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秒鐘》撤檔、刪減與低調公映：專屬於中國影迷的創傷式觀影體驗

《一秒鐘》終於公映了。

這部去年因「技術原因」退出柏林電影節主競賽的張藝謀新作，可以說是打響了2019年一整年「技術原因」撤檔的頭炮。也正因如此，它最終得以成功上映，對於身在中國、非常關心中國電影發展的電影愛好者來說，有著非比尋常的意義。然而《一秒鐘》在公映之前，還是發生了對於中國影迷來說足夠驚心動魄的小插曲：2020年11月24日，就在《一秒鐘》11月27日正式公映的同一週，《一秒鐘》因「技術原因」被取消11月25日在金雞百花電影節的開幕放映資格。原定於去年12月7日公映的婁燁新作《蘭心大劇院》，同樣是被取消在金雞百花電影節的放映，在那之後更是消無聲息地撤檔，至今都未能登陸銀幕。11月24日當天，中國影迷們總免不了擔心，27號還能順利地看到《一秒鐘》嗎？

《一秒鐘》的故事發生在1975年，文化大革命結束前的一年。勞改犯張九聲（張譯飾演）得知自己的女兒在《新聞簡報》22號中出了鏡，為了看一眼多年未見的女兒，冒死逃出勞改農場，想要在影院播放《新聞簡報》時看見他的女兒。在這個過程中，他結識了想要偷膠片來做燈罩的劉閨女（劉浩存飾演），以及努力想要保住工作的放映員范電影（范偉飾演）。《新聞簡報》的膠片出了意外，在地上被拖了好幾里的路，嚴重損毀。眾人合力搶救、清洗了膠片，才順利地看到了電影。而張九聲如願以償地在銀幕上看見女兒後，再次被抓回勞改農場。

可以說，《一秒鐘》的故事所處的時代背景，是這部電影備受關注，又遭受嚴苛審查的關鍵原因。文革近年來在中國愈發被淡化，張藝謀即便虛化時代背景，聚焦個體經驗，也依然會觸碰審查機構敏感的神經。

文革這段歷史，我並未經歷過。《一秒鐘》沒有將主要的敘事精力放在文革上，沒有親身經歷文革、對文革瞭解片面的我，也並非因電影中張九聲的經歷產生共情，卻沉浸在一種相當痛苦的、不可言說的創傷之中。我身邊不少影迷也有相似的觀影體驗——即便大家對《一秒鐘》褒貶不一，都基本能明白彼此說的這種觀影體驗到底是什麼。

這是一種正在成型的、專屬於中國影迷的創傷式觀影體驗。

瀏覽《一秒鐘》在豆瓣條目的各種評價與討論，不難發現，散場後大家首先關心的問題是，《一秒鐘》到底刪了什麼？

要提出這個問題，首先需要在觀影的過程中意識到刪減的存在。對於一個沒有和「審查」一起生活過的觀眾，他或許也會覺得張九聲不顧性命，賭上一切要看到女兒在《新聞簡報》22號中那一秒鐘是有點怪異的，說服力不足；而當他看到片尾的「兩年後」，張九聲獲釋，做的第一件事情竟然不是馬上去見他的女兒，而是去找劉閨女，這種怪異感便會抵達頂峰，自然而然地會質疑編劇的劇作能力。

然而對於一個「訓練有素」的中國影迷來說，就算在進戲院之前不曾知道《一秒鐘》公映前經歷的這些風波，不知道《一秒鐘》有補拍，在觀影的過程中發現了張九聲行為邏輯的不通順之處，依然能察覺其中的怪異，這種怪異感逐漸從「戲內」轉向「戲外」：不是編劇沒有考慮到這一點，而是有些事情編劇沒辦法說，因為不讓說。

閱讀了關於《一秒鐘》的評價和討論後，這種怪異感找到了來由：張九聲的女兒實際上已經死了，她因為父親被判為勞改犯，需要「爭先進」才能消失父親對她的影響。在爭著去搶第一袋麵袋子時，她被尚未停穩的卡車給撞死了。《新聞簡報》22號的那一秒鐘，是她留在世間的最後一段影像。對於物質匱乏的那個年代，張九聲錯過了這一秒，便真的再也「見」不到他的女兒了。補上了這少了的最重要的「一幀膠片」，這部電影才完整。

要意識到少了這一「幀」，還得意識到這一「幀」是被審查機構剪去的，如果要順暢地理解這個故事，觀眾還需要在觀影時自己把這一「幀」給接上去，能同時做得到這麼多事情的當然得是中國影迷。但情感發生的過程並不是機械地加一「幀」、去一「幀」，人坐在戲院裏，並不能喊停電影的放映。影迷坐在座位上，隱約地察覺到了這一點，在影片繼續放映的過程中逐漸消化這一點，足夠敏銳的話還已經主動地把少掉的這關鍵一「幀」給補上，同時又不得不繼續看著眼前殘缺的影像。這足以勾起影迷們關於電影審查的各種創傷記憶，此時影迷們已經不只是在看電影所講述的文革如何傾軋個體，更是在「看」現實中審查如何傾軋電影創作，眼前的人事物開始跳躍、模糊，對張九聲、劉閨女、范電影等人的共情不再止步於現有的敘事。專屬於中國影迷的創傷式觀影體驗，此時便開始具備雛形。

這種戲裏戲外的互文，與《一秒鐘》的敘事本身沒有直接關係，借用《一秒鐘》裏的范電影使出的一個絕活兒或許更能理解：張九聲表示女兒的影像只有一秒鐘，太短，看不夠，范電影便把張九聲的女兒出現之後的膠片剪去，再把留下來的膠片接起來，在放映室裏做了一個「大循環」，循環播放他的女兒的影像。

張藝謀在《一秒鐘》裏傾注得更多的是他對膠片電影的情結，「大循環」這一段，一方面是導演要給如今的觀眾展示已經被工業淘汰的膠片電影放映技術，另一方面是通過張九聲循環地看著女兒在作為意識形態輸出的《新聞簡報》裏那短短一秒鐘，再現特殊年代對個體的傷害。

影迷們在觀看《一秒鐘》的這段時，與范電影、張九聲的共情，和電影原來的語境有了出入。影迷們一方面代入張九聲，需要把電影中明顯的「雜音」給去除；另一方面代入范電影，在自己的腦海中實現「大循環」，把該去掉的東西去掉，把缺少的東西補上，自我構建一部「新」的《一秒鐘》，並認定想像中的《一秒鐘》比眼前的《一秒鐘》要更真實。共情的發生在片尾明顯為了適應審查而補拍的「兩年後」應當會抵達頂峰，雖然眼前的角色依然在說著話，故事看起來還沒結束，但影迷們知道，真正的《一秒鐘》已經結束在漫天的黃沙覆過張九聲女兒的膠片的那個鏡頭。

這些很明顯都不是張藝謀拍《一秒鐘》時原本想表達的東西，更不是單純的「說者無意，聽者有心」。是張藝謀原本的表達、審查機構的刪改痕跡，以及影迷自身在其中的投射一起合力，才完成了如此非人的觀影體驗生產。《一秒鐘》絕不是第一部迫於審查壓力而遭到刪改的電影，但此前有過類似遭遇的電影恐怕很難生產出這種觀影體驗。

《一秒鐘》以膠片電影作為拍攝對象，電影作為一種實體在片中反覆出現，原本就有助於戲內戲外互文的情感共振；《一秒鐘》遭到刪改的情節在整個劇本當中發揮著決定性作用，影響到整部電影的方方面面，足以不斷地提醒觀眾刪改的存在，並持續地影響觀眾對片中人物的理解與共情；而這種觀影體驗的生產又主要發生於戲外的時空，張藝謀沒辦法從一開始就精心地計算影片中的情感喚醒步驟，是多方合力下才陰差陽錯地鑄就了如此扭曲的體驗。說實在的，看得懂這麼多、想得到這麼遠，真的是一種值得驕傲的事情嗎？一點都不是，這只能證明影迷離正常人有多遠，為了看電影有多卑微。

所以，看著崔幹事（余皚磊飾演）心血來潮地把對張九聲而言比生命還重要的那兩格膠片翻出來，看著別人隨意地把那兩格膠片丟棄在荒漠中，我心疼的是那個如此珍惜電影，卻又被審查機構如此粗暴且漫不經心地對待的每一位觀眾；而看到劉閨女雖然不明白那張舊報紙裏曾經包著什麼，僅僅因為知道那裏面的東西對張九聲很重要，撿起來後遙遠地向被押送中的張九聲揮舞時，我心疼且感動地落淚。張藝謀便如同劉閨女，雖然不知道自己是如此曲折地向觀眾完成了一次意義的表達，但其中的善意與良知能夠跨越那麼遠的距離完成一次對彼此的聯結。

去年12月在IFFAM澳門國際影展上看的《蘭心大劇院》，也曾在我身上喚起過相似的創傷。區別在於，張藝謀是無心的，而婁燁是有意的。

婁燁的《蘭心大劇院》是一部諜戰片，故事發生在1941年的上海，彼時上海正處於孤島時期。表面看起來，婁燁這一次的確只是在拍諜戰的故事，但因為對導演的基本瞭解，我在其中讀出了一些言外之意。如果說《一秒鐘》裏張藝謀與觀眾的暗號是膠片，那《蘭心大劇院》裏婁燁與觀眾的暗號是密碼。也正因婁燁在《蘭心大劇院》裏是很主動地在試圖與觀眾通過暗號來交流，所以他給觀眾留下了更多、更複雜的線索，好讓觀眾確信自己不是在過度解讀。

首先是全片多次出現了的多重時空切換。第一場戲是主要人物在排練舞台劇，期間「表演」的空間屢次被建立與打破，各種情緒在其中交織。我們在看各位演員演《蘭心大劇院》，《蘭心大劇院》裏的角色也在排舞台劇，另外角色們在諜戰裏本就身披多重角色。虛實的切換已經把時空模糊到觀眾可能分不清的地步，我們何不再向前一步，把《蘭心大劇院》也給模糊了呢？為何不試著分析婁燁是不是在這部電影的表象下暗藏玄機呢？

其次是諜戰中必不可少的密碼。于堇要破譯日軍的密碼，獲取情報。這提示我們，觀看《蘭心大劇院》，也可以是在破譯婁燁埋藏其中真正的表達。

再次便是高潮戲，日軍進入「蘭心大劇院」，用暴力打斷了正在演出的舞台劇。

根據這三個確定的點，我試圖重構婁燁在《蘭心大劇院》中建立的表意體系，並重新審視所有的情節與情緒。

被暴力打斷的舞台劇，可能是婁燁的自訴，是他從影這麼多年，被審查機構屢次閹割的控訴。片中試圖幫助于堇（鞏俐飾演）的女大學生來自燕京大學，被特務（王傳君飾演）強姦後試圖反抗再被殺害，可能是與婁燁的《頤和園》完成了一次遙遠的呼應。故事設置在日軍偷襲珍珠港之前，婁燁沒有改寫歷史，日軍偷襲依然成功，就是我們這個時代終究會繼續壞下去，無法阻擋。于堇明知道去蘭心就是死，也依然對司機說「去蘭心」，以及于堇與譚吶（趙又廷飾演）相約出事後要在哪裏相見，可能就是婁燁與我們的約定：哪怕時代已經糟糕至此，哪怕他已經不可能完整地表達自己，他依然可以如此曲折地與我們相約，在我們的「蘭心大劇院」，看我們的《蘭心大劇院》。我們讀得懂婁燁，婁燁也知道我們讀得懂。

婁燁穿透了審查的重重阻擋，依然能努力地在向我們表達真實的自己。意識得到這一點，解讀得出這一層，已經足以勾起我的記憶中關於電影審查的創傷。

這種體驗相當私人，原本實在很難向他人清晰地說明。神奇之處恰恰在於，看起來影迷們無需過多的贅述，便足以相互意會到那麼多不可說的、游離於電影之外的情緒。在《一秒鐘》與《蘭心大劇院》的豆瓣評論區下方，影迷們不約而同地、隱晦地試圖表達相似的感受。

在澳門舊法院大樓看完《蘭心大劇院》後，我在感受到強烈的痛苦時，也在質疑這種痛苦是否屬實，忍不住懷疑我可能只是過度解讀了。與同場的友人交談過，還完整地把豆瓣評論區的短評閱讀了一遍後，我發現大家都察覺到了婁燁的意有所指。《蘭心大劇院》內裏如果真的存在著婁燁的隱晦自訴，那觀眾似乎只能通過彼此來確認這一點。

而到了《一秒鐘》，這一點似乎變得更為明顯。一方面影迷人們與記者們都在討論《一秒鐘》，影迷們都在為能不能順利公映而揪心，但映後大家只是在豆瓣評論區隱晦地、欲說還休地談及這種「只有中國影迷能體會」的觀影體驗，「剩下的就不多說了，懂的都懂」之類的表述在大家的文章中大量出現。

我嘗試著與身邊的影迷朋友交流，結果往往要麼是我們只需要只言片語就明白對方想說什麼，剩下的無需多言；要麼就無論怎麼解釋都不明白為何我會如此扭曲地與這部電影共情，迫使我把自己的傷痛再次揭開，才稍微能讓對方理解為什麼這種觀影體驗的生產是可能的。

我很不願意沉浸在這種體驗當中。一方面，這種體驗只能不斷地提醒我自己活得有多扭曲，另一方面，沉迷於這種解讀當中，也容易淪為顧影自憐與自我沉醉，對真實的表達並無多少益處。但又能有什麼辦法呢？我們畢竟是活在2020年的中國，注定只能繼續和審查共存下去，這種專屬於中國影迷的創傷式觀影體驗必然只會繼續發生。

謝漢斯，曾就職於NGOCN，擔任文化版編輯，現為獨立撰稿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