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水埗有個「半杯寮」：香港防疫進行中，如何自己生活自己救

歷經圍封檢測不久的深水埗比平日冷清，李維怡打開半杯寮的玻璃門，門上三張揮春（春聯）筆跡迥異，來自日前揮春書法工作坊三名導師：橫幅「諸眾共生」，直幅「好雨知時節」、「潤物細無聲」。自去年集結「茶室」、「社區」、「文化」於一身的空間半杯寮開張，文字耕作者、社區藝術工作者李維怡又添一重身分：半杯寮「店員」。

這裡沒有「老闆」，也沒有「顧客」，拿了免費分享的物品，又或嘆了茶，想多支持就把錢塞進標明「夾租」（合夥湊租金）的小膠箱。她在門外搬放着零食飲品貨架、手工藝品小賣站、放不同團體活動宣傳單張的小車、與Rolling Books合作的童書漂書箱。門內堆滿二手書的書架上陳列着一排茶葉小瓶，牆上零散貼着她的藍曬、禪繞畫作品。曾有訪客說過「聽住（聽著）練琴聲覺得有無限多的生活感，與青澀的生命力」，但疫情下練琴的預約一一取消，鋼琴就靜靜藏在角落的小屏風後。

疫情令街道死寂：但人總是需要生活

香港疫情正熾，多區靜寂得嚇人。當限聚令收緊至兩人，私人處所亦不允許兩個家庭以上的「跨家庭聚會」，「病毒」或是「孤獨」，何者更能傷害人的身體和心靈？半杯寮有感於此，開展了一個最低限度社會生活的行動邀請：接連兩個週末，這裡都會迎來兩個家庭的參加者，一起看電影，一起讀書，從《Million Dollar Hotel》到《小偷家族》，從《Eternity and a Day》到蔡明亮的《洞》，討論「孤立」、「社群」、「疾病」、「生命」、「共同體」種種主題，然後製作視藝作品，最後縫合成一幅百家被。

說起這個計劃，李維怡便雙目發亮：「直接叫做『人類需要社會生活』。」一名參加者便畫下隔着發光屏幕「共進」的晚餐，信號不良Loading的圓圈還在轉；亦有人在透明膠上散落升降機（電梯）按鈕的圖樣，以及或正或反、四處飄散的圓形笑臉。參加者期望在形形色色的作品中發現「聯繫」：「不再執着於個人手工作品的完整、圓滿和獨立，而是想想看怎麼和其他參加者的作品形成一團⋯⋯很難被定義、被拆散的東西。」

「防疫政策中『社會生活』彷彿變成了不必要的東西，但我們惟有依靠人與人之間實際的接觸，而不是螢光幕的影像，方可以確認自己存在於這個世界當中。無論環境多惡劣，我們都不應輕易放棄社會生活。」

亦有參加者享受着這種難得的相聚：「做作品時，不是要做什麼驚世的東西，而是可以有這種愉快而簡單的小聚，感覺很舒服。社會停，其實（生活）不可以停，人總需要相聚聊天，需要生活。」李維怡同樣堅信：「防疫政策中『社會生活』彷彿變成了不必要的東西，但我們惟有依靠人與人之間實際的接觸，而不是螢光幕的影像，方可以確認自己存在於這個世界當中。無論環境多惡劣，我們都不應輕易放棄社會生活。」

「不一定只有轟轟烈烈的。」

事實上，早在瘟疫蔓延之前，半杯寮之前，不以「作家」自居、而把自己視為「文字耕作者」的李維怡，其出版的小說集《行路難》（2009，香港kubrick）、《沉箱》（2011，台灣聯合文學）、文集《短衣夜行紀》（2013，香港kubrick），到近年零散見於不同刊物的「無何有城」系列，她從未停止撿拾政策、制度、權力下被淹沒的聲音和碎片，將之重組以構築現實的面貌，探問應該前行的可能。在香港七十後作家偏向現代主義以至後現代主義的種種形式實驗和探索中，這種人文關懷令李維怡另闢蹊徑，走向靠近現實主義小說的方向，正如王德威曾於「新世紀十年文學」的國際研討會上點明：「香港作者李維怡以寫作實踐並親身介入社會行動。她的《行路難》真誠地記錄了文學和社會之間的互動」。

在小說中，她走進社會基層、新移民、知識分子的現實生活，歷經社會運動、城市拆遷的艱難和痛楚，又在窘困難言的現實狹縫當中，一再發現人與人之間傳遞的微小溫暖。一如〈遊園〉中為口奔馳的父親在冬日清晨牽着女兒來到空無一人的荔園，回程時巴士座位上冬天太陽的溫暖；又或〈聖誕快樂〉中善心幫助交通意外傷者卻遭傷者朋友和警察冷待的同性戀人，因莫名的勇氣而在人群中掏出藏匿在衣袋中緊緊相握的手。

如同其小說中市井小人物的平實日常，談及對深水埗社區的感情時，已於這區住了二十年的李維怡直言：「說『感情』，其實就是日常生活。」她坦言自己並不擅長把事情特殊化、抽象化，因此沒有吸睛的故事，也沒有艱深的哲理：「就是日復日的交往、溝通，看似無聊但其實重要的日常，一沙一石，一點一滴。」

她堅信人無法孤立地生活，但經濟、地產的發展卻催化「各家自掃門前雪」的生活模式，趨向一個失去街坊倫理的社會。因此，她笑言半杯寮其實是一場「街坊復興運動」的試驗：「如何既能維生糊口，又能回饋社區？一個人的規模，能做到多少？」她走到半杯寮左邊隔壁的自助洗衣店，高興地指指貼在牆上的印尼語、烏都語指示，正是她邀請右邊隔壁幼稚園印尼、巴基斯坦媽媽幫忙的成果。一件小事，既便利區內不同族裔居民的生活，亦是對他們的尊重。

當社區組織逐漸瓦解，連互助委員會也失去生存空間，還能如何前行？「所以就在試呀。」李維怡回答得理所當然：「解散了，就再自組一個呀。」在歷史和社會的巨大傷害和挫敗以後，我們都以為不可能或不應該回到生活當中，而李維怡卻發現：「但日常生活是很強大的。強大得如果你不能在其中做些什麼，你就什麼都做不了。」她低頭試着在友人帶來的本地炒玄米中加入綠茶，茶色淡綠，清香微苦，又說：

「不一定只有轟轟烈烈的。」

她堅信人無法孤立地生活，但經濟、地產的發展卻催化「各家自掃門前雪」的生活模式，趨向一個失去街坊倫理的社會。因此，她笑言半杯寮其實是一場「街坊復興運動」的試驗。當社區組織逐漸瓦解，連互助委員會也失去生存空間，還能如何前行？李維怡回答：「解散了，就再自組一個呀。」

當城市失去「有街坊的生活」

​「一間店，如何回饋所在的社區？又由誰開始做起？」李維怡先提出問題，然後又回答得簡單直接：「那不如就由每個人自己做起吧。」恰巧社區訪問中認識的越南咖啡店姨姨準備結業，租金又比預想中便宜，李維怡便毅然簽下兩年租約：「就算蝕，也就蝕兩年試試。」

近年咖啡店、精品店、藝廊進駐深水埗大南街，高消費換來高租金。李維怡曾參與「深水埗小學雞」就深水埗仕紳化議題深入訪問大南街街坊：街坊認為責任在於地產霸權、重建規劃，在於肆意加租的業主，而不能歸咎於同是「打開門做生意」的新店店主。但這些店舖又是否可以多走一步，尋找與老店、街坊共生的空間，讓社區變得更好？「有居民提出早點開門，照顧社區的早餐，這我做不來。但也還有寄賣服務、折扣優惠、大送贈日、把紙皮送給收廢品的婆婆之類建議，我都在試，做得幾多得幾多。」

李維怡呷一口茶，再把熱水沖進茶盅。一名女生探頭進來，說：「我想拿點番梘（香皂）。」「就在外面，你隨便拎。」在酒店工作的街坊送來一批香梘，狀況良好卻因過期而被丟棄，李維怡就放在門外供大家取用。「不過我不太喜歡『派』（派發）東西，有一種高低不對等的感覺。」她笑笑：「我期望的是，各盡所能，各取所需。」

超市、大型連鎖店的供應商來來去去就那幾間，但小店老闆不一樣——他們有累積了一輩子的經驗和門路。「這就突顯出壟斷的問題，以及『多元化』社區的重要性。」她一頓：「問題在於，你願不願意離開那些商場和通道？」

​「其實做生意也可以不只講錢，不用處處賺到盡。」昔日利東街恆生印刷老闆陳生的一句話，對李維怡影響尤深：「他形容自己是一隻蜆殼，裝再滿也就是這麼多，所以多留一點水，大家齊齊有得賺不好嗎？」一對揮春「微如蜆殼」、「盈溢分享」，仍貼在半杯寮的牆壁上。相比連鎖店、大企業無限擴張的慾望，小店更着力於維持基本的需要，只求養家糊口，繼續營運。

「既非私人的領域，也非太廣闊遙遠的整個社會的公共領域，街坊倫理在兩者之間——不是熟人，卻朝見口晚見面，觸手可及，大家逐漸探索、協商而形成的生活空間。」半杯寮的一位常客便在此尋到一種「尷尬的親切感」：「可能因為半杯寮『地方淺窄』，你很難不留意到鄰桌的人們、門外路過的大人細路（小孩）、拎住一大包衣服來洗衣店的不同族裔街坊，他們在做什麼或說什麼。為了緩解尷尬就會隨口噏（聊）幾句，而這種陌生人間日常層面的吹水型互動，往往只在實際共處中發生。」

李維怡亦想起孩子在街上奔跑玩鬧的情景，又想起每次對面大廈的老婆婆出門，樓下車胎舖的老闆都會叫女兒過去扶阿婆過馬路：「這種生活空間，超出了純粹的『生存』，較易令街坊產生一些特別的想法，滲透在成長的日常中，慢慢建立起來。」在深水埗這個生活空間，疫情初時搶購物資的場面，對她而言仿如平行宇宙：「這些小店不會缺貨。」當人人因買不到口罩着急，深水埗的一整排布行就找到方法撲貨（四處找來貨），買來濾紙，自行縫製口罩。李維怡笑說：「現在只擔心弄得太多，賣不完。」

她又曾拿着手機拍攝採訪街坊的疫中生活，影印舖老闆以老街坊的閱歷為她解畫：超市、大型連鎖店的供應商來來去去就那幾間，但小店老闆不一樣——他們有累積了一輩子的經驗和門路。「這就突顯出壟斷的問題，以及『多元化』社區的重要性。」她一頓：「問題在於，你願不願意離開那些商場和通道？」

​然而，這道選擇題卻似乎逐漸失去選擇的餘地，商場和通道不斷蠶食小店、街道以及其中的人情和生活。「政府和地產商要清拆重建，被懲罰的卻是這些勤勤懇懇、殷實生活的小生意人。」市建局與地產商在深水埗一帶已發展幾個高價住宅樓盤，深水埗、旺角、油麻地的重建項目亦陸續有來。「街坊的關係，是依靠着地利自然發展的，無法刻意打造。舊區的社區網絡，是一群『陌生人』之間建立的公共情感，被毀壞後就再沒有了。」李維怡不得不痛心：「但他們總不明白這才是最重要的。」

「街坊的關係，是依靠着地利自然發展的，無法刻意打造。舊區的社區網絡，是一群『陌生人』之間建立的公共情感⋯⋯既非私人的領域，也非太廣闊遙遠的整個社會的公共領域，街坊倫理在兩者之間——不是熟人，卻朝見口晚見面，觸手可及，大家逐漸探索、協商而形成的生活空間。」

微小事情的累積，就會發生意義

談及半杯寮的緣起和目標，李維怡哈哈笑着拋出一個出乎意料的答案：「我要退休！」

她擔任「影行者」行政總監已十幾年，便希望轉換一下模式，從被各種計劃書框死的生活中「退休」：「為了申請資助，你必須寫Proposal。然而，世界總不像你預期，過於精密的計劃是不可能的。當現實的情況偏離計劃書，有時仍能設法把新變化扭進去，但扭不進去時，是不是仍要夾硬按着計劃做下去？」這種困惑在現實的衝擊、社會的變化下愈發強烈，她不由得探問：NGO以外、申請資助以外，社區工作有沒有其他模式？

「其實半杯寮就是很亂來的一件事。只有很rough的目標，然後少許的計劃。」她雙手一攤：「也沒關係，nothing to lose。」於是，這個亂來的小空間就在跌跌撞撞中緩慢成長，攀沿着社區纏繞交錯的根脈枝葉自然蔓生。

​「你有多了解這個社區？」李維怡一問。過往拍記錄片時受訪街坊所說的事情，她如今切換了視角，更能感同身受：「利東街全發印務老闆所說的情景——全街的店都關門了，只剩他開着燈在包裝、釘貨——現在我就懂了。」

李維怡再問：「『做』社區是什麼意思？如何在舊有基礎上再多做一點？」然後又一次以實踐作為回答：「現在我進入了街坊可以理解的框架：不再是來歷不明的『好人』，而和他們一樣是『開舖搵食』的人。哈，首要任務就是『追租』。」於是她在門外架起了賣零食和飲品的貨架，一方面打算做隔壁幼稚園小孩的生意，另一方面也令半杯寮看來更有「街坊舖」該有的模樣。

縱是如此，街坊的「觀察期」仍比想像中漫長：放在門外讓家長等待接放學時坐一下的椅子，過了一個月才終於有人坐下去；平凡實惠的零食車，也等了足足三個月才有每天放學幫襯的熟客仔。李維怡就知自己打錯算盤：「這麼小的孩子都還沒有零用錢，而媽媽又施展渾身解數阻止孩子買零食：『今天沒帶錢』、『家中還有』、『待會去超市買』之類的。」她噗嗤笑出聲來：「最犀利（厲害）那次，是說『這是在做展覽，不能買的。』」

「現在我進入了街坊可以理解的框架：不再是來歷不明的『好人』，而和他們一樣是『開舖搵食』的人。哈，首要任務就是『追租』。」

​為了實現「照顧者休息室」的構想，李維怡曾經晨早爬起來開舖，希望媽媽把孩子送到學校後，可有片刻安靜喘息的空間。可是，發再多傳單，做再多優惠，媽媽們依舊過門不入。「她們無法理解：這是想做她們生意？但為何又免費？」她不禁沮喪，同時亦更了解這些母親的辛勞：「與中小學不同，幼兒的媽媽必須趕在孩子上幼稚園的時間買菜、做家務，根本不可能停下來。」

計劃趕不上現實，但變化有時卻帶來驚喜。偶爾一些八卦媽媽或小孩也會走進來看看聊聊，久而久之，其中三、四個媽媽遇到事情時，也會請她幫忙，把小孩暫托於此。李維怡本因擔心照看不來孩子，從沒想過「托兒」服務，但也不得不承認：「原來只能從細路（孩子）入手。只有解決了細路的問題，媽媽才有可能放鬆一下。」疲累的照顧者和精力無限的細路以外，半杯寮亦在不知不覺間成為許多人尋得片刻寧靜的處所，留言簿上筆跡各異，卻疊現出感受的共鳴：

「茶十分清香: ) 難得在鬧市中有一個清靜的地方」
「茶香醇，蛋糕清雅，一個神奇的社區空間」
「這裏給了我一個美好寧靜的下午」

亦有人從茶中品出一個湖泊，寫下：

「普洱的第三泡，讓我想到湖泊。安靜而深邃，安穩而豐厚」

而街坊Ann姐的自家製生酮蛋糕，更是讓導演許鞍華也畫下心心，表示「很好味！」

這裡並不是社區中心，明確地把有需要的人聚集，然而，「各盡所能，各取所需」，善意就自然而然牽繫成一條多向的紐帶：「像一盆植物，把它丟在那裡，自然就會生長。」

與茶和蛋糕的相遇，也帶來與不同人的相遇。有來客畫出一個可愛Q版李維怡，寫道：「每次到訪都讓心靈被治療的感覺，在這裡會遇到很多有趣的街坊和心地善良的知青」，也有學生有所感悟：「於此溫習，可聽見各式各樣的人來拜訪。友善的對談，讓人體會到仁者安仁，智者利仁」，卻不知他當時溫習的是否正好就是DSE範文中的《論仁、論孝、論君子》。

這裡並不是社區中心，明確地把有需要的人聚集，然而，「各盡所能，各取所需」，善意就自然而然牽繫成一條多向的紐帶：「像一盆植物，把它丟在那裡，自然就會生長。」門外的童書箱，本是為了讓居民選取合適的童書，卻不知何時開始，街坊也自發地在箱子放下想與其他人分享的書本，拿了又放，小小漂書箱自成生命。她又發現放到童書區的幾張卡通光碟，每隔一陣子總沒來由地被放回DVD區，直到看見一個婆婆把環保利是箱中供街坊取用的利是封，按着大小形狀分類整理，才恍然大悟：「原來遇上了『執野』（收納）神明！這個婆婆經常坐在童書箱旁專注看書，一頁一頁仔細看，說是想學英文。」

婆婆一向只靜靜坐在門外，卻在農曆新年時走進店內，李維怡失笑：「原來是說『小姐，祝你新年快樂』，還派利是給我！」執野神明以外，半杯寮又迎來了「湊仔」（照顧小孩）神明：「那天孩子多，我又正要趕工做禮盒，正好朋友來到，就領着孩子用利是封做手工，還為這裡添了裝飾。」門邊以麻繩串起的許多利是小金魚，有些歪歪斜斜的黏上了眼睛，排成一列向着街上的陽光擺擺尾游去。

「微小事情的累積，就會發生意義。現在是我一間，如果變成十間八間，可能哪天就會引起蝴蝶效應呢。」

她不以「作家」自居，而把自己視為「文字耕作者」：並不是無中生有的創造者，而是一名耕作者，把來自對現實的認識、來自自己與他人生命經驗的素材，在世界的土壤中播種，種出她的故事。

你相信嗎？文藝與文學可以推進社會向前走

​零食架的一側放了一個籤筒，又掛着幾行粉紅色籤紙，籤文全是來自藝術家的箴言。這是漫遊樂園在半杯寮設置的「藝靈籤」。活動本已完結，但李維怡想繼續留着：「街坊也好，文青也好，都會停下來求一支籤。放心，全是上籤。」相比個人創作，李維怡更喜歡做社區藝術Project：「因為更有溫度。我喜歡去中心的、集體的、平等的藝術。」

即使是記錄片的製作，亦是眾人的合作，把不同人的鏡頭剪接組織成更圓滿、完整的整體：記錄利東街重建中民主規劃運動的《黃幡翻飛處》（2006），關注紮鐵工人罷工的《札草根．鐵生花》（2008），低收入租戶反迫遷的《順寧道．走下來》（2011），反思十年以來舊區重建的《街．道——給「我們」的情書》（2013），思考邊界、族群、全球化和社會運動的《未存在的故鄉》三部曲（2013-2015）等等，無一不是市民與抗爭者的共同成果。

一如影行者「把藝術還給人民，把人民還給藝術」的目標，李維怡努力把藝術帶入社區，打破高高在上、遙不可及的印象，將之變成「親切的怪胎」：可以奇怪，但依然親切；也許不熟悉，但亦可以被理解。

「新年前的揮春書法班是一次轉變，我嘗試減少每班的人數，邀請一些比較熟絡的街坊參加。他們竟又真的來了，所以參加者既有文青，又有街坊。」李維怡又試過把詩作分拆成句子，讓參加者以新的方式重組拼接，實行「橫／還詩街頭」；萬聖節就在門外排三張畫，讓孩子看圖說故事換些小禮物；聖誕節又用循環再用物料搭建一棵聖誕樹，讓街坊掛上畫上各種各樣的裝飾，從光禿禿的支架長成別樹一格的繽紛大樹。文藝進入社區之際，社區又孕生怎樣的文學？李維怡便籌備地區文學寫作工作坊，從下月開始連續六個週日帶領參加者發掘五感，重新感應、連結生活環境，讓詩、散文、小說從生活的思考和感受中發芽生長。

​這種集體的藝術創作，卻難以於自身文學創作中實現，令文學成為她比較個人的領域，但李維怡坦言：「不過我也總需要屬於自己的空間，去梳理、重整思考和感情吧。」縱是如此，李維怡亦不曾把她的作品視為個人的成果。

她不以「作家」自居，而把自己視為「文字耕作者」：並不是無中生有的創造者，而是一名耕作者，把來自對現實的認識、來自自己與他人生命經驗的素材，在世界的土壤中播種，種出她的故事。植根現實經驗的寫作，又如何反過來對他人、對社區發生意義呢？她便為自己的書寫畫下清晰的底線：「不同於社區藝術，文學其實很難在現實中介入。但是至少我的書寫不應加大了壓迫的意識。」也許文學的意義不是實際地介入，卻更是如何觸發對可能性的想像。

「人變了，社會變了，作品自然也變了。」她自言從《行路難》到《短衣夜行紀》已大有不同：更成熟也更複雜，受害者同時也可以是加害者，對錯再難說清，希望也更渺茫。然而，現實的世界再使人沮喪絕望，寫作的世界卻亦可創造出希望的可能性：「寫作跟現實不同的是，你可以在小說中想像在這樣的困境下『最好可以是怎樣』，然後再提供實現的『條件』。」

李維怡構築希望卻不盲目樂觀，而是縱使悲觀，亦不能放棄以想像力摸索如何實踐世界的另一種可能，思考：「這個世界怎樣才可以好一點呢？」她始終相信，這種社會想像力是所有藝術的共同力量：「藝術不應只是點綴品，而可以是令社會可以向前走，走向更美好方向的力量。」

董啟章在《沉香》（2011）的序言中形容李維怡「承傳了陳映真的現實批判和黃春明的鄉土情懷」，「『回到』寫實主義的『老路』上去」。而李維怡似乎更期望在老路上走出新的方向。一直置身於壓迫現實之中、政治社會事件之中的她，並未試圖編織波瀾壯闊的宏大「歷史」，亦未意圖「還原」事件的因果真相，反而着力描劃小人物被忽略的弱小聲音，探討社會環境的限制中個體的經驗和感受，又如何作出選擇和行動。

一如〈擠〉拼貼香港1949到2000半世紀中房屋問題和拆遷行動下兩個小家庭漂泊的無力；〈那些被遺忘至記不清楚的⋯⋯歷史和瑣事〉雖寫及1966年九龍暴動和一年後的六七暴動，卻講述一名從未參與示威的碼頭工人如何兩次被捕，寫及1995年金輪天台屋事件，卻聚焦於一名缺席的街坊多年後的回望，寫及2004年反對領匯上市的司法抗爭，卻只描述義工在記者包圍中護送盧婆婆離開的一個瞬間。

說是「寫實」，李維怡小說的「現實」並不在於多「逼真」地「反映」現實的原貌，卻更貼合於建造一個符合現實運作法則的「裝置」：當各種必須的「條件」被滿足，才能導向相應的發展。因此，這些有「條件」的希望並不是空中樓閣，水月鏡花，卻是切實地在現實中尋找通往新方向的路徑。「創作不是完全脫離現實、天馬行空，也不是過於天真簡單的理想主義，但也不能太過符合現實，而抹殺了改變現實的可能性。」

〈這，不是一個鬼故事〉的市建局拆遷中，幾十年的樓梯口報紙檔卻因無法證明自身「存在」而不獲賠償，通宵留守、拉起橫額的抗爭亦無半點成果，構成改變的「條件」是大廈舊居民現身合力支援，以及老街坊波叔翻箱倒籠找回的一張全棟業主簽署允許擺檔的合約。弔詭的是，令「條件」達成的關鍵人物波叔竟是一縷亡魂。現實的重壓與虛幻的希望並現，可能性即使存在亦如此虛渺。

李維怡構築希望卻不盲目樂觀，而是縱使悲觀，亦不能放棄以想像力摸索如何實踐世界的另一種可能，思考：「這個世界怎樣才可以好一點呢？」她始終相信，這種社會想像力是所有藝術的共同力量：「藝術不應只是點綴品，而可以是令社會可以向前走，走向更美好方向的力量。」

「對我來說，創作就是生活的表達。但我無法把創作變成生活本身，因為這樣就似乎把真實剝空了。」藝術創作、日常生活、社區工作對李維怡而言，本就是無可分割的整體，一如一次演講中主辦方的恰切比喻：「街頭與書房的莫比烏斯環」。與其細談藝術和社會的抽象概念，談起與街坊相處的細節，談起「人類需要社會生活」的活動安排，更叫她雀躍。她笑說：「如果參加者來自兩個不同住址，到時我就要坐出門口外面呢。」

她說的時候，該還沒想到會迎來入冬以來最冷的幾天，又會在寒冷天氣警告中收到參加者帶着溫度的謝言：「店主在店外，在寒風中和我們對話，辛苦了」、「辛苦晒你喺出面吹風咁耐，下次嚟再傾偈啦（辛苦你在外面吹風這麼久，下次來再聊天啦）」。坐在門外瑟瑟發抖的李維怡又會在1.5米的社交距離外看見多少個路過的居民，又或旁邊自助洗衣店前蹲坐在短櫈上等衣服洗完的街坊，然後在寒風中打聲招呼，閑聊幾句。

而她頭上是半杯寮的招牌，畫着半杯水，既非半滿，亦非半空，而只是如實的半杯水，水邊長出藤蔓，未必開花結果，卻在陰冷天氣中依舊沿着街道延綿蔓生，生生不息。正如從「行路難」到「短衣夜行」，多難多黑，都始終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