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8萬個貧困村被要求限期脱貧，一個村莊決定試試養雞

編者按：2015年10月，習近平在減貧與發展高層論壇上發言：中國要在2020年實現全面小康社會，就要在未來五年間使7000萬貧困人口擺脱貧困。一場被寫入「十三五」（指中國第十三個五年規劃，列出2016-2020年政府工作重點）的「脱貧攻堅戰」隨後席捲全國，2016年至2019年，中國累計發放3800多億（人民幣，下同）專項扶貧資金，除了各級政府、事業單位被要求派幹部下鄉扶貧，為數眾多的民營企業亦被動員起來出人出力。與此前多年的模式相比，這場扶貧運動被要求做到「精準」，「脱真貧，真脱貧」。

這場消除貧困的運動贏得國際社會大量關注。聯合國秘書長安東尼奧·古特雷斯曾表示：「過去10年，中國是為全球減貧作出最大貢獻的國家。」《紐約時報》則報導，一些學者擔憂習近平的計劃更像是製造頭條而非為貧困群體帶來持續改變。還有聲音認為，脱離中國設定的貧困線不代表真正脱貧。中國的貧困線從1985年的人均年純收入200元增至2015年的2855元，漲幅14倍；但與此同時，GDP增長95倍，生活成本更是日益趨高。此外，扶貧過程也不時曝出醜聞。2016年和2017年，審計署抽查700多億扶貧資金去向，發現約1/10的金額出現貪污、挪用、數據造假等問題。

據中國國家統計局測算，截至2018年底，中國只剩1660萬人尚未脱貧，距離2020年實現全面脱貧只剩下最後一步。這場脱貧運動真的有效麼？中國式脱貧具體是如何操作的？參與其中的一線官員怎麼說？端傳媒在今明兩天推出專題報導，解析中國脱貧戰的理想與現實。本文是專題的第一篇，以中國西南的一個村莊為樣本，記錄貧困戶、脱貧官員等不同角色在一場荒誕脱貧戰中的故事。今天發表的另一篇評論《中國特色的精準扶貧做了什麼？會如何改變中國社會？》，則梳理了這場脱貧運動會如何改變中國社會，請點擊這裏閲讀。

69歲的楊明偶爾還會「聽」到雞的慘叫——半年前，家後院雞欄裏的90多隻雞，就是忽然「咕咕咕咕」叫起來的。

妻子唐子玲確定這是「求救」信號。清晨，她提着兩桶頭天夜裏熬好的菜糠到後院。曾經一擁而上的母雞們「突然不吃東西了」，「給藥也沒用」。它們立在融雪後泥地上，「雞冠發黑、低頭、眼睛不動」。3個月內，雞一隻只地死了。

楊明把死掉的93只雞記在一個筆記本上，附上每隻雞的死亡時間。這個耗費4塊錢的筆記已破舊不堪——它本來要記錄楊家人如何脱貧的，但現在，除了那些雞，他還記下一筆虧掉的菜錢。「要一筆一筆記清楚了，怕幹部來不認賬。」唐子玲抬高聲音，恨恨地幫腔。

楊明夫婦生活在廣西下轄的清塘村（化名）——湘江戰役發生地，和中國大陸的眾多革命老區一樣，戰爭的烈焰退卻，貧窮一覽無餘。該村距縣城中心5公里，全村不足150人，人均年收入不到2000元。

脱貧的希望是在2013年種下的。在視察了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下轄的十八洞村後，習近平首次提出「精準扶貧」戰略。2015年底，脱貧工作被列入「十三五」規劃，宣布要在2020年使中國所有貧困地區和人口一起進入全面小康社會。這被視為習近平第二任期內的三大攻堅戰之一，中央累計斥資近4千億，包括中國大陸及港澳各高校、企業在內的各色社會力量亦紛紛加入扶貧。

作為中國12.8萬個貧困村中的一員，清塘村為了實現在2020年擺脱貧困的任務，決定養雞致富，卻在隨後遭遇了各種煩惱。人們逐漸開始懷疑，在社會結構和分配機制不變的情況下，「上面」的單向援助是否能真正解決貧困問題；而當績效壓力兵臨城下，貧困戶們「還不近人情地向媒體表達意見」時，原本就被壓得喘不過氣的官員們一下子怒了。

這是一個中國村莊想盡辦法脱貧的荒誕故事。

「政府要幫大家脱貧了，你們趕上了新時代啊」

清塘村民楊華記得，2018年8月一個大晴天，太陽快要晃瞎眼，四五個西裝革履的鄉鎮幹部快步走進他家。

那是座鄉村二層樓房，屋內牆面粗糙，膩子還來不及凝固，從牆頂淋漓地滴了下來。右側長椅上堆着雜物，旁邊坐着楊華的父母。他們一個耳聾，一個患上肝腹水，正在忍受劇痛。

今年45歲的楊華寸頭、方臉，是家中最小的兒子。五年級後，1米35的身高就再也沒長過。楊華因此長年找不到工作。1997年，在同鄉人的引薦下，他加入鄰縣一個馬戲團。2003年，他和同樣患矮小症的謝麗結婚，兩人一同隨着馬戲團走南闖北演出。

直到如火如荼的扶貧運動掀起，村幹部將夫妻倆召喚回村。在此次扶貧攻堅戰的一篇政府專欄中，他們被描述為——「袖珍夫妻攜手創業路，小小的身體大大的夢想」。

鄉鎮幹部來楊華家那天，村裏主管扶貧的蔣主任一進門便風風火火地發號施令。他指着其中一間卧室說：「這裏改成倉庫！東西搬出來嘛，放張床，晚上（扶貧）幹部就可以住下了。」村民們聞訊趕來，站在楊華家門口向內探望。鎮上的楊主任對大夥兒說：「政府要幫大家脱貧了，你們趕上了新時代啊！」

這或許是清塘村貧困戶們最接近命運改寫的時刻——中國現行扶貧綱要規定，農村貧困人口脱貧至少滿足兩大標準——「兩不愁、三保障」，即實現農村貧困人口不愁吃、不愁穿，義務教育、基本醫療、住房安全有保障。此外，貧困戶還須達到家庭年人均純收入3700元的脱貧標準——這條貧困線各省不一，但會隨着經濟增長上調，至2020年，大部分省份將達至4000元。

這令地方上的基層公務員壓力驟增。一位當地體制內人士告訴端傳媒，早些年，由於不少村幹部私自將村民集體賬戶的資金挪用借貸，而今無法收回，變成壞賬，「許多村的賬戶都空了。」因此，村幹部也成為同一時間進行的「掃黑除惡」的重點出擊對象（關於掃黑除惡運動詳情，請點擊這裏閲讀）。

兩年前，縣上財政虧空近20億，機關單位3個月發不出工資，「這在我們當地是公開的秘密。」正因為此，一些地方政府寄望民間資本可以分擔扶貧的繁重任務。

張德華就是這樣被派到清塘村的。他今年58歲，方頭、尖臉，是當地人民醫院的中醫師，父母都是醫生，80年代「頂幹」（編注：上世紀八九十年代，企業單位職工到了法定退休年齡或其它原因離開崗位後，由其子女或直系晚輩親屬接任其崗位）入院，在藥房做製藥工作。遇上90年代的下海潮，他一個猛子扎進去，在縣裏與人合夥開飯店，專接單位生意，如今名下已有三套房產，「微信裏百分之七十都是生意人。」他本想着再挨兩年退休後就可做閒雲野鶴，但扶貧運動徹底打亂了他的節奏。

最開始，幹部們被要求一年下鄉六次，指導貧困戶生產，隨着脱貧大限（2020年）將至，2018年後，下鄉的次數改為每月四次。最可怕的還是中央和區裏的巡視組突擊檢查。縣裏領導一收到風，所有扶貧幹部必須加班、填表，做假賬，還有一批跑去告誡貧困戶「不要亂說話」。三天三夜，巡視組走了，單位裏怨聲載道：「這是要了命啊——」

平心而論，老張對貧困戶是有同情的。小時候，他常見到病人橫躺在醫院，家屬跪在地上給醫生磕頭，請求不要開貴藥。看多了疾苦，老張說，「其實我們中國的老百姓大部分都是病窮的。」

縣扶貧辦副主任催促手下向廣東看齊——在那裏，企業家也要為政府承擔扶貧任務，扶貧是每一個人的事。

作為駐村扶貧幹部，老張為清塘村帶來的扶貧方案是產業化養雞。他將飼料雞從養雞場購回，請專業的技術人員教貧困戶淨化養殖。憑藉私人關係，他還讓朋友和外甥投資15萬，在市區靠近火車站附近的鬧市區和京東商城建立門店——「線上線下兩條腿走路。」老張說：「在中國，只要用好了人脈和關係。你真就可以站起來。」

「這是為人民群眾做好事啊！」在一場事後復盤會上，縣扶貧辦副主任駱書記向端傳媒豎起了大拇指。開會那天，他不停催促手下向廣東看齊——「在那裏，企業家也要為政府承擔扶貧任務，扶貧是每一個人的事。」為儘快啟動項目，駱書記掏出5000塊以表支持，加上老張和幾個朋友投下15000塊，共同為貧困戶們買下第一批雞苗，「讓貧困戶掏錢，就是要了他們的命。」他說。

「我們都能體會張主任的辛苦。」鎮裏的楊主任說。右側角落裏的老張沒表情，瞥了楊主任一眼，不吭聲。

奔向脱貧「最後一公里」

2019年8月的三伏天，唐子玲約記者見面，說「要控訴老張的罪行。」她拉着記者來到自家後院，指着監控攝像頭說，這是一年前為了配合產業化養雞，她專程叫丈夫在縣城花800塊買的。

鏡頭可以移動、掃視周圍300平米的範圍，夜間還會自動補光。「那是我見過最高檔的。」唐子玲記得，上回她一次性花這麼多錢，是給孫子交學費。

如今回看，攝像頭成為夫婦倆曾被衝昏頭腦的例證。幹部到楊華家宣布脱貧喜訊那天，唐子玲豎起耳朵捕捉下領導說的每一個字——「只要大家好好幹，政府全力支持，為大家拍照、建專欄、叫媒體大力宣傳，把咱們清塘的雞做成品牌，最好還能搞個農家樂。」為此，政府還為清塘村配備了一名侯主任，為村民提供扶貧支持。被鼓勵的貧困戶們紛紛投入養雞。村口的張春和哥哥唐華合資1000塊，買下了水泥、木板，等待畜牧局專員的光臨。

第一批雞苗——共86斤雞抵達楊明家時，是10月23日中午，他在筆記本上記下了他脱貧的起點。望着仔雞在雞欄裏奔跑時，楊明說，「人生一下子充滿了希望。」

1996年清明節前，楊明的二兒子楊建斌騎單車去縣城打酒回祖墳拜祭，被一輛桑塔納碾過。人被推到手術室時，肝臟已被撞裂，切掉三分之二，喪失大部分造血功能，腰椎也被撞斷，還有腦震盪。在花了5萬塊手術費後，命撿了回來。

楊明夫婦打算起訴，在當地縣城找律師，但律師發現肇事者是時任當地人事局局長。「老百姓敢告官？」律師反問道。他們又到市裏找了「一個更高級的律師」。在人民法院，雙方達成「和解」，村長監督楊明簽下一份15000元的賠償協議，並附帶了「此款為一次性賠付」的條款。

簽下協議一年後，楊建斌突發後遺症。一犯病，倒地、哆嗦、抽搐，口滴白沫。楊明帶着兒子四處求醫，病沒治好，卻背了12萬外債，陷入赤貧。楊明的經歷並非個案，根據中國衞生部公布的數據，2016年，有大約44%的貧困戶屬因病致貧。

老張說，「其實我們中國的老百姓大部分都是病窮的。」

養雞成為將楊明一家拉出泥沼的希望。「一個月養100斤雞，可以賺700塊錢。一年養1000斤，就7000塊了！」楊明打掃雞欄、清潔地面，又爬到家二層的卧室窗外，安裝上那個800塊的攝像頭。每天早起，他騎上電動三輪到縣城的倉庫里拉回雞和飼料，一星期就拉來67只、共183斤雞。

但很快，他們收到了一個消息——技術員不來了。

老張說，彼時，市級畜牧局與農業局正啟動制改，將畜牧局劃入農業局之下，主管領導也產生變動，「人家不支持這個計劃。」就這樣，耗時三月才談妥的扶貧方案，在領導變動下，被瞬間推翻。

唐子玲安慰自己，「沒事的。雞在自己手裏。養好了就能賺錢。」她沒想去找領導評理，「你問領導，領導也不會告訴你（原因）啊。」

就這樣，到了10月下旬，貧困戶的雞欄被紛紛填滿，工作量倍增。楊明在筆記本上記下作息：每天夜裏10點，他和妻子就要到後院灶台熬飼料，盛入兩個一公升的塑料桶。清晨5點，再將塑料桶抬到後院，餵雞。

7點送孫子上學後，他立刻折回村子，給雞找蟲。老張曾立下的規矩，「能吃蟲子就不吃米，能吃米就堅決不吃飼料」——「這是考慮到習主席強調的原生態。」他說。

這個過程漫長而低效。楊華曾耗時一小時，只找到七條蟲，至11月，天氣轉冷，「蟲子全部鑽到地下」，楊家二老就跑到菜地裏挖蟲。但挖出的蟲杯水車薪，而雞不能捱餓，貧困戶們又偷偷用回飼料。

但吃慣了蟲的雞已無法接受飼料了。唐子玲只好「摁着雞的脖子吃」。一切必須在掌控之中——包括食量、體質以及出欄率，「畢竟投入的太多了。」

從前最多隻養過20只雞的楊華也意識到，產業化養殖沒有想像中容易，無論在食物、食量還是疫情防治上，散養都不是產業化扶貧的最優選擇。土雞散養是養雞業的生態回歸，但它並不是獨立的養殖行業，而是農業循環中的一環，需要種養結合才能維持。

「散養只適合廣告宣傳，套政府補貼。適合忽悠，不適合真正創業。」一位養殖戶這樣說。

但前方的銷售戰況令貧困戶們暫時忘卻了這些問題。彼時，售價88元一隻的雞在網絡平台銷情大好，「光是中秋節就賣掉了200只。」老張也隔三差五地開着桑塔納來拉雞，為熟客送貨上門。現金當場結算，楊華拿到800塊，楊明一家也拿到1000塊——和出去賣藝、給周邊礦廠拉礦石相比，「這強太多了。」他們異口同聲道。

曾堅持要求月結、對每一筆錢都異常敏感的唐子玲也變得大方起來，「等雞賣完後再結賬也不遲啊，反正賣出去，錢就在那裏。」貧困戶們認定，自己正在奔向脱貧「最後一公里」。

「我投資、我出力、我虧本、我還要被罵，我去怪誰啊！」

失控的跡象從11月蔓延。當月30日，第六批雞拉到唐子玲家，她發現這批雞脖子、屁股沒毛，「是老雞！」在唐子玲的經驗中，「老雞」下蛋多，但體質孱弱，易染病，在出欄率上也不比仔雞高效——「從入欄到出欄，至少三四個月。這肯定虧了。」

問題在三天後惡化。清晨五點，唐子玲和丈夫如常到後院餵雞，「六七十隻雞忽然不吃東西了。」室外的氣温不足5度，一夜的北風將老雞們凍傷，清晨，它們癱軟在地上，嘴角更溢出唾沫，雞冠也發黑了。

「那是死亡的前兆。」唐子玲說。她請來堂弟——一個有600只雞的專業養殖戶給雞看診。堂弟說：「趕緊找人給雞輸液，不打不行，會死更多！」

但只過救人的老張也救不了雞。他開來一輛桑塔納，打開裝滿穿心蓮和消炎藥阿司匹林的後備箱，一包包分下去。在雞的日糧中添加0.05%的阿司匹林，能促進雞體散熱，提高產蛋率。楊明被分到30包，楊華得到了20包。「打針太貴了。」在後來一次談話中，楊明聽出老張的意思。

事實上，那時老張也已自顧不暇。10月售出一批仔雞後，平台不斷收到顧客投訴——原來顧客在雞的腸道中發現蟲子——「那是淨化養殖時留下的。」由於天氣變冷加之保温不足，體質變弱後，雞的消化系統也出現問題。投訴令老張僅有的兩個渠道遭到關閉，資金鏈斷裂，項目虧本8900元，還開罪了朋友。

儘管如此，老張並不打算終止項目。這是扶貧攻堅戰的最後一刻，「領導不會同意（這樣做）的。」為穩定民心，他也沒將這個消息告訴貧困戶們。

此時養殖已推進至第三個月，清潔成為頭號難題。天氣轉冷後，老雞不斷感冒，消化系統也出了問題，楊華家80只雞不斷拉稀，一日的糞便量達兩個黑色水泥桶之多。每天一早，夫妻倆就要花30分鐘沖洗地面。

「好可憐啊——好可憐啊——」滿頭大汗的楊明站在一旁，已分不清妻子是可憐那些雞，還是可憐他們自己。

儘管服用了阿司匹林，12月7日後，楊明的雞依舊開始大面積死亡，短短半個月，共有70只暴斃。大家請求老張支援。但老張也沒有辦法，就讓他們把雞分類。

唐子玲和丈夫楊明戴上口罩和手套，將活雞從死雞中分離，躬身抓雞時，她腰疼的舊疾發作，「好可憐啊——好可憐啊——」滿頭大汗的楊明站在一旁，已分不清妻子是可憐那些雞，還是可憐他們自己。

一個漸漸清楚的事實是，當初技工缺位是個關鍵性失誤。「就該堅持讓技工來，不來我們就不養。」楊明說。他很快想到了另一根救命稻草——政府曾派來支援扶貧的侯主任。「去找侯主任吧，侯主任不會不管我們的。」他說。

但彼時，侯主任已不見蹤影。由於扶貧大限將至，不少幹部們承擔起兩個以上村莊的扶貧工作，「完全是僧多粥少。」老張記得，清塘村的雞發病時，侯主任在距離清塘村2公里外的另一個村子，指揮着貧困戶們養魚（一線扶貧幹部正在經歷什麼？請關注明日發表的扶貧幹部口述稿）。

大家最終只等來老張，他們把雞裝進麻袋，繫上死結，同時灌入二氧化碳，令雞斷氣。緊接着，老張以「距離地面八十公分到一米」為最低標準，讓大家儘快重建雞舍。這是阻止事態惡化的關鍵一步。「地面温度高，但空氣流通不暢。」

此時的老張依舊選擇對消息秘而不宣。與官場打交道的多年經驗告訴他，「領導只管驗收，不管做事。」

12月15日，早年患上高血壓的唐子玲舊疾發作，此後半個月四次入院。為照顧妻子和孫兒，楊明也無暇重整雞舍。

一些人的努力在一瞬間化為烏有。12月底下了一夜雨，吹散了張春和哥哥搭建的雞舍。第二天一早，她看到雞正在喝地上的泥漿水，後來有32只雞因腸胃細菌感染暴斃。

此時的老張依舊選擇對消息秘而不宣。與官場打交道的多年經驗告訴他，「領導只管驗收，不管做事。」

12月底下了第一場雪，氣温驟降，令局勢雪上加霜。短短一週內，楊明家的32只雞感染暴斃。此時，這個小小的雞欄幾乎形同一個微型疫區。

「就要爆發雞瘟了。」唐子玲躺在醫院病床，指揮丈夫給老張打電話。「不養了！全他媽拉走，否則就向上面舉報，給我們養瘟雞！」

局勢徹底失控了。老張決定——將全部的雞撲殺。一些看似健康的雞也必須拉走。為防止疫情擴散，老張開始為它們另尋新地。同意接收這些雞的貧困戶唐華，拒絕接受此前的報酬方案，要求老張每月支付自己1500元定薪。此外，他還要求老張在除夕、大年初一給紅包，不能低於100塊。

老張氣急敗壞道：「我投資、我出力、我虧本、我還要被罵，我去怪誰啊！」但為求息事寧人，他還是妥協了。

黨建「比扶貧重要多了」

雞被拉走後，養雞一事不了了之。出院後，唐子玲曾向幹部們反映得到的回報不公平。幹部告訴她：「別鬧事。」經歷這次變故的夫婦倆也變得務實起來。「養不了240只雞，我們就養20只鴨子」，掌控感很重要，「不能再搞大躍進了。」楊華則決定留在家照顧老人和小孩，讓40歲的妻子外出賣藝，每月寄回500塊。張春又恢復了往日惴惴不安的生活。她在附近找零工，除草一天80塊，看牛一天70塊，她覺得還是養雞好，「至少感覺上那東西在自己手裏」，一想到沒了那些雞，張春就流眼淚。

他們想不通，是哪個環節阻礙了自己脱貧。是「不負責任的」老張？還是至今沒有出現的技工和侯主任，或者是太相信政府的自己？一個越來越清楚的事實是，隨着2020年脱貧臨近，那扇大門還沒有完全打開，又要關閉了。

直到2019年8月，當地一位記者接到村民舉報——有扶貧幹部利用貧困戶牟利。此事震驚了當地政府，曾奔忙在各個扶貧點的領導們集體出現在扶貧辦會議室。在一位當地記者的帶領下，端傳媒得以旁觀這場會議。

鄉鎮主管扶貧的楊主任首先表達了驚訝：「聽說有貧困戶舉報我們村幹部以權謀私，說實話，我很震驚！我們的扶貧幹部這麼辛苦，居然有村民舉報。」她對記者說，「扶貧是重大議題，你們要把握好正面導向。」

「懂的，懂的。」記者埋下頭，做起了筆記。

縣扶貧辦的羅副書記將老張和貧困戶們「各打五十大板」。斥責老張在扶貧時冒進後，他又說：「有些貧困戶就是沒有感恩之心。」羅書記記得，當地一位副局長曾為貧困戶出資買羊，搭建平台銷售。但巡視組的人下來檢查時，「他（貧困戶）竟然說這個局長一般般！竟然說一般般！」

「我說他腦袋有問題。」羅書記說，「他生怕說這個幫扶人好，自己脱貧了，補助馬上被抽走。」另一次，是他為貧困戶申請住房補助。建好新房後，貧困戶向他提出要求：「要裝好門窗才住進去。」

駐村幹部唐煌也有過類似經歷。2017年，他加入扶貧工作，從上個幹部中接手3戶貧困戶。其中一戶是單身漢，55歲，不種地、不工作，嗜賭成性。唐煌為他在市裏的工廠尋了個工作，「他說身體受不了累。」唐煌又拜託戰友在一間酒店找了個夜間保安的工作，月薪2500元左右，晚十朝八，還包早餐。但對方以工資太低為由推辭。此後兩人越來越熟，有一次，對方主動拿出自己的存款賬戶給唐煌看——12萬。「他媽的，比老子還有錢。」

一走進貧困戶的房子，巡視組就跑到廁所摸毛巾，看毛巾「濕不濕」，或檢查駐村幹部卧室的枕巾上是否有頭髮，以此驗證扶貧幹部是否履行與貧困戶「同吃同住」的原則。

唐煌說，這是最開始審核機制沒有精準識別造成的。要剔除不符標準的貧困戶，需啟動重新識別，填表、打分，立檔案，上報審核一整套程序，耗時長達半年，「領導們肯定覺得麻煩了。」

幹部們滿腹委屈的背後是一套嚴密的考核機制。隨着2020年臨近，扶貧檢查的力度越來越強。唐煌記得，「一年大檢查三次，小檢查數不清」，到了年底，全體幹部要迎接「四合一」大檢查——即加大基礎建設，解決就業問題，給於最低保，低收入家庭補助綜合管理。

除了檢查貧困戶的生產、就業率，一走進貧困戶的房子，巡視組的人就跑到廁所摸毛巾，看毛巾「濕不濕」，或檢查駐村幹部卧室的枕巾上是否有頭髮，以此驗證扶貧幹部是否履行與貧困戶「同吃同住」的原則。

因為在檢查中被扣18分，縣裏主管扶貧的副書記連夜趕赴上級政府所在地，在辦公室裏寫反思、作檢討，至今沒讓回家。

最害怕的是巡視組詢問貧困戶幫扶幹部「怎麼樣」。由於表達力不強，不少貧困戶回答「還可以」，這在當地語境中是「較好」的意思。但在巡視組的理解中，它成為扶貧幹部工作「馬馬虎虎」的證據。去年，一位幫扶幹部因為被貧苦戶評價「還可以」遭到處理，寫檢查、扣績效。

就在12月3日啟動的「四合一」大檢查中，唐煌所在縣被扣掉18分——這已遠超規定的10分上限。為了解釋這8分的差距，縣裏主管扶貧的副書記連夜趕赴上級政府所在地，在辦公室裏寫反思、作檢討，至今沒讓回家。

在「黨的領導高於一切」的指導精神下，黨建也成為扶貧的重要任務。「它比扶貧重要多了。」唐煌記得，黨建細化成「三會一課」，即黨員大會、支委會、黨小組會，貧困戶還要按時上好黨課。每次召開大會，與會成員還要開展相互批評和自我批評。在當地扶貧考核app上，駐村幹部每次下鄉都要拍照、簽到，被稱為「雁過留痕」。

另一個扶貧標準是「八九不離十」。唐煌解釋，「幹部一年要在自然村裏召開80場會，村裏90%的人能認識，100%的農戶要走到位」。「這根本做不到。」唐煌說，不少村民外出務工，「你憑什麼要人家認識你？」

遊蕩久了，村民們懷疑自己被監視，主動拒絕了政府的幫助。「2000塊（政府為貧困戶提供的補助金）我不要了。你不要來麻煩我了。」但項目還得推進，幹部們就自掏腰包，買東西當作甜頭，請求貧困戶開大會。

「真他媽不太接地氣。」唐煌說。

「沒錢，要聽有錢人的話，有錢後，要努力表現自己的價值」

養雞風波告一段落，老張和村委幹部來不及覆盤，就籌備起下一個項目——種中藥，「我學藥的，這個好掌控。」他信心滿滿。

最後一次和老張見面是9月中，人脈雄厚的他已談好藥材經銷商。新一批的扶貧名單明顯變短，那些「要求太高，太難伺候的，就先不算在內，之後再說吧。」老張揮揮手，彷彿趕走了那些令他不適的人。

正值中秋節前夕，我跟隨老張探訪貧困戶，他們感恩戴德地從老張手上接過他在平價市場買來的月餅——20塊十幾個，並目送老張上車。

入夜後，老張搖身一變，成為歌樓酒肆裏、與前線的扶貧戰友們推杯換盞的座上賓。酒局上，有當地税務局的副局長和派出所所長，在所長妹妹開設的酒樓中，幹部們的話題圍繞在「投資買房增值最快」，「直升飛機是兩個還是三個螺旋槳的飛得快」上。

興頭上，扶貧也成為談資。其中一位抱怨：他每個月至少大半時間耗費在農村下鄉，實在是浪費人生。派出所所長立刻想出了轍：「無聊了就和貧困戶打打牌，會搓麻將的！」大夥哄堂大笑。

9月5日，市裏對全市脱貧攻堅先進集體和個人通報表彰，給扶貧典型戴大紅花、發獎金。清塘村的貧困戶中，唯楊華得到了這個機會，一些貧困戶得知此消息，為之譁然。

表彰大會當天一早，其他貧困戶羨慕地目送楊華被老張載着離開村莊——那又是個大晴天，明晃晃的太陽烤着家門前的稻穀，唐子玲雙手握緊耙稻穀的推板，說起她心裏的感覺，和去年看着雞被拉走時是一樣不知所措。「我們都向記者反映了，怎麼就他被表揚了呢？」唐子玲站在800塊錢的攝像頭下，被打回了原形。

楊華也並非對老張的養雞行動滿意。他告訴端傳媒，養雞三個月，他只拿到800塊，母親還被累病了。但在外遊歷的經歷告訴他，他還沒有能力質疑老張，要認清自己——「沒錢，要聽有錢人的話，有錢後，要努力表現自己的價值。」

「我已經很滿意了。」在一次有關扶貧運動的談話中，談及老張，他拼命點頭，「我相信在老張的幫助和國家的扶持下，我的日子會越來越好的。」

楊明、唐子玲、楊華、張德、張春、唐華、謝麗均為化名。報導中出現的村莊也被易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