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水埗有个“半杯寮”：香港防疫进行中，如何自己生活自己救

历经围封检测不久的深水埗比平日冷清，李维怡打开半杯寮的玻璃门，门上三张挥春（春联）笔迹迥异，来自日前挥春书法工作坊三名导师：横幅“诸众共生”，直幅“好雨知时节”、“润物细无声”。自去年集结“茶室”、“社区”、“文化”于一身的空间半杯寮开张，文字耕作者、社区艺术工作者李维怡又添一重身分：半杯寮“店员”。

这里没有“老板”，也没有“顾客”，拿了免费分享的物品，又或叹了茶，想多支持就把钱塞进标明“夹租”（合伙凑租金）的小胶箱。她在门外搬放着零食饮料货架、手工艺品小卖站、放不同团体活动宣传单张的小车、与Rolling Books合作的童书漂书箱。门内堆满二手书的书架上陈列着一排茶叶小瓶，墙上零散贴着她的蓝晒、禅绕画作品。曾有访客说过“听住（听著）练琴声觉得有无限多的生活感，与青涩的生命力”，但疫情下练琴的预约一一取消，钢琴就静静藏在角落的小屏风后。

疫情令街道死寂：但人总是需要生活

香港疫情正炽，多区静寂得吓人。当限聚令收紧至两人，私人处所亦不允许两个家庭以上的“跨家庭聚会”，“病毒”或是“孤独”，何者更能伤害人的身体和心灵？半杯寮有感于此，开展了一个最低限度社会生活的行动邀请：接连两个周末，这里都会迎来两个家庭的参加者，一起看电影，一起读书，从《Million Dollar Hotel》到《小偷家族》，从《Eternity and a Day》到蔡明亮的《洞》，讨论“孤立”、“社群”、“疾病”、“生命”、“共同体”种种主题，然后制作视艺作品，最后缝合成一幅百家被。

说起这个计划，李维怡便双目发亮：“直接叫做‘人类需要社会生活’。”一名参加者便画下隔着发光屏幕“共进”的晚餐，信号不良Loading的圆圈还在转；亦有人在透明胶上散落升降机（电梯）按钮的图样，以及或正或反、四处飘散的圆形笑脸。参加者期望在形形色色的作品中发现“联系”：“不再执着于个人手工作品的完整、圆满和独立，而是想想看怎么和其他参加者的作品形成一团⋯⋯很难被定义、被拆散的东西。”

“防疫政策中‘社会生活’仿佛变成了不必要的东西，但我们惟有依靠人与人之间实际的接触，而不是萤光幕的影像，方可以确认自己存在于这个世界当中。无论环境多恶劣，我们都不应轻易放弃社会生活。”

亦有参加者享受着这种难得的相聚：“做作品时，不是要做什么惊世的东西，而是可以有这种愉快而简单的小聚，感觉很舒服。社会停，其实（生活）不可以停，人总需要相聚聊天，需要生活。”李维怡同样坚信：“防疫政策中‘社会生活’仿佛变成了不必要的东西，但我们惟有依靠人与人之间实际的接触，而不是萤光幕的影像，方可以确认自己存在于这个世界当中。无论环境多恶劣，我们都不应轻易放弃社会生活。”

“不一定只有轰轰烈烈的。”

事实上，早在瘟疫蔓延之前，半杯寮之前，不以“作家”自居、而把自己视为“文字耕作者”的李维怡，其出版的小说集《行路难》（2009，香港kubrick）、《沉箱》（2011，台湾联合文学）、文集《短衣夜行纪》（2013，香港kubrick），到近年零散见于不同刊物的“无何有城”系列，她从未停止捡拾政策、制度、权力下被淹没的声音和碎片，将之重组以构筑现实的面貌，探问应该前行的可能。在香港七十后作家偏向现代主义以至后现代主义的种种形式实验和探索中，这种人文关怀令李维怡另辟蹊径，走向靠近现实主义小说的方向，正如王德威曾于“新世纪十年文学”的国际研讨会上点明：“香港作者李维怡以写作实践并亲身介入社会行动。她的《行路难》真诚地记录了文学和社会之间的互动”。

在小说中，她走进社会基层、新移民、知识分子的现实生活，历经社会运动、城市拆迁的艰难和痛楚，又在窘困难言的现实狭缝当中，一再发现人与人之间传递的微小温暖。一如〈游园〉中为口奔驰的父亲在冬日清晨牵着女儿来到空无一人的荔园，回程时巴士座位上冬天太阳的温暖；又或〈圣诞快乐〉中善心帮助交通意外伤者却遭伤者朋友和警察冷待的同性恋人，因莫名的勇气而在人群中掏出藏匿在衣袋中紧紧相握的手。

如同其小说中市井小人物的平实日常，谈及对深水埗社区的感情时，已于这区住了二十年的李维怡直言：“说‘感情’，其实就是日常生活。”她坦言自己并不擅长把事情特殊化、抽象化，因此没有吸睛的故事，也没有艰深的哲理：“就是日复日的交往、沟通，看似无聊但其实重要的日常，一沙一石，一点一滴。”

她坚信人无法孤立地生活，但经济、地产的发展却催化“各家自扫门前雪”的生活模式，趋向一个失去街坊伦理的社会。因此，她笑言半杯寮其实是一场“街坊复兴运动”的试验：“如何既能维生糊口，又能回馈社区？一个人的规模，能做到多少？”她走到半杯寮左边隔壁的自助洗衣店，高兴地指指贴在墙上的印尼语、乌都语指示，正是她邀请右边隔壁幼稚园印尼、巴基斯坦妈妈帮忙的成果。一件小事，既便利区内不同族裔居民的生活，亦是对他们的尊重。

当社区组织逐渐瓦解，连互助委员会也失去生存空间，还能如何前行？“所以就在试呀。”李维怡回答得理所当然：“解散了，就再自组一个呀。”在历史和社会的巨大伤害和挫败以后，我们都以为不可能或不应该回到生活当中，而李维怡却发现：“但日常生活是很强大的。强大得如果你不能在其中做些什么，你就什么都做不了。”她低头试着在友人带来的本地炒玄米中加入绿茶，茶色淡绿，清香微苦，又说：

“不一定只有轰轰烈烈的。”

她坚信人无法孤立地生活，但经济、地产的发展却催化“各家自扫门前雪”的生活模式，趋向一个失去街坊伦理的社会。因此，她笑言半杯寮其实是一场“街坊复兴运动”的试验。当社区组织逐渐瓦解，连互助委员会也失去生存空间，还能如何前行？李维怡回答：“解散了，就再自组一个呀。”

当城市失去“有街坊的生活”

​“一间店，如何回馈所在的社区？又由谁开始做起？”李维怡先提出问题，然后又回答得简单直接：“那不如就由每个人自己做起吧。”恰巧社区访问中认识的越南咖啡店姨姨准备结业，租金又比预想中便宜，李维怡便毅然签下两年租约：“就算蚀，也就蚀两年试试。”

近年咖啡店、精品店、艺廊进驻深水埗大南街，高消费换来高租金。李维怡曾参与“深水埗小学鸡”就深水埗仕绅化议题深入访问大南街街坊：街坊认为责任在于地产霸权、重建规划，在于肆意加租的业主，而不能归咎于同是“打开门做生意”的新店店主。但这些店舖又是否可以多走一步，寻找与老店、街坊共生的空间，让社区变得更好？“有居民提出早点开门，照顾社区的早餐，这我做不来。但也还有寄卖服务、折扣优惠、大送赠日、把纸皮送给收废品的婆婆之类建议，我都在试，做得几多得几多。”

李维怡呷一口茶，再把热水冲进茶盅。一名女生探头进来，说：“我想拿点番枧（香皂）。”“就在外面，你随便拎。”在酒店工作的街坊送来一批香枧，状况良好却因过期而被丢弃，李维怡就放在门外供大家取用。“不过我不太喜欢‘派’（派发）东西，有一种高低不对等的感觉。”她笑笑：“我期望的是，各尽所能，各取所需。”

超市、大型连锁店的供应商来来去去就那几间，但小店老板不一样——他们有累积了一辈子的经验和门路。“这就突显出垄断的问题，以及‘多元化’社区的重要性。”她一顿：“问题在于，你愿不愿意离开那些商场和通道？”

​“其实做生意也可以不只讲钱，不用处处赚到尽。”昔日利东街恒生印刷老板陈生的一句话，对李维怡影响尤深：“他形容自己是一只蚬壳，装再满也就是这么多，所以多留一点水，大家齐齐有得赚不好吗？”一对挥春“微如蚬壳”、“盈溢分享”，仍贴在半杯寮的墙壁上。相比连锁店、大企业无限扩张的欲望，小店更着力于维持基本的需要，只求养家糊口，继续营运。

“既非私人的领域，也非太广阔遥远的整个社会的公共领域，街坊伦理在两者之间——不是熟人，却朝见口晚见面，触手可及，大家逐渐探索、协商而形成的生活空间。”半杯寮的一位常客便在此寻到一种“尴尬的亲切感”：“可能因为半杯寮‘地方浅窄’，你很难不留意到邻桌的人们、门外路过的大人细路（小孩）、拎住一大包衣服来洗衣店的不同族裔街坊，他们在做什么或说什么。为了缓解尴尬就会随口噏（聊）几句，而这种陌生人间日常层面的吹水型互动，往往只在实际共处中发生。”

李维怡亦想起孩子在街上奔跑玩闹的情景，又想起每次对面大厦的老婆婆出门，楼下车胎舖的老板都会叫女儿过去扶阿婆过马路：“这种生活空间，超出了纯粹的‘生存’，较易令街坊产生一些特别的想法，渗透在成长的日常中，慢慢建立起来。”在深水埗这个生活空间，疫情初时抢购物资的场面，对她而言仿如平行宇宙：“这些小店不会缺货。”当人人因买不到口罩着急，深水埗的一整排布行就找到方法扑货（四处找来货），买来滤纸，自行缝制口罩。李维怡笑说：“现在只担心弄得太多，卖不完。”

她又曾拿着手机拍摄采访街坊的疫中生活，影印舖老板以老街坊的阅历为她解画：超市、大型连锁店的供应商来来去去就那几间，但小店老板不一样——他们有累积了一辈子的经验和门路。“这就突显出垄断的问题，以及‘多元化’社区的重要性。”她一顿：“问题在于，你愿不愿意离开那些商场和通道？”

​然而，这道选择题却似乎逐渐失去选择的余地，商场和通道不断蚕食小店、街道以及其中的人情和生活。“政府和地产商要清拆重建，被惩罚的却是这些勤勤恳恳、殷实生活的小生意人。”市建局与地产商在深水埗一带已发展几个高价住宅楼盘，深水埗、旺角、油麻地的重建项目亦陆续有来。“街坊的关系，是依靠着地利自然发展的，无法刻意打造。旧区的社区网络，是一群‘陌生人’之间建立的公共情感，被毁坏后就再没有了。”李维怡不得不痛心：“但他们总不明白这才是最重要的。”

“街坊的关系，是依靠着地利自然发展的，无法刻意打造。旧区的社区网络，是一群‘陌生人’之间建立的公共情感⋯⋯既非私人的领域，也非太广阔遥远的整个社会的公共领域，街坊伦理在两者之间——不是熟人，却朝见口晚见面，触手可及，大家逐渐探索、协商而形成的生活空间。”

微小事情的累积，就会发生意义

谈及半杯寮的缘起和目标，李维怡哈哈笑着抛出一个出乎意料的答案：“我要退休！”

她担任“影行者”行政总监已十几年，便希望转换一下模式，从被各种计划书框死的生活中“退休”：“为了申请资助，你必须写Proposal。然而，世界总不像你预期，过于精密的计划是不可能的。当现实的情况偏离计划书，有时仍能设法把新变化扭进去，但扭不进去时，是不是仍要夹硬按着计划做下去？”这种困惑在现实的冲击、社会的变化下愈发强烈，她不由得探问：NGO以外、申请资助以外，社区工作有没有其他模式？

“其实半杯寮就是很乱来的一件事。只有很rough的目标，然后少许的计划。”她双手一摊：“也没关系，nothing to lose。”于是，这个乱来的小空间就在跌跌撞撞中缓慢成长，攀沿着社区缠绕交错的根脉枝叶自然蔓生。

​“你有多了解这个社区？”李维怡一问。过往拍记录片时受访街坊所说的事情，她如今切换了视角，更能感同身受：“利东街全发印务老板所说的情景——全街的店都关门了，只剩他开着灯在包装、钉货——现在我就懂了。”

李维怡再问：“‘做’社区是什么意思？如何在旧有基础上再多做一点？”然后又一次以实践作为回答：“现在我进入了街坊可以理解的框架：不再是来历不明的‘好人’，而和他们一样是‘开舖揾食’的人。哈，首要任务就是‘追租’。”于是她在门外架起了卖零食和饮料的货架，一方面打算做隔壁幼稚园小孩的生意，另一方面也令半杯寮看来更有“街坊舖”该有的模样。

纵是如此，街坊的“观察期”仍比想像中漫长：放在门外让家长等待接放学时坐一下的椅子，过了一个月才终于有人坐下去；平凡实惠的零食车，也等了足足三个月才有每天放学帮衬的熟客仔。李维怡就知自己打错算盘：“这么小的孩子都还没有零用钱，而妈妈又施展浑身解数阻止孩子买零食：‘今天没带钱’、‘家中还有’、‘待会去超市买’之类的。”她噗嗤笑出声来：“最犀利（厉害）那次，是说‘这是在做展览，不能买的。’”

“现在我进入了街坊可以理解的框架：不再是来历不明的‘好人’，而和他们一样是‘开舖揾食’的人。哈，首要任务就是‘追租’。”

​为了实现“照顾者休息室”的构想，李维怡曾经晨早爬起来开舖，希望妈妈把孩子送到学校后，可有片刻安静喘息的空间。可是，发再多传单，做再多优惠，妈妈们依旧过门不入。“她们无法理解：这是想做她们生意？但为何又免费？”她不禁沮丧，同时亦更了解这些母亲的辛劳：“与中小学不同，幼儿的妈妈必须赶在孩子上幼稚园的时间买菜、做家务，根本不可能停下来。”

计划赶不上现实，但变化有时却带来惊喜。偶尔一些八卦妈妈或小孩也会走进来看看聊聊，久而久之，其中三、四个妈妈遇到事情时，也会请她帮忙，把小孩暂托于此。李维怡本因担心照看不来孩子，从没想过“托儿”服务，但也不得不承认：“原来只能从细路（孩子）入手。只有解决了细路的问题，妈妈才有可能放松一下。”疲累的照顾者和精力无限的细路以外，半杯寮亦在不知不觉间成为许多人寻得片刻宁静的处所，留言簿上笔迹各异，却叠现出感受的共鸣：

“茶十分清香: ) 难得在闹市中有一个清静的地方”
“茶香醇，蛋糕清雅，一个神奇的社区空间”
“这里给了我一个美好宁静的下午”

亦有人从茶中品出一个湖泊，写下：

“普洱的第三泡，让我想到湖泊。安静而深邃，安稳而丰厚”

而街坊Ann姐的自家制生酮蛋糕，更是让导演许鞍华也画下心心，表示“很好味！”

这里并不是社区中心，明确地把有需要的人聚集，然而，“各尽所能，各取所需”，善意就自然而然牵系成一条多向的纽带：“像一盆植物，把它丢在那里，自然就会生长。”

与茶和蛋糕的相遇，也带来与不同人的相遇。有来客画出一个可爱Q版李维怡，写道：“每次到访都让心灵被治疗的感觉，在这里会遇到很多有趣的街坊和心地善良的知青”，也有学生有所感悟：“于此温习，可听见各式各样的人来拜访。友善的对谈，让人体会到仁者安仁，智者利仁”，却不知他当时温习的是否正好就是DSE范文中的《论仁、论孝、论君子》。

这里并不是社区中心，明确地把有需要的人聚集，然而，“各尽所能，各取所需”，善意就自然而然牵系成一条多向的纽带：“像一盆植物，把它丢在那里，自然就会生长。”门外的童书箱，本是为了让居民选取合适的童书，却不知何时开始，街坊也自发地在箱子放下想与其他人分享的书本，拿了又放，小小漂书箱自成生命。她又发现放到童书区的几张卡通光碟，每隔一阵子总没来由地被放回DVD区，直到看见一个婆婆把环保利是箱中供街坊取用的利是封，按着大小形状分类整理，才恍然大悟：“原来遇上了‘执野’（收纳）神明！这个婆婆经常坐在童书箱旁专注看书，一页一页仔细看，说是想学英文。”

婆婆一向只静静坐在门外，却在农历新年时走进店内，李维怡失笑：“原来是说‘小姐，祝你新年快乐’，还派利是给我！”执野神明以外，半杯寮又迎来了“凑仔”（照顾小孩）神明：“那天孩子多，我又正要赶工做礼盒，正好朋友来到，就领着孩子用利是封做手工，还为这里添了装饰。”门边以麻绳串起的许多利是小金鱼，有些歪歪斜斜的黏上了眼睛，排成一列向着街上的阳光摆摆尾游去。

“微小事情的累积，就会发生意义。现在是我一间，如果变成十间八间，可能哪天就会引起蝴蝶效应呢。”

她不以“作家”自居，而把自己视为“文字耕作者”：并不是无中生有的创造者，而是一名耕作者，把来自对现实的认识、来自自己与他人生命经验的素材，在世界的土壤中播种，种出她的故事。

你相信吗？文艺与文学可以推进社会向前走

​零食架的一侧放了一个签筒，又挂着几行粉红色签纸，签文全是来自艺术家的箴言。这是漫游乐园在半杯寮设置的“艺灵签”。活动本已完结，但李维怡想继续留着：“街坊也好，文青也好，都会停下来求一支签。放心，全是上签。”相比个人创作，李维怡更喜欢做社区艺术Project：“因为更有温度。我喜欢去中心的、集体的、平等的艺术。”

即使是记录片的制作，亦是众人的合作，把不同人的镜头剪接组织成更圆满、完整的整体：记录利东街重建中民主规划运动的《黄幡翻飞处》（2006），关注扎铁工人罢工的《札草根．铁生花》（2008），低收入租户反迫迁的《顺宁道．走下来》（2011），反思十年以来旧区重建的《街．道——给“我们”的情书》（2013），思考边界、族群、全球化和社会运动的《未存在的故乡》三部曲（2013-2015）等等，无一不是市民与抗争者的共同成果。

一如影行者“把艺术还给人民，把人民还给艺术”的目标，李维怡努力把艺术带入社区，打破高高在上、遥不可及的印象，将之变成“亲切的怪胎”：可以奇怪，但依然亲切；也许不熟悉，但亦可以被理解。

“新年前的挥春书法班是一次转变，我尝试减少每班的人数，邀请一些比较熟络的街坊参加。他们竟又真的来了，所以参加者既有文青，又有街坊。”李维怡又试过把诗作分拆成句子，让参加者以新的方式重组拼接，实行“横／还诗街头”；万圣节就在门外排三张画，让孩子看图说故事换些小礼物；圣诞节又用循环再用物料搭建一棵圣诞树，让街坊挂上画上各种各样的装饰，从光秃秃的支架长成别树一格的缤纷大树。文艺进入社区之际，社区又孕生怎样的文学？李维怡便筹备地区文学写作工作坊，从下月开始连续六个周日带领参加者发掘五感，重新感应、连结生活环境，让诗、散文、小说从生活的思考和感受中发芽生长。

​这种集体的艺术创作，却难以于自身文学创作中实现，令文学成为她比较个人的领域，但李维怡坦言：“不过我也总需要属于自己的空间，去梳理、重整思考和感情吧。”纵是如此，李维怡亦不曾把她的作品视为个人的成果。

她不以“作家”自居，而把自己视为“文字耕作者”：并不是无中生有的创造者，而是一名耕作者，把来自对现实的认识、来自自己与他人生命经验的素材，在世界的土壤中播种，种出她的故事。植根现实经验的写作，又如何反过来对他人、对社区发生意义呢？她便为自己的书写画下清晰的底线：“不同于社区艺术，文学其实很难在现实中介入。但是至少我的书写不应加大了压迫的意识。”也许文学的意义不是实际地介入，却更是如何触发对可能性的想像。

“人变了，社会变了，作品自然也变了。”她自言从《行路难》到《短衣夜行纪》已大有不同：更成熟也更复杂，受害者同时也可以是加害者，对错再难说清，希望也更渺茫。然而，现实的世界再使人沮丧绝望，写作的世界却亦可创造出希望的可能性：“写作跟现实不同的是，你可以在小说中想像在这样的困境下‘最好可以是怎样’，然后再提供实现的‘条件’。”

李维怡构筑希望却不盲目乐观，而是纵使悲观，亦不能放弃以想像力摸索如何实践世界的另一种可能，思考：“这个世界怎样才可以好一点呢？”她始终相信，这种社会想像力是所有艺术的共同力量：“艺术不应只是点缀品，而可以是令社会可以向前走，走向更美好方向的力量。”

董启章在《沉香》（2011）的序言中形容李维怡“承传了陈映真的现实批判和黄春明的乡土情怀”，“‘回到’写实主义的‘老路’上去”。而李维怡似乎更期望在老路上走出新的方向。一直置身于压迫现实之中、政治社会事件之中的她，并未试图编织波澜壮阔的宏大“历史”，亦未意图“还原”事件的因果真相，反而着力描划小人物被忽略的弱小声音，探讨社会环境的限制中个体的经验和感受，又如何作出选择和行动。

一如〈挤〉拼贴香港1949到2000半世纪中房屋问题和拆迁行动下两个小家庭漂泊的无力；〈那些被遗忘至记不清楚的⋯⋯历史和琐事〉虽写及1966年九龙暴动和一年后的六七暴动，却讲述一名从未参与示威的码头工人如何两次被捕，写及1995年金轮天台屋事件，却聚焦于一名缺席的街坊多年后的回望，写及2004年反对领汇上市的司法抗争，却只描述义工在记者包围中护送卢婆婆离开的一个瞬间。

说是“写实”，李维怡小说的“现实”并不在于多“逼真”地“反映”现实的原貌，却更贴合于建造一个符合现实运作法则的“装置”：当各种必须的“条件”被满足，才能导向相应的发展。因此，这些有“条件”的希望并不是空中楼阁，水月镜花，却是切实地在现实中寻找通往新方向的路径。“创作不是完全脱离现实、天马行空，也不是过于天真简单的理想主义，但也不能太过符合现实，而抹杀了改变现实的可能性。”

〈这，不是一个鬼故事〉的市建局拆迁中，几十年的楼梯口报纸档却因无法证明自身“存在”而不获赔偿，通宵留守、拉起横额的抗争亦无半点成果，构成改变的“条件”是大厦旧居民现身合力支援，以及老街坊波叔翻箱倒笼找回的一张全栋业主签署允许摆档的合约。吊诡的是，令“条件”达成的关键人物波叔竟是一缕亡魂。现实的重压与虚幻的希望并现，可能性即使存在亦如此虚渺。

李维怡构筑希望却不盲目乐观，而是纵使悲观，亦不能放弃以想像力摸索如何实践世界的另一种可能，思考：“这个世界怎样才可以好一点呢？”她始终相信，这种社会想像力是所有艺术的共同力量：“艺术不应只是点缀品，而可以是令社会可以向前走，走向更美好方向的力量。”

“对我来说，创作就是生活的表达。但我无法把创作变成生活本身，因为这样就似乎把真实剥空了。”艺术创作、日常生活、社区工作对李维怡而言，本就是无可分割的整体，一如一次演讲中主办方的恰切比喻：“街头与书房的莫比乌斯环”。与其细谈艺术和社会的抽象概念，谈起与街坊相处的细节，谈起“人类需要社会生活”的活动安排，更叫她雀跃。她笑说：“如果参加者来自两个不同住址，到时我就要坐出门口外面呢。”

她说的时候，该还没想到会迎来入冬以来最冷的几天，又会在寒冷天气警告中收到参加者带着温度的谢言：“店主在店外，在寒风中和我们对话，辛苦了”、“辛苦晒你喺出面吹风咁耐，下次嚟再倾偈啦（辛苦你在外面吹风这么久，下次来再聊天啦）”。坐在门外瑟瑟发抖的李维怡又会在1.5米的社交距离外看见多少个路过的居民，又或旁边自助洗衣店前蹲坐在短櫈上等衣服洗完的街坊，然后在寒风中打声招呼，闲聊几句。

而她头上是半杯寮的招牌，画着半杯水，既非半满，亦非半空，而只是如实的半杯水，水边长出藤蔓，未必开花结果，却在阴冷天气中依旧沿着街道延绵蔓生，生生不息。正如从“行路难”到“短衣夜行”，多难多黑，都始终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