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援介入才可自救？他們為何爭取《香港人權民主法》

“Fight for freedom, stand with Hong Kong.” 9月9日，大批市民喊著英文口號，參與「香港人權及民主法案祈禱會」，呼籲美國支持香港爭取自由和民主，一條美國法案罕有地成為香港抗爭現場的重要訴求。翌日，美國國會復會，《香港人權民主法》隨即排入議程，料本月中展開審議程序。而9月17日，香港眾志秘書長黃之鋒將和香港大專學界代表團等人赴美參與這一法案相關的國會聽證會。

這將是修例風波以來，香港的反對者再一次來到美國尋求外援。「若通過現有版本，最關鍵的是美國國務卿每年要交代香港是否仍是獨立關稅區，簡單來講，就是抓住你（香港的）要害！」黃之鋒對端傳媒說。

持續三個月的反修例運動觸發香港全面的管治危機以及市民對一國兩制的信任危機，與以往主要面向港府和中央施壓的策略不同，這一次，從傳統政客到民間抗爭者，均以史無前例的規模尋求國際援手。伴隨著運動的發展，國際遊說的焦點也在變化：從最初的反修例議題，到爭取國際關注《中英聯合聲明》的執行情況，以及香港警察執法問題，而最新的焦點，是爭取美國立法《香港人權民主法》。

將香港問題搬到國際舞臺的做法引起中國官方批評，被指是「勾結外部勢力」。在過去一個多月的四次國務院港澳辦記者會中，發言人楊光三次將矛頭指向外部力量，在最新的記者會上，楊光指責西方政客對香港事務「品頭論足」，「少數暴徒」跑到外國政府「乞求干涉」，充當外國勢力和反中亂港勢力的馬前卒，目的是「奪權特區的管治權」。

不過，對反對者而言，他們相信的是：敵人的敵人，或許可以交個朋友，而正與中國爆發貿易糾紛的美國則是制衡北京和特區政府的重要力量，而另外，面對中美博弈，美國也樂收一張「香港牌」。在此背景下，香港抗爭者常用的策略是：外媒曝光，在全球報章刊登廣告和投稿；聯繫不同國家政客，對外講述香港「受壓迫情況」；做政策遊說，爭取將貿易協定和香港人權狀況綁定等等。

「以前很多民主派、反對派覺得中港是一家人，有什麼事在北京和香港商討好就可以，不要找外人介入……（近年）看到打壓越來越嚴重，反彈的反應是『不行啦』，不找外人的話，你會不斷欺凌、abuse，一定要找外人介入才可以自救。」專研中美問題的美國約翰霍普金斯大學社會學系教授孔誥烽對端傳媒分析指出。

在香港抗爭者打開國際政治空間、修例風波愈發演變為大國外交事件之際，端傳媒訪問曾到訪美國講述香港情況的代表商界的建制派政黨自由黨黨魁鍾國斌和公民黨主席梁家傑、議員郭榮鏗、香港眾志黃之鋒、 大專學界國際事務代表團發言人張崑陽和專研中美關係的學者孔誥烽，嘗試去理解：不同政治人物為何推動《香港人權民主法》？年輕一代抗爭者和傳統泛民所做的國際遊說有何不同？他們分別在講怎樣的香港故事？建制派又如何應對？

從鄧小平到習近平，從李柱銘到黃之鋒

在國際連結上，22歲的香港眾志秘書長黃之鋒已駕輕就熟。「光環是用來燒的」，這是黃之鋒的名言，他要做的，正是依靠自己的形象和影響力引起包括美國在內的國際社會對香港問題的關注。

「（這場反修例運動）就像是維基百科和大英百科全書，沒有一個編輯委員會，大家specialized大家做的事（大家做自己最專長的事）。」黃之鋒對端傳媒說。而他擅長的，正是從一個行動者的角度講好香港故事，為了令香港信息在英文社群中傳遞，他說現在自己經營twitter的時間比Facebook還多。

對於許多外國記者來說，香港的歷史、制度和脈絡並不容易瞬間理解。黃之鋒說，他要做的是簡明扼要地講述香港，爭取他們同情和支持。對著不太熟悉香港情況的傳媒，他會用極簡單的bite：“withdraw the bill，stop police brutality，free election”，幾秒讓對方明白示威者的訴求。而外國傳媒常常認為對話可以解決分歧，黃之鋒就說，「民主社會對話是ok的，但這是獨裁政權，吾爾開希在北京見完都會屠城」，令對方快速明白香港的處境。

除了面向媒體以外，黃之鋒和香港眾志還依靠海量的外訪和會見外國政治人物，講述香港故事。香港左派報章《大公報》曾於8月8日報道，黃之鋒等人與美國駐港澳總領事館的政治部主管會面，就此被親建制媒體指控為「勾結外國勢力」。黃之鋒說，他和各國領事一直保持聯絡，不過對他而言，領事在外交系統的體系職級較低，他們更樂於見國會議員。而黃之鋒採取的策略，是盡量爭取跨黨派的支持。

據黃之鋒透露，去年眾志外訪十幾個國家，今年計畫外訪近20次。而早在修例風波爆發後，香港眾志的羅冠聰就和民主黨創黨主席、資深大律師李柱銘等人就組成「反對修例美加團」，在5月份會見加拿大和美國政界人士。

這樣的國際遊說團在香港政壇並不是一道陌生的風景。早於30年前，李柱銘等傳統民主派就在美國對華政策中嘗試遊說，並成為美國對港政策《美國-香港政策法》的重要推手。八九六四爆發後，香港對「一國兩制」亮起信心紅燈，而美國開始醞釀一項全面的對港政策，同時又要求中國改善人權，否則取消對中國的最惠國待遇地位。當時是香港民主運動領袖的李柱銘，在美國調整對中國和香港政策之際都發揮遊說作用。

李柱銘在90年代多次訪美，游說美國延續給予中國貿易最惠國待遇，擔心制裁中國經濟波及香港。其後在2000年，他亦遊說多名美國國會議員支持中國加入世貿，通過中國永久正常貿易關係的法案。李柱銘當時相信，中國加入世貿，有助改善法治、人權和民主狀況，而這個想法，與克林頓時代的對華全面接觸政策互相呼應。在香港政策方面，李柱銘被指曾建議參議員麥康奈爾(Mitch McConnell) 牽頭制定《美國-香港政策法》，又出席國會聽證會陳述香港情況。

最終，《美國-香港政策法》在1992年立法，為美國對港政策定下基調。這個法案承認「一國兩制」的事實，確認香港在國際上和中國有不同待遇，其中包括視香港為「獨立關稅區」，美國願意於貿易、投資、出入境、航運、國際協議等給予香港區別於大陸的待遇，從而保障香港國際金融及經貿中心的地位。根據法案，美國國務院在香港回歸後首10年，每年提交《美國香港政策法》報告，檢視香港特區自治情況，以決定美國是否視香港為獨立於中國的「非主權實體」。這一慣例原本在2007年已停止，但在雨傘運動後，於2015年重新恢復。

儘管李柱銘被中國官方指控利用外國勢力對抗北京，但孔誥烽指出，李柱銘在90年代遊說美國國會取消制裁中國，其實是「幫中國講話」，「希望賣個人情給北京」，讓北京知道他們為國家好，從而給予更多的空間民主派和香港。孔誥烽亦稱，《美國-香港政策法》有利於中國經濟發展，因為法案保障香港作為中國的離岸金融中心，為中國企業提供上市和專業商業服務，而美國差別對待香港與中國的出口，令中國繞過美國敏感高科技的管制，在香港獲得這些技術。

整體而言，孔誥烽相信，香港的傳統民主派很受美國90年代主流對華的接觸政策（engagement）影響，認為若中國和世界的經濟來往更多，民主就會到來，對港政策亦會更加寬鬆。

然而，從鄧小平年代來到習近平年代，這一套論述已經破產。現在，香港抗爭者信奉的是美國對華強硬的新共識。黃之鋒說，自己已完全不相信那一套「中國經濟崛起、人民富強、中產崛起就民主體制」的論述，因此，他在國際場合並不會像90年代的李柱銘那樣，留一手幫中國講話，而是「唱衰北京」，希望國際壓力可以「出口轉內銷」，向北京施壓。

黃之鋒解釋，李柱銘在國際社會喜歡講鄧小平的故事，強調鄧小平當初允諾「一國兩制」，但北京現在破壞承諾，港人只是爭取真正的「港人治港」，而他則選擇直接講習近平的故事，因為大家對習近平更熟悉和有感覺。這個故事的框架是「大衛和哥利亞」的故事，他會解釋，香港的抗爭之所以這麼大規模，因為對抗的當權者已「從President Xi變成Emperor Xi」（從習主席變成習皇帝），令香港過去五年“lawmaker will unseat, activist will jail, book sellers will kidnap, foreign correspondent will expel .”（立法會議員會褫奪席位，行動者會被囚禁，書商會被綁架，外國記者會被驅逐。）所以，他會描述「香港就是中美新冷戰的前沿」，“Victory for Hong Kong is victory for free world .” （香港的勝利就是自由世界的勝利。）

香港眾志：「政治自由取決於北京，經濟自由取決於西方」

在習近平成為全球威權象徵的背景之下，黃之鋒極力喚起美國支持香港的民主運動，尤其透過遊說《香港人權民主法》。

黃之鋒是最早關注和推動這條法案的香港政治人物之一，一切始於李柱銘的一次邀請。2015年，雨傘運動後的低潮期，他首次和李柱銘等人去美國，其中有談論《香港人權民主法》。這次之後，黃之鋒慢慢建立人脈，知道怎樣跟美國政界人物打交道，也接通李柱銘曾經走過的國際連結之路。

《香港人權民主法》脫胎自2014年11月，當時雨傘運動仍在進行，美國國會及行政當局中國委員會提出新法案，但一直未在國會審議。現有的法案版本已是第四版，在6月《逃犯條例》修訂爭議中提出。

孔誥烽說，新法案是現有的《美國香港政策法》的加強版：美國國務卿將每年撰寫報告，以更具體的要求考核香港的自治狀況，決定是否延續對港的特殊經貿待遇；法案現有版本對香港官員設有制裁機制，可將損害香港民主人權的官員列入黑名單，禁止入境美國和凍結美國的資產；草案亦列明因參與2014年社會運動或人權事務而留有案底或是判囚人士，在申請美國簽證時不會視作「犯罪紀錄」；美國商務部須向國會提交報告，審視北京有否藉香港在一國、大灣區的角色「偷入」及「偷用」美國敏感技術，相關技術是否用在「社會信用系統」及其他大規模監控設備等；法案又支持以公開及直接的方法，在2020年普選立法會和以自由及公平的提名方法，選舉行政長官，又有條文列明假若23條立法，總統就需要作出行動中止香港特殊待遇。

簡單而言，法案將更具體地把香港的民主、自由和人權狀況和美國對港特殊待遇掛鉤。

自2016年開始，香港眾志多番訪美遊說法案，按黃之鋒的理解，過往美國會否延續對港特殊待遇由美國總統決定，新法案政則將部分權力下放予國務卿，雖然美國總統還是有最終決定，但國務卿每年需向國會表態。黃之鋒認為，通過人權民主法不代表香港就有民主，制裁機制亦未必會啟用，但法案起碼提供方法抓緊中港政府的要害，亦可以增加示威者一方的籌碼，推進民主運動。「Political freedom depends on Beijing，but economy depends on Western countries……手握香港經濟自由要害的那個，不是北京，而是西方國家。」黃之鋒說。

黃之鋒說，過往基於民族主義情意結、中產崛起換來民主的神話，以及害怕制裁香港會「攬炒」（編按：粵語，大意為同歸於盡），香港沒有人要求國際制裁中國和香港，但現在，香港眾志已沒有這樣的紅線，在特定的條件下，如通過《逃犯條例》修訂、動用《緊急法》或出動解放軍下，他們也支持取消香港獨立關稅區。

梁家傑、郭榮鏗：支持《香港人權民主法》，反對取消獨立關稅區

比起《香港人權民主法》，公民黨早期國際交流的重心仍然是《美港關係法》。本身為法律界功能組別議員的郭榮鏗強調，自己代表的是香港中間派和專業人士的看法。

2018年末，美中經濟與安全審議委員會發表報告，建議審視美國的軍民兩用科技出口管制政策中把香港和中國作為兩個關稅區對待的做法是否恰當，郭榮鏗就此前往美國「摸底」，了解美國政界對香港政策法的看法，他游說美國不要改變對港政策，維持香港獨立關稅區地位。

而自政府提出《逃犯條例》修訂，郭榮鏗說公民黨更加大力投入國際連結，分別在3月訪美和8月訪美。今年11月，郭榮鏗亦會去聯合國出席聆訊。在最近8月19日-22日的外訪中，郭榮鏗和楊岳橋、涂謹申、葉建源和建制派議員葉劉淑儀、鍾國斌等亦出席「香港-美國立法機關交流團」等活動，其間郭榮鏗和楊岳橋第一次明確表態支持《香港人權民主法》。上週，公民黨全體立法會議員亦致函美國國會兩黨領袖，促請他們盡快完成《香港人權民主法》的立法程序。

「中共、林鄭已經做到這麼明顯，現在害我們去到萬丈深淵，破壞香港一制的價值和制度，有人（美國）的出發點是為了自己，副作用是幫到我們，何樂而不為？」公民黨主席梁家傑對端傳媒表示。

梁家傑指出，國際外交從來都以本國利益為出發，他理解《香港人權民主法》的用意首先是保障美國在港國民的利益，確保香港不是中共的「白手套」和「扯線公仔」，不會因中共利益而不履行國際協議，如轉運美國的軍民兩用科技予內地，於是定期審視《美港關係法》的基礎、香港自主權是否改變，而副作用才是保証香港的自由、人權、法治和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他強調，香港的民主是要自己爭取的。

梁家傑形容，現在的美國立法是林鄭和中央政府「惡果自招」的。他笑說，林鄭比他更似「漢奸」，因為林鄭堅持推「送中」條例，主動為美國政界輸送彈藥，造就眾議院議長佩洛西等反共政客捉住這個千載難逢的機會，壓制美國的親華勢力，亦令香港成為中美博弈的棋子。

就香港的局勢，美國可以立法《香港人權民主法》，亦有人提倡「攬炒」，直接取消《美港關係法》逼使中港政府讓步，郭榮鏗並不主張一下子改變《美港關係法》。他認為，社會應更聚焦制裁侵害人權的官員，因為《美港關係法》是香港唯一的保護網，一旦取消獨立關稅區，後果由社會整體承擔，而不是權貴和當權者。

「權貴有得走，一般香港人不可以走，你連這個香港獨特性都沒了，他（中央）出解放軍，就不用理了，當你是新疆、西藏一樣，想怎樣就怎樣。」郭榮鏗說。

鍾國斌：「你要回答（美國）那些問題，當他們是老師，說給老師知。」

與民主派議員和抗爭者相比，建制派議員在《香港人權民主法》並沒積極發聲，自由黨黨魁鍾國斌是少數到訪美國表達憂慮的建制派議員。

在8月的「香港-美國立法機關交流團」，原本同時有4位民主派議員和4位建制派議員應邀出訪，但後來兩名建制派議員爽約，建制派剩下自由黨的鍾國斌和新民黨的葉劉淑儀。「這是好的交流，起碼大家都互相了解，不會讓人感覺過往一直都是泛民去外國，起碼我們講我們那套，（可以）平衡聲音。」鍾國斌說。

一個香港，各自表述，那麼建制派的一套是怎樣的？鍾國斌說，他對美國議員解釋，「感覺上好像香港的人權和自由削弱，但事實上並沒有，你見到過去每個星期都有遊行、示威，甚至堵路事件，任何一個西方國家容不容許這樣做呀？」

鍾國斌說，他從美國國會議員了解到，香港問題一直不是美國的風眼，直到這兩個月的《逃犯條例》修訂風波發生，《香港人權民主法》才引起關注，希望藉立法保障美國國民在港利益。鍾國斌於是跟對方解釋，《逃犯條例》修訂已經不會再推，因此《香港人權民主法》「無需要，無實際用途」。

「這些民主人權條例美國經常都用，大部分都針對第三世界、發展中國家和極權國家，」鍾國斌對美國議員說，「我們又不是極權國家，又不是發展中國家，香港人跟你們思維很相似，亦都是用西方那一套法治，我不明白為什麼要用這樣的條例針對香港。你說中美貿易戰，應該針對中國，而不是針對香港。」

鍾國斌又強調，制裁個別官員未必可以影響香港的施政，那些官員大可不入境美國，「現在香港出現的情況，就是特首問題，特首如果忽然之間換了的話，新特首處理的方法完全唔同，那就不會有這些問題出現。」

面對美國和不同國家對香港和一國兩制的憂慮，鍾國斌強調，美國認為香港要有真正的自治，但這個說法並沒有清晰的定義，而且基本法寫明的是「高度自治」，並不是百分百自治。他建議，特首應在立法前後做一些國際遊說工作，羅列證據，跟美國和國際社會解釋清楚，香港還是「保持既往的法治、開放度和自由度，還是一個有吸引力的國際城市」。

不過，由特區政府去美國遊說會否引起北京的不滿？鍾國斌認為，特首的角色就是一國和兩制間的橋樑，要向中央在一國之下爭取兩制的空間，「在這種局勢下（特首）更加要跟北京政府解釋，香港的獨特情況就是跟中國其他城市有分別，我們是一個國際城市。」

「（這是）考試嘛，你要回答（美國）那些問題，當他們是老師，說給老師知，我們完全沒有這樣，我們的答案是這樣這樣。」鍾國斌說。

「現在既然未死，為什麼要自殺？」

特區政府的答卷日前終於出現。香港政府在9月9日香港人權民主法集會後，表示對美國國會議員提出《香港人權民主法》草案表示遺憾，重申外國議會「不應以任何形式干預香港特區內部事務」，而《基本法》賦予香港作為單獨的關稅地區，擁有貿易自主，絕非其他國家施予。與此同時，香港政府最近亦罕有地在澳洲、北美洲、歐洲和亞洲等主要報章刊載全版廣告，表示香港社會仍然穩定，強調政府會堅定不移地落實一國兩制。

不過，目前香港的反對派表明支持《香港人權民主法》，而美國國會亦蓄勢待發，香港國際關係學者沈旭暉就在評論中指出，「無論北京怎樣評價，也令美國作為香港持份者的客觀事實表露無遺」。沈旭暉預期，「就算法案把2020年雙普選列為檢討《香港政策法》的建議條件，而不是強制條件（最終字眼待定），這樣的一年一度角力，就像九十年代的最惠國待遇年度討價還價，足以令北京麻煩不已。」

目前，美國在香港利益龐大。其中，美國駐港公司有1351間，佔外商在港的第三位，當中又有290間地區總部，是所有外資在港設置地區總部最多的國家，另外，美國對港貿易順差達331億美元，是美國最大貿易順差的經濟體。不過，過去半年多次對《逃犯條例》修訂表達憂慮的美國商會至今未表達對《香港人權民主法》的立場。

孔誥烽認為，美國商界對此法案並不會反對，因為立法代表美國加強對香港自治狀況的保護，令中國的政治不直接介入，對香港對駐港的美商都好處。他說，外商會擔心若香港的自治不夠堅挺，中國政府或會因經貿摩擦報復在香港的外商，所以「保存民主、人權、防止中國直接過份的干預」，符合香港外商的利益，而他們亦希望一個有競爭性的選舉，可以令這種保護更加堅挺。

不過，鍾國斌則認為，香港商界不會支持這條法案，因為立法後商界在心理上會感到壓力，不知道外國會怎樣看待香港，影響香港的國際觀感。退後一步，站在商界的立場，鍾國斌認為香港處在中美兩個巨人之間，若處理得當，本來可以在中美貿易戰得益，兩邊通殺，但他認為特區政府處理不當，已經把香港捲入中美關係的漩渦之中。

漩渦之中，梁家傑認為先不要「攬炒」和「自殺」。他打比喻說，當前的形勢是香港已變成中國的人質，被習近平用槍指著向美國拿贖款，爭取更大的貿易利益。「情況發展下去一步步再審視（取消《美港關係法》）啦，（現階段）沒理由人質自殺，自殺就是即死。」梁家傑認為，香港對中共仍有利用價值，現階段還可用人質身份盡力求存，看看中共可以讓多少給香港。

「火鳳凰式的重生要看講有沒有機會，鳳凰可以燒了之後，不能重生，現在既然未死，為什麼要自殺？」

就整個中美關係來看，梁家傑說，這一刻已不相信美國對華接觸政策（Engagement），因為國際社會已給了中國20年機會，但中國背道而馳，貿易上沒有開放市場，建立法律保障個人自由，規管公權力行使的制度，又不遵守《中英聯合聲明》，保障香港人的生活方式不變。他希望，自己還可以再相信接觸政策，前提是中國政府做一些令人相信的舉動，比如遵守《中英聯合聲明》在內國際協議。

不過，更年輕一代的政治人物和抗爭者已經不再相信。他們計畫拋棄過往傳統泛民的包袱，做出制裁和抵抗中國的主張。面向重要國家，他們爭取將對港貿易協定和香港民主、自由和人權狀況掛鉤。9月10日，黃之鋒在柏林會見德國外交部長，主張德國延遲與中國及港方的貿易談判，直至人權問題納入談判議程，以及研究推動德國版《香港人權民主法》的可能。

而除了香港眾志之外，一些更年輕的力量也在湧現。7月末，大專學界國際事務代表團成立，由香港12間大專院校的學生會成員組成，目標是以「民間外交形式，把香港問題推向國際」。在國際遊說的道路上，張崑陽邊做邊學，早前鑽研貿易協定的條文，讀書惡補，請教大學老師彌補知識，為澳洲遊說做好準備。張崑陽主張，澳洲應該擱置與香港政府簽訂的貿易協定，甚至使用《反外國干預法》抵抗中國銳實力入侵澳洲社會。他認為，美國是民間外交最重要的國家。因此，學界代表團的首要任務，是動員各界支持《香港人權民主法》，促使其能夠在美國國會迅速通過，以建立具約束力的機制，保障香港之自治權免受中共干預。

張崑陽認為，民間外交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夠做好，而是「揼石仔」的工作，需要慢慢建立網絡，在9月17日，他將和黃之鋒一起，作為香港代表出席美國國會的聆訊。香港捲入中美博弈的故事，才剛剛開始。

（端傳媒實習記者 梁中勝 對本文亦有重要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