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署风暴、素人街站、组队游行，他们为何在沉默中爆发？

“生死存亡。”

Alvin用这四个字来形容身陷《逃犯条例》修订风波的香港。现实生活中，他是一位23岁的大学生；而在虚拟世界中，他是一名键盘战士，热衷俗称连登的LIHKG论坛，网名“在沉默中爆发”。

5月20日，Alvin出现在红磡站天桥上派传单，与九位素昧平生的巴丝打（连登网民对自己的称呼）一起。四天之前，他在连登上发布了一条帖子：边个愿意同我一齐去派“反修例”传单？

有人留言，现在已经不适合再做街头运动了，“楼主要做就预咗一定会灰心”。这条留言得到8个支持，91个反对。很快，Alvin聚集起9位愿意一起摆街站、派传单的巴丝打。

Alvin不知道他们的真实身份，只觉得他们看上去都是十几、二十岁的年轻人。十个人很快派完了自己设计、印刷的600份宣传反对修订《逃犯条例》的传单。大部分接传单的都是中年人，放学的学生大多避走。

Alvin理解这些学生的心态。他说自己很长一段时间也“政治冷感”。从2012年反国教运动起，他逐渐开始看新闻、关心时事，数起来也参加过三次游行，但一直停留在走一走的程度。

你选择在沉默中爆发仲有希望，定系选择坐喺度等灭亡？

《逃犯条例》修订风波让Alvin第一次想去做更多，他参与网络联署，去摆街站、派传单，为了号召比较少出来的人参加6月9日的反修例游行，他还开设了一个名为“10小辣69游行group”的群组——谭仔米线“10小辣”，人人都能接受的辣味程度，寓意初尝者也不用害怕。Alvin希望借助这个群组，让经验少、甚至从未参与政治运动的网民游行时“有个伴”，较有安全感。

那天派完传单后，Alvin将线下行动的情况发布到连登论坛，收到了11395个赞好。他写道：“连登仔唔系斋讲唔做”。“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灭亡。你选择在沉默中爆发仲有希望，定系选择坐喺度等灭亡？”Alvin说。

面对港府强推《逃犯条例》修订，香港近月来民意爆发，揉杂著愤怒、恐惧和忧虑，选择不再沉默的普通市民，不仅仅只有Alvin。

当有一间学校开始时，就停不下来的

2019年2月13日，港府召开记者会，针对潘晓颖命案提出修订《逃犯条例》和《刑事事宜相互法律协助条例》，引发多个界别强烈反对，台湾陆委会、英国外交部、加拿大外交部、美国国务院、欧美驻港澳办事处均对修例表示忧虑和密切关注，然而港府仍旧强推修例。修例倘若通过，香港将开启面向中国内地的引渡大门，《逃犯条例》因此被政党、媒体和反对者等称为“送中条例”。

尽管政府尝试修改草案，包括把可以引渡的刑罚门槛由三年调高为七年等，但各界的恐惧和忧虑反而愈发强烈。自五月中下旬开始，香港大学、中学以至各组不同群体，纷纷进行联署声明，要求政府撤回修例或进行更全面的公众信息，截至6月7日，总联署人次达26万。

一直观察这次民意演化的岭南大学政治系助理教授袁玮熙对端传媒表示，与五年前争取普选的雨伞运动相比，《逃犯条例》修订这一议题会让很多市民觉得“非常切身”。“这次的议题是和香港多年以来一些传统的抗争议题一样的，就是去反对一些法律、条例的通过；而且今次，每个人都觉得关自己事，那种fear、恐惧是很大的。”

Alvin出身普通家庭，他“企出来”行动的出发点很实际：他才23岁，还要在这片土地上继续生活几十年；在他看来，修例使得香港人有可能被移送到一个“完全不承认司法独立的地方”，损害了香港的法治和自由，直接伤害了他和他下一代的切身利益。

“香港的法治没了，言论自由没了，新闻自由没了，即使拍部电影都要考虑下会不会得罪中国。”Alvin说，即便这几年伴随著许多社运案件的审讯，他也觉得律政司存在“政治检控”，但回归到法院，他仍然觉得法院让“每一个香港人受到公平审讯的机会”：“现在是连最后一条底线都无了，所以我就一定要出来反对。”

与民主相比，这次更刺激普通人情绪的是自由和法治。不过，在最初两个月，对修例的讨论更多集中在专业界别，讨论聚焦法理争辩。4月3日，包括记者协会在内的多个传媒工会、组织及机构开始公开发表声明，忧虑修例会危害记者人身安全；同月8日，全体法律界选委也发表声明，促请港府收回修订草案。

酝酿一个月多之后，学界的网络联署让普通人看到触手可及的参与平台。5月24日，香港中文大学校友最先发起联署活动，短短三天内就收集到超过1700位校友、师生的签名和捐款，并于5月31日在苹果日报、信报分别用捐款买下了一整版的联署广告。

陆凤萍是中大联署39位共同发起人之一，也是这份联署声明的作者。今年54岁的她是本地一所大专学院的社工督导老师，五月中旬，结束了一学期的教学和评分工作，她终于迎来了短暂的休息。

她一直密切关注修例事件。3月31日，她参加了民间人权阵线发起的反修例游行，发现响应者寥寥，民阵通过游行人数为1.2万，警方数字为五千二百人。低迷的社会气氛也让陆凤萍感到心情低落甚至绝望。她发现身边鲜少有人关注修例，和自己的社工学生聊天，学生们要不觉得这个议题太过专业、不够了解，要不觉得做什么都没有用了。

5月11日，立法会《逃犯条例》修订法案委员会会议上，民主派与建制派议员爆发强烈冲突，陆凤萍感到事态愈发严重，更加急切地她想要做点什么。

契机在5月16日出现，许久不活跃的大学校友群组这天跳出来一条消息——校友群组的7个人都是结识于八十年代的中文大学，当时他们一同参与学生会工作，从年轻时起就非常关心社会，陆凤萍也是其中一员。

“我地系咪应该做啲野？”看到自18岁起就熟识的大学同学兼老友在群组中问，这句话点亮了陆凤萍的心情。另一位中大校友则在私下鼓励她，不论最后成效如何，能做一点事就去做一点事。

陆凤萍觉得自己有责任“谂多啲”、“做多啲”。恰逢暑期空档，她便担起了撰写中文大学校友联署声明的责任，并亲自设计了google form形式的联署表单。联署参与者须填写自己的姓名、电邮、学系、毕业年份，并选择是本科生还是研究生，以便发起人进行核查。为扩大联署的影响力，陆凤萍与其他发起人商议，规定第一批联署者每人缴交100港元，用于将联署声明登报。

最初，陆凤萍预计会有300人响应。没想到5月27日，联署发出三天后，第一批联署名单截止登记时，已有有近1800位中大校友、师生参与联署。

同为24日的稍晚时候，前任特首梁振英曾就读的中学英皇书院也发起联署，其他大专院校、各间中学紧随其后，联署活动由学界蔓延至社会各界。

据众新闻统计，截至6月7日的总联署人次达26万，其中本港各间中学总联署人次达17万。参与联署的中学里，不乏港府现任高官的母校：特首林郑月娥的母校嘉诺撒圣方济各书院已有1329人参与联署，律政司司长郑若骅的母校嘉诺撒圣玛利书院的联署人数则为2150（以上均为最新数据）。

英皇书院联署发起人之一、社区组织“西环飞越动力”召集人叶锦龙也持续关注联署事态的发展。他于5月27日整合了各间学校的联署活动，并将列表发布到网上。

我们中学学界就像运动比赛一样，大家都不想输，我要多过你。

在叶锦龙看来，这一整合结果的发布为联署发展带来转折点。他回忆，27日整理学界联署行动时，只有20几间学校。“27号那晚，大家就疯狂发起联署。”经过一夜传播、发酵，28日，他再次更新结果时发现，参与联署的学校已经多出几十间。

“我们中学学界就像运动比赛一样，大家都不想输，我要多过你。各个学校的竞争心燃起了。”叶锦龙这样描述中学学界联署的盛况，而中学联署的爆炸也进一步点燃了其他界别的参与。

袁玮熙同样认为，学界、特别是中学的参与，对于整个联署活动的壮大起著重要的作用。“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学校，而中学的校友分布相对跨阶层、跨职业。”袁玮熙说：“当有一间学校开始时，就停不下来的。”

简单的联署，复杂的身份认同

在唐乐山印象里，国际学校的校友师生联合起来就香港本地政治议题共同行动，这还是第一次。

今年27岁的唐乐山Elson在十年前毕业于本港一所英基属下学校，先后做过咨询、记者等工作，现在于香港大学攻读法律专业。

他记得，五月底，港大上课时，有老师在课堂上讲书讲了一半，由上课内容引申到《逃犯条例》的修订，并询问同学的看法。“全班静晒，”唐乐山说，没有同学敢举手第一个讲我反对。“我谂可能是不惯公开讲嘢，”唐乐山推测。

不过，校园之外，唐乐山积极参与反修例活动。“逃犯条例二月一出，就知大件事。”民阵于3月31日和4月28日发起的反修例游行他均有参加，即使第二天要考试，他都会坚持去到现场支持游行，在现场抽空温书。

5月28日，唐乐山作为四个共同发起人之一，以国际学校毕业生的身份，联合全港30间不同的国际学校、英基学校发起联署活动，响应者有330人。

发起联署活动的契机，是因为看到其他联署学校的启发，觉得国际学校也应该发声，不过他也考虑，如果逐间逐间学校发起联署活动，每间学校的联署人数都不会很多。于是唐乐山就与认识的朋友一起联络到不同国际学校的校友、师生，一日内就起草好了联署声明。

他打算借助这次联署，打破香港社会对于国际学校学生“离地”、不关心政治的刻板印象。联署名单中，出现了不少非华人的国际学生的名字。参与联署的校友年龄层次跨度很大，从80年代毕业的校友到现在正在就读的学生均有参与联署。“我以为政治冷感的人、我以为亲北京的人都有出来联署。”

“之前例如雨伞革命，都不一定会有好多国际学校的人联络大家关心这件事。可能他们自己会出去，自己会做一些，但不会联合在一起。（这次联署活动令大家）有一个身份。”

学界之后，香港宗教界、地区居民组织、海外港人、不同行业与界别的团体纷纷加入联署行动。除了国际学校学生群体外，这次联署也涌现出很多令人意想不到的联署身份，包括“在港大陆新移民”、“全港九新界离岛师奶”、“香港学生家长”、“愉景湾居民”等等。

唐乐山特别提到以“在港大陆新移民”身份参与联署的黎明、应亮。“他们都以自己为外地新移民的身分去打破（不关心政治）这个标签，让大家知道他们今次是要发声的。我们国际学校生也打破了这个离地的标签，代表到今次我们也是真的是要发声的。”

尽管在社会上有著多重身份，此次联署行动中，陆凤萍选择的身份仍是“中大校友”。她在80年代就读于中大，在校时期参与学生组织的经历影响她一直关心社会，活跃于各类社会运动中。

陆凤萍说，中大有关心社会的传统。中大人作为一个社群，是很能鼓励人的。她担任“撑中大 Defend CUHK”脸书专页的管理员。这次联署活动中，为扩大联署的传播，她将联署链接放在了脸书专页上，收获了逾300个赞好。而此次联署募集到的资金，除去登报花费，余款也全数捐给了守护公义基金，以支持同为中大校友并担任基金董事会成员的陈健民教授。

联署爆发，各界百花齐放，不过到底网络联署的意义何在？是否只是一场虚拟数字的行动？

在袁玮熙看来，今次联署行动“好有用”。他分析指出，在香港，常常没有一个可以代表公民的成熟团体，而且，公民也愈发不喜欢被团体代表；这也是全球社会运动的趋势——参与者越发强调自己的personalized identity（个人化身份），但运动还是需要集体身份、集体动员。

大家以中学、小学、大学，或者兴趣、行业、地区、宗教等为身份去进行不同联结，这些身份成为大家之前甚少挖掘的mediating identity。

面对这种个人与集体的冲突，联署方式提供了一种新的解决方案：mediating identity（中介身份）。

“这次联署中，大家以中学、小学、大学，或者兴趣、行业、地区、宗教等为身份去进行不同联结，这些身份成为大家之前甚少挖掘的mediating identity。”袁玮熙指出，“很有趣的是，细看联署，比如愉景湾居民的联署，他们的身份是以自己住在哪一座来呈现的，又比如一些中学，大家联署的时候会用返中学的蓝社、黄社——以前大家都是用这些名义去参加水运会的。”

袁玮熙认为，联署的过程就是一个持续去“创造新的身份、持续进行建构”的过程。

为什么这次民意以联署而非其他形式爆发？袁玮熙认为，这与联署的便捷是分不开的：香港是一个高度发达的社会，人与人之间较少见面；而google form的联署形式操作简单，易于传播。

不过，这次也有打破沉默的市民并不太认同网络联署的形式。今年24岁的文化工作者Judy认为，联署仅是一个成本低廉的传播好方式，但政治作用不大；一些未经核实联署人信息的联署活动反而会降低联署作为政治表态的权重。她也担心，联署会把无法接触网络的人排除在外。

Judy最初并没有太在意修例事件，只是看新闻、观察一下各方的意见。在看到大律师公会多次声明之后，她开始深入了解原因，但仍没有投入行动，因为“相信仲会可以拖延”。

他们知道我们这班香港人在做些什么事，而不是盲目地觉得我们反社会、反政府，我觉得已经好重要。

直到5月，港府强行将修例草案直上大会，Judy开始发现事情比想像中严重，此时，恰好雨伞运动时期认识的朋友有人出来摆街站、派传单宣传反修例，Judy就加入了他们的行列。

在她派传单的过程中，令她印象最深刻的就是不少年纪大的公公婆婆都对她表示支持。有不少长者会走过去和她聊天，告诉她，“你加油啊，我明白你班学生仔做紧啲乜嘢”。

“他们知道我们这班香港人在做些什么事，而不是盲目地觉得我们反社会、反政府，我觉得已经好重要，”Judy说。

前路未卜，只做对的事

在陆凤萍看来，中大校友这次的反修例联署行动对香港社会而言是一剂强心针。

虽然对反修例前途感到悲观，不过她依然觉得，如果能够透过联署，进而号召到足够多的人参与6月9日的游行示威，反修例的民意也许会对香港政府造成压力。

不过，眼下局势瞬息万变，陆凤萍感觉前路未卜。6月7日凌晨，湾仔警署一部警车被人投掷汽油弹；下午四时，跑马地警署外面也被投掷汽油弹。游行主办方民阵分析，汽油弹事件也许会令需要安全感的市民却步。幼年时经历过六七暴动的陆凤萍忧虑，支持修例的一方会采取非和平手段干扰游行。

在一众受访者中，Alvin算是少见的乐天派。

“消极其实改变不到现实。你只有相信它不会通过，你给自己信心，这件事才有可能，如果个个都觉得会通过，或者更加灰心、什么都不做，我觉得是限制了自己可以做到的事。”

这番话并不只是自我安慰。在Alvin看来，这次反修例与2003年反对基本法第23条立法有著相似之处。“（廿三条）我们都可以推倒，点解今次唔得呢？”

2003年七一游行，50万香港人走上街头抗议23条立法，汹涌的民意再加上自由党的关键转軚、代表工商界和自由党的行政会议成员田北俊突然辞职，导致法案在立法会最终无法通过。不过，现任自由党荣誉主席的田北俊近期虽表示民意大多数反对修例，但预计自由党难以像2003年一样转軚，因为自由党目前在立法会仅有四个席位，无法左右表决结果。

或者中国眼中，香港不值一提，或者只是一粒尘都好，但是香港是香港人的一切，也都是我们的一切。

不过，Alvin依然认为，应该相信每个市民可能带来的改变。他说，在自己出来摆街站之后，连登的其他巴丝打已经发起了十几个摆街站活动，派传单达两万张，参与摆街站的义工已逾300人。

“我一个普通市民，无政党背景，无搞过任何活动，都可以令到咁多人出来。唔好轻视你自己一个人的能力，唔好因为以往发生过的事而感到绝望。”信心或许也来源于决心，Alvin感觉，反修例或许是保护香港的最后一战，也是迄今最重要的一战。

“或者中国眼中，香港不值一提，或者只是一粒尘都好。”Alvin这样认为，“但是香港是香港人的一切，也都是我们的一切。所以我就要为它，在香港未去到太差的情况就一定要去出来要行动。”

与Alvin不同，唐乐山的想法较为悲观。他认为最后《逃犯条例》修订案大概率会通过，但他依旧会参与今日的反修例大游行。

“我感觉我们仍然有必要参与反修例游行。因为这是我们价值的一部分，因为这是正确的事。”

唐乐山认为，联署行动也许难以制止《逃犯条例》修订案的通过，但依旧有其意义所在。“我觉得作用是鼓舞大家去关心香港政治，提醒了大家应该珍惜香港。”

谈起如果修例通过、下一步的计划，唐乐山直言自己“未谂定”。不过无论如何，他
已经走得更远，不能回头。

唐乐山回忆起，少年时代的自己也是一个“离地”的人，点醒他的是一位加拿大籍的中学老师，当时他计划申请剑桥大学，这位中学老师为他准备了一场模拟面试。

我读法律，某程度上都将自己捆绑咗喺香港。

那是2010年，“五区公投”正如火如荼；民主党与中联办的会面一石激起千层浪。中学老师问他，你对此有什么看法。唐乐山反问，为什么要问这样的问题？当时的唐乐山觉得，国际的政治局势比香港更为重要，只有国际大环境的改变才会影响到香港。

模拟面试结束后，中学老师生气地批评唐乐山不问香港时事，“你觉得你的答案如何？你觉得你表现如何？”多年以后与老师再次聚餐，唐乐山才明白老师的良苦用心，原来老师希望成绩好的同学不要太离地，不要不记得自己是香港人。

从那之后，唐乐山开始反思自己在香港社会的角色，尝试在工余时间兼职记者，关注社会发展。后来，他将职业道路转向法律，也是因为想为香港出一份微薄的力量。

“我读法律，某程度上都将自己捆绑咗喺香港，”唐乐山说。访谈末尾，记者问他与香港是一种怎样的关系，他冷静地答：“至死不渝”。( “Till death do us apar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