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疫情时代，那些返回家乡的年轻人

十六开本的《公共基础知识》、母亲的念叨、刷题，27岁的丁倩文又开始面对考公务员的一切。如果成功，她将第二次回到体制内，再次回到四年前，她不顾一切也要逃走的家乡长沙。

但接近中午，她仍躺在床上，母亲在门前喊：“怎么办，你这辈子怎么办，工作找不到，你还睡。”她一动不动。

三个月前，她还是一家著名外国航空公司的空姐，税前月薪3万多（人民币，下同），一个月有一半时间住在海外的公司酒店里，有员工特惠机票，飞去任何地方只需四、五百元。现在这份工作冻结在没有尽头的无薪假中，从3月休到4月，4月到5月，最新通知是至少延伸至6月底。国际航联预测，如果严格的旅行限制持续3个月，全球航空和相关行业的2500万个工作机会将受到威胁。

疫情对就业的冲击不仅在航空业。中国大陆一季度GDP下降6.8%，成为有统计以来的首次负增长。多个领域爆出裁员消息。互联网招聘企业前程无忧、家电企业海信公司均承认会在疫情中裁员，主营业务有地产和院线的万达集团、中国最大的电子代工厂富士康也传出变相减薪和裁员的消息。刚毕业的学生面临无工作可找的困境。中国人民大学中国就业研究所联合智联招聘公司发布的大学生CIER指数显示，2020年第一季度大学生招聘需求人数较去年同期减少了16.77%，求职申请人数却增加了69.82%。通过继续读书延后就业压力的方法也不太可行——2020年考研报名人数为341万，创历史新高，但依照往年约80万人的录取规模，即使教育部宣布扩招18.9万人，仍有240万名学生面临“落榜”后再战还是找工作的问题。

中国国家统计局宣布3月份中国失业率为5.9%，不过金融机构中泰证券在4月一份流传甚广的研究报告中估算中国实际失业率在20%左右，这意味着可能有7000万人已经失业。

失业潮随著疫情蔓延至全世界。27岁的刘光也意外度过了高中毕业后在老家的最长时光。他是西雅图亚马逊总部的一名程序员，美国2月1日起禁止中国出发的人入境，回国过年的他被困在家中。从冬装，到春装，再到临时买夏装。

亚马逊的工作体验比想像中惬意，朝九晚五，周末双休，下班后还能开着车在城市街道上追寻晚霞。年薪也还不错，大约工作10年，便可全款在西雅图拥有一套房。人生称得上顺风顺水。

但现在他有烦恼了。Uber一季度裁员3700人，占公司员工总数的14%，它的竞争对手Lyft也在5月初裁掉了17%的员工。5月5日，Airbnb宣布裁员近2000人，这家公司25%的人将失去工作。

即便亚马逊比这些依赖线下业务的互联网企业受到的冲击要小一些，但在中国远程工作，与同事相隔15个时区，刘光今日完成的工作，至少睡一觉后才能得到反馈，工作质量“降低了三倍”。他担心即便公司不裁员，工作质量的损失也会影响他的后续发展。

更无法预测的是他还能否顺利重返美国。刘光拿的H1B签证（美国工作签证），这种签证在2019年有15%都发给了中国人。4月底，特朗普宣布为保护本国公民就业，临时禁止美国移民，措施便包括在60天内停止大部分外国人员的工作签证审批。刘光担心这个势头进一步延展，“我们这种回不去的人，不是没可能成为当前政治斗争的炮灰。”原本打算在国外干到30岁后再回国的他，开始纠结是否干脆早点回来。

疫情为一切按下暂停键，让原本循著既有轨道运转的人生计划，一下乱了章法。隐匿在日常生活和工作中的焦虑、矛盾、思忖、疑惑，都被逼出原形。疫情迫使一些人提前做出选择，但选择依旧那么困难。

“要逃出去”

“要逃出去”，四年前的一个傍晚，丁倩文呆坐在银行柜枱后暗自决定。大堂已没有其他客人和同事，头顶的灯光软弱无力地洒下。

大四毕业后，丁倩文成为长沙一家银行的柜枱人员，向客户提供办理存款、开卡等业务。这在曾是国企员工的父母眼中，是一份绝佳的工作，稳定、体制内。

但丁倩文看到打着吊瓶的老人，被四个子女推来修改存折密码，四口人在柜枱前争执改成哪一家的密码，老人窝在轮椅中，说不了话；30多岁的儿子要买房，耍着无赖要母亲把钱全部取出来；退休年纪的阿姨，上一秒还在开玩笑，下一秒看到自己的理财产品到期了，抓着她破口大骂。一路在全市重点的学校长大，刚毕业的丁倩文第一次发现生活中的真实粗糙。

银行内部也总有令人发笑的举措。一次工会要求每人下载一款可以计算公里数的跑步软件，如果没能在一个月跑到100公里，便要罚钱。后来淘宝上出现了专卖这款跑步软件公里数的店铺，丁倩文和同事们才得以完成任务。

在每周一次的全部门会议上，丁倩文看着同事们极其疲累，但仍站起来咬牙发言、给自己定目标、泼洒“虚假鸡血”。“天呐”，她想，“我真的不适合这里。”

她想过调岗，但如果不找关系，她能选择的只有理财经理，这是一个需要每天打电话，把素不相识的人拉到银行、“骗”他理财的工作。找关系在这城市里现实些，她发现能做不面对客户的中后台业务的，几乎都是关系户。但丁倩文认为，爸妈是那种“哪怕和熟人打个招呼，都不愿意开口”的人，靠他们什么呢？再说了，在她表达对银行工作的厌恶时，母亲说“年纪轻轻的不吃苦怎么行”，父亲说“女孩子就这样可以了”。

晚上九点，丁倩文已呆坐了3小时。微信朋友圈上，曾经的同学正在美国、英国、香港等地留学，展示着另一个世界的学习和假日生活。“要逃出去”，她想。

在丁倩文决定“逃”出的2016年，刘光在朋友圈发了三张在美国费城庆祝新年的活动照片——港口的烟火和热闹的节日游行。大三那年，他决定去美国读研究生。直接动力来自母亲——一位地质勘测工程师，她告诉唯一的儿子，男孩子年轻时要多出去走一走，有利于以后的发展。

刘光也觉得美国不错。小时候常看美国大片，看著科幻片里的先进科技、电影中有著摩天大厦的繁华都市，他觉得美国是科技非常发达的地方。出去不是问题，父亲在地方央企做管理工作，家庭经济状况尚可，自己也是学校里成绩前列的那拨人。从中国的重点大学毕业后，他成功申请上一家计算机学院名列美国前茅的私立大学，在2015年飞往美国就读研究生。

2015年，还有超过32万个中国学生和刘光一样，前往美国接受教育。那时中国赴美求学的人数已持续增长8年，但增速大幅趋缓，2009年赴美的中国学生相较上一年还能同比增长29.9%，到2015年刘光出国时同比增速则是8%，到2018年，同比增长率只有1.7%。据美国非政府组织国际教育协会的调查，政治因素、留学费用、申请签证的障碍，都成为阻碍国际学生前往美国的原因。

武汉的王浠也想出去，她向往的是北京。父母在武汉做生意，小学四年级才把她从家乡黄石接到武汉，平时沟通不多，中学时王浠看豆瓣、人人（编注：中国大陆最早的校园社交关系网络平台之一）、看青春文学，她说自己的成长都是靠自我教育。在王浠眼中，北京有在地下室玩音乐的魔岩三杰、有王小波、有针砭时弊的知识青年、有讲话缕不清舌头的豪爽性格，而家乡武汉什么都没有。倒是有大嗓门的人，一次上学她险些被车撞，同行的武汉同学骂了司机整整五分钟，王浠感到尴尬。那时她就想成为一名记者，赶紧去北京做一个意气风发的年轻人。

逃离家乡，是一代代年轻人的主题。一些人从家乡来到北京、上海、广州和深圳，其中，北京和上海的常住人口已从1000多万人增至2018年的2000多万人；一些人则像刘光一样出国留学。

丁倩文在心理盘算，要不继续去国外读书，但父亲不同意她转专业；或者去职业追星，可商业头脑好像不太够……越想顾虑越多。偶然一次，手机划到喜欢的微博博主页面，那是一位新加坡航空的空乘，她突然胆子大了起来，就去试试这个吧。

或许太想逃离原有的工作，丁倩文迸发出强大的动力。空姐的面试大多在外地，丁倩文前一天下午5点下班，打车到机场赶最近一班飞机，到达目的地时一般已经凌晨2点，第二天早上7点再爬起来面试。没有面试的日子，就准备英语，上培训网课，那段时间她的微博全是转发各类锦鲤，祈求着好运气降临。母亲看着她：“你有考航空公司那种努力，什么公务员考不起？”

在丁倩文成为柜员刚好两周年的日子，她终于通过一家外国航空公司的面试。那一刻的她已经不再喜悦。“这份工作就是我应得的，我付出了太多，我终于可以走了。”

外面的生活

2018年，结束在国外为期半年的培训后，丁倩文搬去了上海。和柜员工作相比，空乘工作“实在太爽了”。上四天休两天，休息的日子绝不会有工作找来；每天一起飞的同事都不一样，基本不需要面对复杂的同事交际；遇到难搞的客人，好声好气劝一劝，倒一杯茶一杯酒也就好了，和银行里涉及钱财的纷争完全不在一个等级。太快乐了，她想，这个工作就像为她量身打造一般，上班都是享受。

离开银行是丁倩文这辈子为自己做过的最大决定。从小到大，父母几乎为她安排好一切，大学读什么专业、什么时候回家、穿什么衣服，父母都想管一管。现在她彻底自由了。最快活的那个月，她没有在家待过一天。放下工作箱，拎起另一个行李箱就走，这周去广州参加明星见面会，下周去日本看偶像的音乐剧，再下周去泰国一个人旅行。她在微博上写道：“在家一个人喝酒，喝醉了大不了第二天在客厅地板醒来而已嘛”。

好日子还来自随心所欲的消费。特别是在上海，年轻人们每周都可以找到新鲜品牌，在品牌开门的第一天排几小时队等待新产品是周末的消遣。2019年，这座城市的居民人均消费支出达到45605元，全国第一。

也有同事不买衣服不买包，两年存十万，为家乡的房子凑首付。丁倩文不理解这种行为，觉得没趣。她有4张信用卡，时常透支着下个月的工资。在闲鱼（一款二手转卖app）上，她转卖衣物就已经收获6万多——还是二手价。

当然也有烦恼，外国航空公司只和她签劳动派遣合同，工作关系、社会保障都没有保证。她想过空乘这行干不长久，是否要在上海再找个工作。但日子走入舒适区，始终没有准备起来。

王浠也过了段神仙日子。2015年，大三的她跑去北京，在一家媒体工作室实习。工作室当时做暑假班，请来一大波社会名流讲课，以前出现在豆瓣、人人上的厉害名字，都出现在了眼前。王浠住在北京著名的706青年文化空间，下班后继续和知识青年们天南地北地海聊。日子毫无压力，每月还有工资拿。

王浠觉得自己不会再回武汉了，那座城市是个用安稳和琐碎日常打造的牢笼，吞没生活的新鲜劲。这些年的独立，父母也很少打扰她。她想四处走，写出有影响力的作品，永远不被细微的生活框住。

但是，孕育摇滚乐手和知识青年的空间正在从北京逐渐消失。房价持续飙升，在互联网房产交易平台链家上，朝阳区最便宜的房子也要5万一平米，这还是在东五环外的一个小区，到城市中央的天安门需要搭乘地铁1小时并步行2.2公里；胡同、街巷中的小餐馆、小商店被堵上了窗户和门，年轻人失去可随时坐下来聊天喝酒的小饭馆，但多了十几万朝阳群众为城市放哨；郊区的厂房、仓库、出租公寓关闭，里面的快递员、建筑工人、清洁工人被定位为“低端人口”，从北京切去；摄像头覆盖了这座城市的每一个角落，地铁安检正试点使用人脸识别技术。

2018年研究生毕业后，王浠再次回到北京，感到玫瑰色的城市变了样。离开环绕着清华、北大和韩国烤肉香的706床位，王浠的房子租在了北五环一个“周围没什么东西，走路有点慌”的地方，10平米左右的房间租金2700，离天安门直线距离16公里。那附近还有号称“北漂第一站”的著名小区通天苑，总人口70万左右，大部分是王浠这样的年轻人。曾经有人在这里挤地铁上班挤到瘫痪。

工作也不那么顺利。王浠有惊无险地找到一份记者工作，但新闻行业空间紧缩，她的工作内容也逐渐与理想脱节。同事告诉她，你就把记者当作一个工作，不要认为它有多神圣。

刘光也感受到美国生活与想像中的差距。他向往摩天大楼的繁华大都市，但西雅图除了市中心、大部分地方只有一栋栋低矮的平房，“像个小县城”。即便他的公司和居住地都在市中心，出去吃饭仍旧需要驱车近20公里，去找那屈指可数的几家中国餐馆，“两周后就开始吃重复的了”。周末的他睡到中午，睁眼后盯着天花板，为数不多的朋友全是同事，他们还都成了家，今天要做什么呢，他不知道。

这些日常的小烦恼，很快在一场席卷全球的疫情中，演变成令人为难的困局。

疫情来了

三个人几乎在同一时间接收到疫情消息。

刘光的工作群传出有华人同事确诊肺炎后死亡的消息，群友们猜测是因为美国没有给所有人开放检测，耽误了治疗。他认为相比美国，这次疫情里中国的应对更给人安全感。疫情爆发前他已回国，从新闻、微博和微信朋友圈获取疫情动态，“感染的人不是都国家报销医疗费么，国内人确实也重视些，不像老外不戴口罩到处跑。”（编注：中国官方规定，个人疫情救治费用在基本医保等按规定支付后，个人负担部分由就医地制定财政补助政策并安排资金，中央财政视情给予适当补助。）感慨国内医疗效率的他也趁着在家，治疗了痘印、切除了膝盖里的软骨瘤，体验都还不错，他再次思考要不要提早回国。

但打听了一圈后，他犹豫了。一位拼多多的朋友告诉他，公司程序员的工作时间基本在每天12小时，一周工作6天——朋友说这是当下互联网公司的常态。刘光感到冲击：“我在美国想回来的原因是感觉生活无聊，但回来以后可能连生活都没了。”

此外，刘光希望回国后在一线城市发展，买房便成为大问题。他估算这需要掏空自己和家庭的老底。国内的收入也无法达到他的期望，有同行朋友在上海月薪三万，刘光认为算上买房、基本消费，这个数字在上海只能刚好。还有一些细微的考量，比如父亲认为国内人际关系复杂，他的性格在国内发展或许要吃亏。刘光感到纠结。

同样陷入困局的还有丁倩文。2月初，中国疫情严重，多地停飞，丁倩文所在公司的航班数骤减；3月，海外疫情爆发，中国民航局发布五个一政策，要求每一家外国航空公司只能保留一条飞至中国的航线，且每一周只能运营一班。

3月中，公司便建议丁倩文先申请无薪假。丁倩文犹豫：就算不请假，空乘的薪水按参与的航班计算，飞一天隔离14天，一个月也只能拿2天的工资。而丁倩文急需收入——去年底，她接到信用卡公司通知，她已欠款20万元，不能再分期偿还。

丁倩文选择了无薪假，她联系到上海一家淘宝店直播的兼职机会，打算用这份收入代替疫情中稀少的航空工资。电商直播是现在中国最热的产业，2019年兴起，至今已达到2.65亿用户规模。特别在疫情封锁线下销售机会时，几乎所有的行业都寄希望于直播销售。号称“淘宝一姐”的薇娅在直播时卖起了火箭，今年4月，锤子手机创始人罗永浩的直播首秀，一晚交付总额达1.1亿元。

但如同所有行业，直播里最赚钱的只有金字塔尖的人。BOSS直聘发布的报告显示，大部分带货主播无人问津，66.3%的“带货经济”从业者入行不到半年，58.2%的人都在考虑转行。

但对急需应付信用卡账单的丁倩文而言，直播依旧是当下最好的选择。她的工资是一场3小时1200元，她盘算那个月不休息，每天播一场，也能在疫情期间维持上万的收入。

等待了近20天，直播公司终于叫她去上班。丁倩文五分钟换一套衣服，按准备好的文稿介绍，但她其实不擅长展示自己。其他主播在一旁抽烟，扯着嗓子砍价。“其实是不一样的圈子”，丁倩文并不适应这份新工作。

3天后，直播公司给她发短信，客户反应一般，停止合作。

她想重新找兼职，但发现即便在上海、即便直播已是疫情间难得保持活跃的产业，工作机会也很少。那家辞退她的直播公司，也从最初四个模特直播，变成两个，“估计因为疫情的原因，销量也不是特别高吧。”丁倩文安慰自己。

彻底停工后，丁倩文的生活还“规律过一阵”。在机场旁的出租屋里做健身、看看英语、还借来相机拍摄化妆视频，计划做博主，但看过其他博主的视频，又觉得自己拍的是什么东西。前途未卜的本职工作、屡战屡败的兼职面试、叠加疫情中高度不确定的社会环境，丁倩文的心态也像一个慢慢泄气的皮球。她觉得做什么都没用了，开始彻夜失眠，躺在床上刷手机，没什么好看的，但就是无意识的一条条刷，刷着刷着早上9点了，一觉睡到晚上，再周而复始。

归乡的日子

在丁倩文停飞的日子，王浠已经回到家乡开始新闻工作。从封城到解封，她也度过了上大学后在家乡的最长一段时光。

“什么东西都失效了，离现实生活很遥远”，王浠回忆这段特殊的家乡时光。解封后，她至今不习惯在单车道上骑车，总想往马路中间骑——疫情时马路宽阔寂寥，是骑自行车的最佳场所。

生活失效的日子，人们的目标只有一个，自己活下来，或者帮助别人活下去。一天晚上凌晨，王浠在本地微信群中表明自己想做志愿者，需要人带路，一位大哥立马回复她“第二天早上五点来接你”。第二天早上五点，真有一辆车在她楼下鸣喇叭，来不及洗脸，王浠冲出去，跑了一天。

疫情中的人格外容易亲近，特别当王浠操着她原本觉得聒噪的武汉话时。医院附近的患者会拉着她用武汉话一五一十倒苦水；在社区工作的女生只和她聊两句，便挽着她的手，蹦蹦跳跳地说“我们等下一起去看小猫吧”；和志愿者大哥一起去小饭馆吃饭，老板不收钱，“都是武汉人”，老板说。

连远离很久的亲情，也因疫情意外回归。仗着当志愿者时发菜的经验，王浠对城市的菜价了如指掌，她会向家人分享这些信息，与他们聊市井里的话题。她发现家人竟然开始主动寻求她的帮助，她不再是个外人。

王浠感觉疫情中，不同的人、城市、职业，都没有了区别——每个城市都会因为病毒停摆，每个人都能被病毒击垮。她的微信多了很多“奇奇怪怪”的人，开街边减肥店的大姐，开空调公司的摇滚乐迷，批发市场的小妹妹，煤矿老板……都是当志愿者时认识的。“大家都没什么区别，每天不是讨论如何给居民发菜，就是怎么劝老人戴上口罩。”她认为每个人都抛下身份，在生活里了。

以前的工作总是用旁观者的身份介入他人生活，和别人短暂接触两三个小时便去记录这个人的故事，王浠总是觉得不踏实。但在疫情中，她的武汉话、她的志愿者经历、她在武汉的生活，她已经成为了故事的一部分。记录对她而言是个毫无压力的事，她看到什么、经历什么，便是“外面的人”最想了解的故事。

她找到了在北京没找到的东西。现在，她辞掉了北京的工作，决定至少接下来一年要留在家乡。她喜欢上了武汉话，原本没有感觉的街道和建筑，此时也给了她丰富的情感。她打算接一些自由撰稿和纪录片的活，这座解封后的城市正逐渐远离媒体视野。但在王浠眼中，这里需要记录的故事还有很多。

与此同时，刘光依旧在家中等待美国解除边境封锁的消息，他听说最近会出台一项法案，专门针对他这类拿工作签证的外籍员工。他告诉自己放平心态，以吃瓜的精神看待后续发展。

丁倩文也回了长沙，父母将为她承担部分债款，但代价是她的话语权在家中全面下落。她不敢打车，也不能把网购商品带回家，这些都会迎来父母的责怪。在父母要求下，她重新备考事业单位和银行。

她希望公司赶紧复工，但她也说不准公司能不能撑过这个坎；即便复工，工资是否能给到以前的水平，回去后是否面临裁员，她也不确定。

她好想赶紧工作。

应受访者要求，丁倩文、刘光、王浠为化名。

实习记者徐雯对此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