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耀泰：去年此时连侬墙上，一万笔“香港之声”说了什么？

因为在香港工作的缘故（编按：作者李耀泰为香港浸会大学社会系助理教授，原籍台湾），在去年七月时台大社会系的刘仲恩教授建议我搜集连侬墙上的文字便利贴资料，为这场运动和历史留下一些时代的纪录。一开始的出发点，纯粹是想要了解人们在连侬墙上说了些什么。

然而在拍摄便利贴的过程中，我发现到连侬墙上影像（海报、列印图像宣传品、手绘创作等等）的比例不下于单纯的文字便利贴，夹杂文字和各式影像让连侬墙犹如一个艺术展场。尽管既有研究已经指出连侬墙作为一个公共场域，墙上的文宣包含着各种不同的情绪类型（正向的激励动员以及表达不满的负面情绪），但至今似乎还没有任何研究或报导，对于连侬墙上的文字和影像内容及其在这场运动中所分别扮演的角色，进行较有系统性的梳理。

为了弥补这样子的缺失，也为了更进一步探究这些历史资料的时代意义，从2019年7月到今年4月，我和我的研究助理在不同时间到香港十八区的连侬墙拍摄下文字和影像档案，并且对于所拍摄的资料进行分类和编码。因为人力资源的限制，我们无法规律性地在每一区定期拍摄，也因为连侬墙不时经历破坏，抗争者会反覆张贴资料，所以我们的资料应有一定程度的代表性。

此研究最后整理了关于便利贴上的文字资料（共10,000笔）以及影像图档（共2,076张）。编码以及分析结果显示，文字和影像传递不同的讯息、且动员不同的情感，两者在运动过程中扮演着非常不同但又互补的角色。

从2014年占中（雨伞）运动到2019年的反修例运动，连侬墙一直扮演着很重要的动员、宣传、和分享资讯的角色。连侬墙上的文字和影像吸睛、具有匿名性、可以快速且有效率地分享和储存资讯，年纪大不会使用网路的长者也可以透过连侬墙接收资讯。

连侬墙一词的灵感来自于约翰・连侬（John Lennon）的歌词，在1980年代以涂鸦的形式出现在捷克布拉格上的墙上。在香港，从2014年占中运动开始，贴满文字便利贴和宣传海报的连侬墙也出现在行人天桥、地下道、地铁站、以及各大购物广场，墙上充满支持运动的口号和诉求。

到2019年6月大规模的社会抗争出现后，连侬墙也从过去以便利贴文字为主，发展至今成为各式图像、海报宣传、拼贴艺术的场域，并且成为香港人民表达诉求和分享资讯的重要管道。

连侬墙在宣传和动员上的重要性让它成为一个不同意识形态和论述（例如黄丝vs.蓝丝，政府vs.人民）的战场。从新闻报导中，我们可以看到多区连侬墙经过不断的拆毁、重建、拆毁、再重建的循环过程（如下图二），网路平台上也有不同发起拆毁和重建连侬墙的群体。在“全民文宣”的年代，香港人不仅发展出各种连侬墙的“变体”。

（举凡贴于书包、公车站牌、公共设施上的流动连侬墙、以街头涂鸦方式呈现的撕不走连侬墙、以及在网路论坛上广为流传分享的电子连侬墙，请参阅毕恒达、刘家仪的〈沉默之声：无处不在的连侬墙〉一文）

实体连侬墙也因此成为一个具有与运动相关、具有象征意义的场域。当民众观看实体连侬墙上面写些什么、当一些戴着黑色口罩的年轻人把笔和便利贴递过来问说要不要写、或者当网路平台上不认识的使用者分享具有创意的海报文宣，参与连侬墙创作和张贴的过程某程度也创造了一个想像共同体：创作者知道还有人在关心这场运动，还有其他人同样在意香港的未来。

连侬墙关键字：支持民主自由、香港人认同

文字部分的编码所着重的是正向或负面的情绪；另一方面也区分了不同政治光谱地区（例如支持民主的“黄区”vs. 建制派势力为主导的“蓝区”）、重大事件（例如721元朗攻击、85大罢工、831太子站袭击事件等）对于连侬墙上文字内容的影响。

从我们的分析结果中可以看到，各区之间的关键字并没有很明显的论述差异，推测原因是会以便利贴留下文字的创作者，都是支持或参与运动的民众，反对运动者较少利用连侬墙来表达诉求。

综合各种分析方法（十八区共同分析、去掉“香港（人）加油”后分析）看来，文字的内容大致上可以分成四大类：表达支持、重述运动目标、动员、以及批判政府。

举例来说，出现比例最高的有：“香港（人）加油！”（22%）、“没有暴徒、只有暴政”（11%）、“支持民主／自由！”（9.74%）、“林郑下台！”（8.56%）、“不要放弃！”（6.66%）、“不要放弃！”（6.66%）、“齐上齐落！”（4.69%），以及其他运动中常听到的口号：“五大诉求、缺一不可！”（4.16%）、“光复香港、时代革命！”（1.88%），以及“香港人，抵抗！”、“年轻人加油！”等等。

去掉香港（人）加油后，我们可以看到频繁出现的关键字包含了支持年轻人、自由、坚持、不要放弃、自己香港自己救、不撤不散等等。从这些文字论述中，我们同时可以看到香港认同的浮现以及反修例运动的“团结伦理”（ethics of solidarity，请参阅李立峯“Solidarity in the anti-extradition bill movement in Hong Kong”一文）。

如同2014占中运动中连侬墙上的论述，在2019年反修例运动中，文字便利贴的讯息整体而言为正面、鼓舞、激发运动参与、对于香港未来抱持希望，以及展现对于民主和自由等价值的支持。

起码到港版国安法正式通过前夕为止，连侬墙的文字讯息并没有太多直接要求“香港独立”的呼声；分析结果让我们了解到，反修例运动应该被定调为是一场支持民主而非支持港独的运动。

虽然在连侬墙上可以发现一些建制派和反对运动者的论述，例如支持香港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和警察、以及反对抗争者暴力，但这些言论出现的频率远低于其他支持运动的论述。显著的差异也说明了参与创作连侬墙已被视为（支持）运动的一种空间实践。反对运动者只能以无视连侬墙上的文字或影像、或者以其他方式（例如拆除连侬墙、在连侬墙上盖白布）来表达对于运动的不同意见。

连侬墙影像：“创意式批判”且“负面描绘”政府领导人及警察

连侬墙上的影像和主题相当多元，包含具有各种社会文化意涵（例如小熊维尼、漫威英雄、连登猪／狗、佩佩蛙等）的海报文宣、手绘图像、漫画、创意拼贴、到夹杂文字图像的宣传品，因此在影像部分的编码较为复杂，主要根据几个面向进行分类：影像创作目的（批判、支持、动员）、讨论主题、使用语言（粤语、中文、英文或多种语言夹杂）、生产方式（个人手绘作品、大量列印、便利贴图像）、生产者（个人、公民团体、政党、媒体）、主要人物（抗争者、政治人物、警察、一般民众），以及情感类别（愤怒、失望、恐惧、悲伤、批判、动员、兴奋等等）。

首先，根据影像创作目的分类，最常见的（38%）是以政治暗喻嘲讽（political memes）或黑色幽默的方式表达对于政府领导人以及警察暴力的批判，这些批判多透过丑化影像主体的方式呈现。

另外，支持抗争者和运动的影像也占有一定比例（29%），其他影像则包含了动员（15%，通常结合了文字和影像，文字部分包含运动口号）、资讯分享（9%，提供游行集会抗争的时间地点、黄蓝店资讯）、起底（分享警员编号、社群媒体帐号）等等。在影像的情感部分，39.1%的影像表达了对于政府的不满和批判，25.8%显示了对于抗争者的支持。

其次，影像主题部分，从林郑月娥、警察国家、抗争者，到对于共产主义以及民主价值的论述都有。最常出现的主题为警察暴力（6.2%）、支持抗争者以及光复香港（各为3.6%），其他常见的主题则包含：永不放弃（2.8%）、五大诉求缺一不可（2.3%），以及其他相关的动员论述（2.2%）。

第三，影像中所使用的语言部分，有46%的影像所使用的语言为中文，25%使用粤语，11%使用英文，13%为中英或是粤英夹杂文字。值得注意的是，虽然很大比例的影像使用中文，但语境和意涵可能只有身在香港或了解运动的中文阅读者（香港人）才能意会。举例来说，抗争者使用dllm （屌你老母）、777来代表林郑（广东话“柒”同时有过时、愚蠢、笨拙、出丑的意思）。

另外，“不分化、不割𥱊（不分裂）、不笃灰（不背叛）”、“黑装修（破坏党铁或黑社会经营的店家），红装饰（到与中国关系密切的店家泼油漆），蓝罢买（抵制蓝店），黄帮衬（支持黄店）”、“兄弟爬山，各自努力”（勇武派以及和理非各司其职）、“煲底之约”（抗争成功后到金钟立法会外除去口罩一起庆祝）等等，都是需要对于运动脉络熟悉的（香港人）才能理解。

和文字较为不同的是，在影像端可以清楚看到运动事件的发展轨迹。举例来说，721元朗白衣人攻击抗争者、811警察以布袋弹射爆少女眼球、831太子站警察无差别打人、11月8日在示威冲突中坠楼的香港科技大学周梓乐同学不幸离世、蔡英文连任台湾总统，以及近期的肺炎事件（林郑不愿封关、世卫组织被中国控制）等，都以影像的方式出现在连侬墙上，表达的方式包括强烈的谴责不满，但也有较为诙谐的戏谑和嘲讽隐喻。

这些影像结合了运动诉求，强调了对于政府无能和警察暴力的批判，同时也突显了香港人的政治认同。

第四，在生产方式上，相当大程度（93%）的影像是来自大量列印的海报文宣。抗争者透过“生产链”或知名社会学者Manuel Castells所称的网络社会运动（networked social movement）模式，先是从网路论坛或相关平台（脸书、连登或TG Groups）下载匿名群众所创造的各种文宣，列印出来后再到各处连侬墙张贴。

第五，影像主体相当多元。我分类了关于几个主要人物的描绘，发现在影像中较常出现的主体有：抗争者（36%）、香港警察（21.1%）、香港作为一个整体（9.4%）、以及林郑月娥（7.2%）等等。

我另外筛选出大约1200张图片，对于其中几个主要人物如何被呈现进行编码。在708张与抗争者有关的影像中，几种主要描绘方式包括了：英勇的战士（32.5%）、手牵手象征团结的个人和群众（21.1%）、警察暴力下的受害者（15.7%），以及无辜的市民（7.8%）。抗争者有时也以不同面貌出现，例如连登狗（6.6%）、粉红连登猪（5.2%）、佩佩蛙（Pepe the frog, 4.4%，后期因佩佩蛙被认为是保守派和种族主义者，因此出现频率减少）。影像中抗争者的性别描绘则无太大差异，男性和女性大致各半。

在319张以警察为主体的影像中，警察总是与“黑警”或“狗”相连。很大比例（81.8%）呈现警察的方式是他们以暴力对待抗争者，其他少部分的图像则将警察描绘为纳粹新警察或是文革时期的红卫兵（5.6%）。警察的性别描绘多以丑陋且邪恶的男性为主。

其他的政治人物，包括林郑月娥（7.2%）、中共领导人习近平（1.9%）、香港激进建制派代表人物何君尧、以及毛泽东（多以语录形式呈现）。这些主体多以负面形象被展示。举例来说，在123张关于林郑月娥的图像中，有相当的比例被描绘成恶魔（37.4%）、看起来易怒焦躁或是疲倦（14%），另外还有10.6%的比例她被呈现为中国政府和习近平的傀儡。

时代之声：认真看待每一张连侬墙上的文字和影像

这些文字和影像的分析结果告诉我们什么？既有的研究（如学者Sebastian Veg、Minna Valjakka等人）已经论证，连侬墙不仅只是物理意义上的空间存在，透过“共同创作”（co-authoring）的空间实践，它还同时是一个代表群众声音的象征场域，成为Manuel Castells所说的跨越年龄、性别、族群，来自人民集体意见的都市社会运动（urban social movement）。从社区邻里的基本层级开始，每一个人都能在墙上表达意见、诉求、分享资讯、支持（或反对）运动的管道，某程度是一种“重夺”都市论述空间的展现。

这些文献虽然提到了连侬墙的社会政治意涵以及香港人的认同，但并没有针对张贴在墙上的内容及其意义做更有系统性地分析，大多仅是引用一些图像或文字内容作为例证。探究文字和影像的内容不仅能帮助我们更深切地了解这场运动的脉络、演变和诉求内容，分析其细节更能让我们知道连侬墙作为一种文宣和动员手段，在这场运动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如何动员）。

大众传播领域的知名学者Charles Stewart在其与同侪著作的Persuasion and Social Movements一书中强调沟通对于社会运动的存续至关重要：“社会运动…必须要能转化人们对于事实的理解、提升抗争者的自我认同和存在价值、获得一定程度的正当性、规范行动的走向、动员沉默的大众，并且维系运动的进展。”

为了达到以上的目的，协商、谈判以及说服（persuasion）等策略至关重要。说服是一种以言语或非言语方式来转换讯息接收者的观感、思想以及行动。在说服以及建立论述的过程中，抗争者可以重新诠释或运用文字和影像来表达诉求甚至创造（framing）一个新的认同或（抗争）共同体。这些策略被用来吸引更多人加入运动，并且提升了参与运动的道德正当性。

从上述的分析结果中，我们可以发现文字和影像在反修例运动过程中扮演着非常不同但又相辅相成的角色。两者的同时存在丰富了运动所需的情感能量，说服更多人投入运动和相信运动的民主价值，是这场运动能够延续至今日的重要因素。具体来说，文字便利贴上的打气留言和肯定抗争者的贡献能够提升抗争者的认同和存在价值。许多年轻人可能在参与抗争过程中受到家人和学校反对，对于香港的未来感到不确定，连侬墙上的加油文字强化了他们的认同和运动参与。

另一方面，透过描绘正在发生或可能发生在香港的图像，影像宣传品以批判性的视野（例如突显警察暴力、共产党控制香港的事实）说服观看的群众，如果不立即采取行动（加入这场运动），香港的未来将会岌岌可危。从影像资料中也可以看到抗争者利用对于过去历史事件的连结（例如文化大革命），强调采取行动的重要性和正当性。

文字和影像产生的效果相当不同。试着想想：今日你走过街头，看到关于运动的文字便利贴以及宣传海报，这些文字和影像对你产生什么意义？当“五大诉求、缺一不可！”、“光复香港、时代革命！”的文字转化成一张张抗争者被描绘为英勇的战士，手牵手对抗强大的政权和警察武力时，具象化的效果和激发情感的能量更为强烈。

虽然在分析结果中可以发现，文字资料并非都只是正面和鼓舞，而影像资料也不全是负面批判。文字和影像可能扮演了重叠的动员和说服功用，但两者呈现的方式仍然存在着差异。首先，如前所述，文字便利贴主要是以正面情感来动员群众一同（参与运动）守护香港的未来，但影像资料则包含了更为多样化的情感内容（愤怒、悲伤、恐惧等等），创作者利用这些对于政府和警察的负面情感来强化参与运动的道德正当性。

其次，文字便利贴传递的讯息主要为：“香港（人）加油！”、“香港人，反抗！”，或是分享游行集会的资讯以激发更强的凝聚力和团结；相对地，影像可能更多是透过黑色幽默、嘲讽暗喻（memes）、漫画、与文化和电影的连结（cultural referencing，例如毛主席语录、漫威英雄）来激发民众对于政府的不信任。文字和影像所包含的情感差异和多样性、不同的呈现方式，都让一场社会运动所需的“说服”功能更为完整，给予这场运动更强大的正当性，也让其得以延续至今。

文字与影像的差异，源自何处？

文字和影像的差异需要回归到一些基本问题：抗争者／创作者想要传递什么样的讯息？想要产生什么样的效果？以及谁是潜在的观看者？这些问题可能需要更多细致的访谈（访谈创作者和观看者）来了解使用文字和影像原因及其效果（例如他们对于警察暴力和示威者暴力的看法）。一个可能的解释是媒介素材本身的差异。

文字便利贴通常是发展在观看的当下，当伫足观看连侬墙上的资讯，可能有其他在场的人递来一支笔或一张纸让你写，完成创作的时间通常不会超过一分钟，创作者可能写完贴上后就离开现场；也因为便利贴的尺寸，能留下的通常只有几句话，为了快速且有效地传递讯息，运动过程中常见的口号或者简单的打气加油自然成为便利贴上的常见语言。

相对文字便利贴可能随机发生，影像的“生产流程”则是较有计划性的选择适当影像来大量印发海报宣传。抗争者通常先从各种网路论坛或TG（telegram） Groups下载影像，到影印店列印之后再透过网路上的自愿者到各区派发。因为格式不拘，也因此有更多的空间发展创意和多元风格。

撰写此文的当下，大部分的连侬墙几乎已被清除，虽然有些地区仍试图苟延残喘，但国安法通过后的香港，对于言论自由可能会更加紧缩。连侬墙所代表的不仅只是一个群众声音的出口，它更是每一个人积极参与运动的具象呈现，2019年连侬墙的蓬勃发展象征着运动能以不同的方式更成熟且永续地影响每一个人。

作为结语，我诚心希望连侬墙创作的匿名性能够让一般民众的诉求不再只是沉默之声，过去所拍下的连侬墙不会将来只在博物馆关于历史资料的展览中出现。更希望连侬墙能够“大复活”，在庞大政治压力重组下，仍能展现香港公民社会和集体公民意志的韧性。

（本研究感谢尹慧祺、张晨虓、徐云涵、Katherine Whitworth协助资料编码，以及陈美玲在资料分析上的协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