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聲》柯貞年專訪：戳開傷口是一個有點複雜的過程

今年6月25日在台北中山堂，台北電影節以《無聲》（2020）為開幕片揭幕影展。電影首映後贏得滿堂喝采，多數參與的業界人士、影評皆稱譽這部作品為年度最佳台灣電影之一，有望帶動如同去年《返校》（2020）的話題熱潮。導演柯貞年顯然也成為全場矚目的焦點，當晚有無數影人向她道賀。

不過在這過程中，還是有兩個前輩／朋友給了柯貞年一些不同的反饋，認為作品未盡完美，建議她重新考慮一些剪接的環節。明明獲得的肯定排山倒海而來，柯貞年卻說，自己卻整晚睡不著，反覆審酌著這兩個人給的意見。她坦言，自己當下根本感受不到任何被肯定的喜悅，而是活在挫敗感之中。而這個挫敗感，也一直伴隨到電影上映之後。她說自己早知道這個題材會惹來爭議，雖然那些爭議的方向，未必與她原本的設想相同。

《無聲》以失聰少年張誠（劉子銓 飾）為主角，原本很期待轉學後能融入新環境的他，驚見新朋友貝貝（陳姸霏 飾）在校車上被同學壓制性侵，但她卻又能在隔日若無其事地與加害人一同嬉戲，理由是「大家只是在玩」。想要說卻說不出來，除了張誠不能開口之外，原因更是同儕的壓力。即便作為聽人的老師王大軍（劉冠廷 飾）介入，卻發現自己一樣有口難言，因為問題在於整個體制，問題層次已經超越他的想像。

電影自問世之後，便有許多媒體將之與2009-2011南部某特教學校的集體性侵案相互連結，在該事件之中，三百餘名學生中有高達一百多起「生對生」的性侵害╱性騷擾案。當時事件見報時，獲得社會相當程度的關注。不過事情過了，也少有人關注後續問責。也不時有類似的校園性霸凌事件重複發生。

電影本身與後續的行銷宣傳盡力避免將之與社會事件連結，在電影片頭也加上「本片取材於真實事件，但人物與場景均為虛構，並非特地人物真實生活再現」的示意字卡。此舉無非就是避免觀眾做出太多連結，為免打擾事件當事人與家屬，也避免消費指控。但編劇林品君與身兼編導的柯貞年是以此事件為起頭，來延伸創作劇本，卻是完全的事實。

不過長期關注柯貞年的影迷也很清楚，她並不是突然才跳進來關心這類校園霸凌的題材。在她提名金馬獎最佳創作短片的《無名馬》（2011）之中，描述的是一名少年遭受同儕霸凌的過程。後來獲得金穗獎、台北電影節展映的新作《溺境》（2014），則取材真實社會事件，描述一名學童不幸溺水，其同伴因受怕而隱匿消息的故事。其影像風格直探黑暗深處，幾乎少有一部以兒童作為題材的作品會是如此形貌展現，《無聲》的某種黑暗氛圍似乎已在該作發展成形。

後來在金馬創投，柯貞年提了新作計畫《小村》，故事議題即關於性犯罪，她耗費了許多時間進行田野調查，與同為編劇、導演的大學學妹林品君為此著力甚深。她想說的概念是，有些女性明明是性侵案件的受害者，明明是無辜的，卻往往也得承受一些無以名狀的罪惡感，社會也總給予她們一些無形的壓力。柯貞年起先很希望能夠透過作品為角色伸張正義，表明世俗的女生不該如此脆弱，甚至想加入復仇橋段，但越寫越憤怒，卻也覺得越寫越不對。

她突然茫然了，難道自己想說的是，也要讓所有被欺負的女性都踏上復仇之路嗎？正是因為這個「卡關」，讓她想暫時放下這個題材，先去專注拍攝植劇場出品的電視劇集《天黑請閉眼》（2016）。但她後來卻發現與之一同工作的林品君，期間也以導演身分拍攝了短片《午休時間》（2015），作品以非常露骨的方式描述了主任對女學生的性侵害。

當時新聞報導便指稱該片是改編「特教學校集體性侵」，飾演主任的莊凱勛掏出假陽具冷酷性侵學生的情節，也成為當時媒體報導的焦點。當時柯貞年見到這樣的呈現方式，有些不能苟同，她說：「觀眾看到的就是一個憤怒的人，跟一個很可憐的人，那我覺得那不就變成《熔爐（Silenced）》（2011）了嗎？」

許多影評人、媒體記者為了方便介紹《無聲》，便直覺性地舉出同樣關乎校園性侵事件的南韓賣座電影《熔爐》與之類比。在這部電影之中，聾啞兒童遭到校長等教職員聯合性侵，影星孔劉所飾演的正義教師不畏壓力，站出來揭發一切。這部電影對加害人的處理方式，便是一般電影對反派角色的臉譜化處理。就戲劇的角度，這樣的做法容易讓觀者在心理上選邊站，對惡人愈深惡痛絕，也愈能增加對英雄的認同感。

但柯貞年卻完全不想讓自己的作品流於這類典型套路，這並不是因為她想要標新立異，而是這樣去看待事情的方式，對她而言過於情緒化，也離事件本質更為遙遠了。許多人揣想她勢必有受到《熔爐》的影響，不過她卻說真正影響到自己的作品反而是日本名導是枝裕和的代表作《無人知曉的夏日清晨 （Nobody Knows）》（2004）。

該作品的故事一樣出於真實事件改編，起源是發生於1988年的日本巢鴨兒童遺棄事件。不負責任的母親離家之後，將家務全部交由年幼的長男處理，讓他帶領數名失學的弟妹生活。然而，明明是駭人聽聞的遺棄事件，是枝裕和的觀點卻與眾不同。柯貞年指出：「明明是一個很沉重，也很無力的，充滿無力感的片子，但是它還是帶有一點溫暖。」

是枝裕和不著重在母親遺棄小孩，反而是讓觀眾看待這群小孩實際的相處過程，由於不受大人管教的拘束，他們其實活得自在，其實他們的悲慘，並不是我們看到新聞直覺所想像的那樣。柯貞年進一步解釋道：「如果是我，我就會覺得我怎麼有辦法跟每天傷害我的人相處在一起，也許那時候沒有在思考他們會不會走，而是在思考我一定會想要逃走。」

在《無聲》之中，明明遭到性侵對待的貝貝卻選擇留下來，甚至百般阻止張誠說出真相，因為她自己的一生都在學校之中，僅有的親朋好友也都在身邊。對她而言，她沒有不忍受的選項。事實上，柯貞年大可以讓貝貝有自覺地活在無盡悲慘之中，但所有觀眾大概都不會否認，當她笑著要張誠不要伸張，甚至嫌他給自己造成麻煩時的幾場戲，或許帶來的張力更強烈，也更貼近現實。

另一部成為柯貞年創作養分的作品是來自烏克蘭的電影《過於寂靜的喧囂（The Tribe）》（2014），本片同樣聚焦一所特教學校，但創舉在於導演讓全部演員以手語溝通，而且不為對白加上字幕。觀眾只能跟隨著情節的氣氛去揣測故事的發展、角色之間的權力關係。

柯貞年說這部作品對她的影響大多了，而且她甚至原本想要效法該作，不為任何手語對話加上字幕。不過在後來剪接時，還是選擇妥協。只是也因為她事前與所有演員耳提面命，說屆時上映不會有字幕，也使得全體演員更為看重手語姿勢的準確程度，最後的效果，是讓業界的手語老師都為之嘆服，稱片中的手語實在比得太精準。

不過回到《無人知曉的夏日清晨》的討論，導演言談中提及，自己欣賞的關鍵原因也在於，她認為是枝裕和沒有批判。不過「不想要批判」這個回應其實是一直伴隨著柯貞年在每一次的電影映後Q&A或專訪，此說也難免引來一些非議。畢竟無論是真實事件或電影情節，都直指問題病灶乃在於校方隱匿實情，致使事態擴大。如果真是如此大是大非之事，真能如此以「不想要批判」帶過嗎？

對此質疑，柯貞年也很坦率地說：「你問我心裡有沒有一個觀點，有沒有一個所謂的誰對誰錯，其實一定會有。不過如果今天我告訴觀眾說，他們就是壞人，他們就是做錯了很多事情，他們就是怎樣怎樣不好。我覺得觀眾是跟著創作者一起去感受這件事情的。」

言下之意，她更傾向讓觀眾自己去做出價值判斷，而非讓觀眾被導演的立場牽著走。劇中，由楊貴媚飾演的校長像王大軍老師百般辯駁，稱自己作為校長必須要扛下多少事，其立意都是為了學校好。對於柯貞年而言，她認為校長站在那個立場，就是會說那樣的話，她只是讓校長據實表達自己的立場而已。

「我想要呈現的是，她的確有這樣子的價值觀。也會有人看了覺得原來校長情有可原，覺得她也不是那麼壞。其實聽到這樣的論點，我也會有點嚇一跳。」柯貞年道出自己的矛盾，但也接著說：「在這部片子，你不需要去跟著創作者一起去批判這個人，而是你（觀眾）要去帶出她（角色）的立場，我覺得觀眾自己會有自己的定奪。其實我沒有多怕得罪學校，因為如果我真的是怕得罪學校的話，那我就不會拍這部片子了。而且我也不覺得學校看我把他們寫成這樣會覺得很好。不會的，他們就是覺得我們是在批評他。」

自電影上映之後，《無聲》雖然好評居多，金馬獎也順利提名最佳新導演、原著劇本等八項提名。但卻也因為「改編爭議」而惹上爭議，作家林立青於臉書上指控「製作團隊沒有跟人本（教育基金會）及陳昭如合作」。原因是陳昭如女士出版的《沉默：台灣某特教學校集體性侵事件》（2014）正是在探討《無聲》故事原型，因此指控片方收割其調查報導的貢獻。後續的爭議如滾雪球般越來越多，出版人林韋地甚至說像《無聲》故事「涉及重大創傷的事」並且「時間距離太近」，是一部不應該存在的作品。

談到這部分，柯貞年略顯遲疑。她思考片刻，回覆道：「其實我最近也有一些思考跟檢討。我也在想說，我是不是把這件事情講的太簡單了。我本來的初衷是覺得就是，我們明明有很多重要的事情，其實一直都沒有被人注意或者關注到的事情。它沒有被解決，或者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學校都還在發生。那是不是代表大家並沒有長那些懲戒當中學到教訓？至於時間點我也不知道，那什麼時間點對他們來說是比較遠的？已經過了十年了，那為什麼到現在還是會看到這樣的行為？」

「我很擔心的一件事情就是，會不會以後沒有人敢拍了（指啟發自真實事件之作）？」柯貞年接著回應道：「我把它想得太簡單了，我是有一些細節沒有顧慮清楚，其實可以處理得更好的。包括人本，包括陳昭如小姐這些，其實我會覺得可以被處理得更好的。可是我有的時候會有點阿Q，我會覺得有這樣子的爭議，至少比大家去針對那些受害者好。」

當時之所以決定以劇情片拍攝，而不是以採訪式紀錄片的方式記述這個題材，其實也是柯貞年不願意讓觀眾有任何機會去連結到受害者。這段期間同樣有人提出非議，指出這種題材用戲劇方式呈現可能效果不如紀錄片，但柯貞年卻篤定地說：「我覺得劇情片的故事好像有一個保護的作用，你可以去保護那些你想保護的人，算是隔著一層紗在看這件事情。可是紀錄片太真實了，我覺得我沒有勇氣。就算這些受害者願意站在我面前，跟我講那些故事，我也會覺得我不敢拿去攝影機來拍攝他們。因為我覺得太殘酷了。」

但另一個面向的觀點，則是反過來吹捧柯貞年，說她願意拍攝這樣的題材反映社會寫實的題材，功德無量云云。甚至有人期待《無聲》能像《熔爐》一樣，促成司法上的改革。

對於這些評論，柯貞年坦然地說：「我會覺得有點慚愧或害羞，我沒有覺得自己很偉大，我甚至都會擔心在這個轉化成故事的過程中，會不會造成了很多人的誤解。我也沒想過這部片可以造成什麼法案改革，可是我覺得，你可以讓一個人的心智有了不一樣的想法，然後每個人開始多了一點同理心跟關懷。我就覺得好像可以改變，我會覺得如果做到了這個點的話，那其實我就會覺得滿不錯的。」

雖然語帶謙虛，但仍然可以感受到柯貞年對自己創作的堅持以及銳氣。只是即便能量再強，她也仍然不否認受到上映之後的風波給影響。極度在乎他人看法的她，面對爭議的選擇就是不多作回應，因為她知道多說多錯，也深怕風暴捲向她田調的對象。不過卻也因為這樣，使得她自己有一陣子出席映後Q&A時，都有點覺得心身不寧。

「我記得有一次Q&A，有個中年男子一直想問問題，我就突然在想說『他是不是要罵我？』又就想說，等一下自己會不會回答不好。後來點到了他，他卻只是說：『貝貝演的很好欸！是怎麼演到的啊？』」柯貞年鬆了口氣道：「然後我那一刻就覺得，這件事情影響我太大了！我去質疑愛這部片的人了。我也曾會想說不要再繼續跑Q&A了，多賣一張票都會被罵。可是我又想說我捨不得，我就覺得有人是支持這部片、愛這部片，我要為他們而努力。」

最後，討論到了電影的結尾。在台北電影節放映的版本，坐在校車最後一排的男孩拿起了外套，直接蓋住了前面的同學。這場戲的意義是明確的，說明所謂的雨過天青只是一時，這種霸凌仍然會持續地發生。柯貞年原先堅持要放進這段「回馬槍」，卻有前輩指出「控訴太強烈」。性情反骨的她本來不會理會這些意見，但經過一夜思考，回溯自己創作的初衷，也發現自己明明想要做到的是一個「提醒」，而非「控訴」，原先的結局確實與自己的本意背道而馳。

於是在上映版，則讓男孩在做出決定之前戛然而止。但這個收場，仍然帶有著些許悲觀的意念。柯貞年絲毫不諱言自己相信所謂的「人性本惡」，但她卻也引用《火線追緝令（Se7en）》（1995）片末的警探沙摩塞所言：「海明威（Earnest Hemingway）說：『這個世界如此美好，值得人們為它奮鬥。』我只同意後半句。」

「我原本可能是很勇敢的覺得，我今天就是要讓大家看傷口，我要了解那些傷口是什麼造成的，是怎麼發生的，我才能去解決，才能去讓它不要繼續發生。其實我還是這樣想的。可是我現在會覺得戳開傷口是一個有點複雜的過程。」柯貞年說道：「邪惡還是持續存在，但是值得我們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