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切除 深度

6000多家店舖的門消失了,誰讓街道閉上了眼睛?

3個月城市治理運動後,北京6000多家街邊小店,變成了一堵牆。這只是開始。轟轟烈烈的「整治開牆打洞行動」正從北京蔓延到上海、廣州、武漢……它的背後邏輯到底是什麼?


清除行動在2017年迎來全面升級。4月,北京開始整治「開墻打洞」,將沿街開的小商鋪、胡同裏的私建房「一網打盡」。圖為位於整治後於方家胡同的北平機器。 攝:尹夕遠/端傳媒
清除行動在2017年迎來全面升級。4月,北京開始整治「開墻打洞」,將沿街開的小商鋪、胡同裏的私建房「一網打盡」。圖為位於整治後於方家胡同的北平機器。 攝:尹夕遠/端傳媒

忽然之間,北京大量的臨街店鋪都「隱形」了。

早餐鋪、房產中介、蔬果攤、雜貨店、咖啡館、美甲店、按摩房、花店……招牌被摘下,大門被磚塊填滿,成了一堵嚴嚴實實的牆。

我看見常光顧的一家餐廳老闆,嘴裏叼支煙,百無聊賴地蹲在路邊。「您在這幹嘛呢?」我問。「等客人來,讓客人從後門進。」老闆說。他的店「剛剛被治理了」,店門被封,從外面完全看不出這是一家賣辣椒炒肉的湘菜館,客人只能繞到樓的後面,從平時運菜用的小門走進去用餐。生意慘淡,自不必說。

三個月之內,在北京,至少有6000多家的臨街店鋪和這家湘菜館遭受一樣的命運。而這才剛剛開始,北京市政府宣布,「2017年將治理約1.6萬處商戶」。不只在北京,上海、廣州、武漢等地也開始了相似的城市治理運動,上海的目標是在2017年內治理「不低於5000萬平方米的違法建築」。

這一波轟轟烈烈的城市治理,有個朗朗上口的名字,叫做「整治開牆打洞行動」。顧名思義,過去很多店鋪租用沿街住宅樓的一層,開牆為門窗,成為熱鬧的街邊小店。管理部門此前默許它們存在,也照常徵收物業費、衞生費。但是現在,話鋒一轉,它們被定性為城市的「惡疾頑症」。依據北京市住房和城鄉建設委員會的相關文件,這是「擅自改變房屋原有結構,破壞建築承重和抗震效果,存在安全風險,並有損市容」。於是,開的牆、打的洞,一律封堵;臨街小店,瞬間消失。

位於方家胡同的如故照相館(整治後)。
位於方家胡同的如故照相館(整治後)。攝:尹夕遠/端傳媒
位於方家胡同的如故照相館(整治前)。
位於方家胡同的如故照相館(整治前)。網上圖片
位於方家胡同的黑鹿角(整治後)。
位於方家胡同的黑鹿角(整治後)。攝:尹夕遠/端傳媒
位於方家胡同的黑鹿角(整治前)。
位於方家胡同的黑鹿角(整治前)。網上圖片
位於方家胡同的方吧酒吧(整治後)。
位於方家胡同的方吧酒吧(整治後)。攝:尹夕遠/端傳媒
位於方家胡同的方吧酒吧(整治前)。
位於方家胡同的方吧酒吧(整治前)。網上圖片
位於香餌胡同的白老虎屯(整治後)。
位於香餌胡同的白老虎屯(整治後)。攝:尹夕遠/端傳媒
位於香餌胡同的白老虎屯(整治後)。
位於香餌胡同的白老虎屯(整治前)。網上圖片
位於方家胡同的北平機器(整治後)。
位於方家胡同的北平機器(整治後)。攝:尹夕遠/端傳媒
位於方家胡同的北平機器(整治前)。
位於方家胡同的北平機器(整治前)。網上圖片

北京的「九龍城寨」不見了

「搞這麼大運動幹什麼?」我問。

「趕外地人唄。」湘菜館的老闆脱口而出。

這是眼下流行的一種揣測:整治「開牆打洞」是因為首都北京正在疏散低端人口,降低中心城區密度。2017年3月的《北京城市總體規劃(2016年-2030年)》提出,北京市人口要「長期控制在2300萬左右」。而據2015年的統計數字顯示,北京常住人口2150萬人。在控制人口的壓力下,北京陸續遷移了幾個服裝、農副產品等大型批發市場,而「小型、分散式的外來個體經營者成為新的疏散對象」——這樣的解釋見諸不少國內媒體。

典型案例有三里屯,北京最知名的夜生活場所。除了使館區附近,年輕人趨之若鶩、夜夜笙歌的酒吧和購物中心,三里屯還有一條著名的「髒街」。

「髒街」實際叫做三里屯南街,街上42號樓是一棟50多年歷史的六層居民樓,近年來彙集了盜版光盤、麻辣燙、炸豬排、燒烤、紋身、香煙、成人用品和酒吧等各色開牆打洞的小店,有的店主還搭出天台和簡易階梯,方便客人出入。操着各式語言的人在這裏流竄,男男女女,中外混雜。

80後的北京建築師朱起鵬將42號樓比作香港的九龍城寨和重慶大廈,雖然可能「藏污納垢」,卻「衍生出一種人類文化存在的別樣方式。」

「它看着很混亂,卻包含着比別處更多的可能性,這裏是不同族群建立的『共和國』,人們在其中各得其所,也通過這種接觸密度學會了共存。」朱起鵬說,「北京的可貴就在於這個城市似乎總能在重壓之下保持着文化的生產性,一直輸出着或適宜或偏激的文化產品和文化性格。」

「而現在,有一股明確的力量想要去切掉這一塊。」

2017年4月24日,「髒街」被整治。朝陽城管三里屯執法隊對42號樓進行「封牆堵洞」,一共治理了33家商戶,拆除了近1000平方米的違章建築。治理現場暴土揚長,回收廢物的三輪車出出進進。

治理後的「髒街」,涇渭分明。街的一邊,商業樓宇毫髮無損,酒吧照常營業,Happy Hour依舊,滿地酒瓶和煙蒂。另一邊,42號樓門前種上了鮮花綠草,窗戶裝上細密的銀色防盜網,沿街立起黑色鋼筋圍欄,似監獄圍牆。
治理後的「髒街」,涇渭分明。街的一邊,商業樓宇毫髮無損,酒吧照常營業,Happy Hour依舊,滿地酒瓶和煙蒂。另一邊,42號樓門前種上了鮮花綠草,窗戶裝上細密的銀色防盜網,沿街立起黑色鋼筋圍欄,似監獄圍牆。攝:尹夕遠/端傳媒

此前,三里屯派出所和三里屯酒吧街管理辦公室一直都在與42號樓相距不足200米的地方。法律定義模糊,除了《物權法》第77條寫,「業主將住宅改變為經營性用房的,除遵守法律、法規以及管理規約外,應當經有利害關係的業主同意」。沒人管過42號樓。直到它突然遭遇斬草除根。

治理後的「髒街」,涇渭分明。街的一邊,商業樓宇毫髮無損,酒吧照常營業,Happy Hour依舊,滿地酒瓶和煙蒂。另一邊,42號樓門前種上了鮮花綠草,窗戶裝上細密的銀色防盜網,沿街立起黑色鋼筋圍欄,似監獄圍牆。便宜的小生意大多關門。

「過去十年,我一直在這兒玩兒,現在我沒處去了。」一位來自美國明尼蘇達州的美國人用帶着捲舌音的北京話對我說,他懷裏摟着來自韓國的女朋友,他們身上蝙蝠翅膀樣式的情侶紋身就在這紋的。

在一本名為《再造城民》的書中,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學研究所的施芸卿博士提到,隨着「單位制的解體,市場機制的引入」,過去在體制籠罩之下「隱而不彰」的個體慢慢浮現出來。例如,「髒街」上的那些活生生的面孔就是這些個體。

然而,在舊城改造之中,政府和個體卻始終處於「力量對比懸殊的兩極」。

開咖啡店的台商明白了,誰才是這座城市的主人

2017年初,北京市政府決定組織開展「疏解整治促提升」專項行動,意圖治理「大城市病」,創造良好人居環境,並設立了100億元人民幣的專項基金。2017年2月末,習近平在北京考察時發表了以城市規劃為主題的講話,要求「提高治理能力,抓好城市規劃建設」。

隨後,整治「開牆打洞」行動進一步加碼,從三里屯蔓延至整個北京舊城。這時的治理,有了一個新的政策解釋,叫做「還原古都風貌」。

北京舊城被分為幾個種類,一類是如西城金融街、東城金寶街這樣的區域,已經是現代化的高樓大廈;第二類是如大柵欄、什剎海、地安門、國子監等歷史文化保護區(簡稱文保區),受到文物保護條例和城市規劃法案的保護;第三類是棚戶區,大多為簡陋的民居,雖歷史悠久,卻被認為保護價值不大,當做儲備土地來使用。

新一輪運動集中在第二類文保區。這個區域裏保存着所剩不多的帶有老北京文化特色的胡同和小巷。過去,隨着老住戶不斷搬出,不斷有外來住戶引入,其中一些人依託舊城獨特的歷史氛圍發展出一些富有特色的小型店鋪。近幾年的旅遊熱和北京青年消費群體的成熟,使這些店鋪越開越多,成為了獨特商圈。不僅有一些知名的品牌落戶,譬如五道營胡同的素食餐廳京兆尹(由建築師張永和設計)、國子監街的梵幾客廳(由設計師古奇高設計)和失物招領(由建築師青山周平設計);亦有很多無名無氏的小店小館,隱藏在胡同深處,有的僅幾平方米大小,有的無固定營業時間,卻生意紅火,擁躉者絡繹。

「整治開牆打洞行動」的標語在北京隨處可見。
「整治開牆打洞行動」的標語在北京隨處可見。攝:尹夕遠/端傳媒

一位在北京從事城市規劃的學者告訴我,官方認為胡同要回到「街巷幽靜、庭院深深」的舊時模樣,許多街邊店因此被認定「與古都風貌不匹配」。一時間,無論是街坊小店,還是知名設計師的胡同改造作品,甚至還有政府扶持過的老街活化項目,都陸續被封堵,更有一些被認定為「私搭亂建」建築物而遭到拆除。乍望過去,原本熱鬧的胡同裏只剩下整齊單調的牆壁佇立。

「效率很驚人哦!那個拆門和封牆的速度很快。施工的人一哄而上,等人散了,事情都做好了。已經成定局。」北京東城區方家胡同裏的一家咖啡店裏,店主陳文對我說。

陳文來自台灣,他本人曾在台灣從事城市規劃和古建築保護工作,因為喜愛北京,因此在2012年決定常住,並開咖啡館。2017年4月中旬,咖啡店接到整改通知,陳文和另一位合夥人曾花了很多力氣去斡旋。他們對主事的街道辦事處從文化保存、胡同景觀、街道經濟活力、社區發展、婦女夜行與環境心理、人道關懷等諸多層面一一陳述爭取,卻「收效不大」。

「當初我們做設計、裝修時,想要向有關部門提交申請,都沒有管道,」陳文說,「我們開了這麼多年,一直沒有問題,卻突然通知我們不符合政策規定。」

也有做台灣工作的人出現,安撫他們。但陳文感受到「很多東西都停留在嘴巴上,口惠很多。但實際上你要想什麼『便宜』,那是不可能的。」

「他們總是冷酷中帶着温暖笑意,時而微笑貌似聆聽,時而急於把政策立場堅定不移全盤表達。他們不在乎你說的多有道理,他會告訴你,他們誰誰在這住了30年比你更了解胡同,誰家的『違建』也很漂亮也很捨不得。」陳文在自己的微信朋友圈寫道,「最後告訴大家要顧大局,他們也是執行者,政策就是這個樣子,胳膊擰不過大腿。」

在民間資本崛起時,如陳文一般的小企業主來到北京,被北京接納,也曾認為自己是這個城市的一份子,並感到愜意和驕傲。但這場運動明白無誤地告訴他們,究竟誰才是這個城市的所有者和經營者。

最終,陳文「無功而返」,咖啡店的正門被封掉,衞生間被整個敲掉,廚房只留下一半。

「一講大局,就什麼都沒有了。」陳文說。

「此地不宜久留」,運動無人倖免

在採訪過程中,幾位城市規劃專家都告訴我,過去持續二十餘年的北京舊城改造建設,比整治「開牆打洞」更加慘烈的拆除比比皆是。不同的是,過去的「拆」,發生在衰敗的城市角落,驅趕的是低收入的「剩餘人口」和守土不搬的「頑固」居民;而這一次的封堵,直接衝擊的是中產精英。

「這事就是告訴你,沒有誰不能動。」一位不願具名的城市規劃專家說。

陳文的鄰居、方家胡同裏的另一家名店猜火車餐廳,曾以為「封牆堵洞」是堵不到他們的。

這家餐廳曾是北京最知名的非院線電影放映場所,常年舉辦電影沙龍,著名導演賴聲川、吳宇森、田壯壯都是座上客。在他們的微信公眾號上,他們稱自己是「著名的華裔設計師柯衞」設計的,是對「環境有過貢獻的胡同創意工廠、文創園」,是「文化地標」,是「已形成的成果」,如果將他們的大門封上,是「浪費社會資源」。

然而這家餐廳被通知,只能營業至2017年5月31日。

相比附近那些被無聲無息封堵的小賣部、副食店,猜火車餐廳被認定是違章建築之後,開始在社交媒體上為自己維權。他們發布文章,曬出若干年前北京市東城區領導站在店門前的合影,文章很快就變成「該頁無法顯示」。

離猜火車餐廳不遠的一家東南亞料理老闆劉港生對我說,過去幾年,政府一直積極進行胡同治理,但「那些治理是好的」,例如「增加垃圾桶數量、劃分車位、查封無照經營的商鋪等」,「對胡同裏的環境有促進作用」,他「也是支持的」。

劉港生來自香港,在北京紮根,娶妻生子,找到胡同裏的一個好位置,開了六年東南亞料理,登上過幾家雜誌的美食推薦。香港人做事嚴謹,2011年租下房子時,劉港生就將裝修改建手續拿給街道辦事處報批,並保留至今。周圍幾家店都被治理,唯獨劉港生的店獨善其身。

他還未來得及慶幸,街道辦事處就暗示他「此地不宜久留」,「能去找其他店面就趕快找」,還勸告他「近期先不要進貨」。

「我都不知道怎麼去理解這些話,」劉港生心裏很不踏實。幾家相熟的老闆聚在一起,小道消息流傳,即便有合法營業執照,不久也要被收繳。不管怎樣,胡同裏的買賣都難做下去。

劉港生在鄰居悠航鮮啤(Slow Boat Brewery)的微信公眾號裏尋到了蛛絲馬跡。悠航鮮啤是兩個美國人創辦的啤酒坊,專售精釀啤酒。他們在2017年5月15日收到「封牆堵洞」的通知,必須要關閉位於東四八條胡同的店鋪。在一則《乾杯總是難免的,在這一刻離別時分》的公開文章裏,悠航鮮啤先用中文通知顧客最後的營業時間,然後用英文寫道,治理運動最終會是政府將土地收回手裏,然後進行統一的整改和出售(「buy back the land and so it can be renovated and resold」)。

「舊城的價值被人們重視了,但土地整合難度卻越來越大,」前文提到的城市規劃專家說,「整治『開牆打洞』也許就是為了壓縮管理成本,縮減管理程序。」

「政府在下好大一盤棋啊,」他感歎。

先封堵,再收地?

這是另一種對這場運動理由的分析:為政府下一步整合舊城土地鋪路。

這樣的分析從結果出發:一輪治理運動過去之後,民間資本對於北京舊城的投資熱情驟然下降,政府介入的成本也大大降低。

2000年以前,胡同裏一間老房子的租金,區區幾百元。在2008年前後,開店熱潮興起,租金水漲船高至數千元,黃金位置甚至可以達到數萬元。追根溯源,很多房子是公產房,即產權歸國家所有,居住者只有使用權,並沒有房屋產權證。原先的居住者每月向國家繳納很低的租金,卻高價轉租,這筆錢由原先的居住者獨享,政府無法監管,也收不到任何税金。

民間資本投入的不單是租金,還有整套的改造方案和裝修成本。一個酒吧老闆對我透露,他的店面40平方米,僅裝修的諮詢費就高達27餘萬元人民幣,「改老房子不容易,做出品質更不容易。」加之《夢想改造家》等電視真人秀熱播,讓公眾驚覺,胡同裏的舊房子竟然可以改造得如此漂亮,房價、租金直線飆升。

位於方家胡同的RAMO餐吧,前門遭圍封,客人們需在側門入內。
位於方家胡同的RAMO餐吧,前門遭圍封,客人們需在側門入內。攝:尹夕遠/端傳媒

「封牆堵洞」讓漂亮的店鋪變成了一堵牆。留下老房子在那裏,既不適合居住,又無人敢租,更沒法出售。政府若此時對舊城資源做整合,就是成本最低的時候。

一位城市規劃專家舉了一個例子。過去,有國企背景的大柵欄投資有限公司(簡稱「大投」)想對前門大柵欄地區進行街區改造和復興,花重金購入了不少大柵欄裏的老房子,卻面臨翻新困境。

這些老房子散落在胡同裏的四合院中。但一間四合院裏通常有數個房間,也就意味着有數個業主。源於上世紀五六十年代開始的社會主義改造運動,將土地產權變得極其複雜,這些房子有可能是公產(指政府所有)、私產(指個人所有)、企業產(產權為公司)、軍產(產權為軍隊),以及經租房(指過去為個人所有,但政府代為管理出租)等。對四合院內任何一間房屋進行改造,都有可能影響其他業主的利益,而遭到抵制。加之舊城房價昂貴,一個小房間就有可能價值數百萬甚至數千萬,一併購入的可能性非常小。

民間小店有機會在胡同裏遍地開花,國有企業卻很難推進大規模的改造。老房子必須要保存下來才能獲取收益,又不能像過去強拆一般,推平了事。大投手握若干房產,卻成了「無米之炊」。

大投的背後是北京廣安控股有限公司。廣安控股由原北京市宣武區國有資產監督管理委員會主導下的幾家公司的合併而來,主要進行文保區保護修繕、房地產開發經營和市政基礎設施建設。也就是說,大投無法推進之事,就是政府的難題。

面對北京舊城內數個還未被整合的區域,政府顯然不願再重蹈大柵欄的覆轍。

「封牆堵洞」這一招,「是用來影響市場的,」上面提到的城市規劃專家說,「控制舊城業態,進而壓縮舊城溢價空間,從而使進程房地產回到合理水平。最終使主要的土地,尤其是公產房的那部分,重新流入到國有控股企業的麾下,它們的資金鍊恢復正常,進行規劃改造,再進行出租。」

「只有中國人才會想到這一招,用產權來解決問題。」他感慨了一句。

只是隨機的非理性決策?

上海的一位建築學者不完全贊同「封牆堵洞」是方便政府收地的分析。她認為,要先看到數據,再分析是不是抓住產權「死穴」,就可以影響市場。例如,商鋪的租金比周邊住房租金究竟高出多少?清理外來人口和「封牆堵洞」能否在實際上帶來房價下跌?若這些數據不得而知,就很難得出結論。

「我們的政府一直沒有在法制層面的長效控制機制,所以過一陣就搞個運動式整治。」她對我說,「任何的政府都需要儘可能控制所有的經濟行為,全世界都一樣。中國政府的控制力其實一直是很弱的,所以下猛藥就比較嚇人。」

這名建築學者傾向於認為此舉是「非理性」的決策,出於某些高層「武斷的個人意志」。「就像你看不懂為什麼要做雄安新區一樣。」她補充。(編注:在大刀闊斧地規劃環渤海經濟區、通州「行政副中心」之後,中國政府宣布將位於首都西南方向的河北省設立雄安新區,級別等同於浦東新區和深圳特區,並列為「千年計劃」。)

目前,整治「拆牆打洞」不止發生在北京,也發生在上海、廣州和武漢等城市,更像是一場全國性的運動。其中著名的上海永康路酒吧街,因位於「衡山-復興歷史文化風貌區」、破壞歷史文化風貌而遭到整治,引發激烈的社會輿論。

「在上海,近年來『有機更新』、『漸進式更新』、『微更新』等新概念可以說不絕於耳,」同濟大學建築與城市規劃學院的教授張鬆撰文稱,「然而現實中卻依然是粗暴干預、『拆除』領先。」

香港大學建築學系副教授朱濤更願意引用簡·雅各布斯(Jane Jacobs)的著作《美國大城市的生與死》來解讀「封牆打洞」對於城市的影響。簡·雅各布斯曾寫道,「在大城市的街道兩邊,最令人讚賞和最使人賞心悅目的精緻之一是那些經過匠心獨運的改造而形成新用途的舊建築……一個地下室變成了移民俱樂部,一個車庫或釀酒廠變成了一家劇院……」,「它們對街道和街區的安全和公共生活是一種必需」——封堵了舊城店鋪的門面,就好像閉上了舊城街道的眼睛。

北京一家酒吧,前門被磚封起來了,酒吧生意慘淡。
北京一家酒吧,前門被磚封起來了,酒吧生意慘淡。攝:尹夕遠/端傳媒

要封,還是要鼓勵,朱濤說,這取決於決策者將舊城「當做一個靜止的古董,抑或流動的生命體。」

曾有專業人士在體制內發聲,希望政府對舊城改造進行通融,至少不要「一刀切」,「不要醜的沒有變美,美的也被抵消了」。譬如組織專家協商隊伍,對每條街制定針對性改造措施。

「這很難嗎?」我問。

「技術上不難。先釐清權屬,再評判風貌,只要存在可執行的標準,拿出現在落實『封牆堵洞』的執行力,什麼都幹成了。」其中一位參與協商的學者回答,「但這標準好難制定啊,制定了又會執行成什麼樣呢?有幾個人真懂城市這麼複雜的事情呢。」

容易實現的,是一條鐵令,近萬家店鋪的門面消失。維護法規?疏散低端人口?政府方便收地?高層的隨機非理性決策?令專家們捉摸不透的動機,擋不住重回視野的,新鮮的牆。

(應受訪者要求,陳文、劉港生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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