異鄉人：在自己的母語裏流浪，我在加拿大學編劇

【編者按】「異鄉人」每月一期，由身在世界各地的端傳媒編輯輪班主持，為讀者帶來生活在別處的故事，歡迎點擊訂閲。我是本週的值班編輯周末，今天這篇講述了一個文字工作者嘗試在母體之外寫母體裏的故事，由此遇到的種種不適和思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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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我在温哥華一所電影學校學習編劇的第六個月，為什麼會置身這裏，是因2019年時的一個決定。在2019年之前的很長一段年月裏，中國的影視業市值處在其他國家望塵莫及的天梯之上，是一座實實在在的天上掉下來的金礦，版權、IP、投資、眾籌⋯⋯人人都能被它砸中。而我因做了十多年記者，又是深度調查又是非虛構寫作的，使我相信影視改編也是我的路。

這份熱情在去年8月終於落定，我躋身留學生的千米長龍，登上上海出發，香港轉機，到温哥華的航班。

第一天開學典禮的時候，是我14天隔離的最後一天，我在zoom上連線，30來個學生，沒有一張東亞面孔。老師要每個人自我介紹時說一部最愛的電影和最愛的TV show。 電影我還沒問題，至於TV show，我開始發怵。

怪就怪我沒有聽懂任何一個人嘴裏吐出的片名，不然我不會琢磨它是不是就是電視上如奧普拉脱口秀、或星期六夜現場之類的⋯⋯

我是這樣回答的，「我第一份工作就在電視台，我知道電視節目是怎麼製作的，所以not very much into TV shows（不大喜歡看電視劇）.」如果當時我的同學和老師在仔細聽，他們一定會把我驚為外星人：這個人居然對我們像食堂一樣家常便飯的Netflix, HBO, Apple TV, Disney+形同陌路。

從有線電視肥皂剧一路以降到流媒體劇，他們統稱為TV Show，這是我才知道的。之後，吃盡了中文轉譯之苦，在原片名的煙海裏浮沈，永遠不知道哪一天能上岸，能把這些英文名字和它的中文轉譯利索地對應上。

在中國的時候，我知道中文的美，卻不曾把它神話。出了國，中文像一種唾液分泌裏的物質，這種物質的化學分子方程無限延展，浩如宇宙，渺如微塵。方塊字之間的勾勾連連，有著魔術變幻間的肌理， 有些人用一個流行的詞叫「褶皺」，我想是怎麼玄乎怎麼說，中文就是有很多褶皺。

我一時咀嚼不出英語的精妙，但是它和母語之間的系統差之千里，已經很清楚地擺在眼前。就如Inception這個電影, 台譯《全面啟動》，港譯《潛行兇間》，如果你來自中國大陸，你也許以為自己沒看過， 但它叫《盜夢空間》，你沒看過也聽過。中文裏的毛細血管真是可以覆蓋宇宙。

第一個星期，我遇到短劇課。英國來的女老師給了一份炸彈般的見面禮，她叫十多個人的小組，從1到12報自己最愛的電影，看這部電影時的情境，及最愛的理由。但遊戲規則是這樣的，每報自己的時候，要把前面所有人的全套都複述一遍，越到後面，越是超負荷。

我記得那節尷尬的課上，我沒有記住任何一個人報過的電影，也許不是我沒看過，而是我不知道它是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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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次與一代代的超人、蜘蛛俠、殭屍和吸血鬼狹路相逢的時刻，我就像遇到從西方文化裏走出來的我本看不上的蝦兵蟹將，被他們挾持在門外，我自己也不願跨過這個門檻去共鳴。

西方的90後，就是被這些漫威英雄的奶喂大的，那些短兵相接的多巴胺、平行宇宙的幻覺、形影不離的英雄情緣，塑造了和我完全不一樣的生命。那些已成歷史的老料，和正在形成系列的新料，他們時時聊，天天聊，而奈飛這樣的流媒體平台又已成好萊塢之外的新的大水漫灌，不斷灌注著娛樂至死的喪屍式的精神氛圍。

一開始，每一堂課上布置寫作作業，那些滿頭銀髮的老師都要強調一遍：謝絕sci-fi（科幻）。後來我才懂得，這種提醒是有必要的。在這個90%以上看過《星球大戰》、萬聖節把漫威服裝穿在身上爭奇鬥豔的班級，這些老師時常揮舞著懸崖勒馬的韁繩。

可是，千萬不要認為西方年輕人是他們表面上的這般膚淺。他們並不膚淺，只是他們不拒絕那些精神鴉片罷了。不少人都致力於把自己活成行走的百科全書， 現代文明之於歐美人來說，處於閘口全開的洩洪時代，他們泡在它的蓄水池裏面長大，可以在任何一道閘口上取一瓢飲。

元旦新年之後，美國人M煞有介事地問我：中國農曆新年過了沒？他有著「JOKER」裏的菲尼克斯（Joaquin Phoenix）那樣的木訥又如炬的目光。他說他屬猴子，不能和老虎共處，所以今年會非常艱難。我感到他可能是指一種相當於「六衝」的說法（六衝是十二地支的一種關係。 地支之間兩兩陰陽屬性相同，所代表的方向相反而藏幹又相剋，所以為衝。六衝具體指子午相衝、醜未相衝、寅申相衝、卯酉相衝、辰戌相衝、巳亥相衝），驚訝地問他哪裏道聽途說的，他自豪地歡呼，「I know it from Chinese Zodiac（我從中國十二生肖中知道的）.」我勸道不要被中國老一輩人的迷信所忽悠， 不想在農曆年的第一週，他中招Omicron，於是頭一次露出萎靡不振的狀態，在zoom上跟我說，「你看，這才農曆年的第一個週末，我跟你說過，你不信！ 」

就這麼個無釐頭的人，在上學期的Secret Santa遊戲上換來了一本超人連環畫《Jesus VS Superman》，縮在角落裏邊啃邊痴笑，但耳朵還沒閒著，對課上說到的一些陌生的歷史上的名字做出夢囈般的應激反應。

我偶爾瞄一眼那本連環畫裏是什麼顏如玉和黃金屋，只見是一幅90年代末閒書租賃小店裏那種勾勒得極其寥落的粗線條畫風，超人降落在上帝的懷裏，被天上的父治療著傷口。比他的痴迷更叫我不能理解的，是為何有人會花約150塊人民幣買一本這樣的書做聖誕厚禮。

我的中國朋友說，中國人真的是苦大仇深啊，看什麼都不有趣，精神滿足的門檻太高！我想是的，一種代代流傳的弱族的集體無意識在血液裏流淌，所以無法對西方人那種基於無邊的自由之上的無釐頭有共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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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喜劇的反應正是測試文化差異的極好的試劑，毫不誇張地說，我們十來個人的小組，每人把自己的喜劇劇本在課上念一圈，我最尷尬的是，要在滿桌鬨堂大笑之下也配合地笑出來。

幽默是放之四海而皆準的嗎？從來就不是，但放在今天這般碎成渣的人類共識之下，在經濟、政治、輿論、網絡等等的亂絮之下，我的Z世代同學在寫些什麼：有主動要求被戴綠帽子的男主人，與綁匪調情的社交媒體女博主，陌生LGBT群體的即興派對，還有那已是陳詞濫調的速配和一夜情……

我只是覺得，那種生命的情態，情緒的恣肆離我太遠，那些誇張到有意為之的越軌、逾矩、奔放，叫我感到爛俗多於幽默。但無可否認，西方文化在今天也在懸崖上打架，處處是叫人無法承受的輕佻，彷彿世界末日的前一天，狂歡取代了一切意義。

每次我問「What’s the point of it（它的意義何在）」，這個問題無不例外地會問倒寫它的人，我像是來大煞風景、終結話題的。更有時候，我會從一些段子裏研究出一些高深的端倪，讓老師合手讚歎，彷彿我不說，她就看不出來似的。所以我在她眼裏，似乎是可以從外部視角點鐵成金的一種意見類型。

我們看任何事物不是就是從追問意義開始的嗎？這是中國式教育在我思維土壤裏種下的邏輯原點，讀書本就是中國改革開放後一代又一代的人生應有之義，書裏的一切無不教會我尋找意義。

但當你發現西方人那種意義感稀薄的普遍精神狀況之後，不得不反觀自己這個族類是不是一直活得太累。 但又何以解釋，在那種隨意、閒散、不自縛的精神之下，他們的飛機和衞星為什麼照樣昇天得比多數社會主義國家要快？我無法回答，正如我無法回答為何一個人口三千萬的國家能稱其為福利國家，而一個人口是其幾十倍的國家卻註定有人要挨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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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Absurd Comedy這種故事類型（Genre），鬧出笑話可能反而是我。正處於青春期肥胖的女同學K寫了一個荒誕劇故事大綱，一個富家女不務正業，跟著一個算塔羅牌的精神導師不可自拔，有一天他的師姐們突然說她屁股太小穿衣不好看，她就一根筋地想要個大屁股。

當她剛要開始籌錢做臀部手術，她的塔羅導師無端端去世了，託夢把事業傳給她， 於是她就一邊賺手術錢，一邊繼承事業，衝破來自父母的重重阻力⋯⋯我不知道為什麼一個寫作者要為人生第一個長劇本找這麼一個無釐頭、無中生有之事。她改到第二稿時，我評論道這要比第一稿的邏輯通順多了。那位滿頭白髮的老教授亢奮說道：come on, 原來你還在期待一個荒誕劇擁有邏輯！

有一半以上的人編人生第一個長劇本時，會寫一個初戀的故事，而這個故事最常見的阻力仍舊來自父母，多數是門不當戶不對，或者成長的過程中那些自己身上的咬噬性的煩惱。女孩子都夢想成為阿黛爾或者泰勒·斯威夫特，男孩子不是有個奧林匹克夢，就是或想子承父業，或想擺脱父控。

即使看起來那麼地家常便飯，在寫作的具體過程中，照樣有不少人找不到北。有人在形容自己的劇本時，發一個羊頭馬尾的怪物圖，引起不少共鳴，有人說自己正在加工shit的過程中，而對需要圍繞一個臀部手術寫100頁的K來說，表示從一開始她就知道她的屎正在被詛咒了。我每次遇到她都會問，你的「big butt」(大屁股)進展得怎麼樣了。

像這個國家大多數20來歲、還沒有長開的女生，K膀大腰圓，明顯的北地特徵。每次看到她眉峰下那顆穿皮而過的、兩頭是小彈珠的鍍銀鋼釘，我就在為那種勇氣而汗毛倒竪，她描述穿孔時的那種輕描淡寫，跟她激動時對男生說「fuck you」的對罵勁相得益彰。這也歸結到她解釋自己時最愛用的一句口頭禪，「因為我是個女性主義者。」

我不知道她有沒有參與過任何街頭抗爭，或具體如何表現女權，但在我眼裏，她化妝僅是為下課後和幾個跟她同樣身量的女生去街頭找吃，她就是個人畜無害的女學生。

在這裏，我從來不敢說「fat」這個詞，因為有一次我在劇本裏用了這個形容詞，K給我反饋時說，「不要用fat這個詞，這會涉嫌歧視」。我不得不臣服，這西方世界裏也在瞬息萬變的一切，我無法再把自己從三年級開始學的英語帶著滿世界跑了，我的英語也面臨一次靈魂深處的淘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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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開學的第一個月開始，我始終在時間的發條上謹慎前行，知道自己沒有時間做夢，沒有條件漫無邊際地體歷。作為一個在特殊時期跟著留學生大隊登機的中國人，我顯然不在學齡，我只是偶然在一張巨網裏找到網眼，自甘漏下去，遠離「甚囂網上」的魚群，在海外畸零。

去年金秋，我分別約了三位導師做課外指導，我要問他們同樣一個問題，大致意思是：「如今我如果要寫一個我真想寫的故事，在中國是不可能拍出來的，那怎麼在此地實現。」

第一位是教戲劇寫作的R，鬚髯如霜，銀髮及肩，活像聖誕老人，他當然一聽就懂，「要我說，就是在外面才有機會啊，你們中國有一位叫weiwei的藝術家不就是這樣？」

我先是一愣，急忙在腦中搜索哪位藝術家的名字存在這個疊字，小時候我們倒是有一位名噪一時的歌手就叫這個名字，想到她就會想到亞運聖火台，但轉念一想，她不是那種語境下的藝術家。 當我再一轉腦袋，想到了另有此人，真是豁然一笑，「oh, he’s in Germany now（他現在在德國）.」（編註：前者指歌手韋唯，後者指藝術家艾未未。）

「So it might be a good timing to criticize from the outside（所以現在可能是一個好的時機，從外面批評）.」他輕鬆地說，像是事先準備好給我的答案，他一再表示「在外面，在外面是有用的」。

第二位是教推銷劇本的導師K，正如所有令人欣慰的東道主都會這樣回答你，他說「這裏是加拿大，比美國好的地方是，講究diversity」。對於一名初來乍到者來說，這當然是利好。

「但在北美推銷劇本，要明確對標好目標人群，因為這裏不像中國有那麼大的觀眾體量，無論拍什麼都有票房」。他說。我立即心領神會，想起當時正在無遠弗屆中的《長津湖》。

作為中國人，從黃土地中跳脱出來，向西方取經，再化歸於黃土地，似乎是中國人自我實現的應有之義，但說到底仍是個利弊問題。就拿當時那位新晉奧斯卡的中國女導演來說，一取一捨間丟失的利潤，對這個國家的一般精英份子來說都難以忽略不計，到底是叫人牙癢癢的真金白銀。所以回到R說的，「在外面是有用的」，我想長期在外面也是代價巨大吧。

我問的第三位是教流媒體季播寫作的D，是教你怎麼在Netflix上創作當今的香餑餑。他學究樣，走路時帶著老人暮年時的躑躅，也像是被寫作的不良姿勢拖垮了半邊腿。他開門見山地告訴每屆編劇系的學生，就當今流媒體所提供的機會領域來說，他時常覺得電影已經末路窮途。

「第一你是Woman, 第二你是Asian, 第三你一個人從中國來到北美，這個行業太需要聽到你這樣的人的聲音。」他舉了一個以Netflix為首的平台在不干預製作的美名下，怎麼一擲千金為加拿大的班底添置直升飛機的豪舉。

流媒體的紅海，充斥著點燃夢想的螢光棒，但這根小棒還沒有插上中國大陸的領土。如果你去看一幅Netflix的全球布局地圖，你會知道中國大陸像是燈下黑。

D的肯定很容易讓人產生幻覺和希望，似乎如果我開始創作流媒體劇，像《魷魚遊戲》編劇黃東赫那樣孜孜不倦、不計回報地創作，等有天Netflix終於落戶中國大陸，我便有機會被挑中。但是，去對我們身處的時代下一個賭注又是何其孤注，一個人在母體之外寫母體裏的故事，那種身首異處的錯位感是極其凜冽的，像自己身上那根文化的臍帶在太平洋上斷成兩截，從此你開始在新大陸上尋找新的榫卯，一切只為了讓自己有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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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你開始學習另一種語言的那一刻，兩個語言系統就開始相互競爭。」 英國埃塞克斯大學語言學家莫妮卡·施密德（Monika Schmid）這樣說。這是我現在才知道的。

兩個語言系統打架，用我上海人的方言來說，叫「兩頭不入港」，就是兩頭都夠不著的意思。為了掩飾我英文的蹩腳，我曾解釋過，因為上海話是我的第一語言，Manderin（普通話）是第二語言了。這麼一說，大家驚訝一番，「原來你還有shanghai dialect.」

有一次，短劇課上寫一個5頁的小劇本，在workshop上輪流念。我寫了一個房東和房客因俄烏戰爭立場的不同而爆發衝突的故事，房東是講廣東話的老移民，房客是講普通話的大陸學生，對於中國人來說，我相信這真實到不能再真實。

但用英文寫本國故事，語意損耗是無可避免的，就像在一雙靈動的玉足之外套上不分腳型的馬丁靴，翩躚不起來。對我來說，用英語寫中文，句句是經過腦中的轉譯機器加工出來的流水線構件，它是一個盛放母語的模子，卻不是從母胎裏帶出來的裏子。

念罷，一個來自洛杉磯的黑人女同學驚異道：我能感受到它beautiful的描述和氣場，但是你能否把這兩個人的語言風格做個區分？或者用些slang（俚語）……

這個問題，確實難倒我，相當於讓我去研究紐約的華裔和舊金山的華裔在英語用詞上的區分。「事實上，她們不會用英語對話。」我解釋後， 這才讓他們似懂非懂地點點頭。那位教短劇的英國女老師Jessica，開始向我了解Cantonese（廣東話）和Manderin（普通話）的分別。

同樣，當Chinese這個詞從大多數老外嘴裏說出的時候，它作為一種能指，並不指涉以大陸、香港或台灣這些意識形態分野的散沙狀華人。作為一個既定的語詞，它天生包含西方人眼裏作為他者的我們的一切——凡是以方塊字出發，被儒釋道「奶」了一代代的人。或者再乾脆些，是東亞除了日韓之外的黃皮膚的人。

每個人都是一顆遊離的原子，無人關心彼此原初的原子核，只有自己才能感受到向心力何來。有時候，它在紙上的方塊字裏；有時候，它就跳上了舌尖。在必須要用英語說話的那一種遽然的撕裂感裏，它的存在更加逼真。真正的「fresh off the boat」（初來乍到），是沒有人在乎你具體來自哪裏。

一個人在「兩頭不入港」的時候，自然要在海面上漂了，有時候會有新仇舊恨一起來襲。我會悲觀地想，我隸屬的母國是既不需要非虛構，也不需要虛構的——從思考和提筆的一刻彷彿就開始坎坷。文字，只是城市小資產階級夢碎之前時不時犯的搔癢症而已，在洪水般的大時代裏，文字還沒有伸出橄欖枝或救死扶傷，就已經找不到位置，表面的斯文經不起衝撞，往往散架得難看。

我生長的故土，實則是一個東方和西方不斷拉扯和聯姻的農村舊式舞台，百多年前的摧枯拉朽暗合了近些年倒著轉的輪迴，真是一再否定，一再螺旋，都讓我無從知曉自己到底處於世界史的何種座標。你只感到你像是背著一個戴滿了翠玉花鈿的老嫗，在「時間的無垠的荒涯」上一會兒往東一會兒往西，顛到哪兒，哪兒就是原點。

張愛玲說時間，時間裏有一大把不值錢的廢銅爛鐵。廢銅爛鐵說得好，它高高堆砌的時段，就會產生一種惶惶的時代感，人們用衰世、亂世來指代這種異樣的時代感。衰世之於以往，就像上海的地段區分，從法租界走到了曹家渡，風景已衰。用當今的文化人熟悉的術語就是阿列克謝耶維奇發明的「二手時間」吧，在這一把時間裏，不用期待很多。

卡爾維諾曾說「 鐵制的機器將會永遠存在，但他們不得不服從那些沒有重量的信息單位。」如何服從？如何被灰塵顛覆？無論如何他說的只是那地中海小國。在我的眼前只是一塊遮住一切的鐵板。在走之前，它長在我的眼內使我看不見，在走之後，它清晰地亙在天地間，我看見了而已。

此刻的我，就像很多有知識的人標榜的那樣，「生活在別處」，在太平洋的另一端。 北美的平原上如被上帝之子栽培的房子，天上的星子和大地上銀河般的成串的燈珠，和我的頭頂上如酒杯般的蒼穹所灑下的一切飛絮或甘霖……我都領受著了。

只是我知道，地理位置的變化不會讓我脱離那熟悉的衰世感，相反在海外的清寂裏，它會越來越醇厚。因為我和它水乳交通，這裏面有我的文化，我的語言，我藉以認知的一切，連起來就是我的命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