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時代電影的獨立與酷：香港青年導演的辛丹斯電影節親歷記

在K-film銳不可擋的2019年，康城把金棕櫚獎頒給奉俊昊的《上流寄生族》；半年後在辛丹斯電影節，更多人談論的卻是美藉韓裔導演李艾薩克鍾（Lee Isaac Chung）的《Minari》。

現年41歲的導演李艾薩克鍾在大學時期本來主修生物，後來放棄讀醫而投身電影，首作《Munyurangabo》為一個盧旺達大屠殺遺孤的復仇故事，靈感來自他與妻子去當地做義工的經歷，當時他才28歲。及後他的產量不多，直到今年終於反觀自己的原生家庭，透過回憶長輩作為韓裔移民的經歷，改編成《Minari》這個半自傳式故事，講述移民家庭的患難與相依，最終抱走了美國戲情片單元的評審團大獎。

辛丹斯電影節分別在帕克城和鹽湖城舉行，當中鹽湖城相對較為城市化，住了不少韓裔移民，因此該場《Minari》的放映反應特別熱烈，放映結束後，李艾薩克鍾上台答謝觀眾，包括席上的親友。正當他在分享這部作品對他人生的意義時，坐在遠處觀眾席的我竟忽然明白，為什麼我對這個電影節情有獨鍾。

文化資本的轉形

2019年1月我初次踏足美國猶他州，以觀眾身份觀摩辛丹斯。那時候其實贊助旅費的「鮮浪潮」（香港藝術發展局主辦的短片競賽及國際短片展）容許我自由選擇心儀的影展，而我當時只知道辛丹斯是現今最好的影展之一，它尤其鼓勵獨立電影和支持年輕導演。十天的行程令我最深刻的不止於精彩好戲，還有觀眾和工作人員對創作人的尊重和欣賞，他們從不浪費時間批評作品的不足之處，反而用心在作品中找尋屬於自己的意義，這是我一直相信但不常遇上的觀影關係，心想希望日後也有機會重訪辛丹斯。一年後，我的短片《木已成舟》獲選入圍國際短片競賽，我以導演身份重新認識辛丹斯，令我能在放映以外，更深入了解這個影展。

他們特別珍惜這個機會，知道辛丹斯受到全球矚目，他們的電影可能因此能為自己的國家帶來一點改變。

剛到埗便出席的國際電影人歡迎派對上，導演們需要輪流介紹自己，仍記得當天是香港的大年初一。一位來自肯亞的導演帶著家人上台打招呼，他笑容滿面，想不到他的作品《Softie》是部政治紀錄片，無論是他本人還是作品本身，都是快樂抗爭的良好示範，而這部片更是首次有肯亞電影在辛丹斯亮相。後來我看了另一部紀錄片《Once Upon a Time in Venezuela》，這部片同樣地讓大家首次看到委內端拉，導演紀錄了當地的一場民主選舉，片中有人對領袖產生了盲目的狂熱，也有在亂世中捍衛尊嚴的老師，相映成趣，雖然政權被選舉推翻了，但當地公民社會的建立大概仍然長路漫漫，不禁令我想起香港紀錄片導演李哲昕記錄中國烏崁事件的作品《迷航》 ，不知道中國烏坎現在的民主發展怎麼樣？

大部分導演都會親身來到辛丹斯與觀眾見面，當然同時亦有伊朗導演被禁止參展的事情，而這個來自委內端拉的製作團隊特別珍惜這個機會，非常用心的回答每一個觀眾的提問，他們知道辛丹斯受到全球矚目，他們的電影可能因此能為自己的國家帶來一點改變。由於片中有不少賄選的場口，導演在離場時笑言大家可以放心投票（每個單元都設有觀眾獎），請大家相信她是沒有買票的。

若然自由與多元是成功的「大台」所必須重視的，懂得講自己本身的故事原來就是今天創作者最不可取代的文化資源。

懂得講自己的故事

香港的社會運動並沒有缺席辛丹斯。挪威導演以《Do Not Split》紀錄了反送中運動中的街頭抗爭；另一部紀錄片《Feels Good Man》講述人氣動畫角色Pepe的誕生過程，動畫師多年前因為看到表兄弟小便時會把整條褲拉下來，便畫了個青蛙人來嘲諷他一番，後來Pepe在「4chan」（可理解為美國的LINHK）火紅起來，尤其得到宅男青睞，成為了一種被網民熱捧的處世態度，加上特朗普在twitter上發佈了Pepe版的自己，最後演變成一個複雜的政治符號。這部《Feels Good Man》最後以香港街頭抗爭的青年作結，導演解釋說，其實影片早已有另一個結尾，但後來發生了反送中，他們看到香港青年經常使用Pepe互相扶持，覺得必須親身到香港拍攝這部份。

除此之外，我也曾在戲院門外的牆上看到「Free Hong Kong」的貼紙，而每當有途人知道我來自香港，都問我同樣的問題：香港現在怎樣了？雖然這次我參展的作品與抗爭無關，但當我接受當地電台訪問時，我也會藉此分享香港的警暴問題，如斯狀況相信也發生在不同國家的導演身上。在辛丹斯當中，導演本身並不止是作品的創造者，我們也帶來了我們的時代背景。與此同時，我又在街頭發現中國政府的一篇公開聲明，控訴電影節播放有關八九民運的紀錄片，但放映活動亦只會風雨不改。

為了確保辛丹斯有客觀的多元性，大會在公佈本屆長片的入圍名單時，也附上導演的背景統計報告：今屆118部作品來自27個國家，當中46%由女導演執導，38% 導演是有色族群，12%是性少眾，44部是導演的首作。雖然我留意到不少作品仍然來自名牌電影學院的門生，但這個背景也不見得是獲選的主因，也看不到選片時有明顯的商業或關係上的考慮，很多導演都只屬素人如我。種種因素令我認為，傳統有利的文化資本如得體的學位、獎項或有關鍵人物加持等仍然有助於創作者的發展，但辛丹斯越來越重視創作者本身獨有的背景與歷練。

假如辛丹斯持續成為明日大師的搖籃，可以想像到，在可見的未來，電影節將更鼓勵創作者做自己，說自己的故事，建立其獨立的廠牌。借用布迪厄（Pierre Bourdieu）的文化生產場域概念來看，電影節是文化創造者爭奪文化資本的地方， 在這個場域，從前選片人或大師們可能是布迪厄所指的「文化守護者」 ，負責「定義」作品的正當性和價值，但他們的優越性再不能只建基於彼此的過去，而需要有更廣闊的胸襟及主動發現新人的眼光。若然自由與多元是成功的「大台」所必須重視的，懂得講自己本身的故事原來就是今天創作者最不可取代的文化資源。

若然明天大銀幕都消失了，我們仍然要拍電影嗎？我們希望我們拍攝的內容用什麼方法呈現？

VR電影體驗

近年VR電影迅速興起，但因技術仍未普及亦難以如此，似乎仍未能對傳統的製作或觀影方法構成威䝱。有別於從黑白走到彩色這種革命式的轉變，VR這個新領域容許創作者有更多空間探索新的可能，尤其在辛丹斯這種標榜創意的電影節，更會被加以重視。辛丹斯常設 New Frontier 單元，展示當今以最破格的手法講故事的作品。今年其中一個作品《Spaced Out》需要參加者在水中體驗，參加者需要換上泳裝及戴上基本的浮潛裝備，身上綁上一個腰封，整個人便會懸浮於水中9分鐘，戴上VR眼罩後，頓時會感受到身處太空中的感覺，360度立體的動畫引領我在繽紛的太空世界中穿梭，加上人在水中的無重狀態，令這場「2020太空漫遊」體驗甚是深刻。

另一個在New Frontier單元的作品《Still Here》帶參加者代入多位美國女性囚犯的世界，感受她們出獄後重回社會遇上的不同場景，藉此指出女性犯罪、社區仕紳化及種族歧視等社會問題。相對2019年，2020年的VR作品無論在形式與內容上都更趨成熟，在電影製作的發展史上，過往在視覺、拍攝方法、敘事手法及社會意識上都有過無數突破，引發多個電影浪潮，但這些作品都發生在戲院的大銀幕上。 若然明天大銀幕都消失了，我們仍然要拍電影嗎？我們希望我們拍攝的內容用什麼方法呈現？我相信接下來的一段時間，導演會更重視作品的體驗性，形式與內容將會有更不可分割的關係。

獎項真的不是關鍵

在開拓新天地的同時，傳統的影像作品會更重視系列的策劃，多於單一作品的效果。這次跟其他美國短片導演閒聊大家的新作時，很多竟然不志於開拍長片，不止一人說到自己正在籌拍Quibi的項目。在2018成立的Quibi已集資十億美元，這個OTT平台以提供每集10分鐘以內的短片系列為主，目前已製作大量內容，包括史提芬史匹堡的驚恐系列《Spielberg’s After Dark》，此系列只在日落後上線，不單止強調了作者對觀影經驗的要求，也將成為宣傳的熱話。Quibi將在2020年4月正式登場，另一邊廂，Netflix繼續以皇者姿態稱霸OTT線上影音平台。我在路上認識了另一位青年導演，他正在芝加哥教書，鍾愛蔡明亮電影，他說Netflix其實收購了很大量的經典電影，你必須在那裡才看到，但一般人上Netflix時，系統並不會優先推介這些作品，反而大力推薦自家原創故事，他說：「這其實是透過買起經典作品，從而打造今天的經典，是壟斷的問題。」當年美國司法部曾起訴Microsoft及Facebook，指控他們壟斷了市場，這會是Netflix的下場嗎？無論如何，OTT的戰場將出一番龍爭虎鬥，對創作者來說，這個其實也算是個契機。

在短片頒獎典禮上，大會請來「校友」《The Climb》的導演Michael Angelo Covino致辭，他一來便自嘲自己的短片當年沒有在辛丹斯得過獎，但今年長片也順利入圍康城，而他也不介意在康城再次空手而回，因為他真的相信奬項與電影事業的成功已沒有必然關係了，我想這也是大會的信念。相對於奧斯卡，成敗對辛丹斯的導演，甚至是今天的新人來說，獎項真的不是關鍵，能夠入圍，以參展身份到電影節交流所獲得的可能更多。

「出席就是最重要的了，大家都不可能認識所有人，但若你不止在一個電影節遇上同一人，他可能就是你需要認識的人了。」

由於放映場地互相相隔甚遠，加上四周都是冰天雪地，來往多靠免費接駁巴士，或者就叫uber或Lyft，而往往司機的來歷總有驚喜。我曾遇過一名Uber司機，他是當地人，曾獲猶他州國際電影節的最佳男主角獎，他說影展期間就是認識其他電影人的最好時機。如此邂逅出現過在無數的場合，難怪很多人都說，參加辛丹斯就是為了排隊。除了街頭偶遇之外，大小的電影公司也會事前邀約心儀的導演會面，有的手上已有實質的項目要找人，也有喝杯咖啡交個朋友的，大家都以影展之名找機會。

此外大會今年新增了Ask Me Anything環節，他們邀請業內的專家來跟參加者自由對談，每一桌為數約十人，會後我問其中一位嘉賓，我作為獨立的導演，參加這些電影節最重要的是什麼？他輕輕回覆：「出席就是最重要的了，大家都不可能認識所有人，但若果你不止在一個電影節遇上同一個人，他可能就是你需要認識的人了。」這些都令我更能了解「在場」於電影節的意義，難怪辛丹斯的榮譽總監John Cooper多次在發言時都強調，在辛丹斯，最重要的只有三件事：「Be nice，be nice and be nice。」

這種簡單而隆重的儀式我想是不會被取代的。

什麼是辛丹斯的初衷

美國電影一直被批評是一種要征服全球的文化武器，前康城電影節主席Gilles Jacob有名言「美國不只會想出口它的電影，更想出口它的生活方式。」相對於荷里活龐大的出口，辛丹斯每年引進的是來自世界各地的創意與觀點。影展中段有一個節目叫「導演早午餐」，大家都說這是導演們唯一不容錯過的活動。於是那日上午，我們近百位來自世界各地的導演乘坐大巴，穿過多重雪山，來到辛丹斯的大本營Sundance Mountain Resort，那𥚃有農場，走地火雞會出來迎接賓客，旁邊又有滑雪場供大眾遊玩。創辦人羅拔烈福致辭時說，每年都想邀請各位到這𥚃走一趟，為的只是讓大家親身感受一下他創辦辛丹斯的初衷——他希望連結藝術與環境，為此辛丹斯會一直走下去。原來這個電影節最令人尊重的，就正正因為我們都相信電影往往不止是關於競賽與展映，它是我們以藝術回應環境的一期一會。

回到《Minari》的映後現場，我發現自己之所以被感動，是因為看到這個導演以電影創作觀照自身，再用作品與觀眾分享，歡眾以掌聲答謝，這種簡單而隆重的儀式我想是不會被取代的。選擇最適合的方法，拍自己由衷想講的故事，與全世界分享，同時不忘與同在時代的彼此連結，我想這就是辛丹斯對我的提醒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