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耀泰：去年此時連儂牆上，一萬筆「香港之聲」說了什麼？

因為在香港工作的緣故（編按：作者李耀泰為香港浸會大學社會系助理教授，原籍台灣），在去年七月時台大社會系的劉仲恩教授建議我蒐集連儂牆上的文字便利貼資料，為這場運動和歷史留下一些時代的紀錄。一開始的出發點，純粹是想要了解人們在連儂牆上說了些什麼。

然而在拍攝便利貼的過程中，我發現到連儂牆上影像（海報、列印圖像宣傳品、手繪創作等等）的比例不下於單純的文字便利貼，夾雜文字和各式影像讓連儂牆猶如一個藝術展場。儘管既有研究已經指出連儂牆作為一個公共場域，牆上的文宣包含著各種不同的情緒類型（正向的激勵動員以及表達不滿的負面情緒），但至今似乎還沒有任何研究或報導，對於連儂牆上的文字和影像內容及其在這場運動中所分別扮演的角色，進行較有系統性的梳理。

為了彌補這樣子的缺失，也為了更進一步探究這些歷史資料的時代意義，從2019年7月到今年4月，我和我的研究助理在不同時間到香港十八區的連儂牆拍攝下文字和影像檔案，並且對於所拍攝的資料進行分類和編碼。因為人力資源的限制，我們無法規律性地在每一區定期拍攝，也因為連儂牆不時經歷破壞，抗爭者會反覆張貼資料，所以我們的資料應有一定程度的代表性。

此研究最後整理了關於便利貼上的文字資料（共10,000筆）以及影像圖檔（共2,076張）。編碼以及分析結果顯示，文字和影像傳遞不同的訊息、且動員不同的情感，兩者在運動過程中扮演著非常不同但又互補的角色。

從2014年佔中（雨傘）運動到2019年的反修例運動，連儂牆一直扮演著很重要的動員、宣傳、和分享資訊的角色。連儂牆上的文字和影像吸睛、具有匿名性、可以快速且有效率地分享和儲存資訊，年紀大不會使用網路的長者也可以透過連儂牆接收資訊。

連儂牆一詞的靈感來自於約翰・連儂（John Lennon）的歌詞，在1980年代以塗鴉的形式出現在捷克布拉格上的牆上。在香港，從2014年佔中運動開始，貼滿文字便利貼和宣傳海報的連儂牆也出現在行人天橋、地下道、地鐵站、以及各大購物廣場，牆上充滿支持運動的口號和訴求。

到2019年6月大規模的社會抗爭出現後，連儂牆也從過去以便利貼文字為主，發展至今成為各式圖像、海報宣傳、拼貼藝術的場域，並且成為香港人民表達訴求和分享資訊的重要管道。

連儂牆在宣傳和動員上的重要性讓它成為一個不同意識形態和論述（例如黃絲vs.藍絲，政府vs.人民）的戰場。從新聞報導中，我們可以看到多區連儂牆經過不斷的拆毀、重建、拆毀、再重建的循環過程（如下圖二），網路平台上也有不同發起拆毀和重建連儂牆的群體。在「全民文宣」的年代，香港人不僅發展出各種連儂牆的「變體」。

（舉凡貼於書包、公車站牌、公共設施上的流動連儂牆、以街頭塗鴉方式呈現的撕不走連儂牆、以及在網路論壇上廣為流傳分享的電子連儂牆，請參閱畢恆達、劉家儀的〈沈默之聲：無處不在的連儂牆〉一文）

實體連儂牆也因此成為一個具有與運動相關、具有象徵意義的場域。當民眾觀看實體連儂牆上面寫些什麼、當一些戴著黑色口罩的年輕人把筆和便利貼遞過來問說要不要寫、或者當網路平台上不認識的使用者分享具有創意的海報文宣，參與連儂牆創作和張貼的過程某程度也創造了一個想像共同體：創作者知道還有人在關心這場運動，還有其他人同樣在意香港的未來。

連儂牆關鍵字：支持民主自由、香港人認同

文字部分的編碼所著重的是正向或負面的情緒；另一方面也區分了不同政治光譜地區（例如支持民主的「黃區」vs. 建制派勢力為主導的「藍區」）、重大事件（例如721元朗攻擊、85大罷工、831太子站襲擊事件等）對於連儂牆上文字內容的影響。

從我們的分析結果中可以看到，各區之間的關鍵字並沒有很明顯的論述差異，推測原因是會以便利貼留下文字的創作者，都是支持或參與運動的民眾，反對運動者較少利用連儂牆來表達訴求。

綜合各種分析方法（十八區共同分析、去掉「香港（人）加油」後分析）看來，文字的內容大致上可以分成四大類：表達支持、重述運動目標、動員、以及批判政府。

舉例來說，出現比例最高的有：「香港（人）加油！」（22%）、「沒有暴徒、只有暴政」（11%）、「支持民主／自由！」（9.74%）、「林鄭下台！」（8.56%）、「不要放棄！」（6.66%）、「不要放棄！」（6.66%）、「齊上齊落！」（4.69%），以及其他運動中常聽到的口號：「五大訴求、缺一不可！」（4.16%）、「光復香港、時代革命！」（1.88%），以及「香港人，抵抗！」、「年輕人加油！」等等。

去掉香港（人）加油後，我們可以看到頻繁出現的關鍵字包含了支持年輕人、自由、堅持、不要放棄、自己香港自己救、不撤不散等等。從這些文字論述中，我們同時可以看到香港認同的浮現以及反修例運動的「團結倫理」（ethics of solidarity，請參閱李立峯“Solidarity in the anti-extradition bill movement in Hong Kong”一文）。

如同2014佔中運動中連儂牆上的論述，在2019年反修例運動中，文字便利貼的訊息整體而言為正面、鼓舞、激發運動參與、對於香港未來抱持希望，以及展現對於民主和自由等價值的支持。

起碼到港版國安法正式通過前夕為止，連儂牆的文字訊息並沒有太多直接要求「香港獨立」的呼聲；分析結果讓我們了解到，反修例運動應該被定調為是一場支持民主而非支持港獨的運動。

雖然在連儂牆上可以發現一些建制派和反對運動者的論述，例如支持香港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和警察、以及反對抗爭者暴力，但這些言論出現的頻率遠低於其他支持運動的論述。顯著的差異也說明了參與創作連儂牆已被視為（支持）運動的一種空間實踐。反對運動者只能以無視連儂牆上的文字或影像、或者以其他方式（例如拆除連儂牆、在連儂牆上蓋白布）來表達對於運動的不同意見。

連儂牆影像：「創意式批判」且「負面描繪」政府領導人及警察

連儂牆上的影像和主題相當多元，包含具有各種社會文化意涵（例如小熊維尼、漫威英雄、連登豬／狗、佩佩蛙等）的海報文宣、手繪圖像、漫畫、創意拼貼、到夾雜文字圖像的宣傳品，因此在影像部分的編碼較為複雜，主要根據幾個面向進行分類：影像創作目的（批判、支持、動員）、討論主題、使用語言（粵語、中文、英文或多種語言夾雜）、生產方式（個人手繪作品、大量列印、便利貼圖像）、生產者（個人、公民團體、政黨、媒體）、主要人物（抗爭者、政治人物、警察、一般民眾），以及情感類別（憤怒、失望、恐懼、悲傷、批判、動員、興奮等等）。

首先，根據影像創作目的分類，最常見的（38%）是以政治暗喻嘲諷（political memes）或黑色幽默的方式表達對於政府領導人以及警察暴力的批判，這些批判多透過醜化影像主體的方式呈現。

另外，支持抗爭者和運動的影像也佔有一定比例（29%），其他影像則包含了動員（15%，通常結合了文字和影像，文字部分包含運動口號）、資訊分享（9%，提供遊行集會抗爭的時間地點、黃藍店資訊）、起底（分享警員編號、社群媒體帳號）等等。在影像的情感部分，39.1%的影像表達了對於政府的不滿和批判，25.8%顯示了對於抗爭者的支持。

其次，影像主題部分，從林鄭月娥、警察國家、抗爭者，到對於共產主義以及民主價值的論述都有。最常出現的主題為警察暴力（6.2%）、支持抗爭者以及光復香港（各為3.6%），其他常見的主題則包含：永不放棄（2.8%）、五大訴求缺一不可（2.3%），以及其他相關的動員論述（2.2%）。

第三，影像中所使用的語言部分，有46%的影像所使用的語言為中文，25%使用粵語，11%使用英文，13%為中英或是粵英夾雜文字。值得注意的是，雖然很大比例的影像使用中文，但語境和意涵可能只有身在香港或了解運動的中文閱讀者（香港人）才能意會。舉例來說，抗爭者使用dllm （屌你老母）、777來代表林鄭（廣東話「柒」同時有過時、愚蠢、笨拙、出醜的意思）。

另外，「不分化、不割𥱊（不分裂）、不篤灰（不背叛）」、「黑裝修（破壞黨鐵或黑社會經營的店家），紅裝飾（到與中國關係密切的店家潑油漆），藍罷買（抵制藍店），黃幫襯（支持黃店）」、「兄弟爬山，各自努力」（勇武派以及和理非各司其職）、「煲底之約」（抗爭成功後到金鐘立法會外除去口罩一起慶祝）等等，都是需要對於運動脈絡熟悉的（香港人）才能理解。

和文字較為不同的是，在影像端可以清楚看到運動事件的發展軌跡。舉例來說，721元朗白衣人攻擊抗爭者、811警察以布袋彈射爆少女眼球、831太子站警察無差別打人、11月8日在示威衝突中墜樓的香港科技大學周梓樂同學不幸離世、蔡英文連任台灣總統，以及近期的肺炎事件（林鄭不願封關、世衛組織被中國控制）等，都以影像的方式出現在連儂牆上，表達的方式包括強烈的譴責不滿，但也有較為詼諧的戲謔和嘲諷隱喻。

這些影像結合了運動訴求，強調了對於政府無能和警察暴力的批判，同時也突顯了香港人的政治認同。

第四，在生產方式上，相當大程度（93%）的影像是來自大量列印的海報文宣。抗爭者透過「生產鏈」或知名社會學者Manuel Castells所稱的網絡社會運動（networked social movement）模式，先是從網路論壇或相關平台（臉書、連登或TG Groups）下載匿名群眾所創造的各種文宣，列印出來後再到各處連儂牆張貼。

第五，影像主體相當多元。我分類了關於幾個主要人物的描繪，發現在影像中較常出現的主體有：抗爭者（36%）、香港警察（21.1%）、香港作為一個整體（9.4%）、以及林鄭月娥（7.2%）等等。

我另外篩選出大約1200張圖片，對於其中幾個主要人物如何被呈現進行編碼。在708張與抗爭者有關的影像中，幾種主要描繪方式包括了：英勇的戰士（32.5%）、手牽手象徵團結的個人和群眾（21.1%）、警察暴力下的受害者（15.7%），以及無辜的市民（7.8%）。抗爭者有時也以不同面貌出現，例如連登狗（6.6%）、粉紅連登豬（5.2%）、佩佩蛙（Pepe the frog, 4.4%，後期因佩佩蛙被認為是保守派和種族主義者，因此出現頻率減少）。影像中抗爭者的性別描繪則無太大差異，男性和女性大致各半。

在319張以警察為主體的影像中，警察總是與「黑警」或「狗」相連。很大比例（81.8%）呈現警察的方式是他們以暴力對待抗爭者，其他少部分的圖像則將警察描繪為納粹新警察或是文革時期的紅衛兵（5.6%）。警察的性別描繪多以醜陋且邪惡的男性為主。

其他的政治人物，包括林鄭月娥（7.2%）、中共領導人習近平（1.9%）、香港激進建制派代表人物何君堯、以及毛澤東（多以語錄形式呈現）。這些主體多以負面形象被展示。舉例來說，在123張關於林鄭月娥的圖像中，有相當的比例被描繪成惡魔（37.4%）、看起來易怒焦躁或是疲倦（14%），另外還有10.6%的比例她被呈現為中國政府和習近平的傀儡。

時代之聲：認真看待每一張連儂牆上的文字和影像

這些文字和影像的分析結果告訴我們什麼？既有的研究（如學者Sebastian Veg、Minna Valjakka等人）已經論證，連儂牆不僅只是物理意義上的空間存在，透過「共同創作」（co-authoring）的空間實踐，它還同時是一個代表群眾聲音的象徵場域，成為Manuel Castells所說的跨越年齡、性別、族群，來自人民集體意見的都市社會運動（urban social movement）。從社區鄰里的基本層級開始，每一個人都能在牆上表達意見、訴求、分享資訊、支持（或反對）運動的管道，某程度是一種「重奪」都市論述空間的展現。

這些文獻雖然提到了連儂牆的社會政治意涵以及香港人的認同，但並沒有針對張貼在牆上的內容及其意義做更有系統性地分析，大多僅是引用一些圖像或文字內容作為例證。探究文字和影像的內容不僅能幫助我們更深切地了解這場運動的脈絡、演變和訴求內容，分析其細節更能讓我們知道連儂牆作為一種文宣和動員手段，在這場運動中扮演什麼樣的角色（如何動員）。

大眾傳播領域的知名學者Charles Stewart在其與同儕著作的Persuasion and Social Movements一書中強調溝通對於社會運動的存續至關重要：「社會運動…必須要能轉化人們對於事實的理解、提升抗爭者的自我認同和存在價值、獲得一定程度的正當性、規範行動的走向、動員沈默的大眾，並且維繫運動的進展。」

為了達到以上的目的，協商、談判以及說服（persuasion）等策略至關重要。說服是一種以言語或非言語方式來轉換訊息接收者的觀感、思想以及行動。在說服以及建立論述的過程中，抗爭者可以重新詮釋或運用文字和影像來表達訴求甚至創造（framing）一個新的認同或（抗爭）共同體。這些策略被用來吸引更多人加入運動，並且提升了參與運動的道德正當性。

從上述的分析結果中，我們可以發現文字和影像在反修例運動過程中扮演著非常不同但又相輔相成的角色。兩者的同時存在豐富了運動所需的情感能量，說服更多人投入運動和相信運動的民主價值，是這場運動能夠延續至今日的重要因素。具體來說，文字便利貼上的打氣留言和肯定抗爭者的貢獻能夠提升抗爭者的認同和存在價值。許多年輕人可能在參與抗爭過程中受到家人和學校反對，對於香港的未來感到不確定，連儂牆上的加油文字強化了他們的認同和運動參與。

另一方面，透過描繪正在發生或可能發生在香港的圖像，影像宣傳品以批判性的視野（例如突顯警察暴力、共產黨控制香港的事實）說服觀看的群眾，如果不立即採取行動（加入這場運動），香港的未來將會岌岌可危。從影像資料中也可以看到抗爭者利用對於過去歷史事件的連結（例如文化大革命），強調採取行動的重要性和正當性。

文字和影像產生的效果相當不同。試著想想：今日你走過街頭，看到關於運動的文字便利貼以及宣傳海報，這些文字和影像對你產生什麼意義？當「五大訴求、缺一不可！」、「光復香港、時代革命！」的文字轉化成一張張抗爭者被描繪為英勇的戰士，手牽手對抗強大的政權和警察武力時，具象化的效果和激發情感的能量更為強烈。

雖然在分析結果中可以發現，文字資料並非都只是正面和鼓舞，而影像資料也不全是負面批判。文字和影像可能扮演了重疊的動員和說服功用，但兩者呈現的方式仍然存在著差異。首先，如前所述，文字便利貼主要是以正面情感來動員群眾一同（參與運動）守護香港的未來，但影像資料則包含了更為多樣化的情感內容（憤怒、悲傷、恐懼等等），創作者利用這些對於政府和警察的負面情感來強化參與運動的道德正當性。

其次，文字便利貼傳遞的訊息主要為：「香港（人）加油！」、「香港人，反抗！」，或是分享遊行集會的資訊以激發更強的凝聚力和團結；相對地，影像可能更多是透過黑色幽默、嘲諷暗喻（memes）、漫畫、與文化和電影的連結（cultural referencing，例如毛主席語錄、漫威英雄）來激發民眾對於政府的不信任。文字和影像所包含的情感差異和多樣性、不同的呈現方式，都讓一場社會運動所需的「說服」功能更為完整，給予這場運動更強大的正當性，也讓其得以延續至今。

文字與影像的差異，源自何處？

文字和影像的差異需要回歸到一些基本問題：抗爭者／創作者想要傳遞什麼樣的訊息？想要產生什麼樣的效果？以及誰是潛在的觀看者？這些問題可能需要更多細緻的訪談（訪談創作者和觀看者）來了解使用文字和影像原因及其效果（例如他們對於警察暴力和示威者暴力的看法）。一個可能的解釋是媒介素材本身的差異。

文字便利貼通常是發展在觀看的當下，當佇足觀看連儂牆上的資訊，可能有其他在場的人遞來一支筆或一張紙讓你寫，完成創作的時間通常不會超過一分鐘，創作者可能寫完貼上後就離開現場；也因為便利貼的尺寸，能留下的通常只有幾句話，為了快速且有效地傳遞訊息，運動過程中常見的口號或者簡單的打氣加油自然成為便利貼上的常見語言。

相對文字便利貼可能隨機發生，影像的「生產流程」則是較有計畫性的選擇適當影像來大量印發海報宣傳。抗爭者通常先從各種網路論壇或TG（telegram） Groups下載影像，到影印店列印之後再透過網路上的自願者到各區派發。因為格式不拘，也因此有更多的空間發展創意和多元風格。

撰寫此文的當下，大部分的連儂牆幾乎已被清除，雖然有些地區仍試圖苟延殘喘，但國安法通過後的香港，對於言論自由可能會更加緊縮。連儂牆所代表的不僅只是一個群眾聲音的出口，它更是每一個人積極參與運動的具象呈現，2019年連儂牆的蓬勃發展象徵著運動能以不同的方式更成熟且永續地影響每一個人。

作為結語，我誠心希望連儂牆創作的匿名性能夠讓一般民眾的訴求不再只是沈默之聲，過去所拍下的連儂牆不會將來只在博物館關於歷史資料的展覽中出現。更希望連儂牆能夠「大復活」，在龐大政治壓力重組下，仍能展現香港公民社會和集體公民意志的韌性。

（本研究感謝尹慧祺、張晨虓、徐云涵、Katherine Whitworth協助資料編碼，以及陳美玲在資料分析上的協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