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色渐渐暗下来，夕阳躲入海对岸的山体后面，浅橙色光晕有层次地于远处天空散开。拍照的时候，蒋晓薇坐到临海的一处石墩上，就在摄影师寻找最佳构图的那半多分钟里，她出神地望向海面，流露与镜头前的拘谨截然不同的悠然自得。
关于海，她有说不完的故事。在以往的传媒访问中，她自诩边缘的屯门人，家住屯门码头附近，落街就是一片海。她是个整日在海岸线徘徊的人。中学时代，那里没有大型商场、戏院、图书馆，她无事常拎本书，坐到码头读；或与同学沿着长堤漫步，倾谈至日暮黄昏。
这一回，蒋晓薇讲了个与众不同的故事。那是2017年冬天，她不经意间滑手机时透过新闻看到的画面，在纽西兰南岛北端黄金湾一处较偏远的地方“送别角”（Farewell Spit），四百多头鲸鱼集体冲上海滩搁浅，被人发现时，牠们之中过半数都已死亡，黑色尸体拥挤在一起，铺满整条海岸线。浅滩的海水染成一片粉红。仍有生命迹象的鲸鱼，伴着死去的同伴，尾巴拍打沙滩，发出阵阵哀鸣。
“在那个当下，我见到很多生命无望、等死的状态，好痛心。”下意识地，蒋晓薇心底冒起一股寒气，仿佛预见了香港将来的一点什么。“我第一个感觉是，这个城市在等死，等人去救。伞运后大家明明知道打压是存在的，但没人再出声。好像大家突然间都不想再谈这件事。”
蒋晓薇以搁浅来描述这种力不从心的消沉状态，也由城市命运和众生相的联想中获得冲动和灵感，开始动笔写《秋鲸搁浅》，最初是舞台剧本，后来再扩写为长篇小说，2020年8月在台湾出版。
这场书写原是很私人的，只被视作自我情绪的宣泄与疗愈。她自谦文坛新人，因今年创作《幻爱》电影同名小说方渐获读者关注。所以那时未起勉励读者的念头。但若说再多一点的野心，的确也有，就是记录和保留，这源于始终纠缠她的某种焦虑感，害怕城市拥有的光辉与记忆随时散失。
在《秋鲸搁浅》修订、出版的2020年，香港早已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小说里弥漫的无力感烟消云散，为悲愤、恐惧、惶恐等集体情绪所取代。人们似乎由“搁浅”状态甦醒，反抗意识空前高涨。蒋晓薇犹疑过，这个故事是否已经无法回应当下社会？现在她想通了，荒谬当道，有些叩问亘古不变。
许是她天生浪漫，年少时她写信从不贴邮票寄出，而要穿越社区亲手放入对方的邮箱，“我行过去你生活的世界，这件事好浪漫。”所以她相信苦难面前，人与人的联结、对地方之爱，终可打救彼此。
选择延续故事生命
蒋晓薇第一次发现自己原来也有能力写一些动人的故事，是在一个名叫“Why Not”的戏剧工作坊。
那时她从香港中文大学毕业，在中学教了一段时间书，“生活需要点缀”。工作坊的年轻人吵吵闹闹，一起写故事、改剧本和排练。有一天，剧团的导演问大家，想不想有一个演出机会？“剧本没有主题，你想写什么都可以。他觉得这个剧本有可塑性的话，就会找你谈，情节走向、人物和对白，在谈的时候，你就慢慢会知道自己想写一个什么样的故事。”
蒋晓薇构思了一个关于名字的故事：一个女孩叫余家宝，无父无母，映衬得名字极为讽刺，根本无家，何谈家“宝”？她从小讨厌自己的名字，因为笔画繁多，太难写。随着阅历渐长，她开始寻找自己名字的意思，最终在跟命运交手中建立“家”，发现自己亦是“宝”。
这个简单的剧本框架，便是2016年于沙田大会堂连演多场的舞台剧《家·宝》的雏形。
《家·宝》上演两个礼拜后宣告落幕，意味着这一故事的生命已经完结，但蒋晓薇说，我不想让它完结。“我们用了很多时间去写、去排练，但舞台剧寿命很短，不会留下什么。”她知道，想要延续作品的生命，最好的方式是将其转化为文字。“我是读中文的，我应该有能力去改写成小说。”
有了空间，蒋晓薇如鱼得水，自由发挥得很过瘾。她的思绪不再局限于记录个人经历，而是寻找与城市历史轨迹的交叉点，侧写时代变迁，由此梳理出人与城的连系。一言以蔽之，她倾向于写出一本个人视角下的时代备忘录。
重拟时间线，令人物置身1984年至2013年的香港，横跨整个香港主权移交的历史；又细致对焦社区变迁，一些对香港独具意义，但已消失的地方，被清拆的皇后码头、重新发展的裕民坊和禧帖街，那里曾发生一些以后香港不再发生的东西；亦不忘记叙包裹琐碎日常的流行文化，如电视剧《阿信的故事》、明星张国荣和梅艳芳，“我很喜欢张国荣，把这些写进去好像是在完成我自己的心愿。”
不难发现，蒋晓薇前后三本作品《家·宝》、《幻爱》、《秋鲸搁浅》都是基于成熟剧本的再创作。问她在既定框架下写作灵感受限吗？完全不，相反在她的理解中这一形式是主动选择的，目的在于完善和丰富，“写剧本是初衷，即我有件事想讲，这件事是很直接的。但我不是戏剧大家，我的作品有很多地方需要拓宽，所以小说像我自己的2.0或3.0进化版。”
到《秋鲸搁浅》，蒋晓薇试图“拉阔故事的深度、长度、厚度”的野心更加明显。
2017年该剧在沙田大会堂上演，她坐在台下，是观众中的一员。抽离出来再回头重新审视、消化自己写的故事，反而激发出诸多全新想像，她发觉它不完整，“我还有很多东西想讲，我想将历史、我喜欢的文学和哲学糅合到一起。戏剧做不到，就算做到，也很浅。”她必须用自己熟悉的方式重新雕琢，让它能够承载更多的讯息与情感。
《秋鲸搁浅》表面上是一段师生恋，来自内地的新移民学生苏月秋和中学老师游敏儿，谈书倾心，借由他们的相处牵涉到更宏观的社会异化，高度自治渐渐被侵蚀，生活和本土文化空间也受内地影响萎缩，于是校园分化、家庭关系对立、中港矛盾等一个个症结逐一凸显。
其后两年多的时间里，蒋晓薇深居简出，日间在学校工作，下班后躲进图书馆的自修室笔耕不辍。未曾想，《秋鲸搁浅》写至尾声，突然爆发反修例运动。那一年所有事都看似陡然加快，发生得那样突然，那样爆炸性。蒋晓薇感受到体内有两股拉扯力，迫她抉择，究竟是潜心创作还是上街实践公民责任。她说，那是她创作最艰难的时候。
“我想我做不到置身事外。因为幸福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你看那些年轻人他们有时面对政府的控罪，受皮肉之苦，食晒催泪弹，其实他们也感染咗你。公民抗命是应该做的事，所以我要出去。我走出来就是一个表态，比如我不想这个条例通过，比如我要政府回应五大诉求，虽然不知道结果，但我希望政府看到我们的发声。”之所以如此肯定，蒋晓薇承认在那样几个瞬间，看到旧事重演的征兆，以更粗暴、激烈的方式。
六年前的伞运，警方封锁金钟占领区清场，学生们坚持留守到最后一刻，坐在那里等待被捕，一个个被抬走。那一幕深深震撼了蒋晓薇，以致她时隔多年再讲起，仍有泪在眼里滚动。
“当你见到好多后生仔女被人拉，你会觉得我仲返紧工，我仲喺屋企食紧饭、睇紧新闻。他们追求的东西也是你追求的，但你又不在那里。我觉得自己好似……”她微微侧过脸，停顿数秒，似垂眼思量，更似尽力平复情绪，之后才缓慢而艰难地补完这句话：“一个逃兵。”
失落异乡人
簿柜里被人放了一封信，署名很陌生，蒋晓薇想了半天，也没能将名字跟印象里任何熟悉的面孔对上。
打开信，蒋晓薇便开始走近一个十多岁少女的心事。
后来得知那封信来自隔壁班一名新移民学生，无父无母、被家姐申请来港读书，家中还有两个弟弟。母亲自杀给她的伤痛之大，令她在一面对自身前途感到迷惘，一面又肩负照顾弟弟的责任之中，不自觉地一度相信这也会是她最终得以解脱的唯一出路。她孤独，一点也不喜欢香港，觉得它功利、拜金，觉得自己不属于这里。她只想在大陆安安静静地生活。
当蒋晓薇看到悬于字里行间奋力挣扎的年轻生命，她就再难用“新移民”的标签去审视对方，“如果不认识她，我可能只觉得她是其中一个来香港拿了些资源又不珍惜、要回内地的人。但当她跟你诚实地讲心事，对家庭、对香港怎么看，怎么看她的人生，以及与母亲之间解不开的结，太写实了。我会把她看作一个有困难的生命，不知道怎么走每一步。而我作为大人，究竟能不能给她一些支持？”于是蒋晓薇回了信，两人保持书信来往。
一年后，女孩毕业，又辗转远赴台湾读书，他们仍时常联络。近来听说她供职于台湾一间报馆，忙到时常睡在公司，至今还没有申请到永久居留权。“她好像一直处于一个『异乡人』的状态，从大陆到香港，再到台湾，至今也没能找到自己的根。”
蒋晓薇记得，有一回自己受邀到她家中做客，那间挤迫公屋里，摆放了一个书架，上面大多是些文学作品，“最多的是萧红的书。”她不免揣测，大抵萧红的飘泊身世令女孩读来颇有几分感触。
这并非孤例，平日批阅学生文章时，蒋晓薇就发现了。“新移民学生可能经历了来港的变迁，有种种不适应，文章有时会写乡愁、与家人的关系，或者思考人如何面对一些变异状态。”她出于好奇，常常主动跟他们交谈。当社会指责新移民学生抢夺资源、赤化香港时，蒋晓薇反而捕捉到他们身上的某些特质，更易理解他们离乡别井的困苦，“他们在香港生活得一点也不开心。你问他们不觉得香港很好，不想留下来吗？他们不觉得。他们的命运掌握在父母手里，只是因为父母在这里工作，所以申请他们过来。他们在大陆成长，朋友、亲戚、最关心他们的人，其实都在大陆，而父母常年在香港，他们之间未必很熟悉。”
无论身处校园内外，这群人始终位居边缘，孤独如影随形。“香港学生放学后通常做什么呢？去网吧、睇戏、打机，或者行完街先返屋企。但新移民学生零花钱不多，人生地不熟，语言又不通，放学就返屋企了。”蒋晓薇也问过他们，既然来到香港，为什么不试试讲广东话？他们觉得不纯正的广东话不好听，更显得格格不入。
正是基于这份同情和关怀，蒋晓薇塑造了《秋鲸搁浅》中苏月秋这一角色。但实则流离失所的“异乡人”苦痛书写，她原本是打算由自身出发，写那些“生于斯长于斯”的本地人，眼见制度崩坏，昔日美好家园日渐褪色，变得犹如异乡般陌生，却无法力挽狂澜。
两种失落的“异乡人”，虽然有别，但又能彼此相通。“关于人与命运的联结，或者自己家是一个什么元素？在什么地方才可以落地生根？”这些叩问，连同人生许多痛苦，大多可以从阅读中探寻答案、得到纾解。
她说，如果自己的故事，在日后也能产生这样的生命力，她将感到非常欣慰。
对抗荒谬，她唯一的武器不过是阅读
访问结束后不久，蒋晓薇传来一张相片，是米兰·昆德拉《生命不可承受之轻》中的一页。她正在读，先后用黄色和蓝色的笔标注出同一段话：“面对包围她的粗俗世界，她能用来对抗的武器其实只有一个：她从城里的图书馆借来的书；尤其是小说。”
今年《幻爱》和《秋鲸搁浅》两本新书出版，令蒋晓薇的日程排得满满。在网络逐渐多起来的视频和相片里，她常戴着顶贝雷帽，鼻梁上架着副圆圆的细框眼镜，背双肩包。这天的访问亦是如此。
略显安静的蒋晓薇，一谈起书，脸上神情立刻变得生动起来，侃侃而谈。她将自己的大多数时间都消磨在图书馆，那里是相较都市人迹罕至的边缘地带，却是她藏身的防空洞。
香港中文大学本部的图书馆一楼，穿过中庭，右边有三个特大书柜，放的都是香港文学、香港文化研究的书，左边是大片落地玻璃，晴天时光线很舒服。念大学时，蒋晓薇特别喜欢躲在那里看书，称之为“最接近天堂的地方”，“因为你抽任何一本书出来，几乎都会有一个惊世发现，一打开『哗，咁正嘅』，然后读完放回去，再打开第二本。在那里你可以无穷无尽地找到你想要的东西，你会从作品里看到很多可能性，见到世界好开阔。”
所以当2017年对城市前景的焦虑令情绪陷入最低潮，蒋晓薇也一头潜入书海，怀抱寻找答案的念头，想看看那些大时代的苦难曲折中前人如何度过。
第一本翻开卡缪的《异乡人》，又一口气追读完《反抗者》、《薛西弗斯神话》和另一些札记。卡缪的文字告诉她，原来荒谬才是人生的真相，必须要先接受这种常态，才有超越苦难的可能。
“突然松了口气。好像突然释怀了，觉得再荒谬的事在历史上也发生过。你当日见到的事也是参与，你只是参与紧一段历史。在人类历史上总是有很多checkpoint，是没得逃避的，你就是活在这条时间线里。人生可能80岁命，要么10岁，要么20岁30岁40岁50岁，你总会有一段时间会遇到一些大的洪流。你知道这些，你就不会再那么悲痛了。”
她又读苏轼的诗词，满腹诗书的才子因新党执政被贬，仕途一落千丈，却吟得出如《前赤壁赋》“寄蜉蝣于天地，渺沧海之一粟”，或《念奴娇·赤壁怀古》“人间如梦，一尊还酹江月”这般诗句，是何等纵横恣肆。苏轼说的也是同一个道理，“历史长河就是这样奔腾的，我们只是其中一点，不必太过介怀。”
而白先勇的《台北人》所拉开的一幅“金色画卷”，更令她联想香港。那班从大陆流落到台北的老兵，眼前面对的是一个高度压抑的戒严社会，但他们始终活在金黄色的过去里，想像着从前的日子多么美好，多么繁华。他们将自己的青春和未来都放在了那个金黄色的梦里。“那个状态好像香港，主权已经移交，但我们仍然活在一个繁华的过去，好自由的过去，我们好怀念。”但现实是，现在开始可能需要重新建立人生。
“灵魂的痛苦是可以相交的”，这些阅读经验她通通写进《秋鲸搁浅》，她透过人物之口巧妙形成“上交古人”跨越时空、地域的立体对话，这场对话的纵轴是时间，横轴是地域，话题则绕不开苦难人生的变异状态。
荒谬当道，蒋晓薇说每个人都是薛西弗斯。在卡缪笔下，薛西弗斯受天神惩罚，必须将巨石推到山顶，但到达山顶后巨石又自动滚落山脚。薛西弗斯一再重复这个徒劳的过程。“你要做些事，证明你存在。而每天将巨石推上去，就是对荒谬的反抗。”她此刻蓄满力量，又迫切想安慰到仍在苦苦挣扎的人。
于是，修订《秋鲸搁浅》小说时，蒋晓薇添加了一个全新角色杨阅，她参与社会运动不幸头部受伤陷入数年昏迷，具象亦拟人化2014年至2019年间的低迷社会。其中寓意不言自明——昏迷状态下守护一些重要的价值。“我们不出声，不代表没进展。搁浅是在沉淀，思考我们的方向，思考我们如何走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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