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尼土地衝突：在阻止民眾抗議的時候，疫情成了一項「便利」

2020年3月7日，凌晨2點半，印尼歷史最悠久的一家非政府環保組織「印尼環境論壇」（ Wahana Lingkungan Indonesia）在雅加達辦事處，忽然出現了一位警察與幾名沒有穿正式制服的男子。其中一位自稱是來自八百多公里外、中加里曼丹省（Central Kalimantan）的警察局長。他們帶著逮捕令前來，要逮捕正借宿在印尼環境論壇辦事處的一位農民，瓦特（James Watt）。

瓦特知道，這下，救人無望了。瓦特是躲開家鄉省份的警方，偷偷來的雅加達。他想要向印尼國家人權委員會（Komnas HAM）和受害者和證人保護計劃（LPSK）直接報告中加里曼丹省警方在一起棕櫚果盜竊案中做出的逮捕。

2月17日，Penyang村35歲的畢森（Hermanus Bin Bison）和27歲的阿薩（Dilik Bin Asap）在收割棕櫚果時被捕：逮捕他們的是棕櫚油公司 PT.Hamparan Masawit Bangunun（HMBP）的保安人員，後者還得到了印尼防暴警察 Mobile Brigade Crops 的協助。被捕後，兩人被中加里曼丹省的警方拘留。

中加里曼丹警方公共關係部主任 Hendra Rochmawan 向端傳媒記者解釋說：「初步調查顯示，他們是在該公司轄區內採摘棕櫚果實，之後被保安人員抓獲。」但是，來自當地 Sahai Hapakat 農場小組的這兩位農民，則聲稱是在農場集團集體擁有的117公頃土地上採摘棕櫚果—— HMBP公司與村民對這片土地的爭議由來已久，2019年，公司曾表示願意與村民合作管理這117公頃的控制權；但很顯然，當村民認為這片土地已經回到他們手中時，公司採取的行動是報警和發起訴訟。

隔壁村的瓦特也作為目擊者被警方傳喚了。但是，常年代表周邊村民就土地議題與公司和政府斡旋、在土地人權抗爭領域頗為著名的瓦特，行了一個險招：他不顧警方傳喚，直接前往雅加達求助國家機構，他認為這次的逮捕是警方在將本地農民「犯罪化」。

不幸的是，警察局長出現在印尼環境論壇辦事處的時候，瓦特還沒來得及提交報告；而在被捕後，瓦特還被警方列為了嫌疑人，認為他涉嫌協助被捕的兩位農民非法採摘棕櫚果。不過，直到這裏，被指控的三位農民還沒有放棄希望——還可以藉助法庭，就土地的所有權，就村民、企業和政府間的爭端再辯駁一番。但就是這個時候，2019冠狀病毒疫情襲來了。三人的命運、急轉直下。

疫情時的「便利」審判

被捕後，三人的律師發起了反擊，提出了預審請求，稱中加里曼丹省警方拘留他們的程序不當。印尼環境論壇駐中加里曼丹省的執行主任哈託諾（Dimas Hartono）認為，將這三人列為犯罪嫌疑人及對他們進行逮捕，是有程序上的錯誤的。「例如瓦特，他只被警方傳喚過一次，但之後就立刻被逮捕了。他甚至連第二、三次傳喚信都沒有收到。」哈託諾說。

如果在預審中能證明警方確實違反了程序，畢森、阿薩和瓦特就能重新獲得自由，而不必在刑事法院中接受審判。

但是，以2019冠狀病毒疫情為由，原定於3月30日舉行的預審被推遲了一週，但是，哈託諾告訴記者：「在那一週之後，法院跳過了預審直接進行刑事審判。這些平民從來沒有機會對他們被捕以及嫌疑人身份提出異議。」他強烈懷疑，疫情可能被用來作為藉口，以忽略了可以證明這些人清白的預審程序。

那以後，事情變得更加糟糕。在被拘留期間，畢森突然病倒了，他不僅咳嗽不止，還有高燒。在4月6日的庭審上，他坐在輪椅上，戴著口罩來到法庭。 哈託諾和其他活動分子對他身體的狀況感到擔憂，要求法院中止審判程序，讓畢森及時接受治療。但是，法院拒絕了。

4月9日，在與其他幾位囚犯同住一室的畢森高燒至39度、虛弱無力；一位在場的醫生做了檢查，並留下了記錄。這些症狀，讓人擔心畢森可能患有2019冠狀病毒肺炎，並且可能傳染給人滿為患的拘留所的其他犯人。

這一次，法庭準許他前往醫院檢查，但醫生認為他只是普通感冒便將他送回了監獄。4月25日，健康情況更加惡化的畢森再次入院。幾小時後，4月26日凌晨，他死在了醫院。截止發稿，醫院和警方，都沒有公布他的死因。

以疫情為由的法庭，跳過了預審，卻沒有暫停刑事審判的進程，即便畢森在前一天剛剛死去，4月27日的庭審還是照常進行。

作為中加里曼丹省警方公共關係部主任，Hendra 聲稱對此事一無所知：「我也是剛剛聽說，其中一個人去世了？我先去打聽一下。但據我所知，他們是被關押在監獄裏，而不是被警方拘留。」

Hendra 顯然不夠知情，這三人的確是被警方關押：由於疫情，印尼法律和人權部頒布了一項限制囚犯人數的政策，因為擔心監獄人滿為患，可能會成為病毒傳播的集中點。這項政策禁止當局將三位農民轉移到監獄，並強迫他們留在警方拘留所。

6月15日，法院判了阿薩和瓦特分別8個月和10個月的監禁。

疫情成了驅散集會抗議的最佳理由

這場疫情可能會讓很多事情停頓下來，但可以肯定的是，土地糾紛不會因疫情暫停。在2020年3月2日至4月10日期間，一家聯合了印尼全國相關農民及土地組織的土地改革聯盟（KPA）就在印尼全國範圍內記錄了涉及刑事定罪和強制拆遷的10起土地糾紛案件。

土地改革聯盟在2019年的年度報告顯示，在這一年裏，印尼共發生了279宗土地糾紛，涉及總面積734.2393公頃，影響到了420個不同村莊的109,042個家庭。前文Penyang村的農場集團與HMBP公司之間的糾紛衝突，便是中加里曼丹省發生的345宗衝突中的一宗。

報告中還提到，這些糾紛衝突往往以暴力結束。 2019年，有258名農民和農業激進分子被定罪；另有211人受到迫害。 24人被槍殺，14人被殺害。這些暴力行為主要是由警察所為（37宗），此外還有棕櫚油公司的安保人員（15宗）、軍隊（6宗）和負責執行公共秩序的市警察局單位（6宗）。

環保組織印尼環境論壇的哈託諾認為，如今的疫情對這些衝突中的受害者構成了威脅。他們反抗的一個關鍵因素是靠人數眾多的集會與抗議；然而，強制性的保持社交距離，意味著當局有理由驅散人群，甚至逮捕他們。

他擔心疫情下的「雙重標準」，「保持社交距離並不適用於（棕櫚油）公司，因為他們可以在疫情期間繼續開展活動。（在沒有抵抗的情況下），他們甚至可以在其農場範圍外、民眾的土地上開展種植。」

疫情期間，在東爪哇省就發生了一起土地衝突事件。居住在屯邦皮圖山（Mount Tumpang Pitu）附近的村民一直在反對Bumi Suksesindo金礦的開採活動。類似的，自1995年以來，居住在該地區的村民一直與幾家不同的礦業公司發生衝突。一些當地的活動分子也被定罪，比如2018年，村裏40歲 Heri Budiawan 就被控傳播共產主義——這在印尼是一種非法行為。據稱，他被指控攜帶印有錘子和鐮刀形象的橫幅參加示威遊行，因此被起訴。

2016年，BSI公司從幾家銀行獲得了1.3億美元的貸款，用於擴大其在此處的採礦活動。這些資金使BSI公司能夠增加生產，採礦作業也惡化了當地村民的生活環境，對當地村民的生計帶來了不利的影響。在抗議中，居民們在一條直接通往該公司的潛在採礦區的道路正中間搭起了一個「反抗帳篷」以此表示不滿，這個策略成功阻止了採礦車輛進入。

疫情來了之後，當地政府以公共衞生安全為由，命令村民把帳篷拆掉並離開。熟悉這場衝突來由的印尼環境論壇的東爪哇執行主任 Rere Christianto 告訴端傳媒記者：「村民們說，如果要拆除帳篷，那麼採礦活動也必須停止。這是基於安全問題的考慮。礦工和村民經常有交集，而BSI的安保人員也常在村裏巡邏，這使得每個人都是潛在的（病毒）載體。」

儘管政府下令停止不必要的活動，也要求村民停止抗議，但是礦業並未在疫情期間停工。

為示抵抗，不僅拒絕搭建帳篷，3月27日，村民們還決定搭建了一個路障，阻止採礦車輛進入礦區。但結果並不順利，當局最終前來守衞公司的車輛，並以武力強行解散了抗議者。當晚，支持採礦的居民和反對採礦的居民之間爆發了動亂。

衝突在不停發生。3月21日，在南蘇門答臘省，一場延續了三十多年的衝突，又一次引發了傷亡。當地人在2018年佔領了棕櫚油公司 PT Artha Prigel 的一片土地，在指控公司偷走了他們的土地之後；3月，公司保安隊伍要求農民離開這片土地，引發衝突，兩位農民在衝突中被刺死。

土地改革的困局

印度尼西亞無數土地衝突案件的核心是長期以來一直沒有兑現的土地改革承諾。這一承諾是印尼總統佐科威（Joko Widodo）早在2014年總統競選時就許諾下的。

土地衝突的緣由通常在於：政府官員向採掘公司發放許可證，讓公司在已經有當地農民在開墾、定居甚至是他們所有的土地上開展活動。然而，確定哪一方擁有土地所有權的法律程序是一個複雜的過程，可能會持續數十年之久，公司和居民同時在同一地區開展活動，往往會導致暴力衝突。

土地改革聯盟的2019年年度報告指出，種植業是衝突的主要來源，共有87宗案件來自種植業（其中69宗涉及棕櫚油公司），其次是基礎設施（83宗）、地產（46宗）、採礦（24宗）、林業（20宗）和軍事設施（10宗）。

「政府似乎並沒有從這些年的土地糾紛中吸取教訓。比如東爪哇省，也即屯邦皮圖山糾紛的發生地，政府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裏，發放的採礦許可證較少。然而，每張採礦許可證中的採礦面積都比以前的許可證大得多，」印尼環境論壇的Rere說。

在這樣的背景下，土地改革是一個旨在通過從全國範圍內重新配置土地所有權而結束這些衝突糾紛的機制。它也不僅僅提供了法律確定性。土地改革聯合會秘書長薩提卡（Dewi Sartika）認為，土地改革是一個針對腐敗制度的正義問題，這個制度多年來一手篡奪了當地人民的土地權利。

「有一些公民群體，特別是農業團體、農民和土著社區的土地權還沒有得到國家的承認。另一方面，也有一群財團精英，他們控制著印尼的大片土地。因此造成了不平等。」薩提卡解釋說。

改革這樣一個產生不平等現象的制度，絕非易事，特別是在涉及外國投資的情況下。國際銀行湧入的外國資金要求採掘業不僅要維持，還要增加產量，為投資者創造利潤。然而，土地改革可能會通過限制這些行業的土地經營範圍，從而擾亂這些行業的創利機制。以印尼的煤炭產業為例，印尼的煤炭產業已經獲得了日本國際財團銀行（505萬美元）、中國開發銀行（414.2萬美元）、中國進出口銀行（295.3萬美元）和中國銀行（238.1萬美元）等多家外資銀行的資金。

棕櫚油公司的情況也是如此，僅印尼的 Indofood 集團，就獲得了日本瑞穗銀行（5.4億美元）、東京三菱東京UFJ銀行（3.64億美元）、澳新銀行集團（2.1億美元）、花旗集團（1.4億美元）、新加坡星展銀行（1.38億美元）等多個外資銀行的資金。

其實，這場疫情也可以是政府加快改革進程的理由：4月底，印尼總統佐科威宣布，印尼多個地區出現大米、糖、洋葱、辣椒、雞蛋等基本商品短缺。這主要是由於印尼依賴其他國家出口的糧食造成的。然而，對越南、印度和泰國等國的檢疫封鎖，不僅擾亂了糧食的出口，也擾亂了國內農作物種植所需的肥料。

為了應對迫在眉睫的糧食危機，政府宣布計劃在中加里曼丹省地區清除90萬公頃的濕泥炭地，以開闢稻田。但土地改革聯合會秘書長薩提卡認為，印尼實際上有足夠的耕地來養活人口。然而，他們的生產並不理想，因為農民們忙於與企業發生的糾紛，而非照料他們的莊稼。又或是，他們的土地最終被強行收回。

「總統命令國營企業清理大量土地用於稻田和種植園，這是很荒謬的。沒有人需要經歷這樣的麻煩。你只需要解決所有在發生的農業糾紛就可以了，」薩提卡解釋道。「開墾新的土地應該是最後的手段。農田被改造成棕櫚果種植園，造成糧食短缺，然後我們從其他國家進口糧食。這些政策中存在著巨大的矛盾。」

然而，隨著全國範圍內的反抗運動也進入了「自我隔離期」，這一矛盾可能在一段時間內不會受到質疑。這是一個危險的時期，因為在幾乎所有人都不知道的地方，可能會發生一筆涉及到普通人的土地的黑幕交易，而那些大型企業擁有的重型車輛，可能正在逼近他們的房屋和田地。

本文記者Fadiyah Alaidrus和Eduard Lazarus是常駐印尼的環境和人權記者。感謝實習生李海欣的翻譯協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