間諜小說大師勒卡雷也走了：殘酷世界是怎樣運作的

綜觀英國報章的勒卡雷訃聞，標題除了稱他為「間諜小說大師」（master spy writer）或「出身自間諜的小說家」（spy turned novelist）之類，多是稱他為「《鍋匠，裁縫，士兵，間諜》的作者」（author of Tinker Tailor Soldier Spy），難免讓人覺得有點欠缺。

其實以勒卡雷（John le Carré）在英國家傳戶曉的大名，早就可以像他筆下的角色史邁利（George Smiley）般獲頒起碼是OBE (Most Excellent Order of the British Empire，大英帝國勳章）的勳銜，成為 Lord David或Sir David，但他在1982年時戴卓爾（Margaret Thatcher）夫人執政時已表明拒絕授勳。他討厭傳媒大亨梅鐸（Rupert Murdoch）的話近乎人身攻擊，他說兩人吃飯只花了25分鐘；批評魯西迪（Salman Rushdie FRSL）的《撒旦詩篇》，說：「我的立場是，冒犯偉大的宗教，並沒有日常生活的法例或自然法則指明可以不受懲罰。」（My position was that there is no law in life or nature that says great religions may be insulted with impunity.） 換言之，不能濫用言論自由這種較為進步的思想在言論上攻擊觀念上相對較為保守的宗教。兩位重量級作家在1997年開始交惡，至2012年才兵釋前嫌。

雖然在伊頓公學執過教鞭，但他打從心底極其討厭那種自視過高的精英階層。即使名成利就，但他討厭城市的舒適生活，不是住在倫敦的豪宅或高價公寓裏，或者瑞士的農舍（他用《冷戰諜魂》的版稅買下），而是住在遠離塵囂的英國Cornwall鄉間超過40年。他同情揭露「稜鏡計劃」的吹哨人斯諾登（Edward Snowden），同情被視為棋子的間諜，同情被送去試驗藥物的非洲兒童。在高牆和雞蛋之間，他永遠同情後者，不管在書外或書內都一樣。他討厭虛偽，聲稱「自己從來不是模範丈夫和父親，也沒有興趣裝成那個樣子。」（I have been neither a model husband nor a model father, and am not interested in appearing that way.）

童年是作家的存款簿

本名為David Cornwell的勒卡雷，1931年出生，5歲時就被母親抛棄，到他21歲去找她時，她已另外組織家庭，和新丈夫生下孩子。他由父親養大，那人永遠錦衣華服，開Bentley，擺排場，交遊廣闊，聲稱認識所有上流社會的人，也會對他施行體罰。後來他發現父親其實是個撤謊成癮的騙徒，畢生事業都是靠吹牛騙來，甚至到勒卡雷成名後，父親在外地遇到麻煩或坐牢時仍然會發電報向他要錢，有時勒卡雷要尷尬地找在地的經紀人代為繳交費用。

勒卡雷參與軍情五處和六處的情報工作的時間並不是連續，期間曾在伊頓公學教授法語和德語。在61年時以筆名勒卡雷開筆寫第一部小說《死亡預約》（Call for the Dead）。63年的第三部小說《冷戰諜魂》（The Spy Who Came in from the Cold）大獲好評讓他名成利就。同年「劍橋五人組」（Cambridge Five，五個出身劍橋的英國間諜因同情共產主義而被蘇聯的情報組織KGB吸收，反過來向敵人提供情報）醜聞後，他索性辭職成為全職作家，這件事後來啟發他創作《鍋匠，裁縫，士兵，間諜》。

勒卡雷的慘痛成長經歷和投身情報工作的歷練無疑把他熬成老靈魂

他引用同樣寫過間諜小說的格林（Graham Greene ）名言「童年是作家的存款簿」（credit balance of the writer is his childhood）來說，自己生下來就是百萬富翁。在《完美的間諜》（A Perfect Spy）裏，他描述一個父親是行騙高手的男人Magnus Pym，經父親栽培後成為教育背景良好和應對得體和男人，先獲英國情報機構相中為間諜，後來又被捷克情報機關吸收，並討了個名門之後的女人讓自己步步高陞。就算被懷疑是雙重間諜，對他深信不疑的上司也為他保駕護航，這個視背叛和偽裝為家常便飯的男人因此成為完美的間諜。箇中的父子情仇壓根是勒卡雷和父親關係的藝術轉化。勒卡雷對此書的藝術成就知之甚詳。Magnus的名字在拉丁文就是「偉大」（great）的意思，magnum opus就是「代表作」。

《冷戰諜魂》獲英國犯罪作家協會（Crime Writers’ Association）將《完美的間諜》評選為「匕首中的匕首」（Dagger of Daggers，就是最佳的犯罪小說），充其量只能讓他成為頂尖的犯罪/間諜/通俗小說大師，但對很多讀者來說，《完美的間諜》這本半自傳才是他的代表作，足以和其他文學作品匹敵。美國作家菲利普·羅斯（Philip Roth）盛稱本書為戰後最佳英國小說。

勒卡雷的慘痛成長經歷和投身情報工作的歷練無疑把他熬成老靈魂，讓他在30歲出頭寫出來的小說主角史邁利初登場就不是初出茅廬的菜鳥，到了《鍋匠，裁縫，士兵，間諜》更成領退休金的初老男人，和妻子關係也不佳。這固然反映了勒卡雷的創作心態，也可以確保史邁利不能靠拳腳功夫，只能用腦袋和敵人對奕，不像年輕人般衝動，反而做事沉穩，時時反省自身的處境，和佛萊明（Ian Fleming）和勒德倫（Robert Ludlum）筆下的風度翩翩的占士邦和孤狼傑森．包恩大異其趣。

勒卡雷的故事沒有拳頭和枕頭等動作場面，反而充滿繁瑣的細節，如滙錢給情報人員的方法、一層又一層防止敵人直達核心的組織架構、削減情報機關開支的官僚體制，以逼真無比的方式呈現間諜世界的實況。即使英國情報圈的人一直批評他的作品失實，但仍然繼續捧讀。

人類世界的運作，如殘酷的大自然

就像評論人冬陽稱日本警察小說大師橫山秀夫的作品本質是「職場小說」（http://blog.udn.com/wintersun/2545974），把警察當成上班族來寫，警察面對最大的敵人往往來自組織內部，我們也可以用同樣的說法去評論勒卡雷的間諜。他們只是龐大組織裏的一員，不只要面對其他情報機關的人，也要面對自己組織的辦公室政治，不過情報機關裏的遊戲規則難玩得多，你每一口吸進肺裏的空氣都填滿謊言，甚至指派的任務其實是要你為國犧牲。

每一個《冷戰諜魂》的讀者掩卷後都會為主角的結局慨歎，但也上了人生的寶貴一課，瞭解世界的運作一如大自然的殘酷，即使沒睜開眼的可愛小動物也會被凶猛的天敵當成食物撕開。

在他最廣為人知的作品《史邁利》三部曲（《鍋匠，裁縫，士兵，間諜》、《榮譽學生》和《史邁利人馬》）裏， 他對間諜這一職業的生存狀態探討挖得更深。史邁利和他的死敵卡拉（Karla）展開長達二十年的鬥爭。情報世界裏的殘酷和背叛依舊，不同的是，故事愈往下走，我們愈發現這根本不再是一個單純找臥底或背叛的故事。在壓卷之作《史邁利人馬》裏，史邁利向卡拉發動的攻擊一點也不複雜，只是針對人性弱點的軟肋攻堅，這其實和卡拉針對史邁利的弱點下手在本質上如出一轍。於是，在準備凱旋而歸和眾人的歡呼聲裏，史邁利卻感到哀傷。他的任務雖然成功，但靈魂卻墮落了，他背叛了自己，和卡拉的根本沒有差別，甚至乎，卡拉最後的屈服反而顯得更有人性。

別人眼中的勝利其實是失敗，那真正的勝利在哪裏？在間諜世界裏是否根本沒有勝利這回事？如果說諜報人員就是國家的代表，這是否指資本主義和共產主義在撇除意識型態的差異後，在把人性的扭曲上其實沒有分別？

於是，在老大哥蘇聯倒台，他把焦點瞄向資本主義裏的權貴和既得利益者。在《夜班經理》（The Night Manager, 1993）裏，壞蛋是冷戰後的跨國軍火商。在《永園的園丁》（The Constant Gardener, 2001） 裏，壞蛋是去非洲拿人命來做實驗的製藥公司。在2003年他寫了一篇廣為流傳的反戰文章〈美國發瘋了〉（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Has Gone Mad），發炮攻擊美國能量公司安隆（Enron），批評其「無恥地優惠早就太有錢的人，對各國窮人視若無睹，漠視生態，單方面廢止國際條約」（its shameless favouring of the already-too-rich; its reckless disregard for the world’s poor, the ecology and a raft of unilaterally abrogated international treaties）。

在他的最後一本小說裏《Agent Running in the Field》（編按：此書暫未有中文譯本）裏，故事背景是面對脫歐紛亂的英國，一小撮上層精英份子能從脫歐拿到大量好處，但犧牲國家的利益。他借書中角色狠罵美國總統川普和英國首相Boris Johnson的話我就不引用了。現實中勒卡雷是立場旗幟鮮明的著名「留歐派」，多次現身遊行和集會。他愛英國但拒絕代表階級差異的勳章。他的小說側寫戰後英國年代史，但看著英國由日不落帝國步入夕陽後，再成為孤懸歐洲的二線島國，想必傷心透頂，於是在人生的最後階段，他申請愛爾蘭護照準備離開自己深愛的袓國。

他的故事沒有飛車，沒有槍戰，不會在適當的位置加入笑料，結局並非一定善惡有報，也無法令人獲得救贖，反而有種「這才是殘酷世界的運作方式」的慨歎。

在這個可能是他最後一個視像訪問裏，他坦承自己時日無多，正在忙於處理更多作品影視化。改編自他作品的電影達十部，但獲觀眾接受的出奇地少。他的故事沒有飛車，沒有槍戰，不會在適當的位置加入笑料，結局並非一定善惡有報，也無法令人獲得救贖，反而有種「這才是殘酷世界的運作方式」的慨歎。 由李察波頓主演的《冷戰諜魂》（1965）是間諜片的經典。不過，真正把他介紹給全球觀眾的是改編自《鍋匠，裁縫，士兵，間諜》的《諜網謎蹤》（台：諜影行動，2011），這個非線性敍事把不熟悉他的觀眾搞不清狀況，情況和身處迷宮的間諜情況相類似，幸好主角最後獲勝這點符合觀眾對主流電影的預期。相反，以俄羅斯人在英國洗錢為前題的《黑金叛逃》（ Our Kind of Traitor, 2016）和描述情報機關之間利益衝突和較勁的《頭號公敵》（台：諜報風雲。A Most Wanted Man），功敗垂成的悲劇結局就不容易討好觀眾。以藥廠拿非洲做試驗場的《無國界追兇》（台：疑雲殺機，改編自《永遠的園丁》）拍來一點也不像典型的間諜電影，主角發現愛情的真相竟然充滿背叛卻也認同女主角的偉大動機，這種五味雜陳讓本片成為我的私心推薦。

勒卡雷的故事架構龐大而複雜，重視對白多於動作，電視劇是比電影更適合的載體。BBC在冷戰時代的的三部電視劇（《鍋匠，裁縫，士兵，間諜，1979》、《史邁利人馬，1982》和《完美的間諜，1987》）裏緩慢的節奏不只更貼近原著的氛圍，而且更能把故事說得明明白白，這一點連《諜網謎蹤》也做不到。近年的《夜班經理》和《女鼓手》兩部電視劇都成績不俗。BBC本來想把《榮譽學生》（1977）也拿來改編，無奈故事場景在香港只好作罷（在本書的致謝辭裏，其中一個名字是Leo Goodstadt，時任《遠東經濟評論》副總編輯。他的中文名「顧汝德」較為香港人熟悉，是香港回歸前兩任港督的中央政策組首席顧問，有「魔僧」之稱，同樣在今年逝世）。

勒卡雷的自傳《The Pigeon Tunnel: Stories from My Life》，書名翻成很有詩意的《此生如鴿：間諜小說大師勒卡雷的40個人生片羽》，但含意其實極為深沉，來自他年輕時和父親在蒙地卡羅的體育會參加的活動。鴿子從隧道飛出後成為活靶射擊的目標，能活下來的鴿子又會被放進隧道裏，至死方休，比推巨石上山的薛西弗斯更悲劇，充滿存在主義的虛無。那活脫是間諜的生存狀況，完成任務後又給派出去前線，隨時可能因被泄露身份而招致死亡，幸好死不了又再派出。

不過，這未必是他離開間諜圈的主因。他堅稱自己是「once happened to be a spy」（碰巧做過間諜）而不是「a spy who turned to writing」（從間諜轉向寫作）。他不以成為間諜為榮，那個職業只是他見識殘酷風景的一道窗口。我們該慶幸他沒有妄想成為一個改變世界，希望世界變得更美好的間諜，而成為一位用通俗小說啟發我們思考生存這命題的偉大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