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援介入才可自救？他们为何争取《香港人权民主法》

“Fight for freedom, stand with Hong Kong.” 9月9日，大批市民喊著英文口号，参与“香港人权及民主法案祈祷会”，呼吁美国支持香港争取自由和民主，一条美国法案罕有地成为香港抗争现场的重要诉求。翌日，美国国会复会，《香港人权民主法》随即排入议程，料本月中展开审议程序。而9月17日，香港众志秘书长黄之锋将和香港大专学界代表团等人赴美参与这一法案相关的国会听证会。

这将是修例风波以来，香港的反对者再一次来到美国寻求外援。“若通过现有版本，最关键的是美国国务卿每年要交代香港是否仍是独立关税区，简单来讲，就是抓住你（香港的）要害！”黄之锋对端传媒说。

持续三个月的反修例运动触发香港全面的管治危机以及市民对一国两制的信任危机，与以往主要面向港府和中央施压的策略不同，这一次，从传统政客到民间抗争者，均以史无前例的规模寻求国际援手。伴随著运动的发展，国际游说的焦点也在变化：从最初的反修例议题，到争取国际关注《中英联合声明》的执行情况，以及香港警察执法问题，而最新的焦点，是争取美国立法《香港人权民主法》。

将香港问题搬到国际舞台的做法引起中国官方批评，被指是“勾结外部势力”。在过去一个多月的四次国务院港澳办记者会中，发言人杨光三次将矛头指向外部力量，在最新的记者会上，杨光指责西方政客对香港事务“品头论足”，“少数暴徒”跑到外国政府“乞求干涉”，充当外国势力和反中乱港势力的马前卒，目的是“夺权特区的管治权”。

不过，对反对者而言，他们相信的是：敌人的敌人，或许可以交个朋友，而正与中国爆发贸易纠纷的美国则是制衡北京和特区政府的重要力量，而另外，面对中美博弈，美国也乐收一张“香港牌”。在此背景下，香港抗争者常用的策略是：外媒曝光，在全球报章刊登广告和投稿；联系不同国家政客，对外讲述香港“受压迫情况”；做政策游说，争取将贸易协定和香港人权状况绑定等等。

“以前很多民主派、反对派觉得中港是一家人，有什么事在北京和香港商讨好就可以，不要找外人介入......（近年）看到打压越来越严重，反弹的反应是‘不行啦’，不找外人的话，你会不断欺凌、abuse，一定要找外人介入才可以自救。”专研中美问题的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孔诰烽对端传媒分析指出。

在香港抗争者打开国际政治空间、修例风波愈发演变为大国外交事件之际，端传媒访问曾到访美国讲述香港情况的代表商界的建制派政党自由党党魁钟国斌和公民党主席梁家杰、议员郭荣铿、香港众志黄之锋、 大专学界国际事务代表团发言人张昆阳和专研中美关系的学者孔诰烽，尝试去理解：不同政治人物为何推动《香港人权民主法》？年轻一代抗争者和传统泛民所做的国际游说有何不同？他们分别在讲怎样的香港故事？建制派又如何应对？

从邓小平到习近平，从李柱铭到黄之锋

在国际连结上，22岁的香港众志秘书长黄之锋已驾轻就熟。“光环是用来烧的”，这是黄之锋的名言，他要做的，正是依靠自己的形象和影响力引起包括美国在内的国际社会对香港问题的关注。

“（这场反修例运动）就像是维基百科和大英百科全书，没有一个编辑委员会，大家specialized大家做的事（大家做自己最专长的事）。”黄之锋对端传媒说。而他擅长的，正是从一个行动者的角度讲好香港故事，为了令香港信息在英文社群中传递，他说现在自己经营twitter的时间比Facebook还多。

对于许多外国记者来说，香港的历史、制度和脉络并不容易瞬间理解。黄之锋说，他要做的是简明扼要地讲述香港，争取他们同情和支持。对著不太熟悉香港情况的传媒，他会用极简单的bite：“withdraw the bill，stop police brutality，free election”，几秒让对方明白示威者的诉求。而外国传媒常常认为对话可以解决分歧，黄之锋就说，“民主社会对话是ok的，但这是独裁政权，吾尔开希在北京见完都会屠城”，令对方快速明白香港的处境。

除了面向媒体以外，黄之锋和香港众志还依靠海量的外访和会见外国政治人物，讲述香港故事。香港左派报章《大公报》曾于8月8日报道，黄之锋等人与美国驻港澳总领事馆的政治部主管会面，就此被亲建制媒体指控为“勾结外国势力”。黄之锋说，他和各国领事一直保持联络，不过对他而言，领事在外交系统的体系职级较低，他们更乐于见国会议员。而黄之锋采取的策略，是尽量争取跨党派的支持。

据黄之锋透露，去年众志外访十几个国家，今年计划外访近20次。而早在修例风波爆发后，香港众志的罗冠聪就和民主党创党主席、资深大律师李柱铭等人就组成“反对修例美加团”，在5月份会见加拿大和美国政界人士。

这样的国际游说团在香港政坛并不是一道陌生的风景。早于30年前，李柱铭等传统民主派就在美国对华政策中尝试游说，并成为美国对港政策《美国-香港政策法》的重要推手。八九六四爆发后，香港对“一国两制”亮起信心红灯，而美国开始酝酿一项全面的对港政策，同时又要求中国改善人权，否则取消对中国的最惠国待遇地位。当时是香港民主运动领袖的李柱铭，在美国调整对中国和香港政策之际都发挥游说作用。

李柱铭在90年代多次访美，游说美国延续给予中国贸易最惠国待遇，担心制裁中国经济波及香港。其后在2000年，他亦游说多名美国国会议员支持中国加入世贸，通过中国永久正常贸易关系的法案。李柱铭当时相信，中国加入世贸，有助改善法治、人权和民主状况，而这个想法，与克林顿时代的对华全面接触政策互相呼应。在香港政策方面，李柱铭被指曾建议参议员麦康奈尔(Mitch McConnell) 牵头制定《美国-香港政策法》，又出席国会听证会陈述香港情况。

最终，《美国-香港政策法》在1992年立法，为美国对港政策定下基调。这个法案承认“一国两制”的事实，确认香港在国际上和中国有不同待遇，其中包括视香港为“独立关税区”，美国愿意于贸易、投资、出入境、航运、国际协议等给予香港区别于大陆的待遇，从而保障香港国际金融及经贸中心的地位。根据法案，美国国务院在香港回归后首10年，每年提交《美国香港政策法》报告，检视香港特区自治情况，以决定美国是否视香港为独立于中国的“非主权实体”。这一惯例原本在2007年已停止，但在雨伞运动后，于2015年重新恢复。

尽管李柱铭被中国官方指控利用外国势力对抗北京，但孔诰烽指出，李柱铭在90年代游说美国国会取消制裁中国，其实是“帮中国讲话”，“希望卖个人情给北京”，让北京知道他们为国家好，从而给予更多的空间民主派和香港。孔诰烽亦称，《美国-香港政策法》有利于中国经济发展，因为法案保障香港作为中国的离岸金融中心，为中国企业提供上市和专业商业服务，而美国差别对待香港与中国的出口，令中国绕过美国敏感高科技的管制，在香港获得这些技术。

整体而言，孔诰烽相信，香港的传统民主派很受美国90年代主流对华的接触政策（engagement）影响，认为若中国和世界的经济来往更多，民主就会到来，对港政策亦会更加宽松。

然而，从邓小平年代来到习近平年代，这一套论述已经破产。现在，香港抗争者信奉的是美国对华强硬的新共识。黄之锋说，自己已完全不相信那一套“中国经济崛起、人民富强、中产崛起就民主体制”的论述，因此，他在国际场合并不会像90年代的李柱铭那样，留一手帮中国讲话，而是“唱衰北京”，希望国际压力可以“出口转内销”，向北京施压。

黄之锋解释，李柱铭在国际社会喜欢讲邓小平的故事，强调邓小平当初允诺“一国两制”，但北京现在破坏承诺，港人只是争取真正的“港人治港”，而他则选择直接讲习近平的故事，因为大家对习近平更熟悉和有感觉。这个故事的框架是“大卫和哥利亚”的故事，他会解释，香港的抗争之所以这么大规模，因为对抗的当权者已“从President Xi变成Emperor Xi”（从习主席变成习皇帝），令香港过去五年“lawmaker will unseat, activist will jail, book sellers will kidnap, foreign correspondent will expel .”（立法会议员会褫夺席位，行动者会被囚禁，书商会被绑架，外国记者会被驱逐。）所以，他会描述“香港就是中美新冷战的前沿”，“Victory for Hong Kong is victory for free world .” （香港的胜利就是自由世界的胜利。）

香港众志：“政治自由取决于北京，经济自由取决于西方”

在习近平成为全球威权象征的背景之下，黄之锋极力唤起美国支持香港的民主运动，尤其透过游说《香港人权民主法》。

黄之锋是最早关注和推动这条法案的香港政治人物之一，一切始于李柱铭的一次邀请。2015年，雨伞运动后的低潮期，他首次和李柱铭等人去美国，其中有谈论《香港人权民主法》。这次之后，黄之锋慢慢建立人脉，知道怎样跟美国政界人物打交道，也接通李柱铭曾经走过的国际连结之路。

《香港人权民主法》脱胎自2014年11月，当时雨伞运动仍在进行，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提出新法案，但一直未在国会审议。现有的法案版本已是第四版，在6月《逃犯条例》修订争议中提出。

孔诰烽说，新法案是现有的《美国香港政策法》的加强版：美国国务卿将每年撰写报告，以更具体的要求考核香港的自治状况，决定是否延续对港的特殊经贸待遇；法案现有版本对香港官员设有制裁机制，可将损害香港民主人权的官员列入黑名单，禁止入境美国和冻结美国的资产；草案亦列明因参与2014年社会运动或人权事务而留有案底或是判囚人士，在申请美国签证时不会视作“犯罪纪录”；美国商务部须向国会提交报告，审视北京有否藉香港在一国、大湾区的角色“偷入”及“偷用”美国敏感技术，相关技术是否用在“社会信用系统”及其他大规模监控设备等；法案又支持以公开及直接的方法，在2020年普选立法会和以自由及公平的提名方法，选举行政长官，又有条文列明假若23条立法，总统就需要作出行动中止香港特殊待遇。

简单而言，法案将更具体地把香港的民主、自由和人权状况和美国对港特殊待遇挂钩。

自2016年开始，香港众志多番访美游说法案，按黄之锋的理解，过往美国会否延续对港特殊待遇由美国总统决定，新法案政则将部分权力下放予国务卿，虽然美国总统还是有最终决定，但国务卿每年需向国会表态。黄之锋认为，通过人权民主法不代表香港就有民主，制裁机制亦未必会启用，但法案起码提供方法抓紧中港政府的要害，亦可以增加示威者一方的筹码，推进民主运动。“Political freedom depends on Beijing，but economy depends on Western countries…...手握香港经济自由要害的那个，不是北京，而是西方国家。”黄之锋说。

黄之锋说，过往基于民族主义情意结、中产崛起换来民主的神话，以及害怕制裁香港会“揽炒”（编按：粤语，大意为同归于尽），香港没有人要求国际制裁中国和香港，但现在，香港众志已没有这样的红线，在特定的条件下，如通过《逃犯条例》修订、动用《紧急法》或出动解放军下，他们也支持取消香港独立关税区。

梁家杰、郭荣铿：支持《香港人权民主法》，反对取消独立关税区

比起《香港人权民主法》，公民党早期国际交流的重心仍然是《美港关系法》。本身为法律界功能组别议员的郭荣铿强调，自己代表的是香港中间派和专业人士的看法。

2018年末，美中经济与安全审议委员会发表报告，建议审视美国的军民两用科技出口管制政策中把香港和中国作为两个关税区对待的做法是否恰当，郭荣铿就此前往美国“摸底”，了解美国政界对香港政策法的看法，他游说美国不要改变对港政策，维持香港独立关税区地位。

而自政府提出《逃犯条例》修订，郭荣铿说公民党更加大力投入国际连结，分别在3月访美和8月访美。今年11月，郭荣铿亦会去联合国出席聆讯。在最近8月19日-22日的外访中，郭荣铿和杨岳桥、涂谨申、叶建源和建制派议员叶刘淑仪、钟国斌等亦出席“香港-美国立法机关交流团”等活动，其间郭荣铿和杨岳桥第一次明确表态支持《香港人权民主法》。上周，公民党全体立法会议员亦致函美国国会两党领袖，促请他们尽快完成《香港人权民主法》的立法程序。

“中共、林郑已经做到这么明显，现在害我们去到万丈深渊，破坏香港一制的价值和制度，有人（美国）的出发点是为了自己，副作用是帮到我们，何乐而不为？”公民党主席梁家杰对端传媒表示。

梁家杰指出，国际外交从来都以本国利益为出发，他理解《香港人权民主法》的用意首先是保障美国在港国民的利益，确保香港不是中共的“白手套”和“扯线公仔”，不会因中共利益而不履行国际协议，如转运美国的军民两用科技予内地，于是定期审视《美港关系法》的基础、香港自主权是否改变，而副作用才是保证香港的自由、人权、法治和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他强调，香港的民主是要自己争取的。

梁家杰形容，现在的美国立法是林郑和中央政府“恶果自招”的。他笑说，林郑比他更似“汉奸”，因为林郑坚持推“送中”条例，主动为美国政界输送弹药，造就众议院议长佩洛西等反共政客捉住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压制美国的亲华势力，亦令香港成为中美博弈的棋子。

就香港的局势，美国可以立法《香港人权民主法》，亦有人提倡“揽炒”，直接取消《美港关系法》逼使中港政府让步，郭荣铿并不主张一下子改变《美港关系法》。他认为，社会应更聚焦制裁侵害人权的官员，因为《美港关系法》是香港唯一的保护网，一旦取消独立关税区，后果由社会整体承担，而不是权贵和当权者。

“权贵有得走，一般香港人不可以走，你连这个香港独特性都没了，他（中央）出解放军，就不用理了，当你是新疆、西藏一样，想怎样就怎样。”郭荣铿说。

钟国斌：“你要回答（美国）那些问题，当他们是老师，说给老师知。”

与民主派议员和抗争者相比，建制派议员在《香港人权民主法》并没积极发声，自由党党魁钟国斌是少数到访美国表达忧虑的建制派议员。

在8月的“香港-美国立法机关交流团”，原本同时有4位民主派议员和4位建制派议员应邀出访，但后来两名建制派议员爽约，建制派剩下自由党的钟国斌和新民党的叶刘淑仪。“这是好的交流，起码大家都互相了解，不会让人感觉过往一直都是泛民去外国，起码我们讲我们那套，（可以）平衡声音。”钟国斌说。

一个香港，各自表述，那么建制派的一套是怎样的？钟国斌说，他对美国议员解释，“感觉上好像香港的人权和自由削弱，但事实上并没有，你见到过去每个星期都有游行、示威，甚至堵路事件，任何一个西方国家容不容许这样做呀？”

钟国斌说，他从美国国会议员了解到，香港问题一直不是美国的风眼，直到这两个月的《逃犯条例》修订风波发生，《香港人权民主法》才引起关注，希望藉立法保障美国国民在港利益。钟国斌于是跟对方解释，《逃犯条例》修订已经不会再推，因此《香港人权民主法》“无需要，无实际用途”。

“这些民主人权条例美国经常都用，大部分都针对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和极权国家，”钟国斌对美国议员说，“我们又不是极权国家，又不是发展中国家，香港人跟你们思维很相似，亦都是用西方那一套法治，我不明白为什么要用这样的条例针对香港。你说中美贸易战，应该针对中国，而不是针对香港。”

钟国斌又强调，制裁个别官员未必可以影响香港的施政，那些官员大可不入境美国，“现在香港出现的情况，就是特首问题，特首如果忽然之间换了的话，新特首处理的方法完全唔同，那就不会有这些问题出现。”

面对美国和不同国家对香港和一国两制的忧虑，钟国斌强调，美国认为香港要有真正的自治，但这个说法并没有清晰的定义，而且基本法写明的是“高度自治”，并不是百分百自治。他建议，特首应在立法前后做一些国际游说工作，罗列证据，跟美国和国际社会解释清楚，香港还是“保持既往的法治、开放度和自由度，还是一个有吸引力的国际城市”。

不过，由特区政府去美国游说会否引起北京的不满？钟国斌认为，特首的角色就是一国和两制间的桥梁，要向中央在一国之下争取两制的空间，“在这种局势下（特首）更加要跟北京政府解释，香港的独特情况就是跟中国其他城市有分别，我们是一个国际城市。”

“（这是）考试嘛，你要回答（美国）那些问题，当他们是老师，说给老师知，我们完全没有这样，我们的答案是这样这样。”钟国斌说。

“现在既然未死，为什么要自杀？”

特区政府的答卷日前终于出现。香港政府在9月9日香港人权民主法集会后，表示对美国国会议员提出《香港人权民主法》草案表示遗憾，重申外国议会“不应以任何形式干预香港特区内部事务”，而《基本法》赋予香港作为单独的关税地区，拥有贸易自主，绝非其他国家施予。与此同时，香港政府最近亦罕有地在澳大利亚、北美洲、欧洲和亚洲等主要报章刊载全版广告，表示香港社会仍然稳定，强调政府会坚定不移地落实一国两制。

不过，目前香港的反对派表明支持《香港人权民主法》，而美国国会亦蓄势待发，香港国际关系学者沈旭晖就在评论中指出，“无论北京怎样评价，也令美国作为香港持份者的客观事实表露无遗”。沈旭晖预期，“就算法案把2020年双普选列为检讨《香港政策法》的建议条件，而不是强制条件（最终字眼待定），这样的一年一度角力，就像九十年代的最惠国待遇年度讨价还价，足以令北京麻烦不已。”

目前，美国在香港利益庞大。其中，美国驻港公司有1351间，占外商在港的第三位，当中又有290间地区总部，是所有外资在港设置地区总部最多的国家，另外，美国对港贸易顺差达331亿美元，是美国最大贸易顺差的经济体。不过，过去半年多次对《逃犯条例》修订表达忧虑的美国商会至今未表达对《香港人权民主法》的立场。

孔诰烽认为，美国商界对此法案并不会反对，因为立法代表美国加强对香港自治状况的保护，令中国的政治不直接介入，对香港对驻港的美商都好处。他说，外商会担心若香港的自治不够坚挺，中国政府或会因经贸摩擦报复在香港的外商，所以“保存民主、人权、防止中国直接过份的干预”，符合香港外商的利益，而他们亦希望一个有竞争性的选举，可以令这种保护更加坚挺。

不过，钟国斌则认为，香港商界不会支持这条法案，因为立法后商界在心理上会感到压力，不知道外国会怎样看待香港，影响香港的国际观感。退后一步，站在商界的立场，钟国斌认为香港处在中美两个巨人之间，若处理得当，本来可以在中美贸易战得益，两边通杀，但他认为特区政府处理不当，已经把香港卷入中美关系的漩涡之中。

漩涡之中，梁家杰认为先不要“揽炒”和“自杀”。他打比喻说，当前的形势是香港已变成中国的人质，被习近平用枪指著向美国拿赎款，争取更大的贸易利益。“情况发展下去一步步再审视（取消《美港关系法》）啦，（现阶段）没理由人质自杀，自杀就是即死。”梁家杰认为，香港对中共仍有利用价值，现阶段还可用人质身份尽力求存，看看中共可以让多少给香港。

“火凤凰式的重生要看讲有没有机会，凤凰可以烧了之后，不能重生，现在既然未死，为什么要自杀？”

就整个中美关系来看，梁家杰说，这一刻已不相信美国对华接触政策（Engagement），因为国际社会已给了中国20年机会，但中国背道而驰，贸易上没有开放市场，建立法律保障个人自由，规管公权力行使的制度，又不遵守《中英联合声明》，保障香港人的生活方式不变。他希望，自己还可以再相信接触政策，前提是中国政府做一些令人相信的举动，比如遵守《中英联合声明》在内国际协议。

不过，更年轻一代的政治人物和抗争者已经不再相信。他们计划抛弃过往传统泛民的包袱，做出制裁和抵抗中国的主张。面向重要国家，他们争取将对港贸易协定和香港民主、自由和人权状况挂钩。9月10日，黄之锋在柏林会见德国外交部长，主张德国延迟与中国及港方的贸易谈判，直至人权问题纳入谈判议程，以及研究推动德国版《香港人权民主法》的可能。

而除了香港众志之外，一些更年轻的力量也在涌现。7月末，大专学界国际事务代表团成立，由香港12间大专院校的学生会成员组成，目标是以“民间外交形式，把香港问题推向国际”。在国际游说的道路上，张昆阳边做边学，早前钻研贸易协定的条文，读书恶补，请教大学老师弥补知识，为澳大利亚游说做好准备。张昆阳主张，澳大利亚应该搁置与香港政府签订的贸易协定，甚至使用《反外国干预法》抵抗中国锐实力入侵澳大利亚社会。他认为，美国是民间外交最重要的国家。因此，学界代表团的首要任务，是动员各界支持《香港人权民主法》，促使其能够在美国国会迅速通过，以建立具约束力的机制，保障香港之自治权免受中共干预。

张昆阳认为，民间外交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够做好，而是“揼石仔”的工作，需要慢慢建立网络，在9月17日，他将和黄之锋一起，作为香港代表出席美国国会的聆讯。香港卷入中美博弈的故事，才刚刚开始。

（端传媒实习记者 梁中胜 对本文亦有重要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