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人崑南：大半個世紀後，他攜帶粵語來到台灣，放下香港

崑南與蔡炎培，二十多年前我們就並稱他們為「崑爺」、「蔡爺」。蔡爺仙遊頃刻（蔡炎培逝於9月6日），而崑爺和我，誰也想不到今年會在台灣淡水一隅對啡閒話。也想不到身外疫情滔滔，更想不到家鄉已拋諸腦後，我們一起成為東西南北人。

這一天，我們說了在香港認識二十多年加起來都沒有說過的那麼多話。

作為詩人，前輩崑南的詩歌很能代表香港過去大半個世紀裏的孤傲一面。他的書寫關注點從早期對世界局勢、歷史的宏大敘事，到新世紀書寫《旺角怨曲》等對同命困頓青年的感性演示，從一而終的是堅持文白詞句的凝聚糅合，善於嫁接文言。無論是家國情懷、命運詛咒還是情慾綻放，他的力比多以古奧形式出現，因此製造出張力與詭異的同在。

而無論詩還是小說，崑南的下半身寫作與年輕一兩代的不同，他總是靈慾交纏，靈不離慾，慾不忘靈，時有掙扎，更多的是飛昇，永結無情遊。還有的是寫情慾與歷史政治相交纏，無論寫九一一、寫六四，都有此招，而寫情慾時亦偶爾來幾句時事影射，亦妙。但他的情慾文字歸根即使古典，也是古典裏面最驚人的寫法。

不過在這一切文字的張揚之中，作者崑南曾經是個謎樣的人物，相信當下依然，關注他的臉書粉專的讀者更會迷路於他近二十年深研的占星術，這更給他的創作和命運籠罩上一份神秘。

崑南，1935年出生於香港 , 1955年畢業於香港華仁書院。曾創辦及主編《 詩朵》、《新思潮》、《好望角》、《香港青年週報》和《新週刊》等刊物。1955年, 他獲得由香港聯合國協會主辦的全港播音劇比賽第一名 ,後創辦現代文學美術協會。曾任職多間報館。出版有長詩《吻創世紀的冠冕 》; 長篇小說《地的門》、《慾季》（原名《女顏》）和《天堂舞哉足下》；短篇小說集《戲鯨的風流》和《旺角記憶條》等。近年再出版英文短篇小說集《Killing the Angel》及《崑南卷》。2015年，憑《旺角記憶條》獲得香港文學雙年獎, 之後獲得香港藝術發展局 2017年藝術家年獎。為2021臺北詩歌節駐市詩人。

本土奇蹟之年

七十年前，崑南、蔡炎培他們作為第一代香港本土現代詩人的橫空出世，本來就有宿命的色彩。生於二戰前，戰後十年開始寫作、出版，崑南和香港詩人戴天、蔡炎培還有科幻大師倪匡都是1935年生的同齡人。加上1933年生的詩人馬朗（著有《焚琴的浪子》，創《文藝新潮》）、1936年生的詩人王無邪（後成為著名畫家）、1937年生的詩人葉維廉（後來成為著名學者），那幾年像歐洲文學慣說的「奇蹟之年」，誕生了香港現代文學的半壁江山。

這群人中，崑南第一個認識的就是王無邪，當時同在學生園地投稿，一起去旅行，去的是九龍北部的蝴蝶谷。後來蔡炎培、西西也參與，四人文學觀念相近，一見如故。

當時崑南還有另一名篇《端午節談中國新詩三大問題》更是高屋建瓴，所稱三大問題裏，最重要的是說新詩難明不是罪，新詩之所以難明是為了拓闊內涵。「即是創新文字。」今天的崑南補充說。

據也斯的文章《台灣與香港現代詩的關係——從個人的體驗談起》裏提到，他從圖書館借到《六十年代詩抄》才知道「香港也有馬朗、葉維廉、崑南這樣的詩人，寫過這樣的詩」——當時寫詩的人也少，影響不到圈子以外的人，也應該有抱團取暖的感覺，也許有一種同代人那種惺惺相識？

其實崑南他們不是後輩所想的那樣是結社寫作的流派式群體，「而是很孤獨、不是整天想聚在一起，如果沒有什麼必要的時候，大概都好少接觸。」我還以為是因為寫詩的人很cool，「不會很cool，就是怕醜（害羞）——話怕醜都沒有人相信，蔡炎培應該不怕醜，因為他獅子座，就不會怕醜，我是處女座。」

「和差不多年代的人在一起，聚在一起，總是會搞些事的。」崑南慨歎，「有時好奇怪，剛好那個氣候就聚在一起，但這些你是沒料到的，只是當時已惘然。」

戰徐速

彼時香港文壇的「面子」是在大陸已經成名、戰後南下的一些「南來文人」，如像徐訏、力匡、徐速等，內容多以抒發鄉愁和針對香港「此地」的不滿，對年輕作者影響頗大。當然也有詩人奮而抗之，崑南便是前鋒。

但崑南說並沒有把他們當成假想敵，「只是覺得他們不是香港人咯——他們自己都不覺得自己是香港人，我們當然可以這麼說。我們覺得他們很迂腐——即是他們看不起其他世界，他們的作品也是不吸引的。我和他們也沒有交往，我一向不太擅長講國語，怎麼交往呢？徐訏連廣東話都不會講。」

崑南年輕的時候寫作火力十足，於詩中保持浪漫主義底色上的戲噱，即使寫匈牙利革命的喪鐘，最後也來一句諷刺南來文人。他也寫過直接挑戰當時最有名的徐速（著有非常暢銷的青春小說《星星．月亮．太陽》）的戰鬥文章，最出名是《免徐速的詩籍》。

「其實那篇文無人回應，因為當時發表的文學雜誌《詩朵》好少人買，當時出版哪裏有人知？事隔了幾多年才有人找出來。」當時崑南還有另一名篇《端午節談中國新詩三大問題》更是高屋建瓴，直取核心，所稱三大問題裏，最重要的是說新詩難明不是罪，新詩之所以難明是為了拓闊內涵。「即是創新文字。」今天的崑南補充說。

泉源不在五四

從這些文章可見，那時崑南的確對香港詩、以及同代人的寫作頗有信心。這個信心源自他們有著與別不同的文學泉源。因為當時崑南從不看五四的詩，讀英文詩更多，「那個時候好鐘意艾略特（T.S.Eliot）的詩、葉慈（W.B.Yeats）的詩，睇（看）完之後受影響好大，尤其是艾略特方面，所以我現在覺得，艾略特之後都冇咩鐘意的詩人（沒什麼喜歡的詩人）。因為我覺得詩是對於時代，有個vision先（才）更吸引一些。」至於葉慈的占星學等神秘主義愛好，和近年崑南更「趣味相投」，那是後話。

「讀書時，經常被人笑我是番書仔（英文學校學生）。我其實那時沒有理中國的東西，但你說我番書仔，我就想大家都是中國人，中文寫作有什麼困難的？結果寫得比他們都古雅都深。」

因著他基於殖民時期香港文化的粵語寫作，現在香港年輕一代作者多會把崑南視作香港文學本土意識先行者，「本土意識」何謂，往往人云亦云，它怎樣和前衞實驗兼容並進，才是崑南付諸實行的。「本土意識，這是自然有的，因為你既然在這個地方成長，你寫的時候就會有本土意識的了。至於前衞實驗，我個人這十幾廿年都傾向於寫小說來達成。譬如我的《詩大調》裏，對於詩的那種實驗嘗試方式，我覺得自己都行到冇得再行了（極端到不能再極端了）。」

對於崑南，前衞是時間性問題而已，「比如我那時寫的，現在看回頭覺得是前衞，但我又不覺得很前衞喔。就是什麼技巧都嘗試，我覺得在寫詩上，我不是一個和香港同時代的詩人一樣的詩人。」

不過香港詩壇大致平和，除了個別詩風不同的詩人的「不同意」，更多的是蔡炎培這樣的老友，以競爭表示賞識。「講起仲（更）好笑，蔡爺經常聊天時取笑我，他說，崑南，小說就給你啦，詩你就別要了，給我吧。我話無所謂了，你攞曬ok，你霸曬它吧，詩我就不要了（我說沒關係啦，你全都拿去吧，你霸佔了它吧，詩我就不要了）。」說起故人，我們未免笑中有憾。

番書仔的古文廣東話

蔡炎培認可自己的廣東話寫作受三及第文學（一種夾雜文言文、官話白話文以及粤语白話文的一種書寫文體）影響，崑南的廣東話在詩裏以另一種更古雅和雄辯的方式（相對於蔡炎培的遊戲）出現，我感興趣的是崑南如何思考廣東話寫作這個命題。

「不但和蔡炎培不同，我和飲江（1949年生香港重要詩人）的廣東話詩又不同，他的比較玄奧。貼地的廣東話，我想用得最多的是《旺角怨曲》那幾首詩。」

《旺角怨曲》發表在崑南上世紀末「回歸」詩壇之後，是令人震驚的一組詩，其中<七月十四日>的措詞如此MK（旺角）風格、結尾如此堅決，是另一種方式宣示的《香港製造》：

「好吧﹐一齊去死」
但不能死在病床上
更不能死在差館裏
「我們就死得簡簡單單」
就在報販檔前面也好
「是的﹐簡簡單單的死在旺角」
在嘔吐垃圾的廢物箱旁也不錯
因為我們生在旺角
因為我們愛在旺角
因為老豆老母不喜歡旺角
因為我們實在不想
一生一世也不想
離開旺角

（註：老豆，粵語爸爸）

但崑南更多詩是古文白話夾雜的廣東話，比如我最喜歡的小說《天堂舞哉足下》壓卷之詩《歡如喜如》，「還有那些比如《大哉驊騮也》，葉輝都有話覺得奇怪，為什麼會連題目都要好古，我也不知道是為什麼。」

「但你並不是有大中華意識的人。」我故意這樣說，崑南笑了：「也許是潛意識的作用。我讀書的時候，經常被人笑我是番書仔（英文學校學生）。我其實那時沒有理中國的東西，但你說我番書仔，我就想大家都是中國人，中文寫作有什麼困難的？看一陣詩詞浸淫過，我都可以寫的！結果寫得比他們都古雅都深。」

「因為年輕的時候也是幾（頗）愛國的，但也很早就失望，辦《香港青年週報》的時候，已經覺得愛國主義不吸引了⋯⋯創作無自由，咩（什麼）都假的。」

愛國主義不吸引

那代人裏心懷故國的不少，只是選擇和南來文人不一樣的方式，比如戴天的中華情結很重，卻寫出《命》和《石頭記》這樣痛苦混雜著質疑的詩，而另一方面他們都仍會覺得作家有責任通過寫作去保留中華文化。崑南卻走得更遠，自稱沒有中華情結，甚至不時會諷刺一下。「因為年輕的時候也是幾（頗）愛國的，但也很早就失望，辦《香港青年週報》的時候，已經覺得愛國主義不吸引了。」

沈從文去世的時候崑南寫過一首詩《我們不說——悼念沈從文》，裏面已經開始質疑所謂「愛國」是被情緒勒索：「於是 我們齊齊愛國／愛得如泣如訴」，而「家國」是痛苦拼刺所成——呼應的是沈從文晚年研究中國古代服飾這一行為而來的隱喻。

從銅鏡重追漢唐大夢
從服飾掃瞄朝代吉凶
從你祖先的紋身
刺成千萬個家
拼成一個國
一刺一拼的時候
我們不能哭，但不能不哭

我念這首詩給崑南聽，他想起來了：「因為我覺得沈從文好慘，他不能再創作，將時間去研究這些古代東西，浪費曬（全都浪費了）。當時又有文革、又三反五反，我見到這些東西覺得很不對路。創作無自由，咩（什麼）都假的。」

創作自由是崑南一以貫之的標準，用這個標準去看其他東西，就好容易看得好清楚，看穿愛國主義的虛妄更不在話下。崑南現在的主要精力也用在創作小說，「現在寫緊（正在寫）『天地人』三部曲的第三部——人。人最難寫，我醖釀了差不多二十年，來到台灣終於有些靈感寫了，好奇怪，在香港的時候沒有。」也不是因為在這裏的政治壓力鬆一些，「不關事。我現在寫第三部同中國冇關係（沒關係）。」

這部小說不但和中國無關，甚至和香港也沒有關係，真可謂決絕。「咩都冇（什麼關係都沒有）。主角是外國人，地點、人物、情節全部在外國。香港文學無人咁寫過（這樣寫過），而且部分我還是用英文寫。到時出版也不翻譯成中文，因為我覺得性愛描寫方面，中文的話中國人好難接受，英文反而容易接受。中國人看這些東西，會說色情什麼的，但我的主角是外國人，用英文寫就好正常。」

隱退十年

說到對中文讀者的失望，上世紀八九十年代，崑南憤而離開文壇，隱退十多年，幾乎成為一宗公案。退隱最直接的動機，崑南坦言就是因為對文學失望。「不關自己事，是大氣候，比如報紙娛樂版的泛濫，幾版娛樂，副刊還在苟延殘喘，那時候有劉以鬯撐著，都ok，但我覺得冇咩癮（沒什麼意思），也冇咩前途（沒什麼前途），咁（那麼）就不如寫些無謂的都有錢賺，寫文學沒錢賺又覺得好谷氣（生氣），所以就無理咯。」

這樣一停就停了十年左右。這十年以崑南的說法是：「只寫那些賺錢的，甚至寫娛樂圈報導。」我提醒他還有報章連載小說呢，崑南笑了：「連載小說那些都是亂寫的，純碎為稿費，我自己都沒剪存，都用筆名寫。」除了一本《慾季》是他滿意的，「那時用《女顏》這個名，重新出版改為《慾季》，連載時差不多是即日寫的，但事後一口氣看落去的時候卻覺得很連貫，好奇怪。」據崑南書中自述，這本小說和福柯（Foucault）的《性經驗史》等著作有關，在香港連載小說當中應該是最前衞的異類。

《天堂舞哉足下》開頭就講「對於其他人，回歸可能蔓延為一種病毒」，結尾直接點明有一種「回歸病」，是科幻更是諷刺。

後來崑南又回來了，時人目之為「耀眼回歸」，除了同為作家的兒子岑朗天的努力，還有一些打動他的詩人。「那個時候我不接受訪問，任何人都不理，但朗天說有個人叫陳智德，他是研究你的東西，你出來傾下計（聊聊天）啦，咁就無所謂啦。那時關夢南也在，一齊傾計之後，關夢南就帶我去詩朗誦會，是我所不知道的『我們詩社』辦的。」

「我說我不去的，我都沒試過朗誦，關夢南說去啦，你不用朗誦，你看看別人怎麼朗誦都好，咁就去了。去了之後就覺得那時幾正（很好），竟有好多人去那個詩朗誦會。那個時候覺得，啊？都仲（還）有人寫詩、朗誦詩，覺得好得意，同一班後生仔都幾好傾（談得來），好像袁兆昌他們⋯⋯」於是，在同行和少年們的意氣相激盪中，崑南恢復了詩和小說的創作、發表，甚至在2000年，與葉輝、陳智德和我一起創辦了一本詩刊《詩潮》。

占星／文學＝預言

詩、小說、占星學，這三樣，應該是崑南人生最重要的三樣東西——除了愛情的話。現在，我最好奇的是佔了他近年主要精力的占星，於他意義何在。

崑南為我釋疑，還是和文學有關。「我轉向占星玄學，是覺得文學找不到答案，對於人生找不到答案，我初時以為文學可以給我人生答案，但否；所以要走去占星方面，我研究占星之後，覺得他可以給到答案我，只是較之文學的答案玄妙一些。這個過程是漸進的，你慢慢看得多一些東西，就越來越覺得真相是這樣，越看越覺得是較為接近人生。」

研究星象之後，其實對崑南的文學創作有很大影響。「包括我現在寫緊（正在寫）的那一本都有一些占星的東西，因為神話和占星有好有關聯的，所以星文其實也是神話來的，使用的比喻、象徵，比較接近文學。」占星之後，崑南看世界的眼光都不一樣了，甚至看回自己的星盤時，他也覺得年輕的時候有些選擇好似是命運註定。

的確，就以小說為例，崑南在香港、澳門兩個「回歸」之後寫出《天堂舞哉足下》，今天看來，彷彿預言了第三次真正的「回歸」。 《天堂舞哉足下》開頭就講「對於其他人，回歸可能蔓延為一種病毒」，結尾直接點明有一種「回歸病」，是科幻更是諷刺，「似乎跟我們現在疫情很像，有一種病態。你寫的時候難道對未來進行過一些占卜嗎？」我問崑南。

崑南說他不是刻意為之，是文學自然而然帶著的預言。「我曾經想過我的書都有些預言的性質，那是事後覺得，但我寫的時候沒有這個意圖。」在小說中，作為時代背景的「回歸」好像是個放大鏡、照妖鏡一樣，但崑南寫時其實未覺得——「那面『錯體的區旗』應該是有好大預言性質，但當時寫的時候也不覺得。好少人睇完覺得是政治隱喻，就你而已。」

《天堂舞哉足下》初版是千禧年，復刻版是2020年，大家應該好快就可以對號入座——看回現在的香港可知。

小說結尾有一首詩《歡如喜如》，在我印象中是早於小說寫出的，我後來自己寫詩，也引用了「歡如喜如」這四個字，因為我覺得這四個字是對生命的一種大覺悟。

那管七斗一夜白頭
那管天窮諸神出走
如泣如訴 只求歡喜
就因歡喜 歡如喜如
千年湖海
逐日頹廢
至死

至死非休

我不會懷念香港

無論休還是非休，我們現在都已經越過千年湖海，來到異鄉台灣，把盞話飄零。

現在這麼多香港文化人來到台灣，好多人覺得自己是1949年之後唐君毅所講的那種花果飄零，不同的是以前「花果」從中國離散到香港，現在是香港離散到海外。我問崑南，從一個作家的角度去看，也從一個占星家角度去看，他覺得會有什麼後果，現在這個變局對香港和台灣有什麼意義？

「其實我都不是刻意要逃難的，那個時候，恰好在香港的（住處）租約完了，要搬，我就覺得不如都試一下去台灣，租也便宜些，生活也便宜些，以前我都好鐘意台灣的。剛來到的時候就碰上疫情，我就不回去了。我可以回香港的，但我選擇不回去，所以就留到現在。」

曾經在《旺角怨曲》裏聲言「一生一世也不想離開旺角」的詩人，真的捨得香港嗎？崑南的答案令人欷歔，他徐徐地說：「我已經忘記了，我沒有懷舊。好多人都懷念香港，我不會懷念。」

「就算你重建如何，都已經不是以前的香港了，不是以前的香港即是不是香港。香港根本是無根之地，是因殖民才存在，沒有殖民就不存在⋯⋯有什麼所謂呢？香港都是共孽來的。」

其實崑南也有惦記著，為我們的香港和台灣占卜過未來的命數——以占星家的身份，他告訴我從占星角度看，台灣應該沒有什麼危險。「國共之爭，留下台灣，那個是天意，中共可以乘勝追擊，卻無得逞，命運安排台灣是在這裏，一定有意義的。所以我覺得台灣的使命是保留一些東西在這裏，他被稱為寶島是對的。」

但香港也許沒有轉機了，「我覺得無，就算你重建如何，都已經不是以前的香港了，不是以前的香港即是不是香港，講來講去，即系（就是說）回到以前的香港是無可能的。而且香港根本是無根之地，是因殖民才存在，沒有殖民就不存在。」

「沒什麼所謂了，有什麼所謂呢？香港都是共孽來的。」崑南再次輕歎一聲，這已經不是他第一次用「共孽」（粵語發音同「共業」）來形容我們這個愛恨交纏的「故鄉」。

我們的長談，就這樣結束，隨著淡水的下午漸漸轉為夕輝，又漸漸絢爛。十幾年前我曾經說過，在詩裏面，崑南與蔡炎培扮演的是情聖與浪子的角色，都是屬於不願意長大的人，而也斯則是過早變老的人。現在看來，不願意長大的人，才是真正明達之人，理應不會像我這樣痛苦於幻變。

（端傳媒實習記者鄺穎華對本文亦有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