謝傲霜：當我們說回不去了，回不去的是什麼？

我愛香港、香港是我家，聽來很維穩，但這種愛，正正是黃藍衝突共同分享的核心，有時甚至是黃絲內部分裂的共同情緒。只是，我們愛的方式、目的、被愛的需求、如何定義「愛」都不一樣。最後，我們都認為對方不是「真愛」。而那些的確並不愛香港的人，卻在光明正大地偷笑。

我們都看過所愛的人被虐打致血流披面，雖然我們不直接認識對方。他是一個青年，她是一個女孩。我們聽到子彈劃破城市夜空，聞到催淚煙滲進住宅門縫，嚥下淚水盛載的絕望與憤怒。

一具又一具的屍體，發臭，發脹，從天而降，浮上水面。

然後疫症來襲，零星的戰役混和着口罩之下的恐懼與沉默。而屍體仍然像列陣的軍隊，繼續湧進這個城市。

說我們回不去了，誰不知道。

1997年，香港回歸，我出版了第一本著作《愛情廢話》，分析香港大眾媒體如何塑造港人對愛情的想像與實踐。及後多年，我自己，又或與前輩、友人們一起，編著了多本關於香港的書籍，記錄不同時期香港的狀況及對未來的想像，包括《香港情書：我們愛上了一個地方》、《新春糊士托．菜園藝術快樂抗爭》和《中英街1號》等。

當我們說回不去了，究竟「回不去了」的內容是什麼？「警察叔叔」的印象？許冠傑歌唱的香港？譚詠麟？2003年沙士香港人萬眾一心抗疫的團結？和理非快樂抗爭？公眾集會權利？三權分立？法治？而其實，以上皆是。

我們愛的城市，理應屬於我們

回歸後，禽流感、亞洲金融風暴、第一屆立法會選舉，沒有砲彈和空襲，城市卻從裏面開始陷落。而有這麼一個女子，生於日本，在歐洲與非洲長大，卻因希望經歷香港回歸前後的非常歲月而來港定居。羽仁未央，是她的名字，於是也就有了我編著的《香港情書：我們愛上了一個地方》（1999年）。除她以外，還有不少愛上這個地方的人，包括香港文化人馬傑偉、梁款、蔡寶瓊、張展鴻和電影導演陳果等在書中細訴香港情。

但那年頭⋯⋯悲情中就是有無限的韌力與生命力，就算笑中有淚，起碼還能黑色幽默，因為在困苦中，香港人有的是未來。

在撰寫《香港情書》的那些日子，我就在大學的教職員餐廳、電影院旁的咖啡廳，甚至乎湮滅前的啟德機場餐廳，聆聽着他們對香港的愛恨情仇，當中對羽仁未央如何描述香港的生命力印象尤深。1985年她首次來港，雖只逗留了一星期，便已愛上這地方。「記得有首歌叫作This Noisy Paradise，歌裏面說，如果想去，可以去天堂，或者無界限的地方，但我決定留在這很小、很嘈的樂園。」在她眼中，香港街道上廿四小時都在上演着當年的「港產片」，例如她親睹貨車上的搬運工人因為司機不慎，致從車上跌下，人們卻只說：「哎呀！跌咗落去呀！（掉下去了）」然後眾人還嘻哈大笑。羽仁未央說：「我才發現，香港電影不是創作，而是一齣紀錄片。」我卻從未如此看待香港，因為實實在在的生活令我看到表層底下的悲情。

香港製衣業旺盛的七八十年代，公共屋邨家家戶戶化身成製衣工場，我家也有一部工業用衣車，每天母親就在與孩子們戰鬥和細心專注地縫好一條線之間掙扎求存，而我在小學時已在家中做童工剪綫頭、做幫工。記得一次替媽媽到家樓下拿布料上樓，那袋布比我的個子還要高，在沒人幫忙也沒有手推車的情況下，就僅我一個小學生如螞蟻揹樹葉般扛回家。途中有個坐在金屬欄桿上的「欄河飛」（小混混）為我配詞道：「鬼叫你窮呀！頂硬上啦！（鬼讓你窮呀，咬著牙幹啦）」反覆吟唱着。

但那年頭的港產電影，確是無論文藝片、武打片、恐怖片或艷情片，在香港創作人手裏都能變成喜劇，就像外來者如羽仁未央所看到的一樣，悲情中就是有無限的韌力與生命力，就算笑中有淚，起碼還能黑色幽默，因為在困苦中，香港人有的是未來。

2014年、2019年，我們認清，被承諾了的未來其實從未存在，但數百萬香港人仍然愛着這個城市。因為愛，我們渴望互相歸屬。「香港人加油！」無論是抗爭還是抗疫，都會聽見這句話。我們愈來愈認同，我們是屬於香港的。自然，香港也理應屬於我們的。可現實卻不然，小部分（香港和非香港）人決定着大部分（香港）人的政制、基建、財政，甚至生活方式。我愛你，而你不屬於我。人世間最痛苦的事，莫過於此。

2014年，正值兩傘運動期間，羽仁未央在東京去世，50歲。說我們回不去了，相信也包括人，包括笑的能量，甚至黑色幽默的胸襟。

我們是屬於香港的。自然，香港也理應屬於我們的。可現實卻不然，小部分人決定着大部分人的政制、基建、財政，甚至生活方式。我愛你，而你不屬於我。人世間最痛苦的事，莫過於此。

和理非快樂抗爭的挫敗 vs 暴力抗爭的必然

2011年2月5至6日農曆年初三、四，因為興建高鐵而遭連根拔起的菜園村舉辦了一連兩天的「新春糊士托．菜園滾滾來——大型廢墟藝術節」，淌血的土地化身舞台、電影院、文學館，樂聲響徹村落。我和謝至德因此合編了《新春糊士托．菜園藝術快樂抗爭》（2012年），記錄了整個藝術節，從而歸納了反高鐵運動的種種。而反高鐵的社運形態，部分延伸到2014年的雨傘，但在衝突與挫敗中，再潛藏演化至2019年出現的「反送中」運動（反對《逃犯條例》修訂草案運動）。

2010年我辭去了穩定的中學教師工作，摸索着人生該往哪裏，故反高鐵運動期間我有足夠的時間協助守村，常在菜園村的廢墟中游走，在一間間屋頂被掀開、門戶破落，甚至粉碎成參差巨石陣的房子中，登堂入室，細讀別人的家居生活。藝術節中我的參展作品「團年飯」，桌上的茶壼、茶杯和湯碗，均是巡守期間在廢屋中撿拾而來。觸摸着家園被清拆而遭遺棄的細微物品，我總聽到曾經存在的日常家居對話，所以作品圍成一桌「團年飯」的對話，人去樓空，聲音卻巨大吵耳。

反高鐵運動雖亦有警民衝突，但呈現在公眾面前的是「苦行」、「斷食」，而藝術節更是以「快樂抗爭」的形態呈現。當年我在書中還引用了陳雲《終極評論，快樂抗爭》（2010年）對快樂抗爭的說法：「就是懷抱歡喜心，直面痛苦，啟發思想，集結龐大民眾，以人民總量令到壓迫者畏懼，宣揚民眾的快樂生活方式而使到壓迫者愧疚而覺悟，改過遷善，從而達致彼此的解放。」當然，今天的陳雲也不是當年的陳雲。說我們回不去了，的確也包括人。

2010年，立法會在被示威者包圍下通過撥款，正式落實興建高鐵。2020年1月23日，香港首宗輸入的新型冠狀病毒確診個案經高鐵抵港，患者為武漢人，最終不幸離世。所謂的快樂抗爭，現在回顧，可以被形容為天真可笑。而壓迫者，其實從不愧疚，也不會覺悟。2014年傘運，雖仍有快樂抗爭的影子，如傘運相關藝術品大爆發，包括夏慤道的「雨傘人」雕塑，以及夏慤村的日常生活，其中包括令我難以忘懷的馬路中心自修室。但激烈的肢體衝突也較反高鐵運動時急劇增加，警民衝突的規模亦龐大和血腥許多，當中尤以旺角最為激烈。

2019年「反送中」，基於2014年留守佔領區的挫敗，演化出Be Water的抗爭哲學，而也正正由於Be Water，大型的藝術品無法形成，甚至乎由傘運演變而來、遍地開花的連儂場，平面設計創作雖同樣震懾人心，但因為遭恐怖襲擊與藍營清洗，也往往僅能曇花一現。在警棍、催淚彈、布袋彈，甚至真槍實彈的瘋狂血洗，以至元朗白衣人無差別攻擊，繼而燃燒中大、理大的攻防戰下，香港實實在在地發生着「內戰」，「快樂抗爭」這四個字放在當下，簡直是對抗爭的嘲弄與侮辱。時移勢易，我們怎可能回去？

所謂的快樂抗爭，現在回顧，可以被形容為天真可笑。而壓迫者，其實從不愧疚，也不會覺悟。

從絕對空虛到血肉模糊，除了行動別無選擇

2019年，人們又會憶起1967年的香港，既比較，又反對比較。2015年出版劇本、2018年上映獲大阪亞洲電影節最優秀作品獎的《中英街1號》，我作為編劇，在認同與臭罵聲中，更早經歷着這種既比較、又反對比較的集體情緒。早於2011年，我和導演便開始構思劇本，期間不斷刪改揚棄，因為要比較1967與當下香港，永遠追不上急促的形勢變化。

看過《中英街1號》的人，大多較喜歡電影中1967年的部分多於2019年的當下香港部分，後者的人物故事均較脆弱確是事實。2018年電影首映引來廣泛爭議，也引伸了許多不同的討論，在此不一一細說。但當中程翔的一個論點，令我印象深刻。他指出，電影將六七暴動的參與者描述為陽光正氣，反觀曾參與雨傘運動的學生領袖則潛水，極不負責任。或許電影最終出來的效果未如理想，但作為編劇，我想解釋一下為何角色如此呈現。

主要其實是時間點上的不同。電影中呈現的六七暴動參與者，是身處風暴核心，若他自身不相信運動是正義甚至值得犧牲的，角色的行為就變得不合理了。當然，電影應否從游學修飾演的蘇振民視點出發，則有待商榷，而其實永權（陳健朗飾）／永權伯（楊秀卓飾）則提供了另一視點。至於電影中2019年的傘後世界（2015年出版的劇本投射的是2017年，而劇本最後修訂稿在2016年完成，2017年拍攝，2018年上映），是呈現雨傘運動後的挫敗與迷惘，故事發展到後來同為游學修飾演的角色一航，覺悟到繼續「行動」的重要，也是唯一出路，這點呈現在他再次站出來參與抗爭，和為公民抗命而入獄後與女主角李思慧（廖子妤飾）的一場對話中：

一航：「回想起來，真的不明白自己為什麼白白浪費了那麼多時間。最終我得出兩字。」
思慧：「什麼？」
一航：「行動。」
思慧：「你想了一整年了，就只是想到這兩個字？」

這裏不是想為角色設定平反，而是想說明2014年傘運後的消沉，最後累積了2019年絕地反擊的「行動力」。香港政治的空虛本質，迫使人民最終將運動推進至以性命相搏的戰役。

2014年傘運後的消沉，最後累積了2019年絕地反擊的「行動力」。香港政治的空虛本質，迫使人民最終將運動推進至以性命相搏的戰役。

我在撰寫《中英街1號》整個過程中的最大感受，是無論親手製作和丟炸彈的「暴徒」，與打示威者至頭破血流的警察，都同樣真心相信自己所作所為是「為香港好」。我愛香港、香港是我家，聽來很維穩，但這種愛，正正是黃藍衝突共同分享的核心，有時甚至是黃絲內部分裂的共同情緒。只是，我們愛的方式不一樣，愛的目的不一樣，被愛的需求不一樣，如何定義「愛」也不一樣。到最後，我們都認為對方不是「真愛」。而那些的確並不愛香港的人，卻在光明正大地偷笑。

說我們回不去了，當然也包括2003年沙士香港人萬眾一心抗疫所呈現的團結精神，撕裂與不信任在政府與人民之間，以至人民與人民之間蔓延，四面八方，無孔不入，以至全港齊鼓掌撑醫護與《2020許冠傑同舟共濟Online Concert》也可以衍生出許多不一定合理但理所當然會出現的批判。

當我們高喊「光復香港，時代革命」，要光復的，也許就是那個「回不去了」的香港。而又其實，最好能「光復」的，並不是那個回不去了的「香港」，而是一個舊時代者如我還未來得及想像的，屬於新時代者的香港，所以「時代革命」，就像當舊愛已逝，新戀人總是突如其來出現，截然不同卻又同樣令人動心的人。只是我們愛的不是一個人，而是一個城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