柴春芽：瘟疫流行时，一个日本社区的生活

近现代，失控的传染病毒灾难越来越成为极权国家专属的象征。国家主义下互不负责甚至互害型的社区生活培育了传染病毒的张狂和肆虐。相对而言，宪政民主下的自治社区能够有效防范和应急传染病毒的侵害。1980年代发现艾滋病-HIV病毒并被确定为全球性危机时，欧美的自治社区生活避免其成为失控的灾难。但在非洲和中国这样极权主义下没有自治社区能够存活的地方，艾滋病一度成为失控的灾难。

中国知识分子大多把自治生活想像为一种改良主义的权力消解器，为的是从党控制一切的桎梏下让民间组织——村社和业主委员会——分享权力的残渣，而不是保证个人的自由和独立。日本的社区经验显示，所谓自治，就是在宪政制度下让个人成为完全的自治体，遵循共同的伦理和法律，让个人有能力组织属于他的知识和技能范围之内的团契活动。这些单独的个人自治体交织而成一个丰富多彩的社区，一种适当距离中的人际协作关系。传染病毒惧怕个人主体性明确的民主自治社会。

先从我的邻居片山先生说起

住我对门的片山先生与我同龄，是个自由职业者，整天宅在家里。他的汉语说得很好。这使我们交流起来不像1899年旅行中国的汉学家内藤湖南那样艰难。那一年，忧心中国时局的内藤湖南与中国学者以“笔谈”的文言文，探讨中国的未来。

似乎时光切换，如今的我反倒像内藤湖南，忧心著中国时局和可能动荡的未来，而片山先生却对中国现状颇多赞誉。有时候，我会觉得他比我更像一个中国人。我怀著爱恋和憎恨参半的情绪离开中国，像个备受精神创伤的人，打算再也不要回去。如果不是汉语作为母语已经渗透我的骨髓，我都希望自己和流亡法国的捷克作家米兰・昆德拉一样，换用第二祖国的语言来写作和谋生。

片山先生喜欢中国，仿佛怀著莫名的文化乡愁。他的书法写得很好。去年春节时，他送我一张卡片，上面用毛笔草书写著遒劲的四个字：“春动花开。”今年，他送我两个字：“戏心。”我不知道“戏心”两字出于哪部典籍。当我看到中国新型肺炎病毒疫情的新闻报导和各种信息，我发现自己只有“忧心”而无“戏心”。

我看到日本送往中国的捐助物资的包装箱上写著：“青山一道同云雨，明月何曾是两乡”，或是“辽河雪融，富山花开；同气连枝，共盼春来。”我同样不知道这些诗句的出处。有那么一段很长的时间，我甚至憎恨过这古老的文化，将之视作一种“受伤而失败的文明”。但在这瘟疫流行时，我却因读到这些诗句而热泪盈眶。

一份保护者通知单

2020年2月11日，我的一对上小学的子女回到家中，交给我一份通知单：《致奈良县民众——重要事项悉知》。其上写明：“县内发生一例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感染者。现时，县内没有其他感染者。”

一位朋友，另外一所小学的保护者（注：家长/监护人）在1月31日收到的通知单则写著：“（肺炎疫情）已在新闻媒体和网络上广为传播，中国及武汉市相关地域生活者，诸位应以平等对待，不要有歧视言论。恳请保护者在家中与孩子谈及此事时，配以正当的人权意识，予以教育。”

早在1月6日，厚生劳动省就已经向自治体和医师协会发出通告：“中国武汉非定型肺炎集团性发作，注意唤起。”那时候，中国人大多对此毫不知情。

我们早就通过新闻，知道一位60岁的巴士司机，在大阪-东京之间运送武汉游客时感染了新型冠状肺炎，14日发病，17日入院受诊，起先没有异常，25日再诊，进入感染症指定医疗机关的负压室。起先，他有脱水症状，接受点滴注射，随之降热，症状缓和。奈良县为此召开记者招待会。医疗政策局长鹤田真野做了说明。据报导：县内22名密切接触者均无发症，正在家里自行隔离等待2周可能潜伏期的终结。县厅保健所在1月29日-2月6日，共接受电话咨询954件。2月8日，60岁的巴士司机——第一例日本人受感染肺炎患者——治愈出院。为了保护隐私，新闻媒体的报导没有提及患者的姓名和住址。但在Twitter上，有人查到他入住的医院。医院曾经贴出告示，1月27日-30日休诊，因为“此次中国武汉流行的肺炎疑似患者正在我院”，而“休诊之变引起诸位迷惑，特此致歉！”

在大阪府和千叶县，两位非日本籍女性确证为肺炎病毒感染。她们曾与奈良县那位60岁的巴士司机一同工作，接待过武汉的旅游团。

患者的住址离我家并不遥远。这是邻居竹田先生告诉我的。和中国一样，日本民间也会流传“谣言”。这个“谣言”从医护人员的嘴里流出，遵从六度空间理论，成为新闻之外的真实信息。但是，似乎是遵守著一种默契，没有人打探患者的姓名。人们只知道他住在樱井市大宇陀。日本社会有著诸多默契：避免给人拍照，因此，日本出售的智能手机拍照时，没有消声功能；与人保持适当距离；低声说话；感冒者在公共场合戴上口罩；把别人遗落的东西捡拾起来放在路边显眼处，以期他/她回来寻找时能够看见⋯⋯

世界上可能没有哪个民族像日本人这样细腻又敏感。

古老手工业与现代职业精神的结合

两个孩子带来的通知单上，列出了六个保健所及其联络电话，以便人们随时询问。人们信任这些保健所。日本的医疗和教育一样，其设施和水平，全国均等。如果你得病，没必要长途跋涉，跑到省市或国家首府的三甲医院，从黄牛党的手里买一张专家门诊的挂号单，费尽周折住进医院，然后荡尽家产。你只要每年交付国民健康保险，“无论何时，无论何地，都能在必要的时候接受所需的治疗”。如果遇到因重病出现高额医疗费用的情况，另一种福利制度：高额医疗费制度，会让患者在支付一定额度的费用之后，超出部分由保险承担。日本全国各自治体根据财政状况不同，设立了儿童医疗费助成制度。有的地方规定，儿童至18岁之前，无论住院还是普通门诊，均为免费，也有的地方规定，至学龄前，医疗全部免费。持日本留学签证的外国人必须投保“国民健康保险”，就诊范围内的费用只需承担30%。日本的救护车是免费的。边远岛屿的紧急救护，往往会出动直升飞机。根据厚生劳动省的调查，日本的医院有9000所，诊所约为10万个，合计约有180万张床位，医师人数超过28万，相当于每10万人中约有200个医生的比例。与中国不同，日本的医药实行分离政策，也就是说，日本的医院没有药房，医生给病人开了处方以后，病人要拿著处方去专门独立的药店买药，以此避免医生故意开昂贵药物。根据世界卫生组织（WHO）的全球医疗水平评比，日本排名第一。

我所定住的社区，有一个冈本先生的牙科诊所，靠近电车站。小小的诊所，连接著两层楼的一户建住宅，中间是个小小的花园。他有两位女助理，一位在窗口接待，一位帮他打下手。冈本先生大约七十来岁，瘦瘦小小的样子，工作起来特别细致。我在中国时，曾去北京一个拥有五六位医师的牙科诊所看牙。一位女医生直接拔掉了我的两颗虫蛀的大牙，她给我定制的假牙一戴上就难受。不久，我就扔掉了那两颗假牙。十年后，在冈本先生的诊所，他为了安装两颗假牙，让我去了四次，每次间隔一周。一年多过去了，冈本先生安装在我嘴里的那两颗假牙从未让我感到不舒服。每年，我们社区的小学校、幼稚园和保育园的体检，冈本先生都要义务为孩子们做检查。

开车大约20分钟，有一家妇产科医院。70多岁的藤田医师和几位护士就能让这个医院运转起来。我妻子怀孕后，先去了市役所登记。市役所会把42万日元的生育津贴打到妇产科医院的账户上，并且约好了每月孕检的日期。这是我们的第三个孩子。我们的第一个孩子出生后，跟随母亲，拥有北京户口。我们的第二个孩子是意外怀孕。有人建议我们流产，有人建议我们造假，偷偷生下这个孩子，为的是保住我妻子在中国社科院的工作。我们拒绝了这个建议。我妻子选择了被迫辞职。孩子出生后，没有户口。我父亲在甘肃老家一个偏远的村镇，找了一位主管计划生育工作的亲戚，出了4千元人民币，为孩子做了一个户口。但是，持有这个户口，孩子以后在北京不能上学。我的户口在甘肃的一个小镇。就这样一个小小的家庭，因为农奴制似的户籍制度，使我们各不平等。在北京陪妻子去孕检时那种拥挤的场面，带孩子去打疫苗时因为担心过期疫苗而产生的忧虑，临产前到处找熟人找关系的那种焦虑⋯⋯我憎恶中国的这一切。

三个月后，妻子流产了。藤田医生说：“可能是你上次生产时，粗糙的剖腹手术损伤了子宫，致使胎儿不能著床。”

剩下的20多万日元生育津贴打给了我妻子的银行账户。流产的婴儿开了死亡证明，在殡仪馆火化。这个孩子已经是个生命，应该享有生命的尊严。我把孩子稀少的骨灰埋在了花园里。那一刻，我想到中国有多少流产的孩子被扔进了医院的垃圾桶。
如果要做手术，就得乘坐电车，40多分钟，到市立医院。

我一直为先天的疝气而痛苦了很多年。初中二年级时，父亲带我去镇医院做了一次手术。我记得手术室好冷，冷得我直打哆嗦。生著煤炉的小小病房却热得让人快要透不过气来。七大姑八大姨来来往往，拥挤在这小小的病房里。卫校还没有毕业的实习生每次打点滴，总会把我的手背扎出无数血眼才能找到血管。那次手术很快就失败了。30年后，日本的医生重新做手术。他说：“第一次手术不但失败了，还把疝气的创口增大了，为你制造了更多的痛苦。”

日本社会是一个成熟的专业社会，人们各司其职。这种专业社会的形成，经过了古老手工业与现代职业精神的结合。相反，远东大陆的中国，一直处于农牧结合的业余状态。人们把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投入权势的钻营。权势又制造了一个金字塔式的等差社会。

这种经过地理和国度的位移而获得的肉身经验的对比，常常让我感叹：从那个被你称为祖国的大陆逃亡而出，你不仅带著心灵的伤害，还带著满身的创伤。

在日本，这是我平生第一次享受医院的服务。手术前泡了热水澡。护士准备了营养餐。等我醒来时，我已躺在可以自动升降的病床上。病室里有三位病人，各自用帘子遮挡著。无需家人陪护，因为护士负责全部的照料。病室里很安静。两天后出院，我发现自己才花了2千元人民币。无需找关系走后门，无需给医生和护士塞红包。

小队长的黄色旗子

最后，孩子从学校带回家的这份通知单提醒：不必过于忧虑，勤洗手，就跟平时应对流行感冒的做法一样。孩子们在学校里接受过应对流行感冒的教育，就像应对突发灾难——譬如地震——的训练一样。如果在早晨上学前发生天气突变现象，家长的Line群就会收到自治团体PTA发来的信息，请求家长尽可能护送。

孩子几乎每天都会带给家长一份通知单。这些通知单的内容有：每月学习、行事预定；每月给食营养配餐介绍；每学期教材费会计报告等。

配合学校工作的自治团体是PTA（保护者和教职员协议会）。全日本PTA之下，各地设有分会。日本的PTA创设于1952年，是在二战后美国占领下，由美国第一教育使节团劝告而成立的。我们社区的PTA在学生运动会、教学开放日这样大型的学生活动中，负责来宾接待、交通安全和汽车停放的安排等工作。每年伊始。PTA会把保护者排班次。这样就可以保证每天上下学时，有人在路口值班，保证孩子们的安全。值班者佩戴绿色的荧光安全带，持著一面黄色的旗子。旗子上写著：“交通安全”。根据所住区域，小学生分成若干小分队。我儿子上到五年级，成为这一区域年龄最大的孩子。于是，他就成了小队长。每天早上7时35分，他要持著一面黄色的旗子，站在D公园旁边的十字路口，等齐了他的小队员之后，排成一列纵队出发。早晨的这个时候，你会看到，各个社区通往小学校的路上，都是一队一队的小学生。过马路时，小队长举著旗子，跑到马路中央。等到小分队走过马路，小队长向著左右等候的汽车司机各鞠一躬。

日本小学生过著一种准军事化的生活。如果你观摩过一次小学生运动会，你就会更为深切地感受到这个国家的准军事化的生活。全是协作运动项目。比赛的队组从一年级到六年级分为三组。学生的头上扎著红黄蓝三种颜色的布条，像古装电影里士兵背后的小旗子。家长们像野营一样，待在按社区划分出的操场外面的区域里。集体操表演时，你的孩子一定会被安排在最靠近你的那一面，以方便你拍照。我曾经感叹：一旦发生战争，这个国家的人民会迅速动员并组织起来。

每个月第一周的星期四，家家户户会把废弃的报刊和书籍捆扎整齐，放在一起。PTA的义工会来收走。出售废弃报刊和书籍的钱，充入PTA的基金。因为PTA是由学生家长组成的，所以任何涉及学生安全的问题，都会迅速传及家长。女儿上幼稚园的时候，有一次，我去接女儿。回家的时候，我们没有走规定的线路，而是拐进一条山坡上的林间捷径。很快，一封发自PTA的邮件提醒我们：“在那条林间小路上行走，如果发生意外，你女儿将获得不了保险公司的赔付。”显然，有一位属于PTA的家长看到了我们穿过林间小道的一幕。

在反抗中走向普世文明的递嬗

住在奈良县内的第一位日本公民感染肺炎之后，家庭妇女们纷纷赶往万代超市旁边的两家药店购买口罩和酒精消毒液。我妻子去的时候，店内标注：每个家族只能买三袋小包装的口罩。大包装的口罩早已售罄。同样很快，小包装的口罩售罄。网络上传出中国游客抢买口罩大打出手的图片。口罩在中国成了战略物资。一名在东京经营医疗业务的中国女性在网上炫富，说她通过倒卖日本的口罩到中国，迅速赚了2000万日元。此后半个月，药店里都没有口罩和酒精消毒液。即使如此，每个社区依旧宁静。我们迎来了一年中最冷的季节。接连下了好几天雨。天空阴沉。但是，各家各户花园里的山茶花和腊梅开了。散步时，我仍然一如既往地赞叹日本人享受的清洁、宁静、富裕、秩序、祥和，还有清甜的空气。明净的阳光很快就会照耀大地。

早在1月16日，日本厚生劳动省宣布：居住在神奈川县的一名三十多岁的中国籍男子，在造访武汉时于1月3日出现发热，6日，他返回日本，出现肺炎症状，遂住院接受治疗；日本国立感染症研究所确诊，该男子感染了武汉相继出现的新型冠状病毒；他表示，他在武汉逗留期间并未去过华南海鲜市场，但与肺炎患者有过接触。厚生劳动省呼吁：从武汉返国人员如果出现咳嗽或发热症状，速去医院就诊，并申报出境后曾经去过的地方。传染病专家、川崎市健康安全研究所所长冈部信彦在接受NHK采访时说：“这一新型肺炎是在局部地区发生的，因此，病毒进入日本并迅速传播的情况尚不会发生，民众也无需采取特别措施加以防范。”

这个在日本专家看来无需特别措施加以防范的肺炎病毒，却在中国失控，终而酿成种种巨大的灾难。医疗体系崩溃。不宣而行的突然封城。逃亡。毫无救治的自行隔离。集中营式的拘留管理。“猎巫”式的追捕。彷如战争般的紧急状态。人数不明的死亡。多么恐怖，彷如1923年造成14万人遇难的关东大地震之后的日本。那是日本开始走向皇道法西斯主义的年代，大约40万在日朝鲜人成为“猎巫”的对象。有人散布谣言，说朝鲜人不仅乘乱强奸、抢劫，而且，“关东大地震是朝鲜人在伊豆大岛引爆炸弹造成的”。报纸上出现了“朝鲜暴动”的报导。慌乱的政府官员呼吁军队、警察和自警团行动起来，共同围捕“作乱的朝鲜人”。日本人举国暴走，开始捕杀朝鲜人。1973年树立于东京横纲町公园的“朝鲜人牺牲者追悼碑”上写著：“6000多朝鲜人丧失了宝贵的生命”。

这段野蛮的历史，随著普世文明的进步，早已被抛弃。当源自武汉的新型冠状病毒溢出国界，彷如火化，行将点燃世界的大火时，一种可能出现的种族歧视，让身在海外的华人充满忧虑。但在日本，一位留学生说：“在一家咖啡店打工，只有我一个中国人。春节那会儿特别脆弱，我发信息给老板说考虑到客人的心情和店的营业，可以减少或取消我的排班。老板说网上那些对中国人和中国的中伤言论是不对的，你不要在意。我去上班的时候发现店里贴出了公告，意思是本店有中国留学生员工，如果有差别（歧视）言论的客人，请不要来店里。真的好感动。后来打工期间，好多客人都鼓励我，也跟我说恰好病毒在中国，这不是中国人的错，你千万别内疚，谁有困难我们就帮助谁，而不是去指责。”

二战的战败，接受美国的管制和一部美国宪法学家制定的和平宪法的规训，日本的历史掀开了新的一页。那个告密风行、天皇现人神崇拜、种族优越论的法西斯专制独裁政权以极度伤痛的死亡和恒久可怕的核爆废墟，而告终结。但在走向普世文明的道路上，日本人付出了另外的牺牲和抗争。先是从1945年开始的左翼运动，到1960年渐至高潮，出现反美日安保条约运动。1960年代，新左翼运动又起风潮。“全学联”与其他学生团体加入农民反对成田机场建设的保地运动。东京大学医学部学生反对“登记医师制度代替实习制度”从而进入无限期罢课。左翼运动最后走向了以主张并实施武装游击斗争的赤军旅的恐怖主义而告终。在此期间，以思想家鹤见俊辅为首的一群知识分子鼓励美军基地的军人叛逃并私藏美军，以之来反对“越战”。同时，随著日本工业化的发达，工业污染制造的环境公害终于导致汞中毒的水俣病大爆发。美国摄影师尤金・史密斯（Eugene Smith，1918－1978）前往拍摄，遭到黑帮暴力团的毒打。但他感动于受害者的抗争精神，历时三年，在《生活》杂志发出有力的报导。他最著名的一张照片《智子入浴》成为这场工业公害最残酷的写照。最先，是研究人员把人们罹患怪病的根源指向了化工公司。接著，水俣病患者组成了家庭互助会，并提出诉讼。经历十年抗争，他们终于获得胜诉。这是因为日本拥有独立的司法制度。但在中国一党专制下，陕西凤翔儿童血铅超标、湖南浏阳镉污染、河南济源儿童集体血铅超标、河南“卖血经济”导致的艾滋病大失控、2008年“毒奶粉”事件、2019年过期疫苗丑闻……全都被遮蔽，全都不了了之。党控制了一切，党的权力渗透在社会组织的每一根毛细血管里，民众因而变得极其无力和无助。从某种意义上说，整个中国就是一个超级巨大的集中营。

没有反抗，就永远不会有文明的曙光。或许这才是日本最需要中国人学习之处。中共当局默许和主导的荒诞不经的“抗日神剧”制造而成的作为假想敌和复仇对象的日本，其摆脱昧暗、残暴的历史走向普世文明的现实，却被抹杀了。

1月23日武汉封城。日本政府继美国之后，决定撤侨。

第一批归国日侨206人，其中3人出现症状，隔离观察，2人拒绝检查，由检疫官陪护回家，其余人回家或是在酒店自行隔离。在武汉华中农业大学担任教授的津田贤一拒绝回国。他在Twitter上说：“我不能抛下研究室的中国学生和同事。”而此时，持有绿卡或自由往返签证的中国人，正在大量逃往国外。津田贤一的父母对他的这个决定表示支持。这就是我所谓“个体自治”下养成的对于独立意志的尊重。相反，在北京，维权人士胡佳的父母多次受到“国保”警察的恐吓。这一对八十多岁的老人，在电话里撕心裂肺地哭喊，要胡佳停止发声抗议。无所不在的监控和深入骨髓的恐惧，让人们感到无力。

正在瘟疫流行时，我发现自己停留于汉语和日语的断裂地带，体会著一种特殊的况味，一种情感的撕扯。一边是野蛮的荒地，一边是文明的草原。放眼望去，海峡对岸那片远东的大陆，千百年来，人们一直滞留在野蛮的荒地，没有勇气迈过裂谷，走向文明的草原。每当我被那恶震撼得几乎绝望时，我就回转头来，观望人类的善意。

安置在千叶县临海的三日月酒店的归国日侨，接受到同胞的祝福。当地居民在海边沙滩上围著神社的鸟居，点亮三千个竹灯笼（有些是心形的），对著酒店大喊：“辛苦了，加油啊！”酒店里的人打开手电筒，回应著：“谢谢啊！”

我们的自治会

武汉百步亭社区四万户家庭参与的“万家宴”政治爱国秀，最后导致新型冠状肺炎病毒感染的大爆发，这在日本人看来简直不可思议。日本人无法理解党的干部控制著村庄，无法想像公寓住宅的物业管理公司与街道办公室和政府部门有著千丝万缕的联系。在日本，政府机构到市级为止。日本的市相当于中国的县。日本没有乡政府，也没有村支书。多党民主制也杜绝了某个党的势力深入行政公务员系统。他们的势力在议会。当然，与中国最为不同的是，人民可以用投票权决定议员的席位。在这种政治体制下，日本拥有发达的民间自治体。我学习的合气道和弓道，都有全日本合气道联盟和弓道联盟。中国也有各种行业协会，但这些行业协会都受党的控制。在瘟疫流行时实行军事管制状态的湖北省，湖北作家协会主席发文表达愤怒，但是，他/她的愤怒是一种有限度的愤怒，一种只能针对地方官僚的愤怒。他们的愤怒不敢指向中共的极权主义，不敢指向习近平的专制独裁，因为他/她本身就是这个极权主义魔兽身上的寄生虫。

我们青叶台社区有一个自治会。70多岁的小山先生担任会长。自治会下面，十户为一班。每户要轮流值班。班长负责收取每年5000日元的会费。如果有紧急情况，需要大家签署自己的意见，小山先生就会把文件投入邻居的邮箱，于是，一户接著一户，签署完意见，文件回到小山先生家。最近，电车公司想要撤销我们社区旁边电车站的值班人员。自治会就此事征询各户的意见。每个月，我们会得到一份自治会印发的《青叶台新报》。土砂灾害情况、野生动物防护、婴儿诞生和老人谢世、娱乐活动、义务清洁公园和小学校⋯⋯都会预告和通报。有人报告说，最近，在电车站附近出现陌生人。于是，自治会长联络警察署长商讨对策。没有任何人会压制我们的信息发布。我们拥有最细密的信息。每个人都为社区安全负责。经常有中国朋友来做客，散步在社区里，观赏各家各户的花园，我们都会情不自禁地感叹：“不需要清洁工，不需要保安员，这里却如此洁净，如此安全。”我骑单车去超市，经常不会锁门。

我们自治社区的编制并不是让一班十户（日本最小的社会组织）成为一个独立的编制，而是形成一种交叉的网络状结构。比如说，我家这一排和后面一排共10户，作为一个班，但是，在负责分类垃圾的堆放和清理时，我家这一排5户与街道对面属于另一班的那一排5个住户，又组成一个班。这就是日本社会的网络化结构，一个能够迅速专递信息又能及时协作的自治体。当然，最关键的是，日本土地私有。每个人在这片国土上拥有完全属于自己的一块土地和房产。每一户人间出于对自己土地和房产的爱，聚集而成大家对整个社区的爱，进而聚集为对这片国土的爱。爱国主义是一种古老、朴素且自然的情感，因为这种情感牵扯到对于私有财产的爱。中国人的爱国主义必然是一种绚丽的谎言，因为人们没有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观念。一切都依靠权势的或明或暗的掠夺。很多人都怀有一种海盗的情感：没有时，就去抢劫；拥有时，立刻挥霍。一个原本物产富饶、风景秀丽的国土，就这样被糟蹋殆尽。

如今，日本是除中国之外，世界上已发现新型肺炎感染者最多的国家。截止2月15日，日本境内确诊255例感染，1例死亡。飘荡在横滨外海的钻石公主号游轮上的3600人中，不断有感染者被检出。日本政府在2月1日，正式认定新型冠状肺炎为“指定感染症”，会以公费治疗患者，不分国籍，必要时会强制病患住院，以稳定疫情。日本社会依旧正常运行，只是旅游业受到了打击。奈良公园里一群群自由散漫的鹿或许感到了寂寞，因为没有游客喂给祂们丰足的食物。首相安倍晋三主持防疫会议，宣布把封关的范围扩大，继限制到过中国湖北省的外国人入境之后，过去2周曾经访问中国浙江省的外国人亦不准入境。日本从官方到民间，为中国捐献口罩。日本自民党国会议员决定一律从3月份的工资中扣除5000日元，支援中国疫情。东京调布寺养蜂场的女孩，穿上旗袍，鞠躬90度，为武汉募捐。捐款1000日元，回赠一瓶蜂蜜。日本HSK事务局捐助湖北的物资上写著：“山川异域，风月同天。”这是公元7世纪时日本长屋王送给唐朝僧人袈裟上写的话。

我们的社区依旧宁静。我持续半个月的感冒，每天的咳嗽终于休止。在日本，我不用担心邻居举报，不用担心会被强行隔离。断断续续下了几天的雨停了。明净的阳光照耀著大地。邻居山崎家的梅花开了，满树绯红。散步时，没有看到人们戴著口罩。我们等待著更为盛大的“花见”。很快，漫山遍野，还有溪流两岸，将会樱花灼灼。

结语

备受指责的世界卫生组织（WHO）终于发言：“溢出中国的肺炎病毒即将火花飞溅，点燃世界的大火。”世界报业辛迪加发文：《欧洲必须审视中国是什么》。嗯，欧洲早就应该审视了。接下来应该是日本。有理由怀疑中共当局向世界公布的一切数字都是虚假的。似乎有什么可怕的秘密需要被掩盖，因而世界顶级专家屡屡请求进入中国协助抗疫，却屡屡遭拒。在我看来，日本的善意很快就会被中国人遗忘。无论日本如何示好，它和美国永远是中国民粹主义者的假想敌。民粹主义是野蛮的标志。这个标志把自由世界和极权主义世界一封为二。如果中国的政治体制没有改变，如果中国人没有学会公义的抗命，如果没有自治社区的生活方式，沾染了政治色谱的瘟疫不会仅仅是一种自然的传染病毒，也不会就此消失，而会间歇式的阵发。

这简直是一种宿命。

但是，一切都有改变的可能，因为我们拥有伟大的自由意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