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世下的香港死亡直播：導演郭臻最想拍的

編按：歲末寒流愈甚，但切膚之寒，顯然並非這個年尾以及可預期的未來最凜人的。趁2021謎底尚未揭盅，端的文化組製作了這輯「年度文化人物」，志從中國、香港、台灣各拾一鋒利切片，切入未來虎口，期冀可由此察看思想之累積與承接，未來若有謎底，我們亦置身其中。專題來到第二篇，香港。訪問上月甫獲金馬獎最佳劇情短片的《夜更》導演郭臻，他說，他最想拍的，是盛典之下一場死亡。

2019年，香港爆發反修例運動，街頭瀰漫催淚煙與火舌，從夏至冬，每一個星期都有令人心碎的事情發生，以一組組數字為代表。社會動盪，人們沒心思娛樂，電影院票房自然受影響。

一年後，香港電影的票房及產量沒有太大起色，然而話題不絕。隨6月30日國安法生效，反送中紀錄片《佔領立法會》、《理大圍城》購票熱潮不斷，但發行機構「影意志」一再表示，場地難覓，電影院拒上，難以滿足觀眾龐大需求。後來兩部電影，都被電檢署勒令加上有如「衰仔紙」（不供養父母證明書）般的聲明，指電影對犯罪行為有細緻描寫。同樣情形，也發生在梁銘佳、Kate Riley合導的短片集《夜香・鴛鴦・深水埗》。

創作自由寒冬將近之際，《十年》導演歐文傑高調宣佈移民，同時周冠威的《幻愛》收1500萬港元票房（儘管只是勉強收回成本），成為全年港產片票房亞軍，引起「黃色電影圈」熱潮。香港人撐香港電影，更有郭臻的短片《夜更》奪2020金馬獎最佳劇情短片，然而由於其形式（短片）及刻劃反修例示威的主題，未來或難在戲院上映。《十年》所宣示的十年未到，香港社會已經翻天覆地，香港電影出現一種「獨立製作」諸多受限，卻比主流娛樂媒體更能引起本地觀眾支持的現象——郭臻的作品便是其中之一。

在短片《夜更》獲得金馬獎最佳劇情短片後再見郭臻，他本人還是沒什麼變化——同樣的雷鬼頭、抽手捲煙，在他光顧開的「黃店」戶外咖啡店聊天，寒風中不經不覺談了兩小時，他還用儲下來的印花（便利店或超市的積分小貼紙）請我喝黑咖啡。我問他，都已經拍了十部短片，《流放地》入圍過，到《夜更》終於拿下金馬獎，你覺得自己是個怎樣的導演？

他沉吟半响，說：「懵撚（憨人）囉。」我失笑，但回想整個訪問下來，郭臻確實透露一份憨人的氣息，他鮮有拋書包，也不是有急才急智的那種導演。緩緩回答，細細回想，他有自己的節奏，令我逐字稿的碼字速度也緩了下來。似乎即使外界天崩地塌，也不會改變他的節奏。

《十年》所宣示的十年未到，香港社會已經翻天覆地，香港電影出現一種「獨立製作」諸多受限，卻比主流娛樂媒體更能引起本地觀眾支持的現象。

心甘命抵拍電影

1985年生，2004年入讀香港演藝學院電影電視系，2009年畢業，至今完成10部短片。每一組數字都是香港製造。「我不是那種影癡級的導演。一直以來，和創作拍檔討論劇本時，你知道總需要提一下不同作品的名字，通常我都沒看過，常常給朋友笑話。」

郭臻的中學年代只對歷史（香港本地中學課程分為中史及世界歷史）和中國文學感興趣。自言讀書表現一般，挺過中五會考，發現預科的課程編排和教學方法更加沒趣，一周逃學兩三天，預科只考了歷史文學。預科畢業，正正是2003年「沙士」疫情結束，香港市道一面消沉的時候。

當時他只能在家附近打兼職，可以回家吃午飯，省不少錢。某日他的同事說想報讀香港演藝學院，唸電影。他還以為演藝學院只訓練舞台劇之類的人，沒想到可以拍電影。入讀之前，他只有在中學拿著DV拍攝學生會宣傳短片的經驗。郭臻和同事一起報名，又申請到學費資助，在電影電視系唸一年文憑課程，再唸本科。

郭臻找到自己的世界。他說，以前在中學性格較自我，不願和人合作，但是拍電影往往要集體完成，要從編、導、演及各個項目相互協力；而他發現惟獨是電影，令他願意花費心力。「拍戲前一晚我會緊張到失眠，又不怕面皮薄，經常求人幫忙，為了拍電影你叫我跪我就會跪。我找不到其他可以讓我如此投入的東西。」

「那時學院對學生的分工不算明顯，首兩年沒有主修，和同學一起拍功課，什麼崗位都嘗試。歐文傑（《十年》導演）的短片《聖誕禮物》，我是場記。周冠威（《幻愛》導演）當時好像已經是兼職講師。許學文（《樹大招風》導演）更是我功課的tutor。到第三年大家都要競爭考入導演主修，又要筆試又要面試，我是當中的『黑馬』，大家都沒想到我成功考入導演主修。」

「為了拍電影你叫我跪我就會跪。我找不到其他可以讓我如此投入的東西。」

拍攝別人的家，看到自身的家

在郭臻首兩部作品《一天》和《媽媽離家上班去》裡，可以看到他對社會基層、小人物的關注。《一天》講述一個屋邨內的瘦婆每天清早就到魚市場做零工，天光後便挨家逐戶收集紙皮，收入微薄卻要養起被兒子遺棄的孫女。《媽媽離家上班去》則切入菲傭角度，菲傭為家人子女有美好生活離鄉別井，到頭來卻因為長年累月的隔閥，未能共敘天倫。

「我好奇菲傭題材，是因為她們存在卻有很多人不認識她們，每個人都知道她們重要，卻沒有人拍過。當時老師比較擔心執行問題，我和演員言語不同，菲傭大多數要上班，難以遷就拍攝時間。甚至他們覺得，我不熟悉她們的文化，是不是只想消費議題，搏拿獎（希圖拿獎）呢。」

郭臻覺得，當時對學院最大的想法是，一日未拍到成品，千萬不要期望有人明白你。「學系的老師當然會講創作，但是我本來有份幻想，以為學院的存在，是為了幫助有故事想說的人，把成品創作出來。但是當時我要就各種質疑，一一說服老師，如果老師覺得我想法未夠深入的話，會勸不要拍。」

確實，近年有不少香港電影關懷社會弱勢，延績人文關懷路線，可是郭臻的作品，並沒有刻意炮製議題大雜燴。他記得那時寫《媽媽離家上班去》的劇本遇到瓶頸，老師陳慧不斷質問他「為什麼要說這個故事？」。終於他把自己逼入牆角地思考，發現他想說的，是自己與媽媽的關係。

「我是家中幼子，有幾個姐姐一個哥哥，因為媽年紀大時生下我，我和她其實有好大代溝。我以前常常不體諒她，直到拍這部作品，才算是某程度感受為人父母要承受什麼，要想什麼。《媽媽離家上班去》拍最後一組戲前，我和主角閒聊，她很輕描淡寫提起某年回鄉，家中的幼子認不出媽媽，一直躲在爸爸身後。那晚是平安夜，會放煙花，煙花爆開的一瞬間，幼子受驚便抱住她的手臂，她就哇一聲大哭了。我再努力去拍，其實只能拍出那些真實當中的一小部份。」郭臻一邊聽一邊哭，拍完戲後打電話給媽媽，那天媽媽在醫院。

郭臻導演主修時的功課《一天》，戲裡瘦婆逐家逐戶收紙皮，有個郭太太和她聊天，知道瘦婆沒法到魚市場打工，說會幫她留意工作。他說，《一天》同樣是真人真事，瘦婆經常在他的屋邨出沒，起初以為只是一個獨居長者，後來發現她還要照顧孫女。郭臻的母親會在瘦婆上門時請她喝湯。經過觀察瘦婆這個人，他慢慢生起想要拍攝她的念頭。
迂迴地把母親放到自己的作品內，問郭臻想不想拍自己的家？他想了一會兒，說自己仍未準備好。「一想像到要在媽媽前擺鏡頭，經過鏡頭凝視她，想一想已經受不住。我不懂得形容這份感覺，可能是尷尬，可能怕不知怎面對。」

確實，近年有不少香港電影關懷社會弱勢，延績人文關懷路線，可是郭臻的作品，並沒有刻意炮製議題大雜燴。

小人物本土到底，便能普世

從此，郭臻的每一部短片皆自出於名為「香港」的機杼，南亞勞工、老人、的士司機、外傭，無一不是香港的一份子，卻又隱藏在繁忙的都市風景中。

「其實是那些人物先吸引了我，我便想拍出來，看看其他人有沒有一樣看法。」《一天》、《媽媽離家上班去》先後奪得中國、台灣以及歐洲獨立電影影展獎項，他說不少觀眾都在短片中想起自己的家人，即使外國人也一樣。郭臻以為電影拍得太本土，未必有人明白，但結果出乎所料，現在才明白電影只要本土到底，就可以走到世界不同角落。在德國參加學生影展期間，冬天平日晚上10時放映學生短片，照樣滿座。甚至之後有個婆婆在戲院認出了他，走過來說她看了《一天》。

郭臻說，他想拍的人物，都源自身邊的現實，因為來自現實，處理上也傾向平實，令觀眾相信那些事有在發生。他望向街上，早上穿越街道的上班族、推手推車運貨的工人、貨櫃車司機在車內吸煙，都是每日擦身而過的人物故事。

「我還是很希望能拍出人性當中的幽微的地方，就像文學一樣。大概觀眾看我作品裡的香港，都不會是一個很幸福的地方，某程度上人吃人，生存大不易。不過我覺得香港人都有種韌性，像《一天》的瘦婆不願承認兒子棄養，拒簽文件以申請綜援，那是她面對苦難的尊嚴。又像《流放地》的南亞青年，明明一天經歷許多壞事情，回到板間房，煮營多麵（Indomie）吃，站在別人房門前看電視，就好像遺忘了所有事情。無論什麼階級，大家心底裡都有份愁緒，有一種纏繞大家的不安感，生活朝不保夕，隨時幻滅，所以心靈一直都漂泊著，要以韌力維持或對抗。」

談著談著，郭臻偶遇一位同行阿鹿。兩人寒喧幾句，阿鹿提到，他們兩人以前常到牛頭角另一條街光顧食肆，老闆、員工都熟絡，然而他們都是「藍絲」（持不同政見）。「所以我今天來到這邊買午飯，沒想到見到你。」阿鹿說。郭臻也同意他們說的話有夠難聽，自自然然到其他地方消遣。

郭臻對我說：「經過反送中，有很多人平時你和他們關係其實不壞，但去到政見就一定說話難聽。他們不是惡人，卻又難以相安無事地相處。所以想用電影去表達。」

《夜更》也是一部相當本土的作品。郭臻以「不黃不藍」的的士司機角度切入反修例運動，不少情節、畫面都使香港觀眾為之心神激盪。今年香港電影有不少獨立作品，彷彿傳遞著不少電影人回應時代的逼切欲望。而郭臻出色之處，可能是拒絕定義，拒絕界線，像當中糾纏不清的劇情、紀實元素。

「個人覺得其實兩者真沒有明顯的界線，現實充滿戲劇張力，街上有很多故事，只差在我觀察得到與否。《夜更》一開始定位是劇情片，但我覺得劇情既然發生在2019年的時空，好自然就要拍攝正在發生的事件。主演蔡志強當時有問我，到底角色的政治立場是什麼？我會說他是一個獨善其身的人，罵歸罵，不是事實的就不用罵。蔡志強便想起一些同行，不同意反送中運動，卻同情青年人。我一聽，這個演繹倒不錯。」

想過拍清潔工被困在廁所一整晚，呼吸的盡是催淚氣體；想過拍南亞老伯因為警察封路而迷路，獲年青人幫助回家。反修例運動令郭臻產生很多故事。他認為起碼自己生涯中有至少一部作品和反修例有關，《夜更》是當中完成得最快的一個。

「無論什麼階級，大家（香港人）心底裡都有份愁緒，有一種纏繞大家的不安感，生活朝不保夕，隨時幻滅，所以心靈一直都漂泊著，要以韌力維持或對抗。」

拍電影快，時勢惡化得更快

「如果因為拍攝《夜更》而令我有事，其實今時今日真的不意外，但沒得擔心。」他舉《十年》的《浮瓜》作例子，指《浮瓜》比《夜更》更加直接表達政治意識。故事講述香港十年後，中聯辦官員趁建制派派發食米予街坊期間，策動一場恐襲，由此加速香港成立《國家安全法》。十年未到，今年6月30日，《國家安全法》如假包換，實實在在籠罩每一個香港人頭頂。影意志今年推出紀錄片《佔領立法會》、《理大圍城》，送檢電檢署期間，破天荒被電檢署勒令加插聲明，指電影內容「對犯罪行為有細緻描寫」，影意志追問署方聲明的基礎是否出自《國安法》，對方一直不置可否。

一直以來，但凡牽涉到政治信息的電影，往往會被戲院以「商業決定」為由拒絕上映，即使《地厚天高》、《佔領立法會》、《理大圍城》迴響甚大，也無法上戲院。在2015年《十年》之後，在戲院看有香港政治意識的電影，已成絕響。惟一寬慰是，外國政治意識的電影仍未遭禁，觀眾仍然可以到戲院看堅盧治（Ken Loach）的電影。以《夜更》為例，電影院不會上映，反而台灣觀眾可以在戲院看到，香港人只可以在網上，以及在社區放映、私人放映等場合觀看。

「隱憂一定多，可是我感覺又未必是很大束縛，因為我們早就經過要說服大家一起走下來的階段，日後不能夠直接講，就用其他方式。再者我不是一個為議題信息拍電影的人，最重要是人物與故事吸引到我，才想拍出來看別人有沒有一樣的感覺。」

郭臻目前仍未拍出個人首部劇情長片。在創作環境漸漸惡化的今日，拍攝長片牽涉更大資源，也因此投資者、演員對劇本題材相當敏感。拍過《十年》，又以《夜更》奪金馬獎，會否日後更難以開拍長片，成為遺憾？

「不擔心。對我來說短片也是一個獨立的存在，不是長片才叫電影，短片的力度和重要性，未見得比長片差。當然人一世物一世，起碼想試一回拍紀錄片和劇情長片，但是如果拍不到，那不是因為我不想拍，而是環境不容許，又有可能是我實力不足⋯⋯說實話，看看中國或者其他國家，總有辦法低成本拍到長片，應亮也做過，只是現在真的較麻煩的問題是，發放作品渠道受限。我想觀眾在戲院看我的作品，大銀幕始終比投映機不同。」

「日後不能夠直接講，就用其他方式。我不是一個為議題信息拍電影的人，最重要是人物與故事吸引到我⋯⋯」

盛世下的死亡

去年催淚彈特別多，街頭瀰漫火焰和毒霧，人人身心受創。在「悲情又有點鼓舞」下，郭臻想起了發生在2012的「南丫海難」，未來他想拍出一場盛世下的死亡。該年十月一日國慶煙花匯演當晚，一艘香港電燈載客船遭港九小輪「海泰號」撞擊，瞬即沉沒，事故共造成39人死亡、92人受傷。

然而8年後，17名遇難者家屬發公開信，批評警方至今未完成事故調查，令死因庭未能召開。他們指警方和多個政府部門冷待事件，林鄭月娥不聞不問。同年11月，律政司決定不再就海難起訴任何人。

「我覺得海難隱喻了很多東西，可以說這是香港本身的死亡直播：國慶日下的沉船，安靜的海面，8年後仍拿不到死亡證。如果召開死因研訊，可能會像周梓樂一樣，有好多可以翻案的資料。可是事實當年部份肇事官員還升官，明明白白是一場慶典下的死亡。」
從郭臻關心的人事可以看到，香港電影發展到今天，《國安法》通過，創作自由一再受壓，電影人卻變得更加關心自己城市的傷痛，族群的苦難。不論地位高低，電影人都渴望以創作表達內心的說話，而不再像以前般考慮市場，考慮賣座要素。

從《幻愛》高踞全年港產片票房亞軍（1500萬港元），及受戲院停業影響的話題作《夜香・鴛鴦・深水埗》，到在社交媒體上已乏人留意、被視為親共的傳統主流娛樂媒體，或一般因「商業原因」拒絕上映香港人關心的題材電影的電影院，不難看出，在2019年之後，說出自己的故事，才是當下香港人想要的娛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