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柏康講到「朱凌凌」，整個語氣就改變了，好像那是一件朋友們年輕時候一起做的很瘋狂的事，「真的是很瘋狂。到現在我都仍然覺得這件事做得很漂亮，雖然真的很瘋狂，以及很奮不顧身；但真的很好。」
2005年，朱柏康與另外四位演藝學院畢業生組成了表演組合／獨立樂隊朱凌凌，成員有白只、楊偉倫（阿卵）、陳文進（Chris）、朱柏謙（朱謙）及朱柏康（朱康）。他們的音樂很有親和力，配合搞怪的歌詞和造型，形成強烈的戲劇效果，在荒誕與正經之間，以現在的眼光看，甚至有強烈的同人氣質。難得的是，他們當時獲得主流認同，拿下多個頒獎典禮的獎項。
讀書的時候，朱柏康常常和白只一起在後樓梯彈結他。「當時我們去到一個狀態，其實你自己彈得很垃圾，但彈的時候就會覺得自己好厲害，應該會有人欣賞吧？但是我們又沒有觀眾。」他們決定自己尋找觀眾，於是兩個人走上街，夜晚去大會堂外攔住路人說，「唔該，可唔可以唱首歌俾你聽啊？」（不好意思，可不可以唱首歌給你聽？）兩個人覺得很過癮。
直到白只有一段時間將會離開香港去英國拍一個戲，停留兩三個月。朱柏康坐在白只家，突然建議不如做點什麼，做完再去英國。兩個人前面的電視機上有一份月曆，他們當即就拿了月曆下來敲時間，兩支結他不夠，又再去找其他朋友一齊玩。「朱凌凌」就這樣誕生了。
五個人並沒有想要從音樂藝術層面做出什麼，「我們又不是說那些藝術水平去到什麼水準，純粹是我會一點點結他，他又會一點點結他，阿卵又會一點點打鼓，Chris又幫手拍片。以我們聽歌的歷史就會彈出那樣的音樂，大家湊在一起寫一些歌。」朱柏康形容那純粹是一種奮不顧身，沒想過後果的情況下去做的一件事，「我們都覺得好好玩，好享受這個過程，是這樣而已。」
據他說「朱凌凌」當時得罪最多的是記者，「我們以前很壞的⋯⋯當我們察覺到記者沒做什麼功課，又不太很尊重，我們就坐在那裡很平板地回答是或否，不會再做什麼補充。或者我們會將訪問拉到不知哪裏，講其他話題，開玩笑。」有時候團員在一起都會說，不要再這樣做了，但一做起訪問來又忍不住搗亂。幾個人一起玩音樂，心裏真的只是想玩。一旦接受訪問，便覺得是工作，「其實聊天沒有什麼，但有時候要回答一些很奇怪的問題就會亂來。現在不會啦！人長大了不會再這樣。」
「我們當年真是做過好多好多不顧後果的事。」
演戲的神聖
朱柏康讀演藝學院，一讀就是五年。在讀時已經幫專業劇團演出，畢業之後十幾年一直在表演路上，「我沒有其他技能。」
「你懂不懂 IT，我不懂的； 你懂不懂斟茶遞水，我也不是很懂；你懂不懂煮食，我還是不懂。沒有其他技能。我有諗過轉行，做些什麼呢？我真的不知道。我想我做些什麼都要由零開始去重新學、去做。」
朱柏康不知道為什麼自己選擇了表演，「我從小到大沒有什麼厲害的事發生過在我自己身上，讀書不行、運動又不行、音樂也不行，」直到中學的時候進了話劇社，他開始在話劇中找到一些自我存在、自我認同感，「人們又覺得你很有趣。」
中學畢業後，他卻進入 IVE 讀商業行政管理。「但我有四個月沒有上學，就去參加沙田戲劇匯演比賽，還拿了個男主角獎，」他還不知道演藝學院是什麼，因為身邊的人不停地提起，朱柏康以試試的心態去報名，結果被錄取。那套推他進入表演事業的舞台劇叫做《虛家夢》，講一個露宿者的家庭故事。一個家庭中的兩兄弟對於他們自身見到的苦況有很多幻想，「大概是這樣⋯⋯太久我不記得了。」但他記得這部劇並非純寫實，也非喜劇，是滲入很多黑色幽默的作品。
旁人很難說清哪件事更戲劇性：是逃課四個月，還是一個愛表演的人讀了商科。「現在我講給我身邊的朋友聽我讀過商科，大家都笑我。我都知道其實我都傻的，都不是這回事，很悶，這個其一。 其二就是排戲好好玩，一大班人一起行動，大家也好像很有方向去做一件事。」朱柏康差點被 IVE 寫入黑名單，「再不返學你又不再通知我們你是不是退學的話，你以後都會喪失讀IVE的資格。然後就要和校長交代。」
朱柏康選擇逃課，並不覺得自己放棄了一件很大的事，「當時很年輕，不會這麼想。十七八歲又不需要養家。當時的機制好像上不上課都可以，直到四個月看不見人，他們才打電話來問我，其實你什麼狀態。所以你會有一種覺得無傷大雅的感覺，也不會很珍惜。以及你想着讀完你都不會再讀⋯⋯IVE這麼悶、你出嚟做嘢啦！你日日這樣⋯⋯我住沙田，然後走過去柴灣，然後就聽那些法律課程，沒睡著感覺已經很厲害。」
IVE 是朱柏康徬徨的情況底下去抓住的一件事。中五會考結束，原本一路的生活都是讀書，突然之間他再沒有書讀了，要被迫工作，他不知道怎麼辦，「所以你有什麼讀得到、可以讀的話，你都想抓住來讀。」他說轉入IVE就讀是因為接受不了生活模式的改變。
「原來又要學打字，又要讀法律，好似會計也要讀，計數也要讀⋯⋯都不知道讀完之後出來要做些什麼。你問我是否很有抱負去讀這一件事，然後放棄這件事去做演藝事業，其實一點也不是。我和大部分同時代的人差不多，徬徨，不知道自己可以做些什麼，那就在這裏讀；讀不到，讀讀覺得不對就不讀。然後去搞其他事，搞搞其他事就發現其他事的可能性，那就做其他事，結果一做就做到現在。」
從沙田戲劇匯演憑興趣參與，到後來在演藝學院正式學習，演戲那種神聖對他來說仍然在。「怎樣可以透過表演可以去改變這個社會，或者去幫導演編劇講一個故事感動人⋯⋯這些事都仍然會有的。」正式學習所帶來的不同是，他開始意識到這個世界不是只有他一個人，「其實還有很多其他的人在；而其他的人都是主角來的。你要如何懂得去求同存異，你要如何懂得去聆聽其他人，這個我想是我這五年裏面學習得最深，以及到現在仍在影響我的東西。」
關於金都
分寸是一點一滴建立的，通往羅馬的路與通往金都的路肯定不一樣。而演員似乎總是與喜悅保持著微妙的距離，這些放在朱柏康身上看，都是複式問題。將《金都》中佔有慾那麼強的男主角演出可愛的一面，他的演技證明討厭與討喜真是一線之隔。
「其實這個角色有的氣質是劇本賦予了的。很多人都問我那些笑話是否你自己爆肚？其實不是，是對白寫了出來。」朱柏康接觸這個角色時，思考了很多，「其中一樣是，既然他做的事出來這麼不討喜，而我亦都要賦予故事一個空間，『我』究竟給了『張莉芳』一種怎樣的選擇。既然他是一個不討喜的人，但為什麼她仍然都會還要和他一起？」
朱柏康想要建構出一種性格，發掘一個缺點滿滿的角色有什麼優點。如果演得不好，這個角色將會很扁平。他最後在劇本裡找到了蛛絲馬跡，「雖然他這麼依賴，這麼黐纏、佔有慾這麼強，但是他是一個很直接、很沒有機心、很單純的一個男仔，而這件事我覺得會是討好的。」
從舞台劇到電影，他已經有很純熟的表演風格和方法。電影對他來說，比舞台劇更加像一種反射，「很多時候都是當下那刻的對手，或者所有的事配合然後產生了一種化學作用，然後被記錄下；是一種這樣的狀態。舞台反而不同一點，舞台可以重複地將一個時間切片變得很有機，或者重複去排練那個切片，去建構那種火花出來。但我覺得電影拍攝比較像是『大家撞埋一齊睇吓會點』。是的，大家手中都會拿着一些東西，但其實我也不知道你是怎樣切入去演，又不知道他是怎樣，然後，好！開機就來了⋯⋯」
《金都》的拍攝預算及時間都很有限，開機前對手戲的演員互相聊過，試試走位，大致對下台詞，然後就正式開始了。朱柏康和導演黃綺琳對這個角色很有共識，於是捕捉到了大量生活化的細節。電影中有一場是男女主角吵架，之後朱柏康飾演的 Edward 睡眼惺忪地去到客廳開始打電玩。
「這個角色處於一個極度沒有自信的狀態，所以他需要在他女朋友身上找自我存在感，而當這一種自我存在感被懷疑的時候他就徹底輸了。但他不會讓自己輸，所以他會有一種類似宣示主權的行為，他會想親近莉芳、身體上面、或者性上面，去看看她有沒有不忠。又或者他需要在一種這樣的創傷底下，有人安慰；對我來說這場戲是一種這樣的東西。」
自我懷疑
大量表演之後，朱柏康覺得自己到了瓶頸位，「一直做的時候就會去到一個飽和點，你不知道再向一個怎樣的地方去進化，因為其實演員始終都是一個很被動的角色來的，你坐在這裏等⋯⋯你不是創作，除非你創作東西，你自己又做演員、又做編劇、又做埋導演⋯⋯如果不是這個情況底下其實你都要等。有人找你，你就做；沒有人找你就再等，久而久之你自己都不是很知道自己那個狀態是怎樣的了。你在台上演出，舞台你自己又不能回看，那你有什麼依憑去證明你自己的演技或者你的功架，其實是難的。」朱柏康開始渴望認同，很想在那種認同裏面找到表演可以依憑的地方。
近兩年拿的舞台劇獎項，似乎無法說服他的不安，「早五年、早十年拿到這個獎我就會因此覺得自己可能會表演，但當我在我的生命裏面發現其實獎項其實不是太代表什麼的時候，或者再往自己深層一點去思考的時候，那個奬其實不可以足夠告訴你你表現是否真的好，還是差。它其實是在講一些口味的東西，評審給一個獎給你，代表你適合他的口味，拿到未必是好，拿不到未必是不好。」朱柏康這樣思考，覺得自己變虛無了，「沒有什麼衝擊，你做來做去，就是表演⋯⋯很多人都覺得做表演很好，觀眾掌聲啊、水銀燈啊、很威風⋯⋯我不是的。當你每一天都是在做這件事的時候，感覺就不是這樣的了，」觀眾掌聲一開始是一個刺激，但掌聲不斷反覆之後，朱柏康在觀眾身上很難再清楚感受到自我存在價值，「加上它還很難維生。」
「我就會覺得其實如果我是厲害的話，我應該生活無憂啊，但為什麼還要跑得這麼辛苦呢？」在金馬獎出提名之前的一個月，朱柏康在晚飯時跟媽媽抱怨，「做了差不多20年，為什麼生活都還是這麼艱難呢？或者機會上，為什麼我好像還沒出人頭地，還是一種半紅不黑的狀態⋯⋯是不是我真的很差？是不是我真的很不出眾？」這些疑惑讓他對自己的表演不自信，「如果你真的是好的話，觀眾層應該會大，或者你相對地你可以找到⋯⋯很利益地說，你可以維生。但為什麼現在好像我家庭已經不是很需要我去養家的時候，我的生活都這麼困難，我自己究竟在做些什麼呢？其實我是否真的這麼好呢？我是否應該要快快脆脆離開這裏，去另覓一些我可以真的可以維生的地方⋯⋯這些種種問題都會令到我覺得自己其實不是這麼好的。」
朱柏康想，自己的不自信可能是一種眼高手低，「我看很多東西，觀摩很多，但是又覺得自己去不到那個位置；亦都同時間可能不是很懂得認可自己做的事。」演員看自己總是覺得有點不妥，朱柏康現在依然不敢看自己演出的作品。
「如果我真的放下對自己的懷疑，可能已經對這個行業完全沒有熱情。」他知道這種懷疑是會很磨人的、很辛苦的，但是又覺得某程度有這一種自我懷疑在，對自己的工作可能是一件好事來的。唯有這樣才會不斷這樣去進步。
他想即便如果很欣賞的電影演員走過來誇獎他的演技，也會覺得是客套，「除非很熟，真的可以坐下來慢慢講，否則一兩句稱讚我很難打消對自己的懷疑，我會感激他這樣誇讚我，不會真的往心裏去。但如果導演覺得我幫到他講出他想表達的，我就會有一種很大的自我滿足。」
採訪整理：余美霞
打天下拍得幾好
做真正的演員何其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