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作家七等生10月24日病逝，享年81歲。被稱為最難懂、最具爭議的台灣現代主義小說家，其生平紀錄片《削瘦的靈魂》，將於今年11月金馬首映——惜七等生於此前已離世。我們邀請詩人、作家鴻鴻撰文悼念，講述這位自覺為終生反對者的作家。
當我年輕的時候，七等生和王文興像兩盞燈塔，助我抗拒周遭的茫茫黑夜。他們剛好都曾以怪異的文體不見容於當時的文壇，也都因小說人物的背德行徑遭致圍剿：王文興《家變》的逆子，七等生《我愛黑眼珠》在洪水中捨妻子而救助妓女的丈夫。但是，當不清楚外圍的黑暗有多大及如何形成、也不清楚那黑暗是社會型構的偶然或生命歷程的必然時，這樣鮮明的背反姿勢，已經足為救命的依傍。
中華文化復興運動下的七等生與王文興
後來才發現這兩位作家恰好同年，都生於1939。王文興生於福建，七等生生於台灣通霄。王文興畢業於台大外文系，留美返台後也在台大任教，與同學在1960年創辦的《現代文學》，成為七等生自林海音主編的聯合副刊崛起後，早期的發表園地。七等生則幾乎終生為小學教員。他念的是台北師範學院，曾經因跳上餐桌抗議伙食而遭退學，這一事件後來成為自傳體小說《削廋的靈魂》（後改名《跳出學園的圍牆》）的核心。
《家變》開筆於1966，《我愛黑眼珠》則發表於1967，後者的論爭甚至持續到十年後的鄉土文學論戰。這兩部小說從文體到內容，堪稱與當時的官方主導的文化潮流完全相悖。1967年，台灣政府發起「中華文化復興運動」，由蔣介石擔任推行委員會會長，為對應對岸的文化大革命，力主台灣是中華文化的「正統」（所以也當然是政權的「正朔」），「忠孝仁愛信義和平」進入課本和路名（例如忠孝東西路原名中正東西路，1970年始改今名），大談倫理道德的風氣席捲文壇。七等生在1972年出版的《巨蟹集》中即大膽直陳：「在人數眾多的城市，當可看出他們實在沒有良好的辦法，他們做到的只是外表光整，把石頭油漆成一種顏色。他們每天都在談品德的問題，在報章上頒佈方向，他們稱這樣就會使品德好起來。當他們正色地談及品德的事時，他們是在那裡做表演。」
但也是那樣的時代，小說家背向時代、有所不為的決心才更為鮮明。
「七等生」，從這不無自嘲成分筆名的即可見其「力爭下游」的價值取向，他專寫邊緣人、無助者的小說自然首當其衝，被定位為個人主義及虛無主義者。1979年人手一本的反共政宣小冊《南海血書》中，即收錄了攻擊七等生的〈商青〉一文，指其唾棄倫理道德，動搖國本。如非在那樣的時代，《我愛黑眼珠》不會引起那麼大的誤解、那麼熱烈的爭議，也不會變成小說家最被談論的印記，掩蓋了他多樣的文學成就。但也是那樣的時代，小說家背向時代、有所不為的決心才更為鮮明。
然而文壇並非一面倒的撻伐，仍然有支持的聲音。例如有人便為七等生辯護說，人性不只有道德面，七等生刻畫那種頹廢的非道德面向，更接近真實。值得注意的是，七等生對於批評者嗤之以鼻，但對於支持的論述，更亟於抗辯：「我們在此說他頹廢卻不表示他不夠理性或思想不夠深度，相反的，卻是因為他有足夠的理性所以才能對困難的環境提出自省和自覺，會有以無價值取向為價值取向的頹廢主義出現，亦因此故，我們將他說是一個理性的頹廢主義者。」在七等生眼中，這種選擇不是墮落，反而更接近於聖徒──他在一次訪談中把丈夫李龍第對妓女的救助，比擬為聖方濟克服了嫌惡，去吻痲瘋病人的腳。或許楊牧的點評最切中七等生的意圖：「他那痛苦的經驗、無窮的磨難，適足以說明《我愛黑眼珠》乃是一篇具有深刻的道德警戒意識的小說。」
除了主題的不合時宜，七等生「小兒麻痺的文體」（劉紹銘語）引起更多不安。他連綿不絕、不合文法的句子被視為劣等翻譯腔，對白生硬，人名怪誕（多用中西混合的自創名如亞茲別、柯克廉、土給色、席米、薩姬……），情境沒頭沒尾，造成疏離陌生的效果。但是，這跟王文興字斟句酌地調度文字，有明顯的差異。王文興奉文字為藝術標的，要求精準宛如福樓拜：「一個作家的成功與失敗盡在文字。PERIOD。」七等生的文字卻是內在思緒自然流露、不假修飾的載體。施叔青的嘲諷「如將七等生所有作品改為七等生譯，大概不會引起太大的疑惑。」某種意義上是準確的，只是七等生翻譯的是內心的聲音。
七等生「小兒麻痺的文體」引起更多不安。他連綿不絕、不合文法的句子被視為劣等翻譯腔，對白生硬，人名怪誕，情境沒頭沒尾，造成疏離陌生的效果。
小說裡的詩意
對年輕時的我來說，李龍第的道德掙扎，我還無法感同身受，但七等生調度象徵的藝術技巧，他宛如內心囈語的詩意行文，卻深深蠱惑了我。很容易明白七等生對主流標準──包括「中華文化」和「標準中文」的不齒。不合格的卑下者，反而因拒絕同流而高尚。
七等生是兩種意義上的詩人。一來他真的寫詩，量少質精。二來他的小說從運思、情調到結構起落，都飽含詩意，與其他小說家大相逕庭。楊牧曾在〈七等生小說的幻與真〉一文中稱譽他的詩「置之三十年來台灣最好的現代詩當中，也並不遜色。他的詩題材豐富，感慨頗深，對人生社會的批判十分尖銳，並且語言也現代而純熟。」並舉短詩〈倒影〉為例，說是「可以和三十年代以來最優秀的象徵主義或超現實主義作品分庭抗禮。」
我非常喜愛他的〈雨霧時節〉：
雨霧時節
百花殘落著
懷孕四月的死嬰
倨僂墜落
記得去年有誰
坐於病室床邊
削一只蘋果
使黃昏準時降臨
時間顯示意義
以抒情語調寫出殘酷現實，主題與風格間的距離，正如他的小說喚出的複雜感受。1992年我接編《現代詩復刊》時，當即懷著這批詩作前去探訪七等生，當時他已停止寫作，只執畫筆。我又在他的畫中，見到了小說和詩共有的詩意，將現實一角賦予深邃的情感意涵，因而顯得神秘、耐人尋味。
七等生自承早期早年的閱讀養分多來自於詩，尤其耽讀胡品清譯的《法蘭西詩選》和惠特曼《草葉集》。我想起他小說中的：「就舉起一隻痛苦的手臂搖晃了一下，他望著她的痛苦從那舉起的手臂溢出流進黑暗中。」出自《初見曙光》。這篇小說的大量對白令人低迴，而開頭的敘述方式更是經典：
「驚奇地互相看見；一班星期天的午後快車沿著海岸向南方疾駛著，土給色與到他學生時代的一個同學馬。」
有如一個特寫、一個遠景、一個中景。七等生的藝術就是在一切還未知之時，就用他的語調抓住了你，一如一首好詩。
七等生的藝術就是在一切還未知之時，就用他的語調抓住了你，一如一首好詩。
現實主義與對菁英文化的批判
缺乏現實感的現代主義作家，是同代人對七等生幾乎一致的批評。《我愛黑眼珠》的洪水看來像神話（雖則災情慘重的八七水災正發生於1959年），〈跳遠選手退休了〉的驢頭及盲啞女子像夢境，〈雲雀升起〉中的猿女、麋鹿、花豹和雲雀則如同寓言。但這些奇想發生之地，無論是小鎮、大城、森林、沙河，都是作家身處的環境，有跡可循。更何況主角的家庭狀況、職業身份、社交模式，無不反映著作家本人的生活。傳記式的理解對於七等生這樣的小說家或許過於狹隘，但是不失為一條貫穿所有作品的「導引旋律線」（guide tone line），而其主題則是個人對虛矯現實的抵拒。那現實的代表，有時是朋輩、有時是畫家文人藝術圈、有時是政要、有時則是一名難以捉摸的女子。
除了心象顯影，七等生其實還創作了大量非常寫實的作品，也具有強烈批判性。包括解剖教育體制的《削廋的靈魂》，自傳性的〈復職〉、〈困窘與屈辱〉分別抨擊學校行政、土地買賣的荒謬與不義。彷彿脫胎自卡夫卡《城堡》的〈垃圾〉藉著焚化廠設計者到訪小鎮，揭露地方派系利益的糾葛，與自然生態的破壞。還有曾拍成電影的愛情悲劇《結婚》、藝術家生命史《沙河悲歌》，均以封閉小鎮為背景。晚期名作《散步去黑橋》描述與童年的自己邁叟（My Soul）同遊舊地，對比環境和人事的差異。這些小說可以和台灣最佳的鄉土小說並列，也是七等生現實主義的一個面向，值得重新挖掘。
七等生的城市經驗來自三十歲前後，剛結婚便從小學離職，到台北尋找工作機會，其間參與了《文學季刊》創辦，並短暫地在藝術咖啡館「文藝沙龍」負責外場，接觸藝文圈，最後由於他孤傲的個性，可說是不歡而散，從此對以台北為中心的都會菁英文化及文藝風潮保持距離。後來在與華盛頓大學研究生安若尼．典可通信時，七等生明確表示：
「參加文學季刊使我對寫作界有較廣的認識，也懂一點中國文人的某些可鄙的野心。我在離開文季後寫的作品更多更順手，更能表現我個人的風格。我一點也沒有感覺、沒有參加什麼團體會影響到我的寫作，反而覺得參加什麼團體一定會喪失很多個人的創見。」
這段經歷也孕育了他的兩部長篇城市小說《離城記》和《城之迷》，以及臧否藝文圈的〈期待白馬而顯現唐倩〉──這篇標示為對陳映真〈唐倩的喜劇〉的變奏。七等生在小說中以改名換姓的方式，對藝文友人多所著墨，例如他年輕時的好友雷驤便經常以「雷」出現在他的小說中，也提及兩人價值觀的決裂。而對陳映真的評價，特別展現出七等生對創作的看法。
主題則是個人對虛矯現實的抵拒。那現實的代表，有時是朋輩、有時是畫家文人藝術圈、有時是政要、有時則是一名難以捉摸的女子。
在馬森鼓勵下，七等生在1985年出版了《譚郎的書信》，其中提到1979年十月陳映真的被捕：「事實上他的政治理想的抱負和他本人情感習性之間是充滿矛盾的，他的才華本性都是好逸惡勞的文人氣質，但所謂愛國的理性及領袖慾使他遵循三十年代文人作家的作風，並且奉文藝為政治的工具的法則行事；在他的小說作品裡，他的技巧極好，但在他的論文裡就處處可見到他的思想的偏激。基本上他是個令人惋惜的人物，他的生活腐敗，因此使他的真情難以諧合思想，不以客觀超然獨立的文人作家為念……」
我就引到這裡，書信中還有更多激烈言辭，讀者可自行檢閱。對陳映真的評價見仁見智，但可以看出七等生的至高價值就是「超然獨立」，文藝不為政治或現實服務，並且追求真情與思想諧合的境界。這也可以說明七等生後來為何不被形式羈絆，只求真實表達自我。他晚年甚少經營小說，改寫書信和札記──包括《譚郎的書信》、《兩種文體──阿平之死》、《一紙相思》以及《重回沙河》。其實他的書信雖然是寫給一位位不同的謬思女神，卻也都像札記，承載著自我生活的思緒。
七等生的至高價值就是「超然獨立」，文藝不為政治或現實服務，並且追求真情與思想諧合的境界。這也可以說明七等生後來為何不被形式羈絆，只求真實表達自我。
這種作風的極致，大概就是「重寫」。一如西方作家往往重寫經典，七等生根據福音書寫作《耶穌的藝術》、根據侯麥電影寫作〈綠光〉、根據蘇永安〈求道〉文寫作〈環虛〉，甚至重編柏拉圖的〈饗宴〉成為〈愛樂斯的傳說〉。這些非原創作品，或許是理解七等生精神面貌的最佳門徑。
因為興趣轉向對社會環境結構的探究，我已多時不再讀七等生。但一旦重拾，樂趣不減反增。詩，小說，書信，繪畫，攝影，都是他創作的媒介，也都是心靈的顯影。如今更幸有朱賢哲紀錄片《削瘦的靈魂》即將上映，在最後的時日裡捕捉到作家的形貌，一樣瀟灑、一樣自豪，卻在親友的見證下，映照出一個更真實的人間個體。不再侷限於個人觀點，或者有助於我們理解這位偉大詩人所有作品的另一面。
讀者評論 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