佘健源、劉玉皙、卞中佩：數據解密「韓流」起落，誰從投韓轉向罷韓？

罷韓投票剛結束，這是台灣首次直轄市長罷免通過，創下台灣民主新紀錄。猶記得2018年五都選舉，韓國瑜終結綠營在高雄市20年的執政，這位非典型政治人物吸引了許多注意，一時之間更成為藍營的救世主、「百年一見的政治奇才」。

然而，短短一年半後，卻淪為台灣史上第一位被罷免的縣市首長。韓流的暴起與暴落，許多評論者試圖提出看法；然而，多數評論僅基於片段觀察、或流於情緒，難免掛一漏萬。因此，本文作者藉由系統性地全面檢視選舉數據，比對歷年的投票傾向，嘗試更進一步歸納韓流起落的全貌。

在韓流的暴起暴落之中，常有一個說法是2018年韓流暴起，是老年族群受到假新聞影響投韓，2020年的總統大選及罷免，則是年輕族群站出來反韓。根據我們初步分析結果顯示，在這次的罷免投票中，從2018年到2020年的韓流傳奇中，青壯群體、新興社區（指有較多外地人口移入的聚落）的兩次轉向是重要的關鍵。

首先，年齡的確是重要因素，較青壯的村里在「罷韓成功」扮演了關鍵角色。而且，青壯人口比例越多的村里，從「支持韓」轉向到「罷韓」的幅度越大。本文定義的「青壯」是指20歲到50歲的人口，亦20歲以上年輕人口，加上即尚未退休、有高度生產力的人群。若問「為甚麼青壯人今年熱衷罷韓」，就必須問「為什麼青壯人口在2018年時轉向支持韓國瑜」；再把視野往前伸，我們也發現，在2016年的選舉中，同樣也是青壯選民將蔡英文拱上了總統的位置。

簡而言之，全面性的數據與嚴謹的計量分析，或許較能提供中性的結論，而比對歷年的投票結果，更能看出高雄選民的趨勢轉變。本文使用2014及2018年高雄市長選舉結果、及本次罷免各投開票所結果，對應各里的人口、年齡組成、教育程度及所得等特徵，並考慮空間相關，檢視人口特性與投票行為兩者的關聯性，且結合田野調查，試圖找出韓流興衰的端倪。

越青壯的村里，轉向的幅度越大。

本文使用村里資料，且試著以個別選民的選擇所推導出的村里得票率模型來進行估計，某種程度上可以較為緩解「區位推論」的問題。選舉採取秘密投票，選舉意向屬於個人機密資料，依法不可能取得它，研究者被迫只能從群體資料（例如國家、縣市、或區域）推估個人行為，就有可能發生問題。

問題有可能源自於「以全概偏」的化約，或是群體資料隱藏了個體之間的變異；但這並非意味著所有以群體資料進行的推論都是有問題的。事實上，在公共政策的研究中，亦有學者建議使用群體資料進行分析會更有意義。一般來說，當研究者被迫以群體資料推論個人行為時，會建議先以模型討論個體行為與群體資料之間的關聯。相關問題在社會科學的研究中一直都有持續的討論，在此先不贅述。

我們將「本次各里的罷韓同意率」和2018年「非韓國瑜候選人的絕對得票率（亦即當初就不喜歡韓國瑜的比例）」相比，並進行空間迴歸分析，發現青壯選民越多（20歲到50歲人口比例越高）的村里，在這一年半間，「厭韓的比例」成長幅度越大。由簡單的散佈圖中也可看出，越青壯的村里，轉向的幅度越大。

這也就證實了端傳媒所訪談的高雄第一線政治工作者的看法，諸如鄭光峰議員或楊三吉里長的觀察，許多2018年積極為韓拉票的年輕人，這次也積極地散發罷韓連署書。數據佐證這些並不是特例，而是普遍現象。青壯選民在這兩次選舉中的轉向，是促成韓國瑜暴起暴落的關鍵之一。

值得注意的是，這是青壯選民的第二次轉向，「轉回來」。我們曾在去年年底發表另一篇韓國瑜選民分析，該文也指出，在2018年的選舉中，各地轉藍的程度，也和當地青壯選民的比例成正相關。越年輕（20~50歲人口比例越高）的村里，在2018年轉向投給韓國瑜越明顯。

若我們簡單畫一個散佈圖，20歲到50歲的人口比例為X軸，2014年至2018年各里民進黨絕對得票率的變動為Y軸，便能清楚地看出此趨勢。因此，我們可說：一年半前，並不是「又老又窮」的經濟弱勢群眾讓韓國瑜取得了市長的位置，而是因為青壯村里棄民進黨而去。然而，一年半後，這些相對青壯的村里又成為罷韓的主力。

從政治社會化的理論來看，人隨著年紀的增長，價值觀、政治傾向本來就越來越不易改變；而越年輕選民尚未形成固定的看法，本來就是比較容易爭取的一群，若向這些群爭取支持，相對來說，拉票的「邊際效益」較大。

另一個值得觀察的點是新興社區的兩次轉向。在我們考慮其他各種因素後，平均來說，在2010年到2018年間人口成長越快速的地區，在2018年市長選舉中，也是「由綠轉韓」程度較大的社區；同樣地，這些社區也是在過去的這一年半間，「厭韓比例」成長較快的地區。

楠梓區藍田里就是這樣一個地區。這個里位於高雄大學正門口，十年前許多新建案落成、大型購物中心入駐，陸續遷入眾多人口；根據政府資料，該里在2010年時有4214人，但2018年就成長到8287人，而該里在2018年時20歲到50歲人口佔總人口比例約55%。

這是高雄市過去十年間人口成長最快的里之一，也是最年輕的幾個社區之一。在2014年的選舉中，該里民進黨的絕對得票率為45%，但到了2018年的選舉時，這數字衰退到了28%；然而，在這次的罷免投票中，這個里又投出了42%的同意罷免率。這個變動在高雄市各里間也屬前段班。

新興社區的兩次轉向，或許是因這些地區的移入人口眾多，社區內的人際網絡或社區組織尚未固著，傳統的動員網絡不易深入，乃至成為「空氣票」的主要來源。韓國瑜支持率在這些地區的暴起暴落，具體而微地呈現出了韓在輿論市場中，由一開始的無往不利到後來人人喊打的窘境。

然而，從2016到2018的轉向可看到，無論是青壯人口或新興社區，也不必然是民進黨的忠實支持者。我們在先前分析已指出，在仔細控制各變數之後，各地轉藍的程度和當地的教育程度有顯著地負相關，但跟所得並沒有顯著關聯。

申言之，韓國瑜在2018年的興起，與其說是韓式「發大財」的口號說出了艱苦人的心聲，倒不如說是韓淺白的語言更容易打動欠缺文化資本的選民。如果施政或宣傳方式背離了基層群眾，則失去民心也只是轉瞬間的事。新興社區的轉向，也說明了若沒有發展基層組織，得票比例也無法穩固。這些不能只是選舉時的權謀，長期來說，也應是政治家恆存於心的考量。

2017年7月，端傳媒啟動了對深度內容付費的會員機制。但本文因關乎重大公共利益，我們特別設置全文免費閲讀，歡迎你轉發、參與討論，也期待你付費支持我們，瀏覽更多深度內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