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在女子监狱教音乐，相遇锁住心的囚徒

编者按：自周六起，端传媒将重新启动“异乡人”栏目，每月一期，由身在香港、台湾和海外的端传媒编辑们轮班主持，为读者带来移民、逃离、互动、对峙和作为“他者”在彼岸寻找自我的点滴，欢迎点击订阅。我是本周的值班编辑张妍。这期故事是关于一个华裔作曲家与监狱囚徒的相遇。

下午一点至两点，刚好是莎克皮女子监狱的“移动时间”，囚犯们穿著橙色囚衣和王婕擦身而过，时不时有人将目光停在她身上。在去监狱之前，王婕与一位曾在退伍军人协会做心理医师的朋友进行演练，对方扮演囚犯，她来学习如何应对监狱里的紧急事件。“走进房间的第一秒，你就要准备好揭开自己的皮囊。别以为你比她们优越——她们隔著一英里就能闻见你是个什么东西。”朋友告诉她。

监狱门口挂著醒目的标识：“XX天无事故”，王婕感叹“这永远是监狱的第一目标”。那是2017年，华裔作曲家王婕开始在明尼苏达州的莎克皮女子监狱教授音乐，丰富囚犯的精神生活。“我本以为监狱至少对创意课程是欢迎的，但看到这个标识，我意识到对监狱管理者来说，‘创意’也意味著‘事故风险’。”

那个下午，只有王婕一个访客，她提早到场，用身分证件换取姓名牌，然后坐在等待区。她正赶上监狱换班，狱警们陆续走出铁门，“他们都拿著透明的包”，“那时候我想，‘这是来真的了’，‘任何人在监狱里都是可疑的，哪怕是自己的员工’。”她听到有人喊她的名字，然后去安检区，把所有的随身物品都放进金属监测器，再被全身搜查，以免带入毒品、钱、香烟或者武器。上课用的铅笔是监狱发放的，但也要被一一清点，待她出来的时候要再被清点一次——在监狱里，铅笔也可以是武器。从安检区行至探访室，有三道铁门，一道门放下之后，下一道门才会升起。

王婕第一次走进莎克皮监狱的时候，就恰好发生了“事故”：两个女囚在食堂打了起来。“当时第二典狱长正带我从一栋楼走到另一栋，我们在走廊里的两道门之间。突然，所有人都不动了。第二典狱长和我说，‘别动。现在你不能动，我也不能动。’”“整个监狱静止了，”或许是过了十五分钟、二十分钟，“监狱里不能戴手表，我只能猜测，对我来说好像过了一辈子——警报才解除。”

走过图书室和祈祷室，她终于来到了教室。门吱呀作响，十二个学生依次进来。王婕做了自我介绍之后，一个学生问她：“你为什么来这里？你想从我们身上获得什么？”

她后来了解到，大多数囚犯成长与贫困家庭，且不成比例地来自少数族裔，八成以上的女囚经历过性暴力或肢体暴力。警惕，是她们的生存技能：一切给予都令人生疑。王婕想起朋友的话，坦诚地答：“其实我也不清楚今天为什么会在这里给你们上课。但有一件事情我知道，我是非常幸运的人，从小就有音乐天赋，我想把它们分享给你们。”

雨落莎克皮

她为学生演奏萧邦的《雨滴前奏曲》之后，一个学生说，这首曲子令她想起“像磐石一样”支持著她的母亲，“这些音符稳固地落下，就像母爱的恒久如一”。

“从来没有人和我这样解读过这首曲子，”王婕过去也只是按照曲子的标题去理解，想著“这些音符是雨滴”。她才觉知这些学生“是苏醒著的”，可以透过音乐思考自己的经历。

莎克皮是“无触碰”监狱，女囚们不能和王婕握手或者拥抱；莎克皮亦不按犯罪类型来管理，杀人犯和和醉酒驾车的肇事者关在一起。王婕的每一堂课被限制在一个小时，因为监狱的日程表是按照囚犯们服用药物的时间来安排，她的课被挤进其中，但如果没有被打扰，可以延长至90分钟。她还有一个授课搭档，叫做朱宜，是华裔剧作家。二人起初给女囚们上音乐鉴赏课（music appreciation），后来也教戏剧写作（theatrical writing）、复调对位（counterpoint）等。有些是音乐理论课，比较枯燥，有时她也组织小型音乐会和工作坊，参与度更高。但狱警叮嘱王婕不要让她们唱太久，“因为很多人曾滥用药物，声带不像普通人一样有弹性”。

一个学生偷偷告诉王婕，她们几个在课后讨论了一下，“我们觉得你还不错（We think you are OK.）”。那个学生很喜欢鼓捣发型，第二次课前，她用发蜡做了一个刘海，“婕，你看见了吗！我知道你今天要来，所以为了你做这个发型！”从第二堂课起，她们开始和王婕分享私人的故事，“那些她们可能只会对牧师说的事”。她们意识到音乐课能让她们在日复一日的劳动、报数之外，品尝到一点自由的滋味。

能去监狱教学，源自2015年奥巴马政府的一个试点项目，给囚犯助学金，让他们在监狱内获得学位，以便出狱后找到谋生办法，减少再犯率。当时王婕正在纽约大学音乐系做博士研究，也给本科生上音乐理论课。这些学生大多家境优越，成长轨迹相似，使得王婕有冲动接触一些不一样的群体。刚好，纽约大学拿到了一笔政府拨款，招募愿意去监狱教书的老师，王婕由此去了纽约州的一间监狱考察。但大学最终决定采取“实用路线”，砍掉了音乐项目，要教授给囚犯更容易找到工作的技能。王婕转而拿到另外一笔独立的艺术基金，最终走进了明尼苏达州的莎克皮。

曾有人告诉王婕，女囚通常不会诉诸暴力，但很善用情感操纵人，“表面看上去，她们很友好，跟那些社交能力强的人没有任何区别，你根本看不出她们做过非常可怕的事情”。

在王婕的课上，狱警等到女囚们坐稳，便坐到走廊尽头，留王婕与她们单独相处。“我得知道我的教室里都有谁，是什么危险程度”，王婕于是和朱宜上网搜索了学生的犯罪纪录，她发现那个曾发问挑衅她的学生是杀人犯，在男友睡著的时候，用一把尖刀缓缓地割开了男友的喉咙。“你看到了吗？你看到她做了什么吗？”朱宜对她尖叫。“如果说我没有恐惧，那我是在撒谎。”王婕说。

她读到约翰·杰伊刑事司法学院（John Jay College of Criminal Justice）的心理学教授艾比·施泰恩（Abby Stein）的一段话，普通人与罪犯的区别究竟是什么？“并非是泾渭分明的黑白，而是程度（degree）。一旦跨过了那个临界值，他们就成了被监禁的人，在他们的余生里，都要去证明自己的无辜。”王婕回忆。

“他们中大部分人确实不是无辜的，对社会造成了伤害，这是事实。”王婕说，“但我也常常惊叹他们有多么接受我，接受我授课的方式，接受我看待他们的方式——甚至比自由世界的人更多。对我而言，这还是一个谜题。”

监禁，是不是社会的“绝望之举”？她由此想到，“就像是对抗人体内的癌细胞一样，我们的社会除了把他们关起来、让他们与外界失去联系之外，简直束手无措。”

她望著狱警腰上挂著的大串金属钥匙，感到“对一些人来说，囚犯是锁在牢里的动物”。“对我来说，他们像是锁住了心的人，找不到打开的钥匙。”

“命悬一线”的艺术家

王婕出生在1980年的上海——文化大革命落幕四年，改革开放两年，计划生育初步施行。即使是在大都会上海滩，时代也没有退去严苛的底色。四岁时，父母都要上班，把王婕送去一个部队附属托儿所。“我的托儿所其实算是在一个军事基地上，那时，每天中午学校规定孩子们要午睡。午睡？我才不午睡！”王婕回忆，四岁的她学会“越狱”，走出这个“军事基地”，一路走去奶奶家，“奶奶见到我都惊
呆了”。

她父亲是音乐家，决意要从小培养王婕。她四岁开始学钢琴，也本能地喜欢画画。父亲认识的一位画家看到王婕的涂鸦，拿到她父亲面前说，“你一定要让孩子接著画画，她就是一个小毕加索。”她期待著父亲表扬她，但在回家的公交车上，父亲一言不发，手里攥著她的画，撕碎，扔出了窗外。“我记得他和我说，‘你要集中精力，你的生命是投入音乐的，不要再画画了’。”直到今天，王婕画一点什么的时候，“身体还是会感到紧张”。

她的第一位老师是著名音乐教育家杨立青，三十多年后，王婕仍称他是人生中“第一位英雄”，因为“他看见了我”。当年四岁的王婕，还不识字，却已经识谱，将音乐形容为“母语和初恋”。在幼儿园的毕业典礼上，五岁半的王婕演奏了巴赫创意曲。

虽被视作音乐神童，又被杨立青赏识和教导，但王婕的音乐之路阻力重重。十一岁她报考上海音乐附中，没有被录取。“我不知道为什么，但从父母的争执中，我猜测父亲认为是学校老师与他不和。也是那时，父亲对音乐世界失望了，认为音乐世界里也充满了贪婪和政治斗争。”王婕回忆父亲，“他是一个充满创造力的人，在当时上海文化和经济的转变中，他充满了挣扎。我没有去上音附中，大概是他最后一根稻草，而我也被他的挣扎牵连。”

她去了一所正统的重点中学，起初成绩不好，“只擅长语文和英语”，“已经竭尽全力了，但还是不够”。她未放弃音乐，想著大学要去考上海音乐学院，但“他们都不相信我能考上”，因为“其他考生这（中学）六年都在进行专业训练”，而我是“拿鸡蛋碰石头”。

家里的冲突频繁爆发，父母日日争吵，“就像地狱一样”。有一次，“他们打架，把家里所有的东西都砸烂了，我只好躲到朋友家”。

那次之后，学校老师花了一个上午时间说服王婕：“和你爸爸说你想住到学校来。在你家的环境里，你的成绩要受到影响的。”初中一年级的冬天，她带著行李逃去了学校宿舍，成了年纪最小的寄宿生。再后来，父亲喝醉酒，对她进行家庭暴力。“我以为他要把我打死了。那对我来说是一次濒死的记忆”。她逃到上海江湾地区，分租下一间房子，学校、父母、同学都不知道她住在哪，她靠教钢琴赚钱维生。

“从离开家的时候，‘家’的概念就已经结束了。”稀疏的行李里，有三盒卡带：贝多芬《第五交响曲》、柴可夫斯基《悲怆》和高沙科夫《天方夜谭》。她把卡带放进随身听里，每按一个键就会发出“咔”的声音。在她后来称为“监禁生活”的寄宿日子里，这三盒录音带给了她无法言说的慰藉。

“这些音乐家能想像吗？在一百年、两百年之后，一个远在上海宝山区的女孩的生死全寄托在他们身上。我命悬一线，全凭他们才支撑下来。谁还能说艺术是多余的？”王婕说，音乐创造出的意象穿越了时间和空间，触碰到她。

她开始意识到音乐是她腹中炙烧的火——不是生活的消遣，而是生死攸关的事。父亲想要她去考复旦大学新闻系，但她转考上海音乐学院。父亲骂她：“你脑子有问题吗？你有这么多机会，这么多可能性，为什么要去追求一条死路呢？”又过了一年，王婕只身去了曼哈顿音乐学院（Manhattan School of Music）。

“人，是动词，不是名词”

王婕在美国开始接受心理治疗，想要“理解自己的经历，理解创伤是什么”。

回忆最初在监狱里遭到学生的挑衅与提防，类似的感受她也有过。她一度觉得“人们都是来让我的生活更悲惨的，打击我，或者评判我”。“我曾活在排水沟里，所以我知道尘土的滋味。”

后来她才意识到，“在多数情况下，人们都已经尽力了”。“他们在我面前表现出的样子，只是因为他们的挣扎和挑战都不被看到。”她开始留意人们流露善意的时刻，“收集它们”，并“准备分享给别人”。“我之前不知道，其实我是深爱人类的。”王婕说，“与我有过节的，或许是时间。”

心理医生对她讲，不妨换个角度去重看痛苦的经历；她的敏感与高度警觉，也可以视作一种天赋。“你可以理解人心难以触及的部分，你可以像看X光片一样看透人性，而这一切都会作用在你的艺术创作上。”那时，王婕明白自己不必再成为创伤的受害者。

她没有走上钢琴表演之路，而选择了作曲，成为一个创作者——“表演是纯粹的愉悦”，而“创作是痛苦的”，她可以“通过创作与人建立深厚的联系”。数年间她写了许多交响乐、协奏曲和歌剧。

在莎克皮监狱的时候，她也教学生创作。复调对位课上，王婕请求监狱的图书管理员帮忙打印了十几张乐谱，拼图一样贴在墙上，让学生们读谱子，在一条旋律的基础上再加上一条，所谓复调。有一个女囚是第一次写复调，她站起来，哼出旋律，王婕跟著她的声音在钢琴上弹出来，发现这个学生写的比她自己写的更好听。

女囚们想要去表达自己，也有这个能力。王婕以监狱为题，创作歌剧《雨落莎克皮》，虚构了一个在母亲节等待女儿来探望的女囚故事。除了描绘监狱生活的单调、压抑，也探索了母亲的心理：既然希望和女儿共度时光，又希望女儿远走高飞，成为和自己不一样的人。那时她愈发感觉到不应该用索取者的姿态——不能走到这些人生中已经充满掠夺的女人面前说，“我想要你们的故事来创作”。

她想，或许人最终追求的是归属感，“人想知道，我不是一个人在承受这一切的苦难”。“就像音符一样，我们辨认一个音，常常是通过它和其他音的关系。”她走到钢琴面前，从音键A开始演示，“A是一个每秒振动频率440赫兹的音，但它不会单独存在。”她按下A，紧接著按下另一个音键，“喔，这听起来精神饱满，”她换了一个A与其他音键的组合，“噢，听起来像是加多了盐的菜”。

“人也一样。人，是动词，而不是名词。你怎样去了解一个人？看他/她怎样与他人互动，怎样行为举止。”因此她常常在想，“对于许多做了罪大恶极的事情的人，我们或许可以追溯到某一个决定性瞬间——在那个瞬间，如果有一个相反的力量作用在他/她身上，或许他/她会走上另一条路。”

“要创造那个力量，语言是不够的，但音乐可以，跨过语言的屏障，跨过时间。”王婕说。

后来，《雨落莎克皮》在明尼苏达大学韦伯音乐厅首演，表演者是专业歌唱家和童声合唱团，也有监狱里学生们的“幽灵合唱”。她的学生无法离开监狱，狱警破例让王婕用监狱简陋的录音设备录制。她们的音调并不精准，有时甚至听不清歌词，但令狱外的“自由人”第一次听到了铁窗后面的声音。

《雨落莎克皮》最终没有回到莎克皮女监。首演之后，王婕再次联系监狱工作人员，想要在监狱里播放首演录像作为课程的最后一章。但她没有收到监狱的回复。“或许她们觉得在监狱放映演出，并不是一个好主意。他们有他们优先考虑的事。而他们并不欠我什么解释。”再后来，王婕的丈夫卖掉了车，她留在纽约继续其他主题的音乐创作。“我不再有这样的奢侈常常去明尼苏达。有时候事情会消退，而我需要尊重它。”

这之后，她在社交媒体上更新了一句James Baldwin的名言：艺术家和囚徒的共同之处，是他们都知道什么是自由（What artists and prisoners have in common is that both know what it means to be free）。

王逸然是哈佛大学法律博士候选人，曾在麻塞诸塞州和纽约市从事法律援助工作。她目前在哥伦比亚大学进修创意写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