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作家七等生10月24日病逝，享年81岁。被称为最难懂、最具争议的台湾现代主义小说家，其生平纪录片《削瘦的灵魂》，将于今年11月金马首映——惜七等生于此前已离世。我们邀请诗人、作家鸿鸿撰文悼念，讲述这位自觉为终生反对者的作家。
当我年轻的时候，七等生和王文兴像两盏灯塔，助我抗拒周遭的茫茫黑夜。他们刚好都曾以怪异的文体不见容于当时的文坛，也都因小说人物的背德行径遭致围剿：王文兴《家变》的逆子，七等生《我爱黑眼珠》在洪水中舍妻子而救助妓女的丈夫。但是，当不清楚外围的黑暗有多大及如何形成、也不清楚那黑暗是社会型构的偶然或生命历程的必然时，这样鲜明的背反姿势，已经足为救命的依傍。
中华文化复兴运动下的七等生与王文兴
后来才发现这两位作家恰好同年，都生于1939。王文兴生于福建，七等生生于台湾通霄。王文兴毕业于台大外文系，留美返台后也在台大任教，与同学在1960年创办的《现代文学》，成为七等生自林海音主编的联合副刊崛起后，早期的发表园地。七等生则几乎终生为小学教员。他念的是台北师范学院，曾经因跳上餐桌抗议伙食而遭退学，这一事件后来成为自传体小说《削廋的灵魂》（后改名《跳出学园的围墙》）的核心。
《家变》开笔于1966，《我爱黑眼珠》则发表于1967，后者的论争甚至持续到十年后的乡土文学论战。这两部小说从文体到内容，堪称与当时的官方主导的文化潮流完全相悖。1967年，台湾政府发起“中华文化复兴运动”，由蒋介石担任推行委员会会长，为对应对岸的文化大革命，力主台湾是中华文化的“正统”（所以也当然是政权的“正朔”），“忠孝仁爱信义和平”进入课本和路名（例如忠孝东西路原名中正东西路，1970年始改今名），大谈伦理道德的风气席卷文坛。七等生在1972年出版的《巨蟹集》中即大胆直陈：“在人数众多的城市，当可看出他们实在没有良好的办法，他们做到的只是外表光整，把石头油漆成一种颜色。他们每天都在谈品德的问题，在报章上颁布方向，他们称这样就会使品德好起来。当他们正色地谈及品德的事时，他们是在那里做表演。”
但也是那样的时代，小说家背向时代、有所不为的决心才更为鲜明。
“七等生”，从这不无自嘲成分笔名的即可见其“力争下游”的价值取向，他专写边缘人、无助者的小说自然首当其冲，被定位为个人主义及虚无主义者。1979年人手一本的反共政宣小册《南海血书》中，即收录了攻击七等生的〈商青〉一文，指其唾弃伦理道德，动摇国本。如非在那样的时代，《我爱黑眼珠》不会引起那么大的误解、那么热烈的争议，也不会变成小说家最被谈论的印记，掩盖了他多样的文学成就。但也是那样的时代，小说家背向时代、有所不为的决心才更为鲜明。
然而文坛并非一面倒的挞伐，仍然有支持的声音。例如有人便为七等生辩护说，人性不只有道德面，七等生刻画那种颓废的非道德面向，更接近真实。值得注意的是，七等生对于批评者嗤之以鼻，但对于支持的论述，更亟于抗辩：“我们在此说他颓废却不表示他不够理性或思想不够深度，相反的，却是因为他有足够的理性所以才能对困难的环境提出自省和自觉，会有以无价值取向为价值取向的颓废主义出现，亦因此故，我们将他说是一个理性的颓废主义者。”在七等生眼中，这种选择不是堕落，反而更接近于圣徒──他在一次访谈中把丈夫李龙第对妓女的救助，比拟为圣方济克服了嫌恶，去吻痲疯病人的脚。或许杨牧的点评最切中七等生的意图：“他那痛苦的经验、无穷的磨难，适足以说明《我爱黑眼珠》乃是一篇具有深刻的道德警戒意识的小说。”
除了主题的不合时宜，七等生“小儿麻痺的文体”（刘绍铭语）引起更多不安。他连绵不绝、不合文法的句子被视为劣等翻译腔，对白生硬，人名怪诞（多用中西混合的自创名如亚兹别、柯克廉、土给色、席米、萨姬……），情境没头没尾，造成疏离陌生的效果。但是，这跟王文兴字斟句酌地调度文字，有明显的差异。王文兴奉文字为艺术标的，要求精准宛如福楼拜：“一个作家的成功与失败尽在文字。PERIOD。”七等生的文字却是内在思绪自然流露、不假修饰的载体。施叔青的嘲讽“如将七等生所有作品改为七等生译，大概不会引起太大的疑惑。”某种意义上是准确的，只是七等生翻译的是内心的声音。
七等生“小儿麻痺的文体”引起更多不安。他连绵不绝、不合文法的句子被视为劣等翻译腔，对白生硬，人名怪诞，情境没头没尾，造成疏离陌生的效果。
小说里的诗意
对年轻时的我来说，李龙第的道德挣扎，我还无法感同身受，但七等生调度象征的艺术技巧，他宛如内心呓语的诗意行文，却深深蛊惑了我。很容易明白七等生对主流标准──包括“中华文化”和“标准中文”的不齿。不合格的卑下者，反而因拒绝同流而高尚。
七等生是两种意义上的诗人。一来他真的写诗，量少质精。二来他的小说从运思、情调到结构起落，都饱含诗意，与其他小说家大相迳庭。杨牧曾在〈七等生小说的幻与真〉一文中称誉他的诗“置之三十年来台湾最好的现代诗当中，也并不逊色。他的诗题材丰富，感慨颇深，对人生社会的批判十分尖锐，并且语言也现代而纯熟。”并举短诗〈倒影〉为例，说是“可以和三十年代以来最优秀的象征主义或超现实主义作品分庭抗礼。”
我非常喜爱他的〈雨雾时节〉：
雨雾时节
百花残落著
怀孕四月的死婴
倨偻坠落
记得去年有谁
坐于病室床边
削一只苹果
使黄昏准时降临
时间显示意义
以抒情语调写出残酷现实，主题与风格间的距离，正如他的小说唤出的复杂感受。1992年我接编《现代诗复刊》时，当即怀著这批诗作前去探访七等生，当时他已停止写作，只执画笔。我又在他的画中，见到了小说和诗共有的诗意，将现实一角赋予深邃的情感意涵，因而显得神秘、耐人寻味。
七等生自承早期早年的阅读养分多来自于诗，尤其耽读胡品清译的《法兰西诗选》和惠特曼《草叶集》。我想起他小说中的：“就举起一只痛苦的手臂摇晃了一下，他望著她的痛苦从那举起的手臂溢出流进黑暗中。”出自《初见曙光》。这篇小说的大量对白令人低回，而开头的叙述方式更是经典：
“惊奇地互相看见；一班星期天的午后快车沿著海岸向南方疾驶著，土给色与到他学生时代的一个同学马。”
有如一个特写、一个远景、一个中景。七等生的艺术就是在一切还未知之时，就用他的语调抓住了你，一如一首好诗。
七等生的艺术就是在一切还未知之时，就用他的语调抓住了你，一如一首好诗。
现实主义与对菁英文化的批判
缺乏现实感的现代主义作家，是同代人对七等生几乎一致的批评。《我爱黑眼珠》的洪水看来像神话（虽则灾情惨重的八七水灾正发生于1959年），〈跳远选手退休了〉的驴头及盲哑女子像梦境，〈云雀升起〉中的猿女、麋鹿、花豹和云雀则如同寓言。但这些奇想发生之地，无论是小镇、大城、森林、沙河，都是作家身处的环境，有迹可循。更何况主角的家庭状况、职业身份、社交模式，无不反映著作家本人的生活。传记式的理解对于七等生这样的小说家或许过于狭隘，但是不失为一条贯穿所有作品的“导引旋律线”（guide tone line），而其主题则是个人对虚矫现实的抵拒。那现实的代表，有时是朋辈、有时是画家文人艺术圈、有时是政要、有时则是一名难以捉摸的女子。
除了心象显影，七等生其实还创作了大量非常写实的作品，也具有强烈批判性。包括解剖教育体制的《削廋的灵魂》，自传性的〈复职〉、〈困窘与屈辱〉分别抨击学校行政、土地买卖的荒谬与不义。仿佛脱胎自卡夫卡《城堡》的〈垃圾〉藉著焚化厂设计者到访小镇，揭露地方派系利益的纠葛，与自然生态的破坏。还有曾拍成电影的爱情悲剧《结婚》、艺术家生命史《沙河悲歌》，均以封闭小镇为背景。晚期名作《散步去黑桥》描述与童年的自己迈叟（My Soul）同游旧地，对比环境和人事的差异。这些小说可以和台湾最佳的乡土小说并列，也是七等生现实主义的一个面向，值得重新挖掘。
七等生的城市经验来自三十岁前后，刚结婚便从小学离职，到台北寻找工作机会，其间参与了《文学季刊》创办，并短暂地在艺术咖啡馆“文艺沙龙”负责外场，接触艺文圈，最后由于他孤傲的个性，可说是不欢而散，从此对以台北为中心的都会菁英文化及文艺风潮保持距离。后来在与华盛顿大学研究生安若尼．典可通信时，七等生明确表示：
“参加文学季刊使我对写作界有较广的认识，也懂一点中国文人的某些可鄙的野心。我在离开文季后写的作品更多更顺手，更能表现我个人的风格。我一点也没有感觉、没有参加什么团体会影响到我的写作，反而觉得参加什么团体一定会丧失很多个人的创见。”
这段经历也孕育了他的两部长篇城市小说《离城记》和《城之迷》，以及臧否艺文圈的〈期待白马而显现唐倩〉──这篇标示为对陈映真〈唐倩的喜剧〉的变奏。七等生在小说中以改名换姓的方式，对艺文友人多所著墨，例如他年轻时的好友雷骧便经常以“雷”出现在他的小说中，也提及两人价值观的决裂。而对陈映真的评价，特别展现出七等生对创作的看法。
主题则是个人对虚矫现实的抵拒。那现实的代表，有时是朋辈、有时是画家文人艺术圈、有时是政要、有时则是一名难以捉摸的女子。
在马森鼓励下，七等生在1985年出版了《谭郎的书信》，其中提到1979年十月陈映真的被捕：“事实上他的政治理想的抱负和他本人情感习性之间是充满矛盾的，他的才华本性都是好逸恶劳的文人气质，但所谓爱国的理性及领袖欲使他遵循三十年代文人作家的作风，并且奉文艺为政治的工具的法则行事；在他的小说作品里，他的技巧极好，但在他的论文里就处处可见到他的思想的偏激。基本上他是个令人惋惜的人物，他的生活腐败，因此使他的真情难以谐合思想，不以客观超然独立的文人作家为念……”
我就引到这里，书信中还有更多激烈言辞，读者可自行检阅。对陈映真的评价见仁见智，但可以看出七等生的至高价值就是“超然独立”，文艺不为政治或现实服务，并且追求真情与思想谐合的境界。这也可以说明七等生后来为何不被形式羁绊，只求真实表达自我。他晚年甚少经营小说，改写书信和札记──包括《谭郎的书信》、《两种文体──阿平之死》、《一纸相思》以及《重回沙河》。其实他的书信虽然是写给一位位不同的谬思女神，却也都像札记，承载著自我生活的思绪。
七等生的至高价值就是“超然独立”，文艺不为政治或现实服务，并且追求真情与思想谐合的境界。这也可以说明七等生后来为何不被形式羁绊，只求真实表达自我。
这种作风的极致，大概就是“重写”。一如西方作家往往重写经典，七等生根据福音书写作《耶稣的艺术》、根据侯麦电影写作〈绿光〉、根据苏永安〈求道〉文写作〈环虚〉，甚至重编柏拉图的〈飨宴〉成为〈爱乐斯的传说〉。这些非原创作品，或许是理解七等生精神面貌的最佳门径。
因为兴趣转向对社会环境结构的探究，我已多时不再读七等生。但一旦重拾，乐趣不减反增。诗，小说，书信，绘画，摄影，都是他创作的媒介，也都是心灵的显影。如今更幸有朱贤哲纪录片《削瘦的灵魂》即将上映，在最后的时日里捕捉到作家的形貌，一样潇洒、一样自豪，却在亲友的见证下，映照出一个更真实的人间个体。不再局限于个人观点，或者有助于我们理解这位伟大诗人所有作品的另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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