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歲出版處女作《秋園》，在廚房寫下「媽媽和我」的故事

那是一間老式廚房，狹長，約莫四十來呎，白色瓷磚貼成的灶台，水墨紋的水池，還有冰箱，佔去大半空間，再難容納一張桌子。

廚房由封閉陽台改建而成，面對一整排窗戶，採光很好。窗外有一棵枝繁葉茂的枇杷樹。傍晚，陽光穿透玻璃窗斜照入屋，洗淨的青菜晾在籃子裏，灶頭燉著肉，抽油煙機轟鳴，等湯滾沸的間隙，楊本芬搬來一張矮凳，以另一張略高的凳子為桌，鋪開一疊方格稿紙，埋首疾書。

究竟那是1995年，抑或1996年，如今已年逾八旬的楊本芬記不大清了，總之時年她不滿六十歲，從南昌到南京，幫二女兒章紅照料剛剛出世的外孫女，兼顧年事已高的患病丈夫，整日囿於廚房，偶得閒暇就讀女兒家的藏書。

某日翻閱了野夫的小說《江上的母親》，連續兩遍，失聲痛哭，難以名狀的悲痛積壓心頭多日，陡然冒起一個的念頭——我也應該寫寫我的母親。「我意識到：如果沒人記下一些事情，媽媽在這個世界上的痕跡將迅速被抹去，就像一層薄薄的灰塵被歲月吹散。我真的來過這個世界嗎？經歷過的那些艱辛困苦什麼都不算嗎？」

楊本芬的書寫正是始於那個已經模糊的年份。

在那之前，她為生計掙扎，種過田，切過草藥，當過工人，做過汽車零配件生意，就是從未與文學有交集。

一旦敘述的慾望被喚醒，一些人與事便紛至沓來，自然地湧上筆尖，反客為主，她被動地沉浸，追憶，當然還有記敘。她寫母親，一個普通中國女性的一生，寫他們一家如何在那段跌宕苦難的歷史裏，像水中浮木般隨波逐流、掙扎求生，也寫圍繞在他們身邊、中南腹地鄉間近鄰的生生死死。

這時間，她的身分不僅是女兒、母親、外婆，更是一個寫作者，她用寫作直面自己的人生，直面家國的歷史，直面命運的無解。

厚厚一疊寫滿字跡的稿紙，和幾隻筆，裝入一個膠袋。後來她特地拿出來稱過，足足八公斤。這部自傳小說，宛如山火大劫後的一棵老樹，風過樹梢，沙沙有聲，沁人心脾，也令人嗚咽。

任命運冷眼相待，仍寫得出如此生機的人，到底是什麼樣的？帶著對她、對秋園的好奇，以及「八公斤手稿」所含意義的疑惑，我撥通了電話，那頭是南昌日頭灼熱夏季裏，午睡醒來的楊本芬。她聲音清亮，精神十足，記憶力驚人，將很多舊事娓娓道來。

媽媽的回憶錄

「下了幾天的雨，洛陽市安良街的屋簷下滿是積水。一個五歲的小女孩光著腳丫，褲管捲得老高，轉著圈踩水玩。水花四處飛濺，女孩一門心思戲水，母親走近了，她還全然不知。

「婦人火冒三丈道：『男不男女不女，打起個赤腳玩水，回去非得給你包腳去！』邊罵邊拽過女孩的胳膊帶回家去。

「這是1919年，女孩名叫秋園。」

秋園，是楊本芬的母親，真名梁秋芳。

秋園生於洛陽一個殷實之家，家裏開藥店。她裹過足，也上過洋學堂。十七歲那年，出門擠在人群裏看鄰家出殯，被國民黨上校參謀楊仁受看上，託人說親。婚後兩人移居南京，又因日軍攻陷，隨國民政府撤往重慶。

1937年深秋，寬闊的江面上，一艘船穿過濃白的霧駛往重慶。甲板上的楊仁受踱來踱去，心神不寧，牽掛身處湖南老家的年邁父親，深知經此一別今生恐難再相見。猶豫再三後決定偕妻與子中途於武漢下船，回鄉探望父親。

回頭看，這是影響秋園一生的關鍵抉擇。

正如逾半個世紀後，她的女兒楊本芬寫道：「船在大霧中等待了三個小時，濃霧在陽光的驅趕下總算漸漸散去。船隻鳴響汽笛，小心地向岸邊靠去。過吊橋時，年輕的秋園抱起兒子子恆，邁著輕捷的步子走了過去。從前的生活，也遠遠地留在了吊橋那邊。」

彼時，他們對即將到來的人生一無所知：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土地改革隨即轟轟烈烈地展開，他們被劃作貧民，分到田地、房子，還有四分之一頭牛。不到三年，楊仁受的履歷被翻出來，身份由「貧民」改劃為「舊官吏」，成為人民的敵人。在那之後很多年，貧窮同這個家庭如影隨形。

關於母親前半生的故事，楊本芬是跟著秋園一齊納鞋底、繡花、搓麻繩時聽來的，「她的母親怎樣逼她裹小腳，如何劇痛，腳骨怎樣扭曲。又講到一家人把埋在屋簷腳下水溝旁的兩大缸銀元挖出來，買大煙由著病重的大舅舅抽。」楊本芬手裏活計未停，聽得入迷，恍惚間神思追隨母親重返童年的洛陽，望見人進人出抓藥看診，唸出朱紅色大圓門上方嵌著的燙金大字「葆和藥店」。

書稿後半段的故事為楊本芬親歷，感情更為飽滿。她時常落筆兩三行，淚水就已打濕稿紙，寫作時會刻意躲開孩子，不讓他們看到自己哭，也從不在夜晚寫，「只要一開始寫，整個人容易浮想聯翩，晚上我就不能睡覺了。」

這一過程持續了兩年多，寫完後她將手稿擱在一邊，完成便完成了，至於出版，或是拿給誰去品讀，想也沒有想過。

2003年，楊本芬的二女兒章紅取得這份手稿。章紅是一位作家，其時中國大陸各類網絡論壇正風靡，她常在天涯論壇寫文章，便用自己的ID為母親開了一個帖子，將小說錄入，起名《媽媽的回憶錄》。「我的意思是，這是我媽媽的回憶錄。」章紅說。

「老實說，我讀到手稿時太驚訝了，驚嘆於媽媽的敘事能力，因為我也是寫作者，但我覺得她在敘事上的禀賦大大超過我，她是一個名副其實講故事的人。」

帖子很火，點擊和留言數量均頗可觀，隨之有對市場嗅覺敏銳的出版社尋來，正商討出書事宜，相關編輯不慎摔斷腿，臥床半年，半年後又離職，出版計劃不了了之。出不成，老楊本芬也不很在意，「對我媽媽來說，她只是寫出不吐不快的往事，在網絡贏得了很多友善的回應，很多讚美、共鳴、感動，她已經很開心，也很滿足。」

一擱就是十幾年。直至曾追過貼文的編輯虫虫重提這本小說，推薦給出版人涂志剛。「當時出版社一些職員勸涂志剛不要出，擔心簽下一本毫無知名度的作者的書，銷量難以保障。但他還是很快決定出版了。」章紅說。


章紅轉述了涂志剛發給她的一段話，大意是說：每一代人都既是歷史的參與者，也是歷史的承受者。能夠記錄歷史的，多是有能力參與歷史進程的。這樣的記錄當然珍貴，但每個時代，我們得到的其實都是這樣的記錄，它們重要，但其實又不夠。反倒是那些碎片一般的，歷史的承受者，那些普通人，如果他們的聲音能留下一點點，就會特別動人。

2020年6月，《秋園》正式出版。市場反響遠超預期，一月內已實現加印，豆瓣評分9.0。

有網友合上書頁，寫下評論——「了解自己的過去方能塑造未來，某種意義上《秋園》是在為我們的時代做這樣的一件事。秋園的歌到了尾聲，可我真捨不得讓它就此停下，這世間還有無數的秋園和你我，我們每一個人都應該把這支歌接下去，再唱一個炎夏，一個冬日長長。」

「我這輩子什麼都做夠了，就是書沒有讀夠」

有什麼品質或精神，是你從母親身上學到，又想傳遞給女兒？同一個問題，我先後問了楊本芬和章紅。她們的回答如出一轍：讀書，對知識永不泯滅的好奇心。

秋園曾試圖以婚姻換取讀書的機會，但希望被戰爭徹底摧毀。所以她從小就教育楊本芬，「只要能活下來，只要還有一口氣，就要讀書。」

楊本芬長到十二歲，同村的孩子快讀完小學了，她還沒進過學校門，「我看著他們，非常羨慕，心裏急得像貓在撓門。」家裏窮得連飯也吃不飽，沒有錢讀書，她知道，忍了再忍，還是忍不住斗膽提出要去讀書。秋園咔嚓咔嚓剪著布，聞言嘆了口氣。反而是一向沉默斯文父親楊仁受，反常地突然從灶屋裏走出來，手裏拎了把菜刀，撲通一聲跪在秋園面前，把菜刀往脖子上一橫，說道：「明年再不送你讀書，你就用這把菜刀把爸爸殺了！」

父親發絲灰白，跪著，膝蓋上兩塊補丁貼在地面。楊本芬永遠記得這個瞬間的細節，也被兩塊補丁裏的心酸、內疚、實難驅散的渴望，輪番折磨了很久。

翌年，一日秋園把楊本芬叫到身邊，對她說，「你去把屋簷下簸箕裏的鴨毛拿到街上賣掉。賣了錢，去買一塊寫字用的石板，再買一根紮頭髮的牛筋，要準備讀書了。」楊本芬快樂極了，拿一張舊牛皮紙把鴨毛包好，走了十里路，到一家廢品店把鴨毛賣了五角二分錢，她花一分錢買了根牛筋，兩角錢買了石板，一分錢買了石筆。準備從小學四年級讀起。

那種快樂只短暫停留了兩年，家裏再也湊不齊學費，她唯有輟學。多年後考取岳陽工業學校，臨畢業之際，學校突然停辦。獨自闖蕩江西，轉入共產主義勞動大學分校，讀了一年又因家庭成分是舊官吏，第一批被發配農村。

命運跟楊本芬開了一場你追我趕的玩笑。「我這輩子什麼都做夠了，就是書沒有讀夠。」沒有完整地上過學，是此生遺憾。「但是我整個生命歷程裏，從沒有停止過讀書。」楊本芬如饑似渴地四處找書來讀，為了把書儘快歸還別人，她曾手抄了整整一本《第二次握手》。而秋園甚至讀得比她更多，「有一回我從江西回湖南探望她，剛踏進家門，她看見我第一句話就問：《天龍八部》你看了嗎？我說沒有，她說沒關係，來，我講給你聽。」

秋園晚年，起床後也常拿本書，坐在陽台上安安靜靜地讀，小說，散文，她都愛讀。後來眼睛做了白內障手術，醫生反覆叮囑過不能用眼，她還是忍不住，掀開紗布，偷偷瞅幾眼報紙。

知識改變命運，儘管秋園和楊本芬的命運最終未被改變，她們還是對此深信不疑。正如母親囑咐她那樣，楊本芬也告訴兒女們，一定要讀書，一定要考大學。

這個家族的第四代女性秋秋如今已經長大，從美國中部一所大學畢業後，在一家高科技公司擔任軟件工程師。這四代人前後延綿逾一個世紀，每一代人的成長都有賴於上一代傾盡全力的托舉，她們身上有著一些連續的相似的美好東西，即一種讀書的意念，和將意念付諸行動的勇氣。

被時代損害後的退縮

這個初夏，新書出版，楊本芬坐在家中迎接了一波又一波來自全國各地的記者，長途電話也接了很多個。那種感覺近乎一夜成名，她感到恍惚不已，如同大夢一場。「我這個倒了一輩子霉的人，好運不會掉在我頭上。」

幾分鐘後，回答另一問題時，她說不如我把這個事情從頭講一遍給你聽，講述過程中她屢次停下，「我有湖南口音，你能夠聽懂嗎？不好意思。」又說：「如果我講的內容沒用，你可以隨時打斷我。」

我從這些細枝末節的表達裏捕捉到一絲明朗性格縫隙間的悲觀和不自信。後來跟章紅提起，她將楊本芬這種潛藏於性格裏的小心翼翼，歸咎於時代與社會的損害和侮辱、觀念與文化對個體自主性的裹挾。

早年讀書願望數度落空，因家庭成分不好下放農村名單第一批就有楊本芬，甚至是工作以後，一次公司下發文件規定某年某月某日之前參加工作的人可以轉為正式工，而她就差了兩個月未能入閘。「媽媽常說，機會就像煮熟了的鴨子，都擺在面前了，可最終還是會消失。她自認命特別不好。她渴望參與到社會生活中，她渴望這個社會接納她，但是人生一直在給她帶來創傷，她始終沒有得到這種接納和認可。」

當一個人渴望為社會接納，但卻未果時，會怎麼樣？章紅很久以前就在思考這個問題。一種可能是自我規訓，將社會固有要求不自覺地內化為自我觀念，以此主動約束自主性，「一個人是很難超越她所生活的環境和時代的。」另一種則是退縮，從人群中，從社會生活中退縮。事實上，兩者並不矛盾地交疊，在秋園和楊本芬兩代女性身上，留下明顯的痕跡。

章紅是先從外婆秋園眼裏看到這種「退縮」。

二十多年前，章紅已為人母，一大家子一起回到湖南鄉下，那個叫做「庵子里」的老屋。三間平房並排，門前有一個大曬坪，右側是個小橘園，左側挺立著一株高大的香樟樹。秋園這時已經八十八歲高齡，依然清瘦文雅，但活力明顯減退，話變得很少，安安靜靜的。站在曬坪，目送一行人離開。「那次就有了，退縮。從她的表情，動作和表達。換句話說，是生命在萎縮，生命力在萎縮。」

其時是五月，門口兩棵樹正繁花滿枝，章紅隨口問道：「好漂亮啊，這是什麼花？」問到花，秋園這才表現出一種熱情和興趣，告訴她這是扶桑，又牽起章紅的手，指向不遠處的山崖，語氣中滿是遺憾，「如果你們早來半個月就好了，那崖上都是杜鵑花，好看得很。」

那是章紅最後一次見到秋園，那一年，秋園八十八歲，依然為她沒能看到山崖上的杜鵑花而感到惋惜。

晚輩們回憶起來都說，秋園是一個極其體面、熱愛生活的人，再窮困也穿得整潔，年輕時在南京，每回逛夫子廟，總記得買幾束花回去。七、八十歲的年紀，還時常爬上山崖去摘映山紅，每個房間插上一瓶。

秋園過身前，為自己準備了幾件平日愛穿的衣服，用一塊藍白格子的方布包起來，囑咐家人要放進棺材裏隨葬。章紅去參加葬禮，拿到這個包裹，在放進棺木之前，她重新疊好每件衣服。

在其中一件棉襖口袋裏，她發現了一張紙條，上面寫著：

一九三二年，從洛陽到南京

一九三七年，從漢口到湘陰

一九六零年，從湖南到湖北

一九八零年，從湖北回湖南

一生嚐盡酸甜苦辣，終落得如此下場

是秋園的筆跡。她竟用這兩句來形容自己的一生。楊本芬和章紅看見字條都很震驚，「她表現出來的是尊嚴，堅強，從來不抱怨，不會說自憐自艾的話。但最後兩行字，可以看到她對生命仍然有一種不甘，人來到這世上一趟，所受的那些苦還是沉澱下來了，至於這個苦裏面的遺憾，失落，痛苦，可能從來也沒有真正離開過她。」

無論如何，秋園的故事終於也講完了。楊本芬停下手中的筆。她知道自己所寫的故事，將會如同一滴水，匯入人類歷史奔騰不息的長河。在這看似宏大的家國敘事下，她的願望又是如此小——願每一個母親和女兒，都能牢牢把握自己的命運，活得自由而舒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