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在女子監獄教音樂，相遇鎖住心的囚徒

編者按：自本週六起，端傳媒將重新啟動「異鄉人」欄目，每月一期，由身在香港、台灣和海外的端傳媒編輯們輪班主持，為讀者帶來移民、逃離、互動、對峙和作為「他者」在彼岸尋找自我的點滴，歡迎點擊訂閱。我是本週的值班編輯張妍。這期故事是關於一個華裔作曲家與監獄囚徒的相遇。

下午一點至兩點，剛好是莎克皮女子監獄的「移動時間」，囚犯們穿著橙色囚衣和王婕擦身而過，時不時有人將目光停在她身上。在去監獄之前，王婕與一位曾在退伍軍人協會做心理醫師的朋友進行演練，對方扮演囚犯，她來學習如何應對監獄裏的緊急事件。「走進房間的第一秒，你就要準備好揭開自己的皮囊。別以為你比她們優越——她們隔著一英里就能聞見你是個什麼東西。」朋友告訴她。

監獄門口掛著醒目的標識：「XX天無事故」，王婕感嘆「這永遠是監獄的第一目標」。那是2017年，華裔作曲家王婕開始在明尼蘇達州的莎克皮女子監獄教授音樂，豐富囚犯的精神生活。「我本以為監獄至少對創意課程是歡迎的，但看到這個標識，我意識到對監獄管理者來說，『創意』也意味著『事故風險』。」

那個下午，只有王婕一個訪客，她提早到場，用身分證件換取姓名牌，然後坐在等待區。正趕上監獄換班，獄警們陸續走出鐵門，「他們都拿著透明的包」，「那時候我想，『這是來真的了』，『任何人在監獄裏都是可疑的，哪怕是自己的員工』。」她聽到有人喊她的名字，然後去安檢區，把所有的隨身物品都放進金屬監測器，再被全身搜查，以免帶入毒品、錢、香菸或者武器。上課用的鉛筆是監獄發放的，但也要被一一清點，待她出來的時候要再被清點一次——在監獄裏，鉛筆也可以是武器。從安檢區行至探訪室，有三道鐵門，一道門放下之後，下一道門才會升起。

王婕第一次走進莎克皮監獄的時候，就恰好發生了「事故」：兩個女囚在食堂打了起來。「當時第二典獄長正帶我從一棟樓走到另一棟，我們在走廊裏的兩道門之間。突然，所有人都不動了。第二典獄長和我說，『別動。現在你不能動，我也不能動。』」「整個監獄靜止了，」或許是過了十五分鐘、二十分鐘，「監獄裏不能戴手錶，我只能猜測，對我來說好像過了一輩子——警報才解除。」

走過圖書室和祈禱室，她終於來到了教室。門吱呀作響，十二個學生依次進來。王婕做了自我介紹之後，一個學生問她：「你為什麼來這裏？你想從我們身上獲得什麼？」

她後來了解到，大多數囚犯成長與貧困家庭，且不成比例地來自少數族裔，八成以上的女囚經歷過性暴力或肢體暴力。警惕，是她們的生存技能：一切給予都令人生疑。王婕想起朋友的話，坦誠地答：「其實我也不清楚今天為什麼會在這裏給你們上課。但有一件事情我知道，我是非常幸運的人，從小就有音樂天賦，我想把它們分享給你們。」

雨落莎克皮

她為學生演奏蕭邦的《雨滴前奏曲》之後，一個學生說，這首曲子令她想起「像磐石一樣」支持著她的母親，「這些音符穩固地落下，就像母愛的恆久如一」。

「從來沒有人和我這樣解讀過這首曲子，」王婕過去也只是按照曲子的標題去理解，想著「這些音符是雨滴」。她才覺知這些學生「是甦醒著的」，可以透過音樂思考自己的經歷。

莎克皮是「無觸碰」監獄，女囚們不能和王婕握手或者擁抱；莎克皮亦不按犯罪類型來管理，殺人犯和和醉酒駕車的肇事者關在一起。王婕的每一堂課被限制在一個小時，因為監獄的日程表是按照囚犯們服用藥物的時間來安排，她的課被擠進其中，但如果沒有被打擾，可以延長至90分鐘。她還有一個授課搭檔，叫做朱宜，是華裔劇作家。二人起初給女囚們上音樂鑑賞課（music appreciation），後來也教戲劇寫作（theatrical writing）、複調對位（counterpoint）等。有些是音樂理論課，比較枯燥，有時她也組織小型音樂會和工作坊，參與度更高。但獄警叮囑王婕不要讓她們唱太久，「因為很多人曾濫用藥物，聲帶不像普通人一樣有彈性」。

一個學生偷偷告訴王婕，她們幾個在課後討論了一下，「我們覺得你還不錯（We think you are OK.）」。那個學生很喜歡鼓搗髮型，第二次課前，她用髮蠟做了一個劉海，「婕，你看見了嗎！我知道你今天要來，所以為了你做這個髮型！」從第二堂課起，她們開始和王婕分享私人的故事，「那些她們可能只會對牧師說的事」。她們意識到音樂課能讓她們在日復一日的勞動、報數之外，品嚐到一點自由的滋味。

能去監獄教學，源自2015年奧巴馬政府的一個試點項目，給囚犯助學金，讓他們在監獄內獲得學位，以便出獄後找到謀生辦法，減少再犯率。當時王婕正在紐約大學音樂系做博士研究，也給本科生上音樂理論課。這些學生大多家境優越，成長軌跡相似，使得王婕有衝動接觸一些不一樣的群體。剛好，紐約大學拿到了一筆政府撥款，招募願意去監獄教書的老師，王婕由此去了紐約州的一間監獄考察。但大學最終決定採取「實用路線」，砍掉了音樂項目，要教給囚犯更容易找到工作的技能。王婕轉而拿到另外一筆獨立的藝術基金，最終走進了明尼蘇達州的莎克皮監獄。

曾有人告訴王婕，女囚通常不會訴諸暴力，但很善用情感操縱人，「表面看上去，她們很友好，跟那些社交能力強的人沒有任何區別，你根本看不出她們做過非常可怕的事情」。

在王婕的課上，獄警等到女囚們坐穩，便坐到走廊盡頭，留王婕與她們單獨相處。「我得知道我的教室裏都有誰，是什麼危險程度」，王婕於是和朱宜上網搜索了學生的犯罪紀錄，她發現那個曾發問挑釁她的學生是殺人犯，在男友睡著的時候，用一把尖刀緩緩地割開了男友的喉嚨。「你看到了嗎？你看到她做了什麼嗎？」朱宜對她尖叫。「如果說我沒有恐懼，那我是在撒謊。」王婕說。

她讀到約翰·傑伊刑事司法學院（John Jay College of Criminal Justice）的心理學教授艾比·施泰恩（Abby Stein）的一段話，普通人與罪犯的區別究竟是什麼？「並非是涇渭分明的黑白，而是程度（degree）。一旦跨過了那個臨界值，他們就成了被監禁的人，在他們的餘生裏，都要去證明自己的無辜。」王婕回憶。

「他們中大部分人確實不是無辜的，對社會造成了傷害，這是事實。」王婕說，「但我也常常驚嘆他們有多麼接受我，接受我授課的方式，接受我看待他們的方式——甚至比自由世界的人更多。對我而言，這還是一個謎題。」

監禁，是不是社會的「絕望之舉」？她由此想到，「就像是對抗人體內的癌細胞一樣，我們的社會除了把他們關起來、讓他們與外界失去聯繫之外，簡直束手無措。」

她望著獄警腰上掛著的大串金屬鑰匙，感到「對一些人來說，囚犯是鎖在牢裏的動物」。「對我來說，他們像是鎖住了心的人，找不到打開的鑰匙。」

「命懸一線」的藝術家

王婕出生在1980年的上海——文化大革命落幕四年，改革開放兩年，計劃生育初步施行。即使是在大都會上海灘，時代也沒有退去嚴苛的底色。四歲時，父母都要上班，把王婕送去一個部隊附屬托兒所。「我的托兒所其實算是在一個軍事基地上，那時，每天中午學校規定孩子們要午睡。午睡？我才不午睡！」王婕回憶，四歲的她學會「越獄」，走出這個「軍事基地」，一路走去奶奶家，「奶奶見到我都驚呆了」。

她父親是音樂家，決意要從小培養王婕。她四歲開始學鋼琴，也本能地喜歡畫畫。父親認識的一位畫家看到王婕的塗鴉，拿到她父親面前說，「你一定要讓孩子接著畫畫，她就是一個小畢加索。」她期待著父親表揚她，但在回家的公交車上，父親一言不發，手裏攥著她的畫，撕碎，扔出了窗外。「我記得他和我說，『你要集中精力，你的生命是投入音樂的，不要再畫畫了』。」直到今天，王婕畫一點什麼的時候，「身體還是會感到緊張」。

她的第一位老師是著名音樂教育家楊立青，三十多年後，王婕仍稱他是人生中「第一位英雄」，因為「他看見了我」。當年四歲的王婕，還不識字，卻已經識譜，將音樂形容為「母語和初戀」。在幼兒園的畢業典禮上，五歲半的王婕演奏了巴赫創意曲。

雖被視作音樂神童，又被楊立青賞識和教導，但王婕的音樂之路阻力重重。十一歲她報考上海音樂附中，沒有被錄取。「我不知道為什麼，但從父母的爭執中，我猜測父親認為是學校老師與他不和。也是那時，父親對音樂世界失望了，認為音樂世界裏也充滿了貪婪和政治鬥爭。」王婕回憶父親，「他是一個充滿創造力的人，在當時上海文化和經濟的轉變中，他充滿了掙扎。我沒有去上音附中，大概是他最後一根稻草，而我也被他的掙扎牽連。」

她去了一所正統的重點中學，起初成績不好，「只擅長語文和英語」，「已經竭盡全力了，但還是不夠」。她未放棄音樂，想著大學要去考上海音樂學院，但「他們都不相信我能考上」，因為「其他考生這（中學）六年都在進行專業訓練」，而我是「拿雞蛋碰石頭」。

家裏的衝突頻繁爆發，父母日日爭吵，「就像地獄一樣」。有一次，「他們打架，把家裏所有的東西都砸爛了，我只好躲到朋友家」。

那次之後，學校老師花了一個上午時間說服王婕：「和你爸爸說你想住到學校來。在你家的環境裏，你的成績要受到影響的。」初中一年級的冬天，她帶著行李逃去了學校宿舍，成了年紀最小的寄宿生。再後來，父親喝醉酒，對她進行家庭暴力。「我以為他要把我打死了。那對我來說是一次瀕死的記憶」。她逃到上海江灣地區，分租下一間房子，學校、父母、同學都不知道她住在哪，她靠教鋼琴賺錢維生。

「從離開家的時候，『家』的概念就已經結束了。」稀疏的行李裏，有三盒卡帶：貝多芬《第五交響曲》、柴可夫斯基《悲愴》和高沙科夫《天方夜譚》。她把卡帶放進隨身聽裏，每按一個鍵就會發出「咔」的聲音。在她後來稱為「監禁生活」的寄宿日子裏，這三盒錄音帶給了她無法言說的慰藉。

「這些音樂家能想像嗎？在一百年、兩百年之後，一個遠在上海寶山區的女孩的生死全寄託在他們身上。我命懸一線，全憑他們才支撐下來。誰還能說藝術是多餘的？」王婕說，音樂創造出的意象穿越了時間和空間，觸碰到她。

她開始意識到，音樂是她腹中炙燒的火——不是生活的消遣，而是生死攸關的事。父親想要她去考復旦大學新聞系，但她轉考上海音樂學院。父親罵她：「你腦子有問題嗎？你有這麼多機會，這麼多可能性，為什麼要去追求一條死路呢？」又過了一年，王婕隻身去了曼哈頓音樂學院（Manhattan School of Music）。

「人，是動詞，不是名詞」

王婕在美國開始接受心理治療，想要「理解自己的經歷，理解創傷是什麼」。

回憶最初在監獄裏遭到學生的挑釁與提防，類似的感受她也有過。她一度覺得「人們都是來讓我的生活更悲慘的，打擊我，或者評判我」。「我曾活在排水溝裏，所以我知道塵土的滋味。」

後來她才意識到，「在多數情況下，人們都已經盡力了」。「他們在我面前表現出的樣子，只是因為他們的掙扎和挑戰都不被看到。」她開始留意人們流露善意的時刻，「收集它們」，並「準備分享給別人」。「我之前不知道，其實我是深愛人類的。」王婕說，「與我有過節的，或許是時間。」

心理醫生對她講，不妨換個角度去重看痛苦的經歷；她的敏感與高度警覺，也可以視作一種天賦。「你可以理解人心難以觸及的部分，你可以像看X光片一樣看透人性，而這一切都會作用在你的藝術創作上。」那時，王婕明白自己不必再成為創傷的受害者。

她沒有走上鋼琴表演之路，而選擇了作曲，成為一個創作者——「表演是純粹的愉悅」，而「創作是痛苦的」，她可以「通過創作與人建立深厚的聯繫」。數年間她寫了許多交響樂、協奏曲和歌劇。

在莎克皮監獄的時候，她也教學生創作。複調對位課上，王婕請求監獄的圖書管理員幫忙打印了十幾張樂譜，拼圖一樣貼在牆上，讓學生們讀譜子，在一條旋律的基礎上再加上一條，所謂複調。有一個女囚是第一次寫複調，她站起來，哼出旋律，王婕跟著她的聲音在鋼琴上彈出來，發現這個學生寫的比她自己寫的更好聽。

女囚們想要去表達自己，也有這個能力。王婕以監獄為題，創作歌劇《雨落莎克皮》，虛構了一個在母親節等待女兒來探望的女囚故事。除了描繪監獄生活的單調、壓抑，也探索了母親的心理：既然希望和女兒共度時光，又希望女兒遠走高飛，成為和自己不一樣的人。那時她愈發感覺到不應該用索取者的姿態——不能走到這些人生中已經充滿掠奪的女人面前說，「我想要你們的故事來創作」。

她想，或許人最終追求的是歸屬感，「人想知道，我不是一個人在承受這一切的苦難」。「就像音符一樣，我們辨認一個音，常常是通過它和其他音的關係。」她走到鋼琴面前，從音鍵A開始演示，「A是一個每秒振動頻率440赫茲的音，但它不會單獨存在。」她按下A，緊接著按下另一個音鍵，「喔，這聽起來精神飽滿，」她換了一個A與其他音鍵的組合，「噢，聽起來像是加多了鹽的菜」。

「人也一樣。人，是動詞，而不是名詞。你怎樣去了解一個人？看他/她怎樣與他人互動，怎樣行為舉止。」因此她常常在想，「對於許多做了罪大惡極的事情的人，我們或許可以追溯到某一個決定性瞬間——在那個瞬間，如果有一個相反的力量作用在他/她身上，或許他/她會走上另一條路。」

「要創造那個力量，語言是不夠的，但音樂可以，跨過語言的屏障，跨過時間。」王婕說。

後來，《雨落莎克皮》在明尼蘇達大學韋伯音樂廳首演，表演者是專業歌唱家和童聲合唱團，也有監獄裏學生們的「幽靈合唱」。她的學生無法離開監獄，獄警破例讓王婕用監獄簡陋的錄音設備錄製。她們的音調並不精準，有時甚至聽不清歌詞，但令獄外的「自由人」第一次聽到了鐵窗後面的聲音。

《雨落莎克皮》最終沒有回到莎克皮女監。首演之後，王婕再次聯繫監獄工作人員，想要在監獄裏播放首演錄像作為課程的最後一章。但她沒有收到監獄的回覆。「或許她們覺得在監獄放映演出，並不是一個好主意。他們有他們優先考慮的事。而他們並不欠我什麼解釋。」再後來，王婕的丈夫賣掉了車，她留在紐約繼續其他主題的音樂創作。「我不再有這樣的奢侈常常去明尼蘇達。有時候事情會消退，而我需要尊重它。」

這之後，她在社交媒體上更新了一句James Baldwin的名言：藝術家和囚徒的共同之處，是他們都知道什麼是自由（What artists and prisoners have in common is that both know what it means to be free）。

王逸然是哈佛大學法律博士候選人，曾在麻塞諸塞州和紐約市從事法律援助工作。她目前在哥倫比亞大學進修創意寫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