柴春芽：瘟疫流行時，一個日本社區的生活

近現代，失控的傳染病毒災難越來越成為極權國家專屬的象徵。國家主義下互不負責甚至互害型的社區生活培育了傳染病毒的張狂和肆虐。相對而言，憲政民主下的自治社區能夠有效防範和應急傳染病毒的侵害。1980年代發現艾滋病-HIV病毒並被確定為全球性危機時，歐美的自治社區生活避免其成為失控的災難。但在非洲和中國這樣極權主義下沒有自治社區能夠存活的地方，艾滋病一度成為失控的災難。

中國知識分子大多把自治生活想像為一種改良主義的權力消解器，為的是從黨控制一切的桎梏下讓民間組織——村社和業主委員會——分享權力的殘渣，而不是保證個人的自由和獨立。日本的社區經驗顯示，所謂自治，就是在憲政制度下讓個人成為完全的自治體，遵循共同的倫理和法律，讓個人有能力組織屬於他的知識和技能範圍之內的團契活動。這些單獨的個人自治體交織而成一個豐富多彩的社區，一種適當距離中的人際協作關係。傳染病毒懼怕個人主體性明確的民主自治社會。

先從我的鄰居片山先生說起

住我對門的片山先生與我同齡，是個自由職業者，整天宅在家裏。他的漢語說得很好。這使我們交流起來不像1899年旅行中國的漢學家內藤湖南那樣艱難。那一年，憂心中國時局的內藤湖南與中國學者以「筆談」的文言文，探討中國的未來。

似乎時光切換，如今的我反倒像內藤湖南，憂心著中國時局和可能動蕩的未來，而片山先生卻對中國現狀頗多讚譽。有時候，我會覺得他比我更像一個中國人。我懷著愛戀和憎恨參半的情緒離開中國，像個備受精神創傷的人，打算再也不要回去。如果不是漢語作為母語已經滲透我的骨髓，我都希望自己和流亡法國的捷克作家米蘭・昆德拉一樣，換用第二祖國的語言來寫作和謀生。

片山先生喜歡中國，彷彿懷著莫名的文化鄉愁。他的書法寫得很好。去年春節時，他送我一張卡片，上面用毛筆草書寫著遒勁的四個字：「春動花開。」今年，他送我兩個字：「戲心。」我不知道「戲心」兩字出於哪部典籍。當我看到中國新型肺炎病毒疫情的新聞報導和各種訊息，我發現自己只有「憂心」而無「戲心」。

我看到日本送往中國的捐助物資的包裝箱上寫著：「青山一道同雲雨，明月何曾是兩鄉」，或是「遼河雪融，富山花開；同氣連枝，共盼春來。」我同樣不知道這些詩句的出處。有那麼一段很長的時間，我甚至憎恨過這古老的文化，將之視作一種「受傷而失敗的文明」。但在這瘟疫流行時，我卻因讀到這些詩句而熱淚盈眶。

一份保護者通知單

2020年2月11日，我的一對上小學的子女回到家中，交給我一份通知單：《致奈良縣民眾——重要事項悉知》。其上寫明：「縣內發生一例新型冠狀病毒肺炎感染者。現時，縣內沒有其他感染者。」

一位朋友，另外一所小學的保護者（家長/監護人）在1月31日收到的通知單則寫著：「（肺炎疫情）已在新聞媒體和網絡上廣為傳播，中國及武漢市相關地域生活者，諸位應以平等對待，不要有歧視言論。懇請保護者在家中與孩子談及此事時，配以正當的人權意識，予以教育。」

早在1月6日，厚生勞動省就已經向自治體和醫師協會發出通告：「中國武漢非定型肺炎集團性發作，注意喚起。」那時候，中國人大多對此毫不知情。

我們早就通過新聞，知道一位60歲的巴士司機，在大阪-東京之間運送武漢遊客時感染了新型冠狀肺炎，14日發病，17日入院受診，起先沒有異常，25日再診，進入感染症指定醫療機關的負壓室。起先，他有脱水症狀，接受點滴注射，隨之降熱，症狀緩和。奈良縣為此召開記者招待會。醫療政策局長鶴田真野做了說明。據報導：縣內22名密切接觸者均無發症，正在家裏自行隔離等待2周可能潛伏期的終結。縣廳保健所在1月29日-2月6日，共接受電話諮詢954件。2月8日，60歲的巴士司機——第一例日本人受感染肺炎患者——治癒出院。為了保護隱私，新聞媒體的報導沒有提及患者的姓名和住址。但在Twitter上，有人查到他入住的醫院。醫院曾經貼出告示，1月27日-30日休診，因為「此次中國武漢流行的肺炎疑似患者正在我院」，而「休診之變引起諸位迷惑，特此致歉！」

在大阪府和千葉縣，兩位非日本籍女性確證為肺炎病毒感染。她們曾與奈良縣那位60歲的巴士司機一同工作，接待過武漢的旅遊團。

患者的住址離我家並不遙遠。這是鄰居竹田先生告訴我的。和中國一樣，日本民間也會流傳「謠言」。這個「謠言」從醫護人員的嘴裏流出，遵從六度空間理論，成為新聞之外的真實信息。但是，似乎是遵守著一種默契，沒有人打探患者的姓名。人們只知道他住在櫻井市大宇陀。日本社會有著諸多默契：避免給人拍照，因此，日本出售的智能手機拍照時，沒有消聲功能；與人保持適當距離；低聲說話；感冒者在公共場合戴上口罩；把別人遺落的東西撿拾起來放在路邊顯眼處，以期他/她回來尋找時能夠看見⋯⋯

世界上可能沒有哪個民族像日本人這樣細膩又敏感。

古老手工業與現代職業精神的結合

兩個孩子帶來的通知單上，列出了六個保健所及其聯絡電話，以便人們隨時詢問。人們信任這些保健所。日本的醫療和教育一樣，其設施和水平，全國均等。如果你得病，沒必要長途跋涉，跑到省市或國家首府的三甲醫院，從黃牛黨的手裡買一張專家門診的掛號單，費盡周折住進醫院，然後蕩盡家產。你只要每年交付國民健康保險，「無論何時，無論何地，都能在必要的時候接受所需的治療」。如果遇到因重病出現高額醫療費用的情況，另一種福利制度：高額醫療費制度，會讓患者在支付一定額度的費用之後，超出部分由保險承擔。日本全國各自治體根據財政狀況不同，設立了兒童醫療費助成制度。有的地方規定，兒童至18歲之前，無論住院還是普通門診，均為免費，也有的地方規定，至學齡前，醫療全部免費。持日本留學簽證的外國人必須投保「國民健康保險」，就診範圍內的費用只需承擔30%。日本的救護車是免費的。邊遠島嶼的緊急救護，往往會出動直升飛機。根據厚生勞動省的調查，日本的醫院有9000所，診所約為10萬個，合計約有180萬張床位，醫師人數超過28萬，相當於每10萬人中約有200個醫生的比例。與中國不同，日本的醫藥實行分離政策，也就是說，日本的醫院沒有藥房，醫生給病人開了處方以後，病人要拿著處方去專門獨立的藥店買藥，以此避免醫生故意開昂貴藥物。根據世界衞生組織（WHO）的全球醫療水平評比，日本排名第一。

我所定住的社區，有一個岡本先生的牙科診所，靠近電車站。小小的診所，連接著兩層樓的一戶建住宅，中間是個小小的花園。他有兩位女助理，一位在窗口接待，一位幫他打下手。岡本先生大約七十來歲，瘦瘦小小的樣子，工作起來特別細緻。我在中國時，曾去北京一個擁有五六位醫師的牙科診所看牙。一位女醫生直接拔掉了我的兩顆蟲蛀的大牙，她給我定製的假牙一戴上就難受。不久，我就扔掉了那兩顆假牙。十年後，在岡本先生的診所，他為了安裝兩顆假牙，讓我去了四次，每次間隔一週。一年多過去了，岡本先生安裝在我嘴裏的那兩顆假牙從未讓我感到不舒服。每年，我們社區的小學校、幼稚園和保育園的體檢，岡本先生都要義務為孩子們做檢查。

開車大約20分鐘，有一家婦產科醫院。70多歲的藤田醫師和幾位護士就能讓這個醫院運轉起來。我妻子懷孕後，先去了市役所登記。市役所會把42萬日元的生育津貼打到婦產科醫院的賬戶上，並且約好了每月孕檢的日期。這是我們的第三個孩子。我們的第一個孩子出生後，跟隨母親，擁有北京戶口。我們的第二個孩子是意外懷孕。有人建議我們流產，有人建議我們造假，偷偷生下這個孩子，為的是保住我妻子在中國社科院的工作。我們拒絕了這個建議。我妻子選擇了被迫辭職。孩子出生後，沒有戶口。我父親在甘肅老家一個偏遠的村鎮，找了一位主管計劃生育工作的親戚，出了4千元人民幣，為孩子做了一個戶口。但是，持有這個戶口，孩子以後在北京不能上學。我的戶口在甘肅的一個小鎮。就這樣一個小小的家庭，因為農奴製似的戶籍制度，使我們各不平等。在北京陪妻子去孕檢時那種擁擠的場面，帶孩子去打疫苗時因為擔心過期疫苗而產生的憂慮，臨產前到處找熟人找關係的那種焦慮⋯⋯我憎惡中國的這一切。

三個月後，妻子流產了。藤田醫生說：「可能是你上次生產時，粗糙的剖腹手術損傷了子宮，致使胎兒不能著床。」

剩下的20多萬日元生育津貼打給了我妻子的銀行賬戶。流產的嬰兒開了死亡證明，在殯儀館火化。這個孩子已經是個生命，應該享有生命的尊嚴。我把孩子稀少的骨灰埋在了花園裡。那一刻，我想到中國有多少流產的孩子被扔進了醫院的垃圾桶。
如果要做手術，就得乘坐電車，40多分鐘，到市立醫院。

我一直為先天的疝氣而痛苦了很多年。初中二年級時，父親帶我去鎮醫院做了一次手術。我記得手術室好冷，冷得我直打哆嗦。生著煤爐的小小病房卻熱得讓人快要透不過氣來。七大姑八大姨來來往往，擁擠在這小小的病房裡。衞校還沒有畢業的實習生每次打點滴，總會把我的手背扎出無數血眼才能找到血管。那次手術很快就失敗了。30年後，日本的醫生重新做手術。他說：「第一次手術不但失敗了，還把疝氣的創口增大了，為你製造了更多的痛苦。」

日本社會是一個成熟的專業社會，人們各司其職。這種專業社會的形成，經過了古老手工業與現代職業精神的結合。相反，遠東大陸的中國，一直處於農牧結合的業餘狀態。人們把更多的時間和精力投入權勢的鑽營。權勢又製造了一個金字塔式的等差社會。

這種經過地理和國度的位移而獲得的肉身經驗的對比，常常讓我感歎：從那個被你稱為祖國的大陸逃亡而出，你不僅帶著心靈的傷害，還帶著滿身的創傷。

在日本，這是我平生第一次享受醫院的服務。手術前泡了熱水澡。護士準備了營養餐。等我醒來時，我已躺在可以自動升降的病床上。病室裡有三位病人，各自用簾子遮擋著。無需家人陪護，因為護士負責全部的照料。病室裡很安靜。兩天後出院，我發現自己才花了2千元人民幣。無需找關係走後門，無需給醫生和護士塞紅包。

小隊長的黃色旗子

最後，孩子從學校帶回家的這份通知單提醒：不必過於憂慮，勤洗手，就跟平時應對流行感冒的做法一樣。孩子們在學校裡接受過應對流行感冒的教育，就像應對突發災難——譬如地震——的訓練一樣。如果在早晨上學前發生天氣突變現象，家長的Line群就會收到自治團體PTA發來的訊息，請求家長盡可能護送。

孩子幾乎每天都會帶給家長一份通知單。這些通知單的內容有：每月學習、行事預定；每月給食營養配餐介紹；每學期教材費會計報告等。

配合學校工作的自治團體是PTA（保護者和教職員協議會）。全日本PTA之下，各地設有分會。日本的PTA創設於1952年，是在二戰後美國佔領下，由美國第一教育使節團勸告而成立的。我們社區的PTA在學生運動會、教學開放日這樣大型的學生活動中，負責來賓接待、交通安全和汽車停放的安排等工作。每年伊始。PTA會把保護者排班次。這樣就可以保證每天上下學時，有人在路口值班，保證孩子們的安全。值班者佩戴綠色的熒光安全帶，持著一面黃色的旗子。旗子上寫著：「交通安全」。根據所住區域，小學生分成若干小分隊。我兒子上到五年級，成為這一區域年齡最大的孩子。於是，他就成了小隊長。每天早上7時35分，他要持著一面黃色的旗子，站在D公園旁邊的十字路口，等齊了他的小隊員之後，排成一列縱隊出發。早晨的這個時候，你會看到，各個社區通往小學校的路上，都是一隊一隊的小學生。過馬路時，小隊長舉著旗子，跑到馬路中央。等到小分隊走過馬路，小隊長向著左右等候的汽車司機各鞠一躬。

日本小學生過著一種準軍事化的生活。如果你觀摩過一次小學生運動會，你就會更為深切地感受到這個國家的準軍事化的生活。全是協作運動項目。比賽的隊組從一年級到六年級分為三組。學生的頭上扎著紅黃藍三種顏色的布條，像古裝電影裡士兵背後的小旗子。家長們像野營一樣，待在按社區劃分出的操場外面的區域裡。集體操表演時，你的孩子一定會被安排在最靠近你的那一面，以方便你拍照。我曾經感歎：一旦發生戰爭，這個國家的人民會迅速動員並組織起來。

每個月第一週的星期四，家家戶戶會把廢棄的報刊和書籍捆紮整齊，放在一起。PTA的義工會來收走。出售廢棄報刊和書籍的錢，充入PTA的基金。因為PTA是由學生家長組成的，所以任何涉及學生安全的問題，都會迅速傳及家長。女兒上幼稚園的時候，有一次，我去接女兒。回家的時候，我們沒有走規定的線路，而是拐進一條山坡上的林間捷徑。很快，一封發自PTA的郵件提醒我們：「在那條林間小路上行走，如果發生意外，你女兒將獲得不了保險公司的賠付。」顯然，有一位屬於PTA的家長看到了我們穿過林間小道的一幕。

在反抗中走向普世文明的遞嬗

住在奈良縣內的第一位日本公民感染肺炎之後，家庭婦女們紛紛趕往萬代超市旁邊的兩家藥店購買口罩和酒精消毒液。我妻子去的時候，店內標註：每個家族只能買三袋小包裝的口罩。大包裝的口罩早已售罄。同樣很快，小包裝的口罩售罄。網絡上傳出中國遊客搶買口罩大打出手的圖片。口罩在中國成了戰略物資。一名在東京經營醫療業務的中國女性在網上炫富，說她通過倒賣日本的口罩到中國，迅速賺了2000萬日元。此後半個月，藥店裡都沒有口罩和酒精消毒液。即使如此，每個社區依舊寧靜。我們迎來了一年中最冷的季節。接連下了好幾天雨。天空陰沉。但是，各家各戶花園裡的山茶花和臘梅開了。散步時，我仍然一如既往地讚歎日本人享受的清潔、寧靜、富裕、秩序、祥和，還有清甜的空氣。明淨的陽光很快就會照耀大地。

早在1月16日，日本厚生勞動省宣布：居住在神奈川縣的一名三十多歲的中國籍男子，在造訪武漢時於1月3日出現發熱，6日，他返回日本，出現肺炎症狀，遂住院接受治療；日本國立感染症研究所確診，該男子感染了武漢相繼出現的新型冠狀病毒；他表示，他在武漢逗留期間並未去過華南海鮮市場，但與肺炎患者有過接觸。厚生勞動省呼籲：從武漢返國人員如果出現咳嗽或發熱症狀，速去醫院就診，並申報出境後曾經去過的地方。傳染病專家、川崎市健康安全研究所所長岡部信彥在接受NHK採訪時說：「這一新型肺炎是在局部地區發生的，因此，病毒進入日本並迅速傳播的情況尚不會發生，民眾也無需採取特別措施加以防範。」

這個在日本專家看來無需特別措施加以防範的肺炎病毒，卻在中國失控，終而釀成種種巨大的災難。醫療體系崩潰。不宣而行的突然封城。逃亡。毫無救治的自行隔離。集中營式的拘留管理。「獵巫」式的追捕。彷如戰爭般的緊急狀態。人數不明的死亡。多麼恐怖，彷如1923年造成14萬人遇難的關東大地震之後的日本。那是日本開始走向皇道法西斯主義的年代，大約40萬在日朝鮮人成為「獵巫」的對象。有人散布謠言，說朝鮮人不僅乘亂強姦、搶劫，而且，「關東大地震是朝鮮人在伊豆大島引爆炸彈造成的」。報紙上出現了「朝鮮暴動」的報導。慌亂的政府官員呼籲軍隊、警察和自警團行動起來，共同圍捕「作亂的朝鮮人」。日本人舉國暴走，開始捕殺朝鮮人。1973年樹立於東京橫綱町公園的「朝鮮人犧牲者追悼碑」上寫著：「6000多朝鮮人喪失了寶貴的生命」。

這段野蠻的歷史，隨著普世文明的進步，早已被拋棄。當源自武漢的新型冠狀病毒溢出國界，彷如火化，行將點燃世界的大火時，一種可能出現的種族歧視，讓身在海外的華人充滿憂慮。但在日本，一位留學生說：「在一家咖啡店打工，只有我一個中國人。春節那會兒特別脆弱，我發信息給老闆說考慮到客人的心情和店的營業，可以減少或取消我的排班。老闆說網上那些對中國人和中國的中傷言論是不對的，你不要在意。我去上班的時候發現店裡貼出了公告，意思是本店有中國留學生員工，如果有差別（歧視）言論的客人，請不要來店裡。真的好感動。後來打工期間，好多客人都鼓勵我，也跟我說恰好病毒在中國，這不是中國人的錯，你千萬別內疚，誰有困難我們就幫助誰，而不是去指責。」

二戰的戰敗，接受美國的管制和一部美國憲法學家制定的和平憲法的規訓，日本的歷史掀開了新的一頁。那個告密風行、天皇現人神崇拜、種族優越論的法西斯專制獨裁政權以極度傷痛的死亡和恆久可怕的核爆廢墟，而告終結。但在走向普世文明的道路上，日本人付出了另外的犧牲和抗爭。先是從1945年開始的左翼運動，到1960年漸至高潮，出現反美日安保條約運動。1960年代，新左翼運動又起風潮。「全學聯」與其他學生團體加入農民反對成田機場建設的保地運動。東京大學醫學部學生反對「登記醫師制度代替實習制度」從而進入無限期罷課。左翼運動最後走向了以主張並實施武裝遊擊鬥爭的赤軍旅的恐怖主義而告終。在此期間，以思想家鶴見俊輔為首的一群知識分子鼓勵美軍基地的軍人叛逃並私藏美軍，以之來反對「越戰」。同時，隨著日本工業化的發達，工業污染製造的環境公害終於導致汞中毒的水俁病大爆發。美國攝影師尤金・史密斯（Eugene Smith，1918－1978）前往拍攝，遭到黑幫暴力團的毒打。但他感動於受害者的抗爭精神，歷時三年，在《生活》雜誌發出有力的報導。他最著名的一張照片《智子入浴》成為這場工業公害最殘酷的寫照。最先，是研究人員把人們罹患怪病的根源指向了化工公司。接著，水俁病患者組成了家庭互助會，並提出訴訟。經歷十年抗爭，他們終於獲得勝訴。這是因為日本擁有獨立的司法制度。但在中國一黨專制下，陝西鳳翔兒童血鉛超標、湖南瀏陽鎘污染、河南濟源兒童集體血鉛超標、河南「賣血經濟」導致的艾滋病大失控、2008年「毒奶粉」事件、2019年過期疫苗醜聞……全都被遮蔽，全都不了了之。黨控制了一切，黨的權力滲透在社會組織的每一根毛細血管裡，民眾因而變得極其無力和無助。從某種意義上說，整個中國就是一個超級巨大的集中營。

沒有反抗，就永遠不會有文明的曙光。或許這才是日本最需要中國人學習之處。中共當局默許和主導的荒誕不經的「抗日神劇」製造而成的作為假想敵和復仇對象的日本，其擺脱昧暗、殘暴的歷史走向普世文明的現實，卻被抹殺了。

1月23日武漢封城。日本政府繼美國之後，決定撤僑。

第一批歸國日僑206人，其中3人出現症狀，隔離觀察，2人拒絕檢查，由檢疫官陪護回家，其餘人回家或是在酒店自行隔離。在武漢華中農業大學擔任教授的津田賢一拒絕回國。他在Twitter上說：「我不能拋下研究室的中國學生和同事。」而此時，持有綠卡或自由往返簽證的中國人，正在大量逃往國外。津田賢一的父母對他的這個決定表示支持。這就是我所謂「個體自治」下養成的對於獨立意志的尊重。相反，在北京，維權人士胡佳的父母多次受到「國保」警察的恐嚇。這一對八十多歲的老人，在電話裡撕心裂肺地哭喊，要胡佳停止發聲抗議。無所不在的監控和深入骨髓的恐懼，讓人們感到無力。

正在瘟疫流行時，我發現自己停留於漢語和日語的斷裂地帶，體會著一種特殊的況味，一種情感的撕扯。一邊是野蠻的荒地，一邊是文明的草原。放眼望去，海峽對岸那片遠東的大陸，千百年來，人們一直滯留在野蠻的荒地，沒有勇氣邁過裂谷，走向文明的草原。每當我被那惡震撼得幾乎絕望時，我就回轉頭來，觀望人類的善意。

安置在千葉縣臨海的三日月酒店的歸國日僑，接受到同胞的祝福。當地居民在海邊沙灘上圍著神社的鳥居，點亮三千個竹燈籠（有些是心形的），對著酒店大喊：「辛苦了，加油啊！」酒店裡的人打開手電筒，回應著：「謝謝啊！」

我們的自治會

武漢百步亭社區四萬戶家庭參與的「萬家宴」政治愛國秀，最後導致新型冠狀肺炎病毒感染的大爆發，這在日本人看來簡直不可思議。日本人無法理解黨的幹部控制著村莊，無法想像公寓住宅的物業管理公司與街道辦公室和政府部門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繫。在日本，政府機構到市級為止。日本的市相當於中國的縣。日本沒有鄉政府，也沒有村支書。多黨民主製也杜絕了某個黨的勢力深入行政公務員系統。他們的勢力在議會。當然，與中國最為不同的是，人民可以用投票權決定議員的席位。在這種政治體制下，日本擁有發達的民間自治體。我學習的合氣道和弓道，都有全日本合氣道聯盟和弓道聯盟。中國也有各種行業協會，但這些行業協會都受黨的控制。在瘟疫流行時實行軍事管制狀態的湖北省，湖北作家協會主席發文表達憤怒，但是，他/她的憤怒是一種有限度的憤怒，一種只能針對地方官僚的憤怒。他們的憤怒不敢指向中共的極權主義，不敢指向習近平的專制獨裁，因為他/她本身就是這個極權主義魔獸身上的寄生蟲。

我們青葉台社區有一個自治會。70多歲的小山先生擔任會長。自治會下面，十戶為一班。每戶要輪流值班。班長負責收取每年5000日元的會費。如果有緊急情況，需要大家簽署自己的意見，小山先生就會把文件投入鄰居的郵箱，於是，一戶接著一戶，簽署完意見，文件回到小山先生家。最近，電車公司想要撤銷我們社區旁邊電車站的值班人員。自治會就此事徵詢各戶的意見。每個月，我們會得到一份自治會印發的《青葉台新報》。土砂災害情況、野生動物防護、嬰兒誕生和老人謝世、娛樂活動、義務清潔公園和小學校⋯⋯都會預告和通報。有人報告說，最近，在電車站附近出現陌生人。於是，自治會長聯絡警察署長商討對策。沒有任何人會壓制我們的信息發布。我們擁有最細密的信息。每個人都為社區安全負責。經常有中國朋友來做客，散步在社區裡，觀賞各家各戶的花園，我們都會情不自禁地感歎：「不需要清潔工，不需要保安員，這裏卻如此潔淨，如此安全。」我騎單車去超市，經常不會鎖門。

我們自治社區的編制並不是讓一班十戶（日本最小的社會組織）成為一個獨立的編制，而是形成一種交叉的網絡狀結構。比如說，我家這一排和後面一排共10戶，作為一個班，但是，在負責分類垃圾的堆放和清理時，我家這一排5戶與街道對面屬於另一班的那一排5個住戶，又組成一個班。這就是日本社會的網絡化結構，一個能夠迅速專遞信息又能及時協作的自治體。當然，最關鍵的是，日本土地私有。每個人在這片國土上擁有完全屬於自己的一塊土地和房產。每一戶人間出於對自己土地和房產的愛，聚集而成大家對整個社區的愛，進而聚集為對這片國土的愛。愛國主義是一種古老、樸素且自然的情感，因為這種情感牽扯到對於私有財產的愛。中國人的愛國主義必然是一種絢麗的謊言，因為人們沒有私有財產神聖不可侵犯的觀念。一切都依靠權勢的或明或暗的掠奪。很多人都懷有一種海盜的情感：沒有時，就去搶劫；擁有時，立刻揮霍。一個原本物產富饒、風景秀麗的國土，就這樣被糟蹋殆盡。

如今，日本是除中國之外，世界上已發現新型肺炎感染者最多的國家。截止2月15日，日本境內確診255例感染，1例死亡。飄蕩在橫濱外海的鑽石公主號遊輪上的3600人中，不斷有感染者被檢出。日本政府在2月1日，正式認定新型冠狀肺炎為「指定感染癥」，會以公費治療患者，不分國籍，必要時會強制病患住院，以穩定疫情。日本社會依舊正常運行，只是旅遊業受到了打擊。奈良公園裡一群群自由散漫的鹿或許感到了寂寞，因為沒有遊客餵給祂們豐足的食物。首相安倍晉三主持防疫會議，宣布把封關的範圍擴大，繼限制到過中國湖北省的外國人入境之後，過去2周曾經訪問中國浙江省的外國人亦不準入境。日本從官方到民間，為中國捐獻口罩。日本自民黨國會議員決定一律從3月份的工資中扣除5000日元，支援中國疫情。東京調布寺養蜂場的女孩，穿上旗袍，鞠躬90度，為武漢募捐。捐款1000日元，回贈一瓶蜂蜜。日本HSK事務局捐助湖北的物資上寫著：「山川異域，風月同天。」這是公元7世紀時日本長屋王送給唐朝僧人袈裟上寫的話。

我們的社區依舊寧靜。我持續半個月的感冒，每天的咳嗽終於休止。在日本，我不用擔心鄰居舉報，不用擔心會被強行隔離。斷斷續續下了幾天的雨停了。明淨的陽光照耀著大地。鄰居山崎家的梅花開了，滿樹緋紅。散步時，沒有看到人們戴著口罩。我們等待著更為盛大的「花見」。很快，漫山遍野，還有溪流兩岸，將會櫻花灼灼。

結語

備受指責的世界衞生組織（WHO）終於發言：「溢出中國的肺炎病毒即將火花飛濺，點燃世界的大火。」世界報業辛迪加發文：《歐洲必須審視中國是什麼》。嗯，歐洲早就應該審視了。接下來應該是日本。有理由懷疑中共當局向世界公布的一切數字都是虛假的。似乎有什麼可怕的秘密需要被掩蓋，因而世界頂級專家屢屢請求進入中國協助抗疫，卻屢屢遭拒。在我看來，日本的善意很快就會被中國人遺忘。無論日本如何示好，它和美國永遠是中國民粹主義者的假想敵。民粹主義是野蠻的標誌。這個標誌把自由世界和極權主義世界一封為二。如果中國的政治體制沒有改變，如果中國人沒有學會公義的抗命，如果沒有自治社區的生活方式，沾染了政治色譜的瘟疫不會僅僅是一種自然的傳染病毒，也不會就此消失，而會間歇式的陣發。

這簡直是一種宿命。

但是，一切都有改變的可能，因為我們擁有偉大的自由意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