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按〕2020 年夏末,被稱為「歐洲最後獨裁者」,已在位 26 年的盧卡申科(Aliaksandr Lukashenka)六度勝出白羅斯總統選舉,但源源不絕的舞弊指控,觸發了白羅斯 30 年來最大型的抗議運動。2021 年抗爭退潮後,盧卡申科政權對公民社會的打壓愈趨極端,多家國內新﹑舊媒體首當其衝,逃不過被肅清的命運。紅線再臨,在甚麼都不能報,不敢報的時候,新聞如何做下去?本文作者在 2020 和 2021 年兩度造訪白羅斯,訪問了國內多家媒體和獨立記者,勾勒出一幅白羅斯的新聞人群像:即使在盧卡申科政權對記者和新聞機構的不斷打壓下,也有新聞從業者嘗試在極僅有的、狹窄的空間中,繼續採訪和報道。
本文分(上)﹑(下)兩篇,連續兩日刊出。歡迎閱讀上篇:抗爭退潮後的白羅斯媒體人:當紅線再臨,新聞如何做下去?(上)
2021 年 5 月,白羅斯發生一件國際駭聞的劫機事件:一班原定從雅典飛往立陶宛維爾紐斯的航班,被白羅斯要求偏離航道,突降明斯克機場。機上坐著的,是白羅斯民間媒體 Nexta 其中一名創辦人,26 歲的「異見記者」羅曼.普羅塔塞維奇(Roman Protasevich)。客機落地,他被白羅斯當局即時拘捕。
普羅塔塞維奇至今仍被白羅斯當局扣留,並面臨至少十年以上的監禁。2021 年 6 月,他在記者會上公開露面並「懺悔認錯」。
普羅塔塞維奇登機前,跟 Nexta 內的工作友伴說感到被跟蹤和偷拍,他的好友、時任 Nexta 總編輯吉贊(Tadeusz Giczan)還開玩笑揶揄他。「事實證明,這真的不太好笑」── 吉贊萬萬預計不到,他們即使逃離自己家國,又避開前往任何與盧卡申科關係友好的國家,仍逃不過政權的公然綁架。普羅塔塞維奇被捕的新聞一出,Nexta 便進入外國媒體視野。
Nexta 被盧卡申科政權視為敵人,全因 Nexta 被視作 2020 至 21 年那場示威運動的先鋒,靠逾百萬人訂閱的 Telegram 頻道成為民眾、以至獨立媒體間最快更新新聞的平台。2020 年 8 月 9 日選舉日爆發示威,Nexta 發帖號召民眾上街,製圖指示警察位置、示威者可躲藏的安全地,提供人權律師的聯絡,又建議民眾「翻牆」上網的方法;隨後數天,Nexta 發布詳細的抗爭策略,指引示威者行動。Nexta 訂閱人數由是在這段時間翻了十倍以上,最高峰時達 150 萬人。
Nexta 崛起卻遠早於運動爆發前。 《紐約時報》形容年僅 23 歲的創辦人普蒂羅(Stepan Putilo)是引領白羅斯示威運動的「北極星」。普蒂羅於 2015 年創辦 Nexta 的 Youtube 頻道,製作一些嘲諷時政的短片,其後逐漸發展成製作長紀錄片,例如揭發盧卡申科如何一步步奪權,累積超過 3 百萬瀏覽次數。2018 年首現 Telegram 頻道,開始收集民眾匿名提供的線索。
直至 2020 年示威爆發首數天,全國整整封網三天,所有白羅斯獨立媒體的網站都被封鎖,只得 Nexta 在 Telegram 上平安無事,「那幾天, Nexta 就成為全國人民獲取、收發新聞的唯一來源。」
吉贊記得,當幾百萬人轉為依賴 Telegram 通訊,普羅塔塞維奇、普蒂羅和他三人在波蘭華沙的辦公室,每一分鐘收到逾 300 個訊息,無數白羅斯人報料說哪裏有防暴警出沒、示威現場照片和描述文字排山倒海。三男不眠不休不洗澡地工作了幾天。
接下來的半年,吉贊沒有放過一天假,「老婆差點要跟我離婚」,他笑說。年僅 29 歲的吉贊本來是倫敦大學學院 (University College London) 斯拉夫及東歐研究系的博士生。運動爆發後,他選擇休學。
三人數年前被盧卡申科政權打為「極端分子」,從此長年流亡外地。隔著熒幕猶如親歷其境見證自己的國家翻天覆地, 而吉贊從沒想像過,Nexta 會成為逾一百萬人公認的「革命先鋒」── Nexta 告訴人民集會地點,整頓大量的報料資料,即時短打轉發哪裏需要增援、要甚麼物資。
更重要的是 Nexta 得到人民信任。 運動期間,當某區需要增援時,Nexta 會幫忙將負責人的 Telegram 頻道發佈,久而久之,白羅斯人就懂得通過 Nexta 來找同路人自組地區群組。
這好像有別一般「媒體」應有的角色,原則上記者不應是參與者。
但吉贊認為原則在失序的社會並不通用。「我們在對抗的政權才是恐怖分子,這些人佔據了我們的國家。」所以他即使明知會成為攻擊目標,仍然毫不猶豫地坐上總編輯位置。他相信的是,來到這時刻,他要擔起的角色,就是有手段地策動群眾運動;只是他沒有料想過,會在 Nexta 內達成這件事。
媒體之外:連結他人的可能性
白羅斯獨立媒體的圈子原本小之又小,Nexta 在運動期間崛起,但運動發生前它在國內卻名不正言不順。
「有些『舊派』認為 Nexta 不是『正當的新聞』(proper journalism)。」主流媒體的做法始終離不開:獲得線索、編輯決定是否跟進、派題予記者、記者查證寫稿、編輯改稿這一條固定的生產鏈,經過反覆查證後才發佈一條可能不再即時的新聞。Nexta 卻不跟從這套運作模式。
吉贊舉例說,2020 年初疫情襲來白羅斯時,盧卡申科政府不但沒有任何防疫政策,甚至公開否認國家面臨公共衛生危機,叫人民去「洗個banya(俄式桑拿浴)」殺菌。與此同時,Nexta 收到在公營醫院工作的讀者提供線索,指醫院內部曾發指引確認疫情的存在,但前線員工須三緘其口。
其後,由普通人「吹哨」流出的秘密消息和機密文件愈來愈多,指證官方刻意隱瞞疫情、上級濫權。連在小城小村的人,都用 Nexta 報料地方新聞。 「吹哨」聲愈來愈響,其他獨立媒體也轉發從 Nexta 上獲取的消息。
準確一點說,是轉發從 Nexta 的讀者身上獲取的消息。但即使有機密文件洩出,當時仍未被逐出白羅斯境內的主流媒體亦不敢報,怕過份驚動政權神經。
Nexta 的角色算不算「堵漏」,做主流媒體做不了的事?吉贊說當時沒有這意圖,但 Nexta 的操作模型,肯定是顛覆了主流資訊傳播的形式。Nexta 本身的名字在白羅斯語解作「Someone」,示意 Nexta 可以是「任何人」,將資訊接收和傳播的權力,還予人民,任何人都可以決定其他人閱讀甚麼。
這就惹起傳媒工作者的質疑:如何求證消息真偽?吉贊解釋說,「只要一則報料有片有圖佐證,我們就先轉發出去,再配句圖片說明,問有沒有讀者在附近看見,號召其他人一同查證、搜尋線索。」他說,提供線索的的讀者希望 Nexta 幫他們證明真與假。
真假的界線在行威權統治的國家從來顯得模糊。這就如哈維爾說,後極權將意識形態注入日常,令所有人深陷權力結構之中,淪為維持制度的工具--在這樣的「auto-totality」,人與人互相監察,也沒有人敢偏離官式話語。
以同一邏輯理解後蘇聯人,就明白在白羅斯的語境下,「活在真相中」並非如此容易。白羅斯讀者對 Nexta 的寄望,並不是指向吉贊或編輯部,而是訂閱 Nexta 那一百萬人:他們想要看見,自己並非唯一站出來的人。
吉贊自己也說,Nexta 並不配得上歷史英雄的冠名,「我們沒有掀起這場革命,我們只是一直在做對的事,而終於來到一個對的時間,證明我們做對。」
Nexta 空前成功,大概是因為它讓白羅斯人看見彼此。
一個真相的代價
但對抗極權不是人多勢眾就成事的。
勇於趨近真相有代價。有多大?吉贊說自己好多年沒有回家,也不會去那些航線飛越白羅斯上空的國家。他生活在倫敦、華沙,出街從來不戴耳機聽音樂,隨時保持警戒,又隨時預備逃走。「每個人都在這場運動中犧牲太多,其他人比我付出更多。」
他說的其他人,包括向他告密的讀者。
有次,他收到一名男子傳來一份「內政部」的文件,指警務處長要求保安局調動數千名軍人輔助警隊鎮壓示威。這是嚴重指控,如屬實將證明政權徹底違憲。吉贊問「吹哨」的的男子,公開這份文件會否對他本人構成危險;男子答應讓 Nexta 發佈。
翌日,吉贊收到消息,指有名保安局的上尉(captain) 被捕,就是那名前一天提供線索的男子。原來那份文件只有極少數獲授權的人才能取得,而且每份副本有辨認標記,當局一找就找到是誰洩出。
吉贊後來得知,「他只有 24、25 歲,還有個兩、三歲的孩子和年輕妻子」。男子被判 15 年監禁。「真的後悔,也感到很抱歉」,吉贊說,「但這就是白羅斯的現實。這也是我的工作。」還有其他因告密而被判幾年不等的人,吉贊無法一一記得他們的名字,因為實在太多了。
截至 2021 年 11月,白羅斯監獄內坐了逾 800 名政治犯。即使戰戰兢兢都要吹哨,一個真相負載的代價,必然超越自我的重量,才使得這麼多人願意冒險。「是一份希望,他們想知道政府內部發生甚麼事,他們想改變國家」。
醞釀一次群眾運動用上白羅斯兩個十年,運動熱情減退,卻只花了半年。運動抵不過零下廿度的寒冬,顫動人心的更是政權打壓,一一將異見者收監,國內又發生「邊境難民」危機,導致運動失焦。盧卡申科沒有下台,人民不敢再上街。
Nexta 目前的訂閱人數驟跌至約 90 萬人。 創辦人普蒂羅判斷運動已走下坡,這時候該「回到 」Nexta 的原位,即主戰 Youtube 頻道,製作新聞節目保留讀者群。 吉贊毅然辭去了總編輯一職。
Nexta在運動期間崛起,在運動完結後「打回原形」。曇花一現代表失敗嗎?
吉贊有意或無意,用很巧妙的一句諺語回答:「let the genie out of the bottle(выпустить джина из бутылки)」。精靈一旦放了出來,就回不去了。但首先,還是要有扭開樽蓋的人。
Nexta 推動過數以十萬計的人自發組織,從此以後,無論再有沒有 Nexta ,這些連結過的地區頻道、人,都會以另一種形式存在。
至少吉贊是這樣希望,「未來會證明我是對或錯」。
白羅斯記者會:為未見未來建橋樑
組織起來的不止民眾,還有記者。白羅斯記者會(Press Club Belarus)於 2011 年加入 國際記者會聯盟(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Press Clubs;IAPC)。理論上 IAPC 只接納來自享有新聞自由的民主國家成員,白羅斯能夠開先例,全靠資深傳媒人尤莉亞(Yuliya Slutskaya)竭力遊說,堅持白羅斯應成立記者協會,連繫本地獨立媒體、國營媒體、外媒及學術界。
尤莉亞 在 2020 年 12 月被捕。2021 年 8 月我在白羅斯採訪時她仍然在囚。接任的總監貝里高娃(Natasha Belikova)帶整隊員工遷往波蘭華沙。
白羅斯記者會在首都明斯克的會址,在訪問前一天被官方充公。會址立於一幢典型蘇聯建築物內,大堂灰灰沉沉,但頂層的白羅斯記者會辦公室光淨明亮,有寬闊的講堂、幾間會議室配上落地玻璃,彷如進入另一個空間。
白羅斯政權對自由的收放,取決於每五年一次的總統選舉,而在 2010 年盧卡申科第四度當選時,引發為時僅一日的街頭示威,卻令傳媒、公民社會團體在隨後的幾年被長期鎮壓。原任歐洲電台(白羅斯)總編輯(European Radio for Belarus) 的尤莉亞同年流亡波蘭,並於翌年成立 Belarus Focus 資訊分析辦公室。
尤莉亞在華沙接觸到波蘭的記者協會,並參與 IAPC 多次的會議。IAPC 規則很明確,成員協會須來自遵守新聞自由、民主原則的國家,但 Yulia 努力游說 IAPC 的執委,若要從根本改變白羅斯媒體生態,就需要建立一個有規模的記者會以作教育、監察、聯繫等。尤莉亞成功正式替白羅斯記者會註冊成為 IAPC 的附屬會員,但她本人卻等了三年,才得以將屬於白羅斯的記者會帶回國內。
白羅斯記者會在 2014 年駐紮明斯克,不設會員制,會址位於市中心,開放予團體租借場地、讓記者閒時上去聊天。尤莉亞原意是希望締造一個共享創意空間,來自不同媒體的記者、新媒體及創科初創企業、研究學者等,可以透過記者會作平台,連結其他志同道合的人,不分背景和立場。現任總監貝里高娃指,全白羅斯約有 4000 名傳媒工作者,記者會官方網站每月有超過 6000 人點擊。
貝里高娃說, 記者會由成立初期,就志在打破「黨媒」和「獨立媒體」,「私營」與「謀利」的鴻溝,「我們從來不是二元極端的社會,所謂的二元分歧是由政策促使的,不是人民之間。」
在 2015 年至 19 年間,記者會將自己定位為「橋樑」。每月舉辦公開課,連國營傳媒工作者都不時出席有關傳媒素養、新媒體科技等題目的課堂。政府部門又會借用記者會的場地,舉辦官方的「教育」工作坊,例如國家統計局舉辦年度工作坊,教記者閱讀統計報告。
貝里高娃回想,那幾年,黨媒和獨立媒體過了一段蜜月期,「只要不做罵政權、針對盧卡申科的題目,媒體基本上甚麼都能說」。那時社會風平浪靜,政府開「綠燈」並與民間團體合作,黨媒只需製作很少部分的意識形態宣傳。
自 2018 年起,記者會開展「LaunchME Hackathon」項目,吸引 6 隊來自傳媒、科技、商界等多元界別組成的小隊參與,集思廣益有效傳意的新媒體策略。有小隊設計了一個互動工具圖書館,其編寫的演算法協助網站選取最有效的互動工具,國營機構的網站也同樣受惠。
但記者會將本來道不同不相為謀的人連結一起,並沒有令他們能在當局收緊紅線時倖免於難。 貝里高娃無奈說,「當他們不再顧及社會發展、民生,而只顧鞏固權力,就是記者會被打壓的開始」。
她形容盧卡申科政權將白羅斯行使「螺旋式操控」,開放與鎮壓如同兩股繩子共扭成結,白羅斯人明白一個組織有多大的自由度,將來也必招致多大程度的嚴重鎮壓。 2020 年前,盧卡申科政權普遍只針對有政治立場的組織和媒體,記者會從未成為眼中釘。
可是,在威權統治的社會,貝里高娃卻知道,「你甚至不會知道甚麼時候犯了法」──在不知不覺間,你就成了罪犯,因為極權主義的歷史推進過程中,就是需要「罪犯」這樣的角色。
培養「未見」的媒體
自 2015 年成功立足白羅斯後,記者會已經跟足「遊戲規則」,會向一些媒體溫韾提示怎樣做或會招致打壓。小心翼翼為的不過是保存人才。
盧卡申科打為政治犯的人,卻大多是國家的精英人才。不只一次聽其他受訪者說,白羅斯盛產創新科技人才,科技產業是國家收入的中流砥柱。據官方數字,2019 年 IT 業佔國內生產總值逾 6 % 以上。
另一邊廂,盧卡申科和其內閣卻追不上新時代發展,貝里高娃笑說,「我肯定他本人連互聯網都不懂上」。她形容這班官僚是蘇聯時代的舊產物,仍然相信意識形態可以統領人民,難怪盧卡申科只會依靠黨媒、電視廣播作政治灌輸。「他以為自己仍活在領袖說是就是的年代」,所以當人民在網上開始策動運動,官方根本毫不察覺,直至全國各城示威陸續爆發,白羅斯政府才意識到大事不妙。
世界與世界的差別,實指的應該是虛擬與現實兩個世界。
因此,記者會早就看到,要培養新聞業的人才,不只限於傳統新聞工作者,更重要的是「未見」的未來新血。專題上篇訪問的,過被逼離開白羅斯的獨立媒體《Nasha Niva》表示,他們寄盼的,是有朝一日容得下有新聞自由的白羅斯。貝里高娃卻問得更遠:然後呢?你想看見一個後來怎樣的社會?誰人,做怎樣的新聞?
過去 5 年,媒體學院(Media Academy)成為記者會最重要的項目之一。他們挑戰在建制層面上進入學校教育,舉辦「校園記者」項目,要求學生自組稿題、自創平台,再由行內傳媒工作者引導和評選。
貝里高娃直言最初她非常懷疑計劃會否成功,因為「學校是全權由政府控制的地方」。甚至,全國只有數間大學設有傳理學系,課程不會教學生批判思考、媒體素養等,更遑論在中學教育裏學習追源求證、辨明真假。
「校園記者」項目每年吸引約 120 名學生。記者會首先在網上略作宣傳,也不敢鋪天蓋地,恐怕引起政權注意。主動聯絡的老師,都是「體制內有進步思想」的人。
記者會教學生記者怎樣區分「意見」、「事實」,教中學生「不要讓媒體成為工具控制你」,而是「你去運用它並達到目的」。有一組的學生活學活用,做了一個教學生閱讀 Facebook 的 Tiktok 短片,解釋 Facebook 怎樣過濾資訊,如何區分Facebook上可信的內容。
現在記者會被逼離國,工作坊、公開課那些尚且可以網上舉行,媒體學院卻只能終止 。
2020 年12 月尤莉亞被捕後,貝里高娃Belikova 隨即接任署理總監。僅在事發兩三個小時後,她便倉促決定帶着一行少於 10 人的同事遷離明斯克。
搬到波蘭華沙,回到 10 年前尤莉亞的原點。
下一步舉步為艱。
一個記者會沒了最重要的元素──記者,怎麼辦?
「我們的新定位不再只是記者協會。」
白羅斯記者會未來打算成為一個海外媒體中心,一方面讓有需要聯絡白羅斯媒體的外國傳媒,透過記者會作為中介;另一方面,希望團結流散各地的白羅斯傳媒工作者。
即使他們有家歸不得,仍能出席記者會繼續舉辦的公開課,即使流散,仍有個契機看見在不同崗位上的同行。
貝里高娃相信,他們能做的是盡力「保存那些仍然願意為白羅斯改變而付出的人」。因為她不會樂觀預想,多少年後可以回白羅斯,她只是相信,「走極權主義的政權不會長久」。
終章:兩個記者,一條分岔路
「媒體學院」皆在培養新一代的白羅斯新聞人,儘管在白羅斯做新聞要面對非一般的非難,卻是入行前人所共知的。以為獨立媒體尚可另闢一片淨土,自 2021年,盧卡申科政權卻將非國營媒體打掃得一乾二淨。留下來的記者,或剛出獄準備離去,或任職「安全認證」的媒體,要不就徹底隱形、不再自稱記者。
「究竟如何做下去?」這是所有白羅斯傳媒工作者的共同命題。
弗拉德(Vlad)是白羅斯獨立媒體 《Onliner》的攝影記者。《Onliner》的定位是專注科技產品﹑汽車和房地產買賣的門戶網站。網站吸引許多白羅斯高收入人士瀏覽,據國營媒體 《Belta》「認證」,《Onliner》最大業務之一屬電子購物平台「Onliner Catalog」,每月有 20 萬以上的用戶造訪,附屬的新聞網站和其他社交媒體帳號,則累計每月逾 2 百萬人瀏覽。弗拉德由寫手開始做起,寫相機測評、介紹電子產品等,其後跨界當攝記,一做十年。
《Onliner》至今仍然在白羅斯境內暢通營運。
「把新聞寫得非常『枯燥』,寫得毫不吸引人」,就是生存之道,弗拉德說。
對 《Onliner》整體編採方向來說,卻不算是甚麼妥協,「由 2001 年創辦開始,我們就對寫政治不感興趣」。弗拉德憶說他初入行之時,人民政治冷感,媒體自然不會寫政治這些「冷門」題材,「寫政治的人都是傳媒圈中的邊緣」, 《Onliner》寫科技、電子趨勢就很合觀眾口味。
直至 2020 年 8 月運動開始,《Onliner》大篇幅報導示威,示威者人訪、製作紀錄片回顧示威活動等,「是因為時機來到,我們不能不寫政治」。不只《Onliner》的方向 180 度大變,連弗拉德對待自己工作的態度亦然。
「我一直以為自己為錢而繼續做下去。老實說,國內沒有其他獨立媒體比《Onliner》出更高的人工」;直至報導示威期間,他在前線親身經歷警暴,一直以為沒有風險的,安逸的工作,突然成為打擊目標。他頓悟「原來攝記這工作有相當的社會意義」。
但如果,現實中有這麼戲劇性的「敲響革命的鐘聲」,那麼弗拉德怎樣回顧以往自己的工作?
「你首先要明白,白羅斯是一個怎樣的民族」,就會明白為何出現緘默的幾代人,這麼多人政治冷感。他用奴隸作喻,主人標籤奴隸不僅為了區分,更是為了讓奴隸看見彼此為奴,而知道自己屬於甚麼位置──「大家只想著如何生存,於是沒有人想像過改變,因為沒有看過『想改變的人』」。
同樣地,2020 年 8 月迄前,弗拉德都不覺得傳媒工作有審查,他以前想做的稿題都能做,雖然把矛頭指向警察的題目不能做,但他的理解是,「不能寫的東西,就是社會不需要的東西」。換言之,他一早接受規矩如是,加上日常採訪軟新聞的工作又確實不會踩著紅線。他回顧前十年自己的傳媒工作,實在不算受壓。
如今盧卡申科政權將獨立媒體打壓淨盡,若套弗拉德以往「不能寫就是不需要寫」的邏輯,豈不是社會倒退回不需要自由資訊的時代?
弗拉德卻說,正正因為目睹以前的所謂官方限制,原來在一場群眾運動中可以瓦解,「你終於明白那瓦解過程是如何發生,於是你拷問『為甚麼不能做?』」原來只要夠多人站起來欲改變那政權,那一切他服從過的規則都會重新編寫。就如「奴隸」的比喻,「想改變」是 2020 年 8 月以前沒有想像過的事。
推翻以往相信的一切最痛苦。「好像你內在崩潰一樣,死了一部分,然後你失去自尊」。
如今他的獨立媒體行家在國內近乎遭到連根拔起,而《Onliner》在 2021 年宣布不再踫政治社會等「硬題目」,退回寫軟新聞的安全島上。弗拉德怎樣留下來面對他未來的工作?
「我心裡有一個鐘在倒數。可能現在的政治氛圍未輪到攻擊我們,但總有一天政府勒下更緊的規矩,我們就不能再工作。」他從收到警示的行家口中聽聞,有記者寫個黑色幽默,就被 KGB(秘密警察)盯上 瞥中,警告那記者「你是不是準備好了?」
弗拉德為自己設下的的底線,是協助製造假新聞的意識形態機器。如果有一天,政府大肆搜捕在示威現場的醫護人員,並要求媒體造謠中傷他們──「這就是我會寫信辭職的時候」,他說。
「還未來到這個時刻,我就一直等著。在這裏的人民還需要看新聞的。」
「他們作了選擇,而我作了另一個選擇」
見到格拉菲娜(Glafira) 時,她剛獲釋一個月。出獄後她去了趟格魯吉亞散心,訪問約在她回國後不久,在市中心空曠的高爾基公園。
格拉菲娜穿一件粉紅色大衣、白褲,遠看像個搪瓷娃娃。斯拉夫女子打扮精緻真的不是傳聞而已。
難以想像她在白羅斯駭人聽聞的監獄裏,同一對襪子穿了 30 天。
格拉菲娜原是白羅斯國立大學(國內排名第一的學府)傳理系三年級學生,亦是《Narodnaja Volya》的自由身記者。
2021 年 6 月,格拉菲娜生日前一天預約了去美甲,本來還想穿條好看的裙子,想了想美甲店不過在家附近,還是穿普通褲子好了。幸好,否則當晚她就要穿著裙子擠監倉。
格拉菲娜因現場報道 2021 年 5 月一場學生示威而被捕,並遭白羅斯國立大學開除。,大學一方指她缺席幾次重要考試,惟其時她身處監牢內。國際團體 Women in Journalism 聯盟發聲明聲援格拉菲娜,並讉責大學對她無理開除。
在陝小的牢房,格拉菲娜想了很多出去以後要做的事,而不是問自己為甚麼會待在這裏。「因為本來就知道會是這樣(as it happens, so it happens)」,「這樣」指的是在白羅斯當記者的艱難。
「其實一進大學就知道,學校是國家的,教授也是領公帑的,他們大多在舊時國營媒體工作,教的是舊時代一套」。好聽的說法是「舊時代」,但實指的是「意識形態」容許的唯一一套。
「做功課,任何除政治經濟以外的話題都能做,除政治、經濟以外的話題,教授都會談論。」有次研討會討論白羅斯與俄羅斯的國際關係,她指國家過份倚賴俄羅斯入口,無法經濟獨立,又提到俄羅斯以同樣手法收編原屬烏克蘭的克里米亞。這番言論隨即引起教授激動地指她「被歐盟的說法洗腦」。
「你只能寫一種看法──國家的看法」。在大學裏她沒有學到媒體素養,沒有學到查證事實,「反正國家看法是不需要批判思考的」。她形容傳理系的同學對寫政治避之則吉,甘於寫軟故事。
為了脫離大學灌輸的一套,格拉菲娜自二年級起就自薦到《Narodnaja Volya》當自由身記者。她知道她只能適應在獨立媒體工作。踏入獨立媒體記者圈,她才看到其他「很勇敢的人」。
「我認為做傳媒不是跟國家、官方作對,我做記者只是想問問題」,格拉菲娜想問的問題,與弗拉德後來發現的問題如出一轍,歸根就是「為甚麼不能做?」。
答案卻難免把矛頭指向政權。
如果總結弗拉德在獨立媒體十年的工作中明白甚麼是「明知不可為而不為之」,那麼格拉菲娜就是初生之犢不畏虎,但出師未捷已經觸礁。
本來她還在想,畢業後要被指派往國營機構工作兩年怎麼辦(註:白羅斯沿襲蘇聯教育體制,那批在公開試中的尖子獲政府贊助免學費讀 5 年大學,但畢業後須依從官方指派,到國營單位工作回饋政府)。現在格拉菲娜則決意離開,「我知道在這裏做不下去」,她認為在外面才能做真正的新聞,唯有「寫、寫、寫,直至我們勝利贏吧」。
走筆之時她已經身在烏克蘭基輔,遙距就讀立陶宛歐洲人文大學(European Humanities University)的傳理學系。同時她在白俄羅斯記者協會(Belarusian Association of Journalists)當記者,供稿給各大獨立媒體。
她形容自己心不在基輔,「我覺得自己與在基輔生活的人更陌生」,因為她每天處理、接觸、對話的,都是白羅斯人民。
她說有些題目在白羅斯境內不是不能寫,只是有後果。例如有學生配圖向媒體揭發白羅斯國立大學教學大樓修理不善,換取校方回應說,這些地方不預留學生上課用途,又指責「不感恩的學生」散播假消息。目前在外少了顧慮減少,她就放膽寫。
狀況相當滑稽又無奈──留守記者不能報導的那部分「當地」新聞,就交由在外的記者報導。人在外,反倒更貼近現實。
要寫多久才到達格拉菲娜所謂「勝利」的一天?她說很久,可能以 4 、 5 年起計。
有人得以留守,她卻不得不離開,「他們作了選擇,而我作了另一個選擇」。
弗拉德所說的把新聞寫得很枯燥,格拉菲娜認同這是無可厚非的「解決方法」,要留下,就必須改變編採方向,寫其他題目吧,例如寫動物新聞也很不錯。
「既然已經開始了,你就要繼續。你要找方法留下來。」格拉菲娜說。
珍貴和引人入神的深度報導。筆者有專頁可以追蹤嗎?
希望所有香港記者、傳理學生讀到這篇報導。
失去了記者,市民等於失去視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