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色漸漸暗下來，夕陽躲入海對岸的山體後面，淺橙色光暈有層次地於遠處天空散開。拍照的時候，蔣曉薇坐到臨海的一處石墩上，就在攝影師尋找最佳構圖的那半多分鐘裏，她出神地望向海面，流露與鏡頭前的拘謹截然不同的悠然自得。
關於海，她有說不完的故事。在以往的傳媒訪問中，她自詡邊緣的屯門人，家住屯門碼頭附近，落街就是一片海。她是個整日在海岸線徘徊的人。中學時代，那裏沒有大型商場、戲院、圖書館，她無事常拎本書，坐到碼頭讀；或與同學沿著長堤漫步，傾談至日暮黃昏。
這一回，蔣曉薇講了個與眾不同的故事。那是2017年冬天，她不經意間滑手機時透過新聞看到的畫面，在紐西蘭南島北端黃金灣一處較偏遠的地方「送別角」（Farewell Spit），四百多頭鯨魚集體衝上海灘擱淺，被人發現時，牠們之中過半數都已死亡，黑色屍體擁擠在一起，鋪滿整條海岸線。淺灘的海水染成一片粉紅。仍有生命跡象的鯨魚，伴著死去的同伴，尾巴拍打沙灘，發出陣陣哀鳴。
「在那個當下，我見到很多生命無望、等死的狀態，好痛心。」下意識地，蔣曉薇心底冒起一股寒氣，彷彿預見了香港將來的一點什麼。「我第一個感覺是，這個城市在等死，等人去救。傘運後大家明明知道打壓是存在的，但沒人再出聲。好像大家突然間都不想再談這件事。」
蔣曉薇以擱淺來描述這種力不從心的消沉狀態，也由城市命運和眾生相的聯想中獲得衝動和靈感，開始動筆寫《秋鯨擱淺》，最初是舞台劇本，後來再擴寫為長篇小說，2020年8月在台灣出版。
這場書寫原是很私人的，只被視作自我情緒的宣洩與療癒。她自謙文壇新人，因今年創作《幻愛》電影同名小說方漸獲讀者關注。所以那時未起勉勵讀者的念頭。但若說再多一點的野心，的確也有，就是記錄和保留，這源於始終糾纏她的某種焦慮感，害怕城市擁有的光輝與記憶隨時散失。
在《秋鯨擱淺》修訂、出版的2020年，香港早已發生翻天覆地的變化。小說裏瀰漫的無力感煙消雲散，為悲憤、恐懼、惶恐等集體情緒所取代。人們似乎由「擱淺」狀態甦醒，反抗意識空前高漲。蔣曉薇猶疑過，這個故事是否已經無法回應當下社會？現在她想通了，荒謬當道，有些叩問亙古不變。
許是她天生浪漫，年少時她寫信從不貼郵票寄出，而要穿越社區親手放入對方的郵箱，「我行過去你生活的世界，這件事好浪漫。」所以她相信苦難面前，人與人的聯結、對地方之愛，終可打救彼此。
選擇延續故事生命
蔣曉薇第一次發現自己原來也有能力寫一些動人的故事，是在一個名叫「Why Not」的戲劇工作坊。
那時她從香港中文大學畢業，在中學教了一段時間書，「生活需要點綴」。工作坊的年輕人吵吵鬧鬧，一起寫故事、改劇本和排練。有一天，劇團的導演問大家，想不想有一個演出機會？「劇本沒有主題，你想寫什麼都可以。他覺得這個劇本有可塑性的話，就會找你談，情節走向、人物和對白，在談的時候，你就慢慢會知道自己想寫一個什麼樣的故事。」
蔣曉薇構思了一個關於名字的故事：一個女孩叫余家寶，無父無母，映襯得名字極為諷刺，根本無家，何談家「寶」？她從小討厭自己的名字，因為筆畫繁多，太難寫。隨著閱歷漸長，她開始尋找自己名字的意思，最終在跟命運交手中建立「家」，發現自己亦是「寶」。
這個簡單的劇本框架，便是2016年於沙田大會堂連演多場的舞台劇《家·寶》的雛形。
《家·寶》上演兩個禮拜後宣告落幕，意味著這一故事的生命已經完結，但蔣曉薇說，我不想讓它完結。「我們用了很多時間去寫、去排練，但舞台劇壽命很短，不會留下什麼。」她知道，想要延續作品的生命，最好的方式是將其轉化為文字。「我是讀中文的，我應該有能力去改寫成小說。」
有了空間，蔣曉薇如魚得水，自由發揮得很過癮。她的思緒不再侷限於記錄個人經歷，而是尋找與城市歷史軌跡的交叉點，側寫時代變遷，由此梳理出人與城的連繫。一言以蔽之，她傾向於寫出一本個人視角下的時代備忘錄。
重擬時間線，令人物置身1984年至2013年的香港，橫跨整個香港主權移交的歷史；又細緻對焦社區變遷，一些對香港獨具意義，但已消失的地方，被清拆的皇后碼頭、重新發展的裕民坊和囍帖街，那裏曾發生一些以後香港不再發生的東西；亦不忘記敘包裹瑣碎日常的流行文化，如電視劇《阿信的故事》、明星張國榮和梅艷芳，「我很喜歡張國榮，把這些寫進去好像是在完成我自己的心願。」
不難發現，蔣曉薇前後三本作品《家·寶》、《幻愛》、《秋鯨擱淺》都是基於成熟劇本的再創作。問她在既定框架下寫作靈感受限嗎？完全不，相反在她的理解中這一形式是主動選擇的，目的在於完善和豐富，「寫劇本是初衷，即我有件事想講，這件事是很直接的。但我不是戲劇大家，我的作品有很多地方需要拓寬，所以小說像我自己的2.0或3.0進化版。」
到《秋鯨擱淺》，蔣曉薇試圖「拉闊故事的深度、長度、厚度」的野心更加明顯。
2017年該劇在沙田大會堂上演，她坐在台下，是觀眾中的一員。抽離出來再回頭重新審視、消化自己寫的故事，反而激發出諸多全新想像，她發覺它不完整，「我還有很多東西想講，我想將歷史、我喜歡的文學和哲學糅合到一起。戲劇做不到，就算做到，也很淺。」她必須用自己熟悉的方式重新雕琢，讓它能夠承載更多的訊息與情感。
《秋鯨擱淺》表面上是一段師生戀，來自內地的新移民學生蘇月秋和中學老師遊敏兒，談書傾心，藉由他們的相處牽涉到更宏觀的社會異化，高度自治漸漸被侵蝕，生活和本土文化空間也受內地影響萎縮，於是校園分化、家庭關係對立、中港矛盾等一個個癥結逐一凸顯。
其後兩年多的時間裏，蔣曉薇深居簡出，日間在學校工作，下班後躲進圖書館的自修室筆耕不輟。未曾想，《秋鯨擱淺》寫至尾聲，突然爆發反修例運動。那一年所有事都看似陡然加快，發生得那樣突然，那樣爆炸性。蔣曉薇感受到體內有兩股拉扯力，迫她抉擇，究竟是潛心創作還是上街實踐公民責任。她說，那是她創作最艱難的時候。
「我想我做不到置身事外。因為幸福不是從天上掉下來的，你看那些年輕人他們有時面對政府的控罪，受皮肉之苦，食晒催淚彈，其實他們也感染咗你。公民抗命是應該做的事，所以我要出去。我走出來就是一個表態，比如我不想這個條例通過，比如我要政府回應五大訴求，雖然不知道結果，但我希望政府看到我們的發聲。」之所以如此肯定，蔣曉薇承認在那樣幾個瞬間，看到舊事重演的徵兆，以更粗暴、激烈的方式。
六年前的傘運，警方封鎖金鐘佔領區清場，學生們堅持留守到最後一刻，坐在那裏等待被捕，一個個被抬走。那一幕深深震撼了蔣曉薇，以致她時隔多年再講起，仍有淚在眼裏滾動。
「當你見到好多後生仔女被人拉，你會覺得我仲返緊工，我仲喺屋企食緊飯、睇緊新聞。他們追求的東西也是你追求的，但你又不在那裏。我覺得自己好似……」她微微側過臉，停頓數秒，似垂眼思量，更似盡力平復情緒，之後才緩慢而艱難地補完這句話：「一個逃兵。」
失落異鄉人
簿櫃裏被人放了一封信，署名很陌生，蔣曉薇想了半天，也沒能將名字跟印象裏任何熟悉的面孔對上。
打開信，蔣曉薇便開始走近一個十多歲少女的心事。
後來得知那封信來自隔壁班一名新移民學生，無父無母、被家姐申請來港讀書，家中還有兩個弟弟。母親自殺給她的傷痛之大，令她在一面對自身前途感到迷惘，一面又肩負照顧弟弟的責任之中，不自覺地一度相信這也會是她最終得以解脫的唯一出路。她孤獨，一點也不喜歡香港，覺得它功利、拜金，覺得自己不屬於這裏。她只想在大陸安安靜靜地生活。
當蔣曉薇看到懸於字裏行間奮力掙扎的年輕生命，她就再難用「新移民」的標籤去審視對方，「如果不認識她，我可能只覺得她是其中一個來香港拿了些資源又不珍惜、要回內地的人。但當她跟你誠實地講心事，對家庭、對香港怎麼看，怎麼看她的人生，以及與母親之間解不開的結，太寫實了。我會把她看作一個有困難的生命，不知道怎麼走每一步。而我作為大人，究竟能不能給她一些支持？」於是蔣曉薇回了信，兩人保持書信來往。
一年後，女孩畢業，又輾轉遠赴台灣讀書，他們仍時常聯絡。近來聽說她供職於台灣一間報館，忙到時常睡在公司，至今還沒有申請到永久居留權。「她好像一直處於一個『異鄉人』的狀態，從大陸到香港，再到台灣，至今也沒能找到自己的根。」
蔣曉薇記得，有一回自己受邀到她家中做客，那間擠迫公屋裏，擺放了一個書架，上面大多是些文學作品，「最多的是蕭紅的書。」她不免揣測，大抵蕭紅的飄泊身世令女孩讀來頗有幾分感觸。
這並非孤例，平日批閱學生文章時，蔣曉薇就發現了。「新移民學生可能經歷了來港的變遷，有種種不適應，文章有時會寫鄉愁、與家人的關係，或者思考人如何面對一些變異狀態。」她出於好奇，常常主動跟他們交談。當社會指責新移民學生搶奪資源、赤化香港時，蔣曉薇反而捕捉到他們身上的某些特質，更易理解他們離鄉別井的困苦，「他們在香港生活得一點也不開心。你問他們不覺得香港很好，不想留下來嗎？他們不覺得。他們的命運掌握在父母手裏，只是因為父母在這裏工作，所以申請他們過來。他們在大陸成長，朋友、親戚、最關心他們的人，其實都在大陸，而父母常年在香港，他們之間未必很熟悉。」
無論身處校園內外，這群人始終位居邊緣，孤獨如影隨形。「香港學生放學後通常做什麼呢？去網吧、睇戲、打機，或者行完街先返屋企。但新移民學生零花錢不多，人生地不熟，語言又不通，放學就返屋企了。」蔣曉薇也問過他們，既然來到香港，為什麼不試試講廣東話？他們覺得不純正的廣東話不好聽，更顯得格格不入。
正是基於這份同情和關懷，蔣曉薇塑造了《秋鯨擱淺》中蘇月秋這一角色。但實則流離失所的「異鄉人」苦痛書寫，她原本是打算由自身出發，寫那些「生於斯長於斯」的本地人，眼見制度崩壞，昔日美好家園日漸褪色，變得猶如異鄉般陌生，卻無法力挽狂瀾。
兩種失落的「異鄉人」，雖然有別，但又能彼此相通。「關於人與命運的聯結，或者自己家是一個什麼元素？在什麼地方才可以落地生根？」這些叩問，連同人生許多痛苦，大多可以從閱讀中探尋答案、得到紓解。
她說，如果自己的故事，在日後也能產生這樣的生命力，她將感到非常欣慰。
對抗荒謬，她唯一的武器不過是閱讀
訪問結束後不久，蔣曉薇傳來一張相片，是米蘭·昆德拉《生命不可承受之輕》中的一頁。她正在讀，先後用黃色和藍色的筆標註出同一段話：「面對包圍她的粗俗世界，她能用來對抗的武器其實只有一個：她從城裏的圖書館借來的書；尤其是小說。」
今年《幻愛》和《秋鯨擱淺》兩本新書出版，令蔣曉薇的日程排得滿滿。在網絡逐漸多起來的視頻和相片裏，她常戴著頂貝雷帽，鼻梁上架著副圓圓的細框眼鏡，背雙肩包。這天的訪問亦是如此。
略顯安靜的蔣曉薇，一談起書，臉上神情立刻變得生動起來，侃侃而談。她將自己的大多數時間都消磨在圖書館，那裏是相較都市人跡罕至的邊緣地帶，卻是她藏身的防空洞。
香港中文大學本部的圖書館一樓，穿過中庭，右邊有三個特大書櫃，放的都是香港文學、香港文化研究的書，左邊是大片落地玻璃，晴天時光線很舒服。唸大學時，蔣曉薇特別喜歡躲在那裏看書，稱之為「最接近天堂的地方」，「因為你抽任何一本書出來，幾乎都會有一個驚世發現，一打開『嘩，咁正嘅』，然後讀完放回去，再打開第二本。在那裏你可以無窮無盡地找到你想要的東西，你會從作品裏看到很多可能性，見到世界好開闊。」
所以當2017年對城市前景的焦慮令情緒陷入最低潮，蔣曉薇也一頭潛入書海，懷抱尋找答案的念頭，想看看那些大時代的苦難曲折中前人如何度過。
第一本翻開卡繆的《異鄉人》，又一口氣追讀完《反抗者》、《薛西弗斯神話》和另一些札記。卡繆的文字告訴她，原來荒謬才是人生的真相，必須要先接受這種常態，才有超越苦難的可能。
「突然鬆了口氣。好像突然釋懷了，覺得再荒謬的事在歷史上也發生過。你當日見到的事也是參與，你只是參與緊一段歷史。在人類歷史上總是有很多checkpoint，是沒得逃避的，你就是活在這條時間線裏。人生可能80歲命，要麼10歲，要麼20歲30歲40歲50歲，你總會有一段時間會遇到一些大的洪流。你知道這些，你就不會再那麼悲痛了。」
她又讀蘇軾的詩詞，滿腹詩書的才子因新黨執政被貶，仕途一落千丈，卻吟得出如《前赤壁賦》「寄蜉蝣於天地，渺滄海之一粟」，或《念奴嬌·赤壁懷古》「人間如夢，一尊還酹江月」這般詩句，是何等縱橫恣肆。蘇軾說的也是同一個道理，「歷史長河就是這樣奔騰的，我們只是其中一點，不必太過介懷。」
而白先勇的《台北人》所拉開的一幅「金色畫卷」，更令她聯想香港。那班從大陸流落到台北的老兵，眼前面對的是一個高度壓抑的戒嚴社會，但他們始終活在金黃色的過去裏，想像著從前的日子多麼美好，多麼繁華。他們將自己的青春和未來都放在了那個金黃色的夢裏。「那個狀態好像香港，主權已經移交，但我們仍然活在一個繁華的過去，好自由的過去，我們好懷念。」但現實是，現在開始可能需要重新建立人生。
「靈魂的痛苦是可以相交的」，這些閱讀經驗她通通寫進《秋鯨擱淺》，她透過人物之口巧妙形成「上交古人」跨越時空、地域的立體對話，這場對話的縱軸是時間，橫軸是地域，話題則繞不開苦難人生的變異狀態。
荒謬當道，蔣曉薇說每個人都是薛西弗斯。在卡繆筆下，薛西弗斯受天神懲罰，必須將巨石推到山頂，但到達山頂後巨石又自動滾落山腳。薛西弗斯一再重複這個徒勞的過程。「你要做些事，證明你存在。而每天將巨石推上去，就是對荒謬的反抗。」她此刻蓄滿力量，又迫切想安慰到仍在苦苦掙扎的人。
於是，修訂《秋鯨擱淺》小說時，蔣曉薇添加了一個全新角色楊閱，她參與社會運動不幸頭部受傷陷入數年昏迷，具象亦擬人化2014年至2019年間的低迷社會。其中寓意不言自明——昏迷狀態下守護一些重要的價值。「我們不出聲，不代表沒進展。擱淺是在沉澱，思考我們的方向，思考我們如何走下去。」
文章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