也會被捕，公司開員工大會，中高層陸續離開。「大家思索是否提早離開，不要等到最後一天，彷彿留低就是多一分危險。」她最後因不捨得留舊同事孤軍作戰而留下來，「他不丟低我，我也不會丟低他。」

蘇澄承認自己很害怕，也做好被捕準備。那幾個月大家如常做新聞，但她下筆寫財團新聞時竟生出恐懼。「最後的日子做涉及權貴的新聞，明明做好fact checking（事實查核），公司也會支援你，也不相關國安法，我都有擔憂。再做媒體，是不是可以無顧慮地做？不能。」加上政治低氣壓，報導主角換成自己上司，她逐漸不想再接觸新聞。

「以前《蘋果》不怕得罪財團。」她決定不再做記者，「我不想回去有制肘的地方了。」

蘇澄曾經在不同的傳統媒體工作，試過有讀者投訴連鎖集團，上司怕得罪財團不讓她寫。在《蘋果》很不同，「如果是事實，你就寫。」縱然它屢被批評不夠嚴謹、聳動，蘇澄最珍惜的仍是這股自由風氣，以及它願意對新聞投放的資源。「查冊無上限，我們從來不知道查了多少錢。出差也是，一定會去烏克蘭。」她數着如果《蘋果》仍在，「六四頭版、反修例3周年，我們一定會鋪天蓋地做。菲律賓人質事件、南丫海難周年……」

「我都算見證過媒體有影響力的時代。」2012年，新聞界追訪正參選特首的唐英年，揭發他在大宅下僭建地庫，「那時你見到高官會認錯的，現在要高官道歉是天方夜譚。」而整體的調查新聞「也少了，或少了迴響。」

這一年，她看着其他行家匍匐而行，官員愈來愈少回應傳媒，無視咪兜（傳媒集體採訪時架設的咪高峰架）徑自離開，甚至「有些部門不能鬧了」。「有隻故仔（新聞）某些內容會爆的，不是應該標出來寫嗎？卻放在內文。我不知道他們是受壓抑或自己害怕。」

她點出行業的困境：「以前全行一起寫，你爆完這些、我接力爆這些，現在是獨力難支。」

蘇澄少時喜歡讀《壹週刊》，想寫出好的人物專訪，於是報讀新聞系。入職《蘋果》，偶有機會寫人物訪問，她都珍而重之，「最初我有些戇居（天真）想法，覺得新聞可以感動人、幫助別人。後來當然發覺很多事寫完沒有迴響。」

「其實又不完全是的。」回想起來，她說那幾年很幸運。「帶出不同看法也好，有丁點改變也好，你喜歡做又有意義，還要賺到錢。」

她相信《蘋果》不是唯一能實踐新聞理想的地方。不少記者開設新平台繼續報導，她覺得風險很大，亦怕影響還柙中的人。「但如果每個人都不做，我還可以看什麼新聞？我很開心仍然有人嘗試界線在哪裏。但我沒有這個勇氣去試……」

對她個人而言，「我應該餘生都遇不到《蘋果》這樣的一份工作了。」她感覺到這種失去的情緒會跟隨一段很長的時間，「我就不去對抗它了，記住便記住，想念便想念，哭便哭，想說便說。」甚至可以說，她並不想擺脫這些感受，這才得以證明一些人事曾經存在，「我接受我就是放不下這個地方，這份工作。」

近來蘇澄轉行，告訴自己「不如勇敢點吧。」她現在過OL生活，早睡早起，不太適應辦公室的繁文縟節，「說什麼都要傳電郵。」保留了一些記者的習慣，遇到難纏的客人，她起底、找對方來歷；也執着文字。但同時，她也知道舊同事轉工艱難，丟出許多求職信，卻得不到面試機會，「你也無法證實自己的CV是否被抽走。」

未來的時光，她猜自己會找一份過到活的工作。有心力的話，會嘗試填補精神缺口，「還是想寫的，或者寫香港的文化吧。」

坐在新辦公室，蘇澄曾經收過一通電話。她忘記來電者是誰，開口才知道是多年前曾找《蘋果》伸冤的受訪者。他致電向她道謝：「多謝你，我成功追討了。我知道你們已經結業，但好想特意打給你。」她當時嘴邊說着恭喜，心裏卻忍不住想，「很唏噓，想不到你苦苦追尋到，但我們已經不在了。」

過後有種感動慢慢湧現，「這個地方結業了，原來它某程度上仍然在幫人，還他們的願。很個人，很微小的願。」

（為尊重受訪者意願，鄭子聰、阿水、Ryan、洛鳴、蘇澄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