後疫情時代，那些返回家鄉的年輕人

十六開本的《公共基礎知識》、母親的唸叨、刷題，27歲的丁倩文又開始面對考公務員的一切。如果成功，她將第二次回到體制內，再次回到四年前，她不顧一切也要逃走的家鄉長沙。

但接近中午，她仍躺在床上，母親在門前喊：「怎麼辦，你這輩子怎麼辦，工作找不到，你還睡。」她一動不動。

三個月前，她還是一家著名外國航空公司的空姐，税前月薪3萬多（人民幣，下同），一個月有一半時間住在海外的公司酒店裏，有員工特惠機票，飛去任何地方只需四、五百元。現在這份工作凍結在沒有盡頭的無薪假中，從3月休到4月，4月到5月，最新通知是至少延伸至6月底。國際航聯預測，如果嚴格的旅行限制持續3個月，全球航空和相關行業的2500萬個工作機會將受到威脅。

疫情對就業的衝擊不僅在航空業。中國大陸一季度GDP下降6.8%，成為有統計以來的首次負增長。多個領域爆出裁員消息。互聯網招聘企業前程無憂、家電企業海信公司均承認會在疫情中裁員，主營業務有地產和院線的萬達集團、中國最大的電子代工廠富士康也傳出變相減薪和裁員的消息。剛畢業的學生面臨無工作可找的困境。中國人民大學中國就業研究所聯合智聯招聘公司發佈的大學生CIER指數顯示，2020年第一季度大學生招聘需求人數較去年同期減少了16.77%，求職申請人數卻增加了69.82%。通過繼續讀書延後就業壓力的方法也不太可行——2020年考研報名人數為341萬，創歷史新高，但依照往年約80萬人的錄取規模，即使教育部宣佈擴招18.9萬人，仍有240萬名學生面臨「落榜」後再戰還是找工作的問題。

中國國家統計局宣布3月份中國失業率為5.9%，不過金融機構中泰證券在4月一份流傳甚廣的研究報告中估算中國實際失業率在20%左右，這意味着可能有7000萬人已經失業。

失業潮隨著疫情蔓延至全世界。27歲的劉光也意外度過了高中畢業後在老家的最長時光。他是西雅圖亞馬遜總部的一名程序員，美國2月1日起禁止中國出發的人入境，回國過年的他被困在家中。從冬裝，到春裝，再到臨時買夏裝。

亞馬遜的工作體驗比想像中愜意，朝九晚五，週末雙休，下班後還能開着車在城市街道上追尋晚霞。年薪也還不錯，大約工作10年，便可全款在西雅圖擁有一套房。人生稱得上順風順水。

但現在他有煩惱了。Uber一季度裁員3700人，佔公司員工總數的14%，它的競爭對手Lyft也在5月初裁掉了17%的員工。5月5日，Airbnb宣布裁員近2000人，這家公司25%的人將失去工作。

即便亞馬遜比這些依賴線下業務的互聯網企業受到的衝擊要小一些，但在中國遠程工作，與同事相隔15個時區，劉光今日完成的工作，至少睡一覺後才能得到反饋，工作質量「降低了三倍」。他擔心即便公司不裁員，工作質量的損失也會影響他的後續發展。

更無法預測的是他還能否順利重返美國。劉光拿的H1B簽證（美國工作簽證），這種簽證在2019年有15%都發給了中國人。4月底，特朗普宣布為保護本國公民就業，臨時禁止美國移民，措施便包括在60天內停止大部分外國人員的工作簽證審批。劉光擔心這個勢頭進一步延展，「我們這種回不去的人，不是沒可能成為當前政治鬥爭的炮灰。」原本打算在國外幹到30歲後再回國的他，開始糾結是否乾脆早點回來。

疫情為一切按下暫停鍵，讓原本循著既有軌道運轉的人生計劃，一下亂了章法。隱匿在日常生活和工作中的焦慮、矛盾、思忖、疑惑，都被逼出原形。疫情迫使一些人提前做出選擇，但選擇依舊那麼困難。

「要逃出去」

「要逃出去」，四年前的一個傍晚，丁倩文呆坐在銀行櫃枱後暗自決定。大堂已沒有其他客人和同事，頭頂的燈光軟弱無力地灑下。

大四畢業後，丁倩文成為長沙一家銀行的櫃枱人員，向客戶提供辦理存款、開卡等業務。這在曾是國企員工的父母眼中，是一份絕佳的工作，穩定、體制內。

但丁倩文看到打着吊瓶的老人，被四個子女推來修改存摺密碼，四口人在櫃枱前爭執改成哪一家的密碼，老人窩在輪椅中，說不了話；30多歲的兒子要買房，耍着無賴要母親把錢全部取出來；退休年紀的阿姨，上一秒還在開玩笑，下一秒看到自己的理財產品到期了，抓着她破口大罵。一路在全市重點的學校長大，剛畢業的丁倩文第一次發現生活中的真實粗糙。

銀行內部也總有令人發笑的舉措。一次工會要求每人下載一款可以計算公里數的跑步軟件，如果沒能在一個月跑到100公里，便要罰錢。後來淘寶上出現了專賣這款跑步軟件公里數的店鋪，丁倩文和同事們才得以完成任務。

在每週一次的全部門會議上，丁倩文看着同事們極其疲累，但仍站起來咬牙發言、給自己定目標、潑灑「虛假雞血」。「天吶」，她想，「我真的不適合這裏。」

她想過調崗，但如果不找關係，她能選擇的只有理財經理，這是一個需要每天打電話，把素不相識的人拉到銀行、「騙」他理財的工作。找關係在這城市裏現實些，她發現能做不面對客戶的中後台業務的，幾乎都是關係戶。但丁倩文認為，爸媽是那種「哪怕和熟人打個招呼，都不願意開口」的人，靠他們什麼呢？再說了，在她表達對銀行工作的厭惡時，母親說「年紀輕輕的不吃苦怎麼行」，父親說「女孩子就這樣可以了」。

晚上九點，丁倩文已呆坐了3小時。微信朋友圈上，曾經的同學正在美國、英國、香港等地留學，展示着另一個世界的學習和假日生活。「要逃出去」，她想。

在丁倩文決定「逃」出的2016年，劉光在朋友圈發了三張在美國費城慶祝新年的活動照片——港口的煙火和熱鬧的節日遊行。大三那年，他決定去美國讀研究生。直接動力來自母親——一位地質勘測工程師，她告訴唯一的兒子，男孩子年輕時要多出去走一走，有利於以後的發展。

劉光也覺得美國不錯。小時候常看美國大片，看著科幻片裏的先進科技、電影中有著摩天大廈的繁華都市，他覺得美國是科技非常發達的地方。出去不是問題，父親在地方央企做管理工作，家庭經濟狀況尚可，自己也是學校裏成績前列的那撥人。從中國的重點大學畢業後，他成功申請上一家計算機學院名列美國前茅的私立大學，在2015年飛往美國就讀研究生。

2015年，還有超過32萬個中國學生和劉光一樣，前往美國接受教育。那時中國赴美求學的人數已持續增長8年，但增速大幅趨緩，2009年赴美的中國學生相較上一年還能同比增長29.9%，到2015年劉光出國時同比增速則是8%，到2018年，同比增長率只有1.7%。據美國非政府組織國際教育協會的調查，政治因素、留學費用、申請簽證的障礙，都成為阻礙國際學生前往美國的原因。

武漢的王浠也想出去，她嚮往的是北京。父母在武漢做生意，小學四年級才把她從家鄉黃石接到武漢，平時溝通不多，中學時王浠看豆瓣、人人（編注：中國大陸最早的校園社交關係網絡平台之一）、看青春文學，她說自己的成長都是靠自我教育。在王浠眼中，北京有在地下室玩音樂的魔岩三傑、有王小波、有針砭時弊的知識青年、有講話縷不清舌頭的豪爽性格，而家鄉武漢什麼都沒有。倒是有大嗓門的人，一次上學她險些被車撞，同行的武漢同學罵了司機整整五分鐘，王浠感到尷尬。那時她就想成為一名記者，趕緊去北京做一個意氣風發的年輕人。

逃離家鄉，是一代代年輕人的主題。一些人從家鄉來到北京、上海、廣州和深圳，其中，北京和上海的常住人口已從1000多萬人增至2018年的2000多萬人；一些人則像劉光一樣出國留學。

丁倩文在心理盤算，要不繼續去國外讀書，但父親不同意她轉專業；或者去職業追星，可商業頭腦好像不太夠……越想顧慮越多。偶然一次，手機劃到喜歡的微博博主頁面，那是一位新加坡航空的空乘，她突然膽子大了起來，就去試試這個吧。

或許太想逃離原有的工作，丁倩文迸發出強大的動力。空姐的面試大多在外地，丁倩文前一天下午5點下班，打車到機場趕最近一班飛機，到達目的地時一般已經凌晨2點，第二天早上7點再爬起來面試。沒有面試的日子，就準備英語，上培訓網課，那段時間她的微博全是轉發各類錦鯉，祈求着好運氣降臨。母親看着她：「你有考航空公司那種努力，什麼公務員考不起？」

在丁倩文成為櫃員剛好兩週年的日子，她終於通過一家外國航空公司的面試。那一刻的她已經不再喜悅。「這份工作就是我應得的，我付出了太多，我終於可以走了。」

外面的生活

2018年，結束在國外為期半年的培訓後，丁倩文搬去了上海。和櫃員工作相比，空乘工作「實在太爽了」。上四天休兩天，休息的日子絕不會有工作找來；每天一起飛的同事都不一樣，基本不需要面對複雜的同事交際；遇到難搞的客人，好聲好氣勸一勸，倒一杯茶一杯酒也就好了，和銀行裏涉及錢財的紛爭完全不在一個等級。太快樂了，她想，這個工作就像為她量身打造一般，上班都是享受。

離開銀行是丁倩文這輩子為自己做過的最大決定。從小到大，父母幾乎為她安排好一切，大學讀什麼專業、什麼時候回家、穿什麼衣服，父母都想管一管。現在她徹底自由了。最快活的那個月，她沒有在家待過一天。放下工作箱，拎起另一個行李箱就走，這周去廣州參加明星見面會，下週去日本看偶像的音樂劇，再下週去泰國一個人旅行。她在微博上寫道：「在家一個人喝酒，喝醉了大不了第二天在客廳地板醒來而已嘛」。

好日子還來自隨心所欲的消費。特別是在上海，年輕人們每週都可以找到新鮮品牌，在品牌開門的第一天排幾小時隊等待新產品是週末的消遣。2019年，這座城市的居民人均消費支出達到45605元，全國第一。

也有同事不買衣服不買包，兩年存十萬，為家鄉的房子湊首付。丁倩文不理解這種行為，覺得沒趣。她有4張信用卡，時常透支着下個月的工資。在閑魚（一款二手轉賣app）上，她轉賣衣物就已經收穫6萬多——還是二手價。

當然也有煩惱，外國航空公司只和她簽勞動派遣合同，工作關係、社會保障都沒有保證。她想過空乘這行幹不長久，是否要在上海再找個工作。但日子走入舒適區，始終沒有準備起來。

王浠也過了段神仙日子。2015年，大三的她跑去北京，在一家媒體工作室實習。工作室當時做暑假班，請來一大波社會名流講課，以前出現在豆瓣、人人上的厲害名字，都出現在了眼前。王浠住在北京著名的706青年文化空間，下班後繼續和知識青年們天南地北地海聊。日子毫無壓力，每月還有工資拿。

王浠覺得自己不會再回武漢了，那座城市是個用安穩和瑣碎日常打造的牢籠，吞沒生活的新鮮勁。這些年的獨立，父母也很少打擾她。她想四處走，寫出有影響力的作品，永遠不被細微的生活框住。

但是，孕育搖滾樂手和知識青年的空間正在從北京逐漸消失。房價持續飆升，在互聯網房產交易平台鏈家上，朝陽區最便宜的房子也要5萬一平米，這還是在東五環外的一個小區，到城市中央的天安門需要搭乘地鐵1小時並步行2.2公里；胡同、街巷中的小餐館、小商店被堵上了窗戶和門，年輕人失去可隨時坐下來聊天喝酒的小飯館，但多了十幾萬朝陽群眾為城市放哨；郊區的廠房、倉庫、出租公寓關閉，裏面的快遞員、建築工人、清潔工人被定位為「低端人口」，從北京切去；攝像頭覆蓋了這座城市的每一個角落，地鐵安檢正試點使用人臉識別技術。

2018年研究生畢業後，王浠再次回到北京，感到玫瑰色的城市變了樣。離開環繞着清華、北大和韓國烤肉香的706床位，王浠的房子租在了北五環一個「周圍沒什麼東西，走路有點慌」的地方，10平米左右的房間租金2700，離天安門直線距離16公里。那附近還有號稱“北漂第一站”的著名小區通天苑，總人口70萬左右，大部分是王浠這樣的年輕人。曾經有人在這裏擠地鐵上班擠到癱瘓。

工作也不那麼順利。王浠有驚無險地找到一份記者工作，但新聞行業空間緊縮，她的工作內容也逐漸與理想脱節。同事告訴她，你就把記者當作一個工作，不要認為它有多神聖。

劉光也感受到美國生活與想像中的差距。他嚮往摩天大樓的繁華大都市，但西雅圖除了市中心、大部分地方只有一棟棟低矮的平房，「像個小縣城」。即便他的公司和居住地都在市中心，出去吃飯仍舊需要驅車近20公里，去找那屈指可數的幾家中國餐館，「兩週後就開始吃重複的了」。週末的他睡到中午，睜眼後盯着天花板，為數不多的朋友全是同事，他們還都成了家，今天要做什麼呢，他不知道。

這些日常的小煩惱，很快在一場席捲全球的疫情中，演變成令人為難的困局。

疫情來了

三個人幾乎在同一時間接收到疫情消息。

劉光的工作群傳出有華人同事確診肺炎後死亡的消息，群友們猜測是因為美國沒有給所有人開放檢測，耽誤了治療。他認為相比美國，這次疫情裏中國的應對更給人安全感。疫情爆發前他已回國，從新聞、微博和微信朋友圈獲取疫情動態，「感染的人不是都國家報銷醫療費麼，國內人確實也重視些，不像老外不戴口罩到處跑。」（編註：中國官方規定，個人疫情救治費用在基本醫保等按規定支付後，個人負擔部分由就醫地制定財政補助政策並安排資金，中央財政視情給予適當補助。）感慨國內醫療效率的他也趁着在家，治療了痘印、切除了膝蓋裏的軟骨瘤，體驗都還不錯，他再次思考要不要提早回國。

但打聽了一圈後，他猶豫了。一位拼多多的朋友告訴他，公司程序員的工作時間基本在每天12小時，一週工作6天——朋友說這是當下互聯網公司的常態。劉光感到衝擊：「我在美國想回來的原因是感覺生活無聊，但回來以後可能連生活都沒了。」

此外，劉光希望回國後在一線城市發展，買房便成為大問題。他估算這需要掏空自己和家庭的老底。國內的收入也無法達到他的期望，有同行朋友在上海月薪三萬，劉光認為算上買房、基本消費，這個數字在上海只能剛好。還有一些細微的考量，比如父親認為國內人際關係複雜，他的性格在國內發展或許要吃虧。劉光感到糾結。

同樣陷入困局的還有丁倩文。2月初，中國疫情嚴重，多地停飛，丁倩文所在公司的航班數驟減；3月，海外疫情爆發，中國民航局發布五個一政策，要求每一家外國航空公司只能保留一條飛至中國的航線，且每一週只能運營一班。

3月中，公司便建議丁倩文先申請無薪假。丁倩文猶豫：就算不請假，空乘的薪水按參與的航班計算，飛一天隔離14天，一個月也只能拿2天的工資。而丁倩文急需收入——去年底，她接到信用卡公司通知，她已欠款20萬元，不能再分期償還。

丁倩文選擇了無薪假，她聯繫到上海一家淘寶店直播的兼職機會，打算用這份收入代替疫情中稀少的航空工資。電商直播是現在中國最熱的產業，2019年興起，至今已達到2.65亿用戶規模。特別在疫情封鎖線下銷售機會時，幾乎所有的行業都寄希望於直播銷售。號稱「淘寶一姐」的薇婭在直播時賣起了火箭，今年4月，錘子手機創始人羅永浩的直播首秀，一晚交付總額達1.1億元。

但如同所有行業，直播裏最賺錢的只有金字塔尖的人。BOSS直聘發布的報告顯示，大部分帶貨主播無人問津，66.3%的「帶貨經濟」從業者入行不到半年，58.2%的人都在考慮轉行。

但對急需應付信用卡賬單的丁倩文而言，直播依舊是當下最好的選擇。她的工資是一場3小時1200元，她盤算那個月不休息，每天播一場，也能在疫情期間維持上萬的收入。

等待了近20天，直播公司終於叫她去上班。丁倩文五分鐘換一套衣服，按準備好的文稿介紹，但她其實不擅長展示自己。其他主播在一旁抽煙，扯着嗓子砍價。「其實是不一樣的圈子」，丁倩文並不適應這份新工作。

3天後，直播公司給她發短信，客戶反應一般，停止合作。

她想重新找兼職，但發現即便在上海、即便直播已是疫情間難得保持活躍的產業，工作機會也很少。那家辭退她的直播公司，也從最初四個模特直播，變成兩個，「估計因為疫情的原因，銷量也不是特別高吧。」丁倩文安慰自己。

徹底停工後，丁倩文的生活還「規律過一陣」。在機場旁的出租屋裏做健身、看看英語、還借來相機拍攝化妝視頻，計劃做博主，但看過其他博主的視頻，又覺得自己拍的是什麼東西。前途未卜的本職工作、屢戰屢敗的兼職面試、疊加疫情中高度不確定的社會環境，丁倩文的心態也像一個慢慢泄氣的皮球。她覺得做什麼都沒用了，開始徹夜失眠，躺在床上刷手機，沒什麼好看的，但就是無意識的一條條刷，刷着刷着早上9點了，一覺睡到晚上，再周而復始。

歸鄉的日子

在丁倩文停飛的日子，王浠已經回到家鄉開始新聞工作。從封城到解封，她也度過了上大學後在家鄉的最長一段時光。

「什麼東西都失效了，離現實生活很遙遠」，王浠回憶這段特殊的家鄉時光。解封後，她至今不習慣在單車道上騎車，總想往馬路中間騎——疫情時馬路寬闊寂寥，是騎自行車的最佳場所。

生活失效的日子，人們的目標只有一個，自己活下來，或者幫助別人活下去。一天晚上凌晨，王浠在本地微信群中表明自己想做志願者，需要人帶路，一位大哥立馬回覆她「第二天早上五點來接你」。第二天早上五點，真有一輛車在她樓下鳴喇叭，來不及洗臉，王浠衝出去，跑了一天。

疫情中的人格外容易親近，特別當王浠操着她原本覺得聒噪的武漢話時。醫院附近的患者會拉着她用武漢話一五一十倒苦水；在社區工作的女生只和她聊兩句，便挽着她的手，蹦蹦跳跳地說「我們等下一起去看小貓吧」；和志願者大哥一起去小飯館吃飯，老闆不收錢，「都是武漢人」，老闆說。

連遠離很久的親情，也因疫情意外回歸。仗着當志願者時發菜的經驗，王浠對城市的菜價瞭如指掌，她會向家人分享這些信息，與他們聊市井裏的話題。她發現家人竟然開始主動尋求她的幫助，她不再是個外人。

王浠感覺疫情中，不同的人、城市、職業，都沒有了區別——每個城市都會因為病毒停擺，每個人都能被病毒擊垮。她的微信多了很多「奇奇怪怪」的人，開街邊減肥店的大姐，開空調公司的搖滾樂迷，批發市場的小妹妹，煤礦老闆……都是當志願者時認識的。「大家都沒什麼區別，每天不是討論如何給居民發菜，就是怎麼勸老人戴上口罩。」她認為每個人都拋下身份，在生活裏了。

以前的工作總是用旁觀者的身份介入他人生活，和別人短暫接觸兩三個小時便去記錄這個人的故事，王浠總是覺得不踏實。但在疫情中，她的武漢話、她的志願者經歷、她在武漢的生活，她已經成為了故事的一部分。記錄對她而言是個毫無壓力的事，她看到什麼、經歷什麼，便是「外面的人」最想了解的故事。

她找到了在北京沒找到的東西。現在，她辭掉了北京的工作，決定至少接下來一年要留在家鄉。她喜歡上了武漢話，原本沒有感覺的街道和建築，此時也給了她豐富的情感。她打算接一些自由撰稿和紀錄片的活，這座解封後的城市正逐漸遠離媒體視野。但在王浠眼中，這裏需要記錄的故事還有很多。

與此同時，劉光依舊在家中等待美國解除邊境封鎖的消息，他聽說最近會出台一項法案，專門針對他這類拿工作簽證的外籍員工。他告訴自己放平心態，以吃瓜的精神看待後續發展。

丁倩文也回了長沙，父母將為她承擔部分債款，但代價是她的話語權在家中全面下落。她不敢打車，也不能把網購商品帶回家，這些都會迎來父母的責怪。在父母要求下，她重新備考事業單位和銀行。

她希望公司趕緊復工，但她也說不準公司能不能撐過這個坎；即便復工，工資是否能給到以前的水平，回去後是否面臨裁員，她也不確定。

她好想趕緊工作。

應受訪者要求，丁倩文、劉光、王浠爲化名。

實習記者徐雯對此文亦有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