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尼土地冲突：在阻止民众抗议的时候，疫情成了一项“便利”

2020年3月7日，凌晨2点半，印尼历史最悠久的一家非政府环保组织“印尼环境论坛”（ Wahana Lingkungan Indonesia）在雅加达办事处，忽然出现了一位警察与几名没有穿正式制服的男子。其中一位自称是来自八百多公里外、中加里曼丹省（Central Kalimantan）的警察局长。他们带着逮捕令前来，要逮捕正借宿在印尼环境论坛办事处的一位农民，瓦特（James Watt）。

瓦特知道，这下，救人无望了。瓦特是躲开家乡省份的警方，偷偷来的雅加达。他想要向印尼国家人权委员会（Komnas HAM）和受害者和证人保护计划（LPSK）直接报告中加里曼丹省警方在一起棕榈果盗窃案中做出的逮捕。

2月17日，Penyang村35岁的毕森（Hermanus Bin Bison）和27岁的阿萨（Dilik Bin Asap）在收割棕榈果时被捕：逮捕他们的是棕榈油公司 PT.Hamparan Masawit Bangunun（HMBP）的保安人员，后者还得到了印尼防暴警察 Mobile Brigade Crops 的协助。被捕后，两人被中加里曼丹省的警方拘留。

中加里曼丹警方公共关系部主任 Hendra Rochmawan 向端传媒记者解释说：“初步调查显示，他们是在该公司辖区内采摘棕榈果实，之后被保安人员抓获。”但是，来自当地 Sahai Hapakat 农场小组的这两位农民，则声称是在农场集团集体拥有的117公顷土地上采摘棕榈果——HMBP公司与村民对这片土地的争议由来已久，2019年，公司曾表示愿意与村民合作管理这117公顷的控制权；但很显然，当村民认为这片土地已经回到他们手中时，公司采取的行动是报警和发起诉讼。

隔壁村的瓦特也作为目击者被警方传唤了。但是，常年代表周边村民就土地议题与公司和政府斡旋、在土地人权抗争领域颇为著名的瓦特，行了一个险招：他不顾警方传唤，直接前往雅加达求助国家机构，他认为这次的逮捕是警方在将本地农民“犯罪化”。

不幸的是，警察局长出现在印尼环境论坛办事处的时候，瓦特还没来得及提交报告；而在被捕后，瓦特还被警方列为了嫌疑人，认为他涉嫌协助被捕的两位农民非法采摘棕榈果。不过，直到这里，被指控的三位农民还没有放弃希望——还可以借助法庭，就土地的所有权，就村民、企业和政府间的争端再辩驳一番。但就是这个时候，2019冠状病毒疫情袭来了。三人的命运、急转直下。

疫情时的“便利”审判

被捕后，三人的律师发起了反击，提出了预审请求，称中加里曼丹省警方拘留他们的程序不当。印尼环境论坛驻中加里曼丹省的执行主任哈托诺（Dimas Hartono）认为，将这三人列为犯罪嫌疑人及对他们进行逮捕，是有程序上的错误的。“例如瓦特，他只被警方传唤过一次，但之后就立刻被逮捕了。他甚至连第二、三次传唤信都没有收到。”哈托诺说。

如果在预审中能证明警方确实违反了程序，毕森、阿萨和瓦特就能重新获得自由，而不必在刑事法院中接受审判。

但是，以2019冠状病毒疫情为由，原定于3月30日举行的预审被推迟了一周，但是，哈托诺告诉记者：“在那一周之后，法院跳过了预审直接进行刑事审判。这些平民从来没有机会对他们被捕以及嫌疑人身份提出异议。”他强烈怀疑，疫情可能被用来作为借口，以忽略了可以证明这些人清白的预审程序。

那以后，事情变得更加糟糕。在被拘留期间，毕森突然病倒了，他不仅咳嗽不止，还有高烧。在4月6日的庭审上，他坐在轮椅上，戴着口罩来到法庭。 哈托诺和其他活动分子对他身体的状况感到担忧，要求法院中止审判程序，让毕森及时接受治疗。但是，法院拒绝了。

4月9日，在与其他几位囚犯同住一室的毕森高烧至39度、虚弱无力；一位在场的医生做了检查，并留下了记录。这些症状，让人担心毕森可能患有2019冠状病毒肺炎，并且可能传染给人满为患的拘留所的其他犯人。

这一次，法庭准许他前往医院检查，但医生认为他只是普通感冒便将他送回了监狱。4月25日，健康情况更加恶化的毕森再次入院。几小时后，4月26日凌晨，他死在了医院。截止发稿，医院和警方，都没有公布他的死因。

以疫情为由的法庭，跳过了预审，却没有暂停刑事审判的进程，即便毕森在前一天刚刚死去，4月27日的庭审还是照常进行。

作为中加里曼丹省警方公共关系部主任，Hendra 声称对此事一无所知：“我也是刚刚听说，其中一个人去世了？我先去打听一下。但据我所知，他们是被关押在监狱里，而不是被警方拘留。”

Hendra 显然不够知情，这三人的确是被警方关押：由于疫情，印尼法律和人权部颁布了一项限制囚犯人数的政策，因为担心监狱人满为患，可能会成为病毒传播的集中点。这项政策禁止当局将三位农民转移到监狱，并强迫他们留在警方拘留所。

6月15日，法院判了阿萨和瓦特分别8个月和10个月的监禁。

疫情成了驱散集会抗议的最佳理由

这场疫情可能会让很多事情停顿下来，但可以肯定的是，土地纠纷不会因疫情暂停。在2020年3月2日至4月10日期间，一家联合了印尼全国相关农民及土地组织的土地改革联盟（KPA）就在印尼全国范围内记录了涉及刑事定罪和强制拆迁的10起土地纠纷案件。

土地改革联盟在2019年的年度报告显示，在这一年里，印尼共发生了279宗土地纠纷，涉及总面积734.2393公顷，影响到了420个不同村庄的109,042个家庭。前文Penyang村的农场集团与HMBP公司之间的纠纷冲突，便是中加里曼丹省发生的345宗冲突中的一宗。

报告中还提到，这些纠纷冲突往往以暴力结束。 2019年，有258名农民和农业激进分子被定罪；另有211人受到迫害。 24人被枪杀，14人被杀害。这些暴力行为主要是由警察所为（37宗），此外还有棕榈油公司的安保人员（15宗）、军队（6宗）和负责执行公共秩序的市警察局单位（6宗）。

环保组织印尼环境论坛的哈托诺认为，如今的疫情对这些冲突中的受害者构成了威胁。他们反抗的一个关键因素是靠人数众多的集会与抗议；然而，强制性的保持社交距离，意味着当局有理由驱散人群，甚至逮捕他们。

他担心疫情下的“双重标准”，“保持社交距离并不适用于（棕榈油）公司，因为他们可以在疫情期间继续开展活动。（在没有抵抗的情况下），他们甚至可以在其农场范围外、民众的土地上开展种植。”

疫情期间，在东爪哇省就发生了一起土地冲突事件。居住在屯邦皮图山（Mount Tumpang Pitu）附近的村民一直在反对Bumi Suksesindo金矿的开采活动。类似的，自1995年以来，居住在该地区的村民一直与几家不同的矿业公司发生冲突。一些当地的活动分子也被定罪，比如2018年，村里40岁 Heri Budiawan 就被控传播共产主义——这在印尼是一种非法行为。据称，他被指控携带印有锤子和镰刀形象的横幅参加示威游行，因此被起诉。

2016年，BSI公司从几家银行获得了1.3亿美元的贷款，用于扩大其在此处的采矿活动。这些资金使BSI公司能够增加生产，采矿作业也恶化了当地村民的生活环境，对当地村民的生计带来了不利的影响。在抗议中，居民们在一条直接通往该公司的潜在采矿区的道路正中间搭起了一个“反抗帐篷”以此表示不满，这个策略成功阻止了采矿车辆进入。

疫情来了之后，当地政府以公共卫生安全为由，命令村民把帐篷拆掉并离开。熟悉这场冲突来由的印尼环境论坛的东爪哇执行主任 Rere Christianto 告诉端传媒记者：“村民们说，如果要拆除帐篷，那么采矿活动也必须停止。这是基于安全问题的考虑。矿工和村民经常有交集，而BSI的安保人员也常在村里巡逻，这使得每个人都是潜在的（病毒）载体。”

尽管政府下令停止不必要的活动，也要求村民停止抗议，但是矿业并未在疫情期间停工。

为示抵抗，不仅拒绝搭建帐篷，3月27日，村民们还决定搭建了一个路障，阻止采矿车辆进入矿区。但结果并不顺利，当局最终前来守卫公司的车辆，并以武力强行解散了抗议者。当晚，支持采矿的居民和反对采矿的居民之间爆发了动乱。

冲突在不停发生。3月21日，在南苏门答腊省，一场延续了三十多年的冲突，又一次引发了伤亡。当地人在2018年占领了棕榈油公司 PT Artha Prigel 的一片土地，在指控公司偷走了他们的土地之后；3月，公司保安队伍要求农民离开这片土地，引发冲突，两位农民在冲突中被刺死。

土地改革的困局

印度尼西亚无数土地冲突案件的核心是长期以来一直没有兑现的土地改革承诺。这一承诺是印尼总统佐科威（Joko Widodo）早在2014年总统竞选时就许诺下的。

土地冲突的缘由通常在于：政府官员向采掘公司发放许可证，让公司在已经有当地农民在开垦、定居甚至是他们所有的土地上开展活动。然而，确定哪一方拥有土地所有权的法律程序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可能会持续数十年之久，公司和居民同时在同一地区开展活动，往往会导致暴力冲突。

土地改革联盟的2019年年度报告指出，种植业是冲突的主要来源，共有87宗案件来自种植业（其中69宗涉及棕榈油公司），其次是基础设施（83宗）、地产（46宗）、采矿（24宗）、林业（20宗）和军事设施（10宗）。

“政府似乎并没有从这些年的土地纠纷中吸取教训。比如东爪哇省，也即屯邦皮图山纠纷的发生地，政府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发放的采矿许可证较少。然而，每张采矿许可证中的采矿面积都比以前的许可证大得多，”印尼环境论坛的Rere说。

在这样的背景下，土地改革是一个旨在通过从全国范围内重新配置土地所有权而结束这些冲突纠纷的机制。它也不仅仅提供了法律确定性。土地改革联合会秘书长萨提卡（Dewi Sartika）认为，土地改革是一个针对腐败制度的正义问题，这个制度多年来一手篡夺了当地人民的土地权利。

“有一些公民群体，特别是农业团体、农民和土著社区的土地权还没有得到国家的承认。另一方面，也有一群财团精英，他们控制着印尼的大片土地。因此造成了不平等。”萨提卡解释说。

改革这样一个产生不平等现象的制度，绝非易事，特别是在涉及外国投资的情况下。国际银行涌入的外国资金要求采掘业不仅要维持，还要增加产量，为投资者创造利润。然而，土地改革可能会通过限制这些行业的土地经营范围，从而扰乱这些行业的创利机制。以印尼的煤炭产业为例，印尼的煤炭产业已经获得了日本国际财团银行（505万美元）、中国开发银行（414.2万美元）、中国进出口银行（295.3万美元）和中国银行（238.1万美元）等多家外资银行的资金。

棕榈油公司的情况也是如此，仅印尼的 Indofood 集团，就获得了日本瑞穗银行（5.4亿美元）、东京三菱东京UFJ银行（3.64亿美元）、澳新银行集团（2.1亿美元）、花旗集团（1.4亿美元）、新加坡星展银行（1.38亿美元）等多个外资银行的资金。

其实，这场疫情也可以是政府加快改革进程的理由：4月底，印尼总统佐科威宣布，印尼多个地区出现大米、糖、洋葱、辣椒、鸡蛋等基本商品短缺。这主要是由于印尼依赖其他国家出口的粮食造成的。然而，对越南、印度和泰国等国的检疫封锁，不仅扰乱了粮食的出口，也扰乱了国内农作物种植所需的肥料。

为了应对迫在眉睫的粮食危机，政府宣布计划在中加里曼丹省地区清除90万公顷的湿泥炭地，以开辟稻田。但土地改革联合会秘书长萨提卡认为，印尼实际上有足够的耕地来养活人口。然而，他们的生产并不理想，因为农民们忙于与企业发生的纠纷，而非照料他们的庄稼。又或是，他们的土地最终被强行收回。

“总统命令国营企业清理大量土地用于稻田和种植园，这是很荒谬的。没有人需要经历这样的麻烦。你只需要解决所有在发生的农业纠纷就可以了，”萨提卡解释道。“开垦新的土地应该是最后的手段。农田被改造成棕榈果种植园，造成粮食短缺，然后我们从其他国家进口粮食。这些政策中存在着巨大的矛盾。”

然而，随着全国范围内的反抗运动也进入了“自我隔离期”，这一矛盾可能在一段时间内不会受到质疑。这是一个危险的时期，因为在几乎所有人都不知道的地方，可能会发生一笔涉及到普通人的土地的黑幕交易，而那些大型企业拥有的重型车辆，可能正在逼近他们的房屋和田地。

本文记者Fadiyah Alaidrus和Eduard Lazarus是常驻印尼的环境和人权记者。感谢实习生李海欣的翻译协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