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國祥是近年在大陸發展最成功的香港導演之一,而他的作品攫取到大陸青年階層的喜愛,又令他在一眾在大陸的香港導演中異軍突起。《少年的你》再次從青春片類型出發,周冬雨演高中生陳念,是要透過高考從底層打拚上去改善生活,卻意外遇到小混混劉北山。兩人的生命截然不同,假使要說他們都是淪落人,但起碼陳念有更好的機會改善生活——雖然我本人無比質疑「唯有讀書高」的價值觀,不過那可能是大陸青少年的殘酷現實。
無形的審查之手
《少年的你》舉出校園欺凌、青春戀愛物語和高考場景,越過三重縱深,你會抵達一個現實。那個現實是本片採用的議題,僅僅為炮製一齣情節劇(melodrama)服務。當中尤其以「校園欺凌」議題包裝得最為成功,令審查之手不得不設下種種閱讀上的關卡。其實不必怕,說到底本片只是一部「你和我(終究是)是兩個世界的人」的愛情悲劇。
似有還無的愛情故事已經令人察覺到無形的審查之手,未成年少男少女的生命經驗,本來是極好的題材。看過堪稱完美的青春片,如尚維果的《操行零分》(Zero for Conduct,1933)和施隆多夫的《少年杜里斯》(Der Junge Torless,1966)。青春的思想和早熟的身體,往往抱持對體制的質疑、碰撞,更甚是從少年質疑到屈服,從旁觀到從眾的過程,反映體制深入骨髓的權力無遠弗屆。《少年的你》無意如此,但整部電影本身,便體現出體制對創作的干預。因此吊詭地,電影內容是假借類型拍通俗主題,電影本身卻某程度呼應了青春片的題旨。
何以《少年的你》大受歡迎?通俗電影向來有強大的訴諸宣洩情感的特色。全片每一個場口,除了定場鏡頭(establishing shot)之外,其餘時間都以角色的特寫鏡頭為主。加上景深,人物之間的對話、情緒反應變得更加集中,觀眾接收的信息愈加清楚。人物隨情節起伏的情緒,便是《少年的你》的世界。無疑這類反覆運用特寫甚至大特寫的手法,對主演來說頗為吃力,而相信正是周冬雨和易烊千壐通過了考驗,令電影更有效地煽動情緒,尤以易烊千壐表現令人深刻。
另一方面是電影的剪接,令《少年的你》情節與其採用的議題有機接合。曾國祥的導技,恰如其份是「Craftmanship」,距離作者導演尚遠,但說故事要說到哪個點上,他倒有足夠自覺。電影的敘事一始一末,都是成年後的陳念在回憶往事,中段發生的所有故事轉為全知視角,取巧地展現「現實」:陳念目睹同學輕生、家境現況、警政處理校園期凌的角色、高考生涯、江湖日子,以及發展到小北和陳念兩人一前一後相濡以沫。每件事情(Event)都順從著現實的邏輯順序剪接,組成出來的現實彷彿便是大陸當前少男少女的生活群像。即使運用閃回(Flashback),也安排了具體物件引發情節。盡量隱藏剪接和導演的作者意識,配合強調演員表演的特寫鏡頭,便可了解《少年的你》是一部編入了偶像色彩和經典通俗言情主題的作品。雖然電影上映後,不少人發現情節與日本推理小說家東野圭吾的作品雷同,但是陳念與小北這一組主角對比,關於兩個活於不同世界的男女,由相知到宿命般分離,其實更加趨近《天若有情》吳倩蓮和劉德華的苦命情侶的形像。
誰也保護不了的中國電影
然而,近年來中國電影業表現出另一種更吊詭的現象。即使一部以「校園欺凌」議題作包裝,核心無意抵抵觸議題最能挑撥社會之處的故事(而只想挑撥你對角色遭遇的情感),但上映過程仍然一波三折。《少年的你》本來入圍2019年柏林影展新生代單元,原定2月11日在柏林舉辦世界首映,但在2月2日臨時退出。來到6月24日,電影在中國全國上映前三日,又突然抽起,與其疑惑是不是電影情節涉嫌抄襲,不如說在電影市場愈來愈多元,題材日益滲透到類型拼貼的當下,政府對電影從來不曾放下戒備。
假如問甚麼是寫實主義,美國媒體學者John Fiske在《Television Culture》指,寫實往往被視為一種反映,「或者是世界的一扇透明的窗口,或者一面反映我們身後現實的鏡。」而中國電影的審查制度,則極力把電影的寫實性抹去或作出相應的操作抵消。政府或者認識到,電影向來予人一種「觀看已經發生的事情」的特質;而John Fiske在同一著作指出,這是電影與電視之間一種微妙的差異。在中國除了要考慮電影賺不賺錢,也得考慮審查的可能。每一部電影都會受審查,後期補錄對白、片尾作出解說、刪去特定角色戲份、甚至是禁止在外國影展放映。林林種種的審查之手,不啻作為禁制而存在,更可能隨時間演變,成為政府介入的「再創作」,作為國家政策而存在。
陳念問小北,你能保護我嗎?以及那句某程度軟弱無力的煽情對白「你保護世界,我保護你」,一旦提升到審視《少年的你》及一眾中國電影的處境,便別有深意。關於保護,我們未曾保護到任何一部電影,這是今天中國影視業的常態。無論是素來遊走灰色地帶的名導們,還是只拍一部情節電影的曾國祥,皆指向創作與審查的生態已經相互糾纏,無法分別清楚創作人最原初的動機或手法。最顯著的例子,是婁燁近作《風中有朵雨做的雲》,經過臨時抽片,大幅度刪剪後,觀眾永遠無法得知導演最初拍攝出一部怎樣的電影。
飯圈偶像為國背書
《少年的你》的一頭一尾(恰好呼應陳念和小北一前一後地走著)都附上與電影極不協調的標語字卡,陳述國家近年來針對校園欺凌,已有萬全之策。最特別的處理,是安排男主角易烊千壐現身說法。作為一部以類型拼貼、言情核心的電影,起用易烊千壐無疑考慮到他背後的「飯圈」動員能力,能夠為電影帶來莫大宣傳效益。即使「飯圈」在大陸向來是一把兩刃劍,操作不當隨時連電影團隊也會受炮轟。不過暫時看來,無論評論界還是飯圈都對易烊千壐的表現讚譽有加,認為他的演出帶有一份介乎成熟與稚嫩之間的氣質。易烊千壐從偶像過渡到演員大概無虞。
也正因為如此,找易烊千壐本人在片末解釋國家政策,同樣是針對他作為當紅偶像的動員能力,為國家背書——能不大呼無癮嗎?能不大呼「精神分裂」嗎?如果說我才剛剛為他在《少年的你》的演出觸動,為他的角色那段無愛的背景動容,那麼小北變回易烊千壐,而作出的背書,便是根本上抹殺了角色的存在,連帶整部電影的存在。同樣的少年,戲裡戲外所作的,就像一個人看恐怖片擔驚受怕捱到結局,竟然發現自己看了一部「沒有鬼的鬼片」。
談中國電影,自然而然便了解,你不可能只談作品本身。你必須要明白,電影外部的干預,已經帶有直接摧毀電影的能力。無論是什麼類型的電影,只要不跟隨主旋律走,審查隨之而來。按照伯明翰學派的觀點,文化傳播包含「編碼/解碼」過程,普及文化裡人怎樣接收、閱讀任何一種文化商品,向來牽涉權力關係。解碼過程,觀眾有能力生產論述,即意義是「生產」而非「接收」,其中三種最常見的是「霸權符碼」(Hegemonic code)、「協調符碼」(Negotiated code)及「反抗符碼」(Oppositional code),伯明翰學派並不假定觀眾只能照單全收。然而,面對擁有絕對優勢的政經資源,審查機制無孔不入,我們應該怎樣考慮審查機制後發先至,早於編碼的過程強化「霸權符碼」,抵消觀眾生產「協調論述」和「反抗論述」的可能?除了官方沒有刻意打壓的「飯圈」的閱讀方式外(關於飯圈文化已有不少專文探討,但從其生態看不出官方有大規模的打壓),我們怎樣在無力感愈來愈重的當下,接收文化而不被體制主導?
幾年來看過不少中國電影。有嘗試消除港、中邊境限界的類型拼貼作《過春天》、有刺探國情而隨審查無法再進一步的女性電影《嘉年華》、逃避大社會而鑽進魔幻個體的《路邊野餐》和《地球最後一個夜晚》、伸張正義卻最後成為表揚政府的《我不是藥神》等等,我再三陷入官方命定的結局而大呼無癮,明白類型拼貼作為一道逃生門的創作考慮,而我們似乎難以撼動審查機制分毫。這就是為甚麼胡波的《大象席地而坐》令人如此深刻——即使成品尚未成熟——卻是真真正正的「少年行」,電影被保護了下來,導演卻不。
《少年的你》的女主角陳念,是一筆沒被提到的「留守兒童」問題。她不期然令我想起榮光榮的紀錄片《孩子不懼怕死亡,但是害怕魔鬼》,一部紀錄貴州畢節的「留守兒童集體自殺事件」的作品。受制於地方政府巨大壓力下,說它是一部虛構的紀錄片也未為不可。榮光榮沒能探進真相,像那些想就任何議題或包裝、或探討的導演一樣,鑽探了一點點便是極限。屈服接受審查的「再編碼」,也許對孩子和少年來說,面對魔鬼,他們不怕裝死逃避,魔鬼比死亡來得更可怕。
戴着脚镣跳舞有可能跳得好,但是永远跳得沉重
一个审查重重的地方可以生产卖座电影,可是永远出不了优秀而成为经典的电影。
真实生活中的中国少年,没有法治来保护他们。参见最近的鲍毓明强奸少女事件。电影想为他们呼吁,却要收到权力结构的重重阻挠。法律和权力在这里究竟保护谁?
後浪還在低劣的洗腦有選擇的自由,其實導演沒有創作的自由觀眾也沒有觀看和評論的自由。一個思想被綁死的市場,有人還在跌跌撞撞的想找到一絲出口…想起了婁燁對知識分子的怒吼。
期待看這一部電影
清末時期就有洛克菲勒想要在北京捐助設立大學,但是清朝官員怕外來思想影響儒家思想,不準設立大學而改成協和醫院,唉、由此可知中國有多脆弱,多麼玻璃心,百年來都沒變。
我还是怀着天真稚嫩的幻想 总有那么一天 会有那么一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