聯署風暴、素人街站、組隊遊行，他們為何在沉默中爆發？

「生死存亡。」

Alvin用這四個字來形容身陷《逃犯條例》修訂風波的香港。現實生活中，他是一位23歲的大學生；而在虛擬世界中，他是一名鍵盤戰士，熱衷俗稱連登的LIHKG論壇，網名「在沉默中爆發」。

5月20日，Alvin出現在紅磡站天橋上派傳單，與九位素昧平生的巴絲打（連登網民對自己的稱呼）一起。四天之前，他在連登上發布了一條帖子：邊個願意同我一齊去派「反修例」傳單？

有人留言，現在已經不適合再做街頭運動了，「樓主要做就預咗一定會灰心」。這條留言得到8個支持，91個反對。很快，Alvin聚集起9位願意一起擺街站、派傳單的巴絲打。

Alvin不知道他們的真實身份，只覺得他們看上去都是十幾、二十歲的年輕人。十個人很快派完了自己設計、印刷的600份宣傳反對修訂《逃犯條例》的傳單。大部分接傳單的都是中年人，放學的學生大多避走。

Alvin理解這些學生的心態。他說自己很長一段時間也「政治冷感」。從2012年反國教運動起，他逐漸開始看新聞、關心時事，數起來也參加過三次遊行，但一直停留在走一走的程度。

你選擇在沉默中爆發仲有希望，定係選擇坐喺度等滅亡？

《逃犯條例》修訂風波讓Alvin第一次想去做更多，他參與網絡聯署，去擺街站、派傳單，為了號召比較少出來的人參加6月9日的反修例遊行，他還開設了一個名為「10小辣69遊行group」的群組——譚仔米線「10小辣」，人人都能接受的辣味程度，寓意初嘗者也不用害怕。Alvin希望藉助這個群組，讓經驗少、甚至從未參與政治運動的網民遊行時「有個伴」，較有安全感。

那天派完傳單後，Alvin將線下行動的情況發佈到連登論壇，收到了11395個讚好。他寫道：「連登仔唔係齋講唔做」。「不在沉默中爆發，就在沉默中滅亡。你選擇在沉默中爆發仲有希望，定係選擇坐喺度等滅亡？」Alvin說。

面對港府強推《逃犯條例》修訂，香港近月來民意爆發，揉雜著憤怒、恐懼和憂慮，選擇不再沉默的普通市民，不僅僅只有Alvin。

當有一間學校開始時，就停不下來的

2019年2月13日，港府召開記者會，針對潘曉穎命案提出修訂《逃犯條例》和《刑事事宜相互法律協助條例》，引發多個界別強烈反對，台灣陸委會、英國外交部、加拿大外交部、美國國務院、歐美駐港澳辦事處均對修例表示憂慮和密切關注，然而港府仍舊強推修例。修例倘若通過，香港將開啟面向中國內地的引渡大門，《逃犯條例》因此被政黨、媒體和反對者等稱為「送中條例」。

儘管政府嘗試修改草案，包括把可以引渡的刑罰門檻由三年調高為七年等，但各界的恐懼和憂慮反而愈發強烈。自五月中下旬開始，香港大學、中學以至各組不同群體，紛紛進行聯署聲明，要求政府撤回修例或進行更全面的公眾資訊，截至6月7日，總聯署人次達26萬。

一直觀察這次民意演化的嶺南大學政治系助理教授袁瑋熙對端傳媒表示，與五年前爭取普選的雨傘運動相比，《逃犯條例》修訂這一議題會讓很多市民覺得「非常切身」。「這次的議題是和香港多年以來一些傳統的抗爭議題一樣的，就是去反對一些法律、條例的通過；而且今次，每個人都覺得關自己事，那種fear、恐懼是很大的。」

Alvin出身普通家庭，他「企出來」行動的出發點很實際：他才23歲，還要在這片土地上繼續生活幾十年；在他看來，修例使得香港人有可能被移送到一個「完全不承認司法獨立的地方」，損害了香港的法治和自由，直接傷害了他和他下一代的切身利益。

「香港的法治沒了，言論自由沒了，新聞自由沒了，即使拍部電影都要考慮下會不會得罪中國。」Alvin說，即便這幾年伴隨著許多社運案件的審訊，他也覺得律政司存在「政治檢控」，但回歸到法院，他仍然覺得法院讓「每一個香港人受到公平審訊的機會」：「現在是連最後一條底線都無了，所以我就一定要出來反對。」

與民主相比，這次更刺激普通人情緒的是自由和法治。不過，在最初兩個月，對修例的討論更多集中在專業界別，討論聚焦法理爭辯。4月3日，包括記者協會在內的多個傳媒工會、組織及機構開始公開發表聲明，憂慮修例會危害記者人身安全；同月8日，全體法律界選委也發表聲明，促請港府收回修訂草案。

醞釀一個月多之後，學界的網絡聯署讓普通人看到觸手可及的參與平台。5月24日，香港中文大學校友最先發起聯署活動，短短三天內就收集到超過1700位校友、師生的簽名和捐款，並於5月31日在蘋果日報、信報分別用捐款買下了一整版的聯署廣告。

陸鳳萍是中大聯署39位共同發起人之一，也是這份聯署聲明的作者。今年54歲的她是本地一所大專學院的社工督導老師，五月中旬，結束了一學期的教學和評分工作，她終於迎來了短暫的休息。

她一直密切關注修例事件。3月31日，她參加了民間人權陣線發起的反修例遊行，發現響應者寥寥，民陣通過遊行人數為1.2萬，警方數字為五千二百人。低迷的社會氣氛也讓陸鳳萍感到心情低落甚至絕望。她發現身邊鮮少有人關注修例，和自己的社工學生聊天，學生們要不覺得這個議題太過專業、不夠瞭解，要不覺得做什麼都沒有用了。

5月11日，立法會《逃犯條例》修訂法案委員會會議上，民主派與建制派議員爆發強烈衝突，陸鳳萍感到事態愈發嚴重，更加急切地她想要做點什麼。

契機在5月16日出現，許久不活躍的大學校友群組這天跳出來一條消息——校友群組的7個人都是結識於八十年代的中文大學，當時他們一同參與學生會工作，從年輕時起就非常關心社會，陸鳳萍也是其中一員。

「我地係咪應該做啲野？」看到自18歲起就熟識的大學同學兼老友在群組中問，這句話點亮了陸鳳萍的心情。另一位中大校友則在私下鼓勵她，不論最後成效如何，能做一點事就去做一點事。

陸鳳萍覺得自己有責任「諗多啲」、「做多啲」。恰逢暑期空檔，她便擔起了撰寫中文大學校友聯署聲明的責任，並親自設計了google form形式的聯署表單。聯署參與者須填寫自己的姓名、電郵、學系、畢業年份，並選擇是本科生還是研究生，以便發起人進行核查。為擴大聯署的影響力，陸鳳萍與其他發起人商議，規定第一批聯署者每人繳交100港元，用於將聯署聲明登報。

最初，陸鳳萍預計會有300人響應。沒想到5月27日，聯署發出三天後，第一批聯署名單截止登記時，已有有近1800位中大校友、師生參與聯署。

同為24日的稍晚時候，前任特首梁振英曾就讀的中學英皇書院也發起聯署，其他大專院校、各間中學緊隨其後，聯署活動由學界蔓延至社會各界。

據眾新聞統計，截至6月7日的總聯署人次達26萬，其中本港各間中學總聯署人次達17萬。參與聯署的中學裡，不乏港府現任高官的母校：特首林鄭月娥的母校嘉諾撒聖方濟各書院已有1329人參與聯署，律政司司長鄭若驊的母校嘉諾撒聖瑪利書院的聯署人數則為2150（以上均為最新數據）。

英皇書院聯署發起人之一、社區組織「西環飛越動力」召集人葉錦龍也持續關注聯署事態的發展。他於5月27日整合了各間學校的聯署活動，並將列表發布到網上。

我們中學學界就像運動比賽一樣，大家都不想輸，我要多過你。

在葉錦龍看來，這一整合結果的發佈為聯署發展帶來轉折點。他回憶，27日整理學界聯署行動時，只有20幾間學校。「27號那晚，大家就瘋狂發起聯署。」經過一夜傳播、發酵，28日，他再次更新結果時發現，參與聯署的學校已經多出幾十間。

「我們中學學界就像運動比賽一樣，大家都不想輸，我要多過你。各個學校的競爭心燃起了。」葉錦龍這樣描述中學學界聯署的盛況，而中學聯署的爆炸也進一步點燃了其他界別的參與。

袁瑋熙同樣認為，學界、特別是中學的參與，對於整個聯署活動的壯大起著重要的作用。「每個人都有自己的學校，而中學的校友分佈相對跨階層、跨職業。」袁瑋熙說：「當有一間學校開始時，就停不下來的。」

簡單的聯署，複雜的身份認同

在唐樂山印象裡，國際學校的校友師生聯合起來就香港本地政治議題共同行動，這還是第一次。

今年27歲的唐樂山Elson在十年前畢業於本港一所英基屬下學校，先後做過諮詢、記者等工作，現在於香港大學攻讀法律專業。

他記得，五月底，港大上課時，有老師在課堂上講書講了一半，由上課內容引申到《逃犯條例》的修訂，並詢問同學的看法。「全班靜曬，」唐樂山說，沒有同學敢舉手第一個講我反對。「我諗可能是不慣公開講嘢，」唐樂山推測。

不過，校園之外，唐樂山積極參與反修例活動。「逃犯條例二月一出，就知大件事。」民陣於3月31日和4月28日發起的反修例遊行他均有參加，即使第二天要考試，他都會堅持去到現場支持遊行，在現場抽空溫書。

5月28日，唐樂山作為四個共同發起人之一，以國際學校畢業生的身份，聯合全港30間不同的國際學校、英基學校發起聯署活動，響應者有330人。

發起聯署活動的契機，是因為看到其他聯署學校的啟發，覺得國際學校也應該發聲，不過他也考慮，如果逐間逐間學校發起聯署活動，每間學校的聯署人數都不會很多。於是唐樂山就與認識的朋友一起聯絡到不同國際學校的校友、師生，一日內就起草好了聯署聲明。

他打算藉助這次聯署，打破香港社會對於國際學校學生「離地」、不關心政治的刻板印象。聯署名單中，出現了不少非華人的國際學生的名字。參與聯署的校友年齡層次跨度很大，從80年代畢業的校友到現在正在就讀的學生均有參與聯署。「我以為政治冷感的人、我以為親北京的人都有出來聯署。」

「之前例如雨傘革命，都不一定會有好多國際學校的人聯絡大家關心這件事。可能他們自己會出去，自己會做一些，但不會聯合在一起。（這次聯署活動令大家）有一個身份。」

學界之後，香港宗教界、地區居民組織、海外港人、不同行業與界別的團體紛紛加入聯署行動。除了國際學校學生群體外，這次聯署也湧現出很多令人意想不到的聯署身份，包括「在港大陸新移民」、「全港九新界離島師奶」、「香港學生家長」、「愉景灣居民」等等。

唐樂山特別提到以「在港大陸新移民」身份參與聯署的黎明、應亮。「他們都以自己為外地新移民的身份去打破（不關心政治）這個標籤，讓大家知道他們今次是要發聲的。我們國際學校生也打破了這個離地的標籤，代表到今次我們也是真的是要發聲的。」

儘管在社會上有著多重身份，此次聯署行動中，陸鳳萍選擇的身份仍是「中大校友」。她在80年代就讀於中大，在校時期參與學生組織的經歷影響她一直關心社會，活躍於各類社會運動中。

陸鳳萍說，中大有關心社會的傳統。中大人作為一個社群，是很能鼓勵人的。她擔任「撐中大 Defend CUHK」臉書專頁的管理員。這次聯署活動中，為擴大聯署的傳播，她將聯署鏈接放在了臉書專頁上，收穫了逾300個讚好。而此次聯署募集到的資金，除去登報花費，餘款也全數捐給了守護公義基金，以支持同為中大校友並擔任基金董事會成員的陳健民教授。

聯署爆發，各界百花齊放，不過到底網絡聯署的意義何在？是否只是一場虛擬數字的行動？

在袁瑋熙看來，今次聯署行動「好有用」。他分析指出，在香港，常常沒有一個可以代表公民的成熟團體，而且，公民也愈發不喜歡被團體代表；這也是全球社會運動的趨勢——參與者越發強調自己的personalized identity（個人化身份），但運動還是需要集體身份、集體動員。

大家以中學、小學、大學，或者興趣、行業、地區、宗教等為身份去進行不同聯結，這些身份成為大家之前甚少挖掘的mediating identity。

面對這種個人與集體的衝突，聯署方式提供了一種新的解決方案：mediating identity（中介身份）。

「這次聯署中，大家以中學、小學、大學，或者興趣、行業、地區、宗教等為身份去進行不同聯結，這些身份成為大家之前甚少挖掘的mediating identity。」袁瑋熙指出，「很有趣的是，細看聯署，比如愉景灣居民的聯署，他們的身份是以自己住在哪一座來呈現的，又比如一些中學，大家聯署的時候會用返中學的藍社、黃社——以前大家都是用這些名義去參加水運會的。」

袁瑋熙認為，聯署的過程就是一個持續去「創造新的身份、持續進行建構」的過程。

為什麼這次民意以聯署而非其他形式爆發？袁瑋熙認為，這與聯署的便捷是分不開的：香港是一個高度發達的社會，人與人之間較少見面；而google form的聯署形式操作簡單，易於傳播。

不過，這次也有打破沉默的市民並不太認同網絡聯署的形式。今年24歲的文化工作者Judy認為，聯署僅是一個成本低廉的傳播好方式，但政治作用不大；一些未經核實聯署人信息的聯署活動反而會降低聯署作為政治表態的權重。她也擔心，聯署會把無法接觸網絡的人排除在外。

Judy最初並沒有太在意修例事件，只是看新聞、觀察一下各方的意見。在看到大律師公會多次聲明之後，她開始深入了解原因，但仍沒有投入行動，因為「相信仲會可以拖延」。

他們知道我們這班香港人在做些什麼事，而不是盲目地覺得我們反社會、反政府，我覺得已經好重要。

直到5月，港府強行將修例草案直上大會，Judy開始發現事情比想像中嚴重，此時，恰好雨傘運動時期認識的朋友有人出來擺街站、派傳單宣傳反修例，Judy就加入了他們的行列。

在她派傳單的過程中，令她印象最深刻的就是不少年紀大的公公婆婆都對她表示支持。有不少長者會走過去和她聊天，告訴她，「你加油啊，我明白你班學生仔做緊啲乜嘢」。

「他們知道我們這班香港人在做些什麼事，而不是盲目地覺得我們反社會、反政府，我覺得已經好重要，」Judy說。

前路未卜，只做對的事

在陸鳳萍看來，中大校友這次的反修例聯署行動對香港社會而言是一劑強心針。

雖然對反修例前途感到悲觀，不過她依然覺得，如果能夠透過聯署，進而號召到足夠多的人參與6月9日的遊行示威，反修例的民意也許會對香港政府造成壓力。

不過，眼下局勢瞬息萬變，陸鳳萍感覺前路未卜。6月7日凌晨，灣仔警署一部警車被人投擲汽油彈；下午四時，跑馬地警署外面也被投擲汽油彈。遊行主辦方民陣分析，汽油彈事件也許會令需要安全感的市民卻步。幼年時經歷過六七暴動的陸鳳萍憂慮，支持修例的一方會採取非和平手段干擾遊行。

在一眾受訪者中，Alvin算是少見的樂天派。

「消極其實改變不到現實。你只有相信它不會通過，你給自己信心，這件事才有可能，如果個個都覺得會通過，或者更加灰心、什麼都不做，我覺得是限制了自己可以做到的事。」

這番話並不只是自我安慰。在Alvin看來，這次反修例與2003年反對基本法第23條立法有著相似之處。「（廿三條）我們都可以推倒，點解今次唔得呢？」

2003年七一遊行，50萬香港人走上街頭抗議23條立法，洶湧的民意再加上自由黨的關鍵轉軚、代表工商界和自由黨的行政會議成員田北俊突然辭職，導致法案在立法會最終無法通過。不過，現任自由黨榮譽主席的田北俊近期雖表示民意大多數反對修例，但預計自由黨難以像2003年一樣轉軚，因為自由黨目前在立法會僅有四個席位，無法左右表決結果。

或者中國眼中，香港不值一提，或者只是一粒塵都好，但是香港是香港人的一切，也都是我們的一切。

不過，Alvin依然認為，應該相信每個市民可能帶來的改變。他說，在自己出來擺街站之後，連登的其他巴絲打已經發起了十幾個擺街站活動，派傳單達兩萬張，參與擺街站的義工已逾300人。

「我一個普通市民，無政黨背景，無搞過任何活動，都可以令到咁多人出來。唔好輕視你自己一個人的能力，唔好因為以往發生過的事而感到絕望。」信心或許也來源於決心，Alvin感覺，反修例或許是保護香港的最後一戰，也是迄今最重要的一戰。

「或者中國眼中，香港不值一提，或者只是一粒塵都好。」Alvin這樣認為，「但是香港是香港人的一切，也都是我們的一切。所以我就要為它，在香港未去到太差的情況就一定要去出來要行動。」

與Alvin不同，唐樂山的想法較為悲觀。他認為最後《逃犯條例》修訂案大概率會通過，但他依舊會參與今日的反修例大遊行。

「我感覺我們仍然有必要參與反修例遊行。因為這是我們價值的一部分，因為這是正確的事。」

唐樂山認為，聯署行動也許難以制止《逃犯條例》修訂案的通過，但依舊有其意義所在。「我覺得作用是鼓舞大家去關心香港政治，提醒了大家應該珍惜香港。」

談起如果修例通過、下一步的計劃，唐樂山直言自己「未諗定」。不過無論如何，他
已經走得更遠，不能回頭。

唐樂山回憶起，少年時代的自己也是一個「離地」的人，點醒他的是一位加拿大籍的中學老師，當時他計劃申請劍橋大學，這位中學老師為他準備了一場模擬面試。

我讀法律，某程度上都將自己綑綁咗喺香港。

那是2010年，「五區公投」正如火如荼；民主黨與中聯辦的會面一石激起千層浪。中學老師問他，你對此有什麼看法。唐樂山反問，為什麼要問這樣的問題？當時的唐樂山覺得，國際的政治局勢比香港更為重要，只有國際大環境的改變才會影響到香港。

模擬面試結束後，中學老師生氣地批評唐樂山不問香港時事，「你覺得你的答案如何？你覺得你表現如何？」多年以後與老師再次聚餐，唐樂山才明白老師的良苦用心，原來老師希望成績好的同學不要太離地，不要不記得自己是香港人。

從那之後，唐樂山開始反思自己在香港社會的角色，嘗試在工餘時間兼職記者，關注社會發展。後來，他將職業道路轉向法律，也是因為想為香港出一份微薄的力量。

「我讀法律，某程度上都將自己綑綁咗喺香港，」唐樂山說。訪談末尾，記者問他與香港是一種怎樣的關係，他冷靜地答：「至死不渝」。( “Till death do us apar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