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訪王超華：我不是秋瑾，我是你們的一份子

為了逃亡，王超華做了一件她最不喜歡的事情：向別人證明她是「王超華」。

在1990年被香港黃雀行動營救之前，為了證明自己不是中國公安故意放的誘餌，她必須證明自己「於1989年4月代表研究生院參加北京高校學生自治聯合會常委會，並擔任常委、副主席」，證明自己是「六四天安門事件後，於二十一名通緝學生名單中第十四名」的那個王超華。

逃亡30年後，2019年的台北，王超華向記者回憶起這段經歷：「1990年的春節過後，北京已經解除戒嚴了。對方不能確定我是不是王超華，那就讓我寫一封信，給在美國留學一個朋友。寫得好家常，但非常具體的小事。我給她寫了，上次我孩子出生的時候，因為妳的孩子已經長大了，妳就把那張小木床送給我了。這小木床相對來說體積大一點，她不會忘記，又是我倆才知道的事情。信輾轉送到她手中，確認了我是王超華，就不讓美國那邊跟我聯繫了，要切斷關係，因為線索越少越好。接下來，香港那邊（黃雀行動）開始跟我聯絡了。」

我確實不是一個小人物了。我開始體會到作為一個政治符號而生存的痛苦。在那半年多裏，對每個可能接觸我的人來說，附著於我的政治標籤的意義都遠遠大於我做為一個個體的其他意義。

「去坐火車的時候，我問，我能不能再去天安門廣場看一眼？接我的人說，不行，太危險了。我路上往廣場的地方遠遠看了一下，好像還能看到一點點。天安門有燈光，就能看到一點，就是最後一眼。」

這也是當時37歲的她，拋下孩子與家庭、望見故鄉的最後一眼。她原本沒有打算流亡，甚至多次想要自首入獄。牽絆住她的，是在六四之後這段日子裡，曾收留她、藏匿她的許多普通北京市民。若真入獄，這些普通人可能遭到比她自己更嚴重的打壓。回望天安門最後一眼，流亡，就此開始了。

在台灣出版的新書《從來就沒有救世主：六四30週年祭》中，她寫到這一次人生轉折的關鍵意涵：「我確實不是一個小人物了。我開始體會到作為一個政治符號而生存的痛苦。在那半年多裏，對每個可能接觸我的人來說，附著於我的政治標籤的意義都遠遠大於我做為一個個體的其他意義。」

從來就沒有救世主：六四30週年祭

出版日期：2019/6/4

作者：王超華

出版社：渠成文化

把小孩哄睡再上街，卻成了學運領袖

書名「從來就沒有救世主」，來自《國際歌》歌詞，也是89年天安門廣場上廣受學生傳唱的抗爭主題曲。歷史是慷慨激昂的主旋律，王超華是當中躊躇而充滿意外的中低音。八九六四是王超華人生參與的第一場學運，當年她已經37歲，還是一個孩子的媽，與她同場的同學們仍是20幾歲的大學生。

1980年代的中國，每一年都有學運，在北京做學生，抗議是家常便飯，但王超華沒有參與過。和年輕一代不同，出生在50年代的她完整經歷過文革，曾熱烈參與過革命，甚至積極與被打成「黑五類」的父親王瑤劃清界限，直到見證革命與理想最終的幻滅。「我覺得我整個被政治欺騙了。」

王瑤

文革結束後，王超華一度失去人生方向，「算了，想說過我自己的小生活吧！」她開始戀愛、結婚、生子，人生目標就是先把自己調回北京，再千方百計將做工人的先生從外地調進北京。王超華原本的專業是土木工程，但為了陪先生考大學，她又開始自學，以助理工程師的身分參與考試，走上文學之路。改革開放之初，外頭風起雲湧的政治討論，幾乎與她絕緣。

直到她1987年考上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系碩士班，又在《光明日報》轄下《博覽群書》雜誌擔任編輯，一步步，走進了文化輿論場的中心。

「社科院的學生們有特別強烈的文化菁英意識，認為明天的文化菁英就是我們，同學們都是野心勃勃。」1989年，是五四運動七十週年，帶著強烈文化使命感的同學們相約寫一本《文化與社會》，文學部分分為兩塊，王超華負責近代文學，另一位男同學寫古代文學，「當時做書啊、搞文化都是特別熱的事情，大家都覺得自己可以參與、可以做很多事情。」

在這樣的氛圍下，八九學運揭開了序幕。氣氛很熱烈，儘管北京進入交通管制，但沒人覺得有什麼危險。王超華覺得，自己整個八十年代都沒有上過街，這一次，可以見證了。在學生佔領天安門廣場的第一天，她把小孩哄睡之後，「開始套毛褲、毛衣，準備出門」，當天晚上去了廣場，清晨還是跑回家，「因為要把小孩弄起來去學校」，然後再回廣場。

她說：「記得我碰到一個同學，他還說七六年（天安門學運）自己來不及拍照，這次一定要拍到照！大家的感覺是與有榮焉，沒人想過，會有這麼慘烈的結局。」

「柴玲是民主女神，我是幼稚園老師」

從沒參與過運動的王超華，如何第一次上街就成了「學運領袖」？

她回憶，廣場上中國社會科學院的學生不多，大約只有四十人，坐兩排就沒人了，與北京大學、清華大學的人數不能相比。「到了要各校開會的時候，吾爾開希拿大喇叭說請各校派代表，我就說咱們要不要也派個？他們就都看看我不說話，我就說那我去聽聽，回來給大家傳達訊息？大家就說行啊你去吧。然後就再沒有出來了。」

在廣場上，王超華認識了柴玲。她回憶，柴玲當時「馬上就帶著我去會議室敲門，跟大家介紹說『這是社科院的！』」

因為比其他學生年長不少，讓王超華在學生組織之間出入時常遇困擾。比如被糾察隊的男生反覆詢問身份，「一次他們用英語問了一句非常簡單的英文，類似who are you這樣的句子，我用英語回答，他就放我進去了。」那個年代的北京，會說英語，已經是受過高等教育的標誌。

通過了這些看似兒戲的考驗之後，王超華逐漸靠近學運決策核心。「我開會講，你們都提北大、清大，那我們這些小院校怎麼辦？」會議一結束，馬上有好幾個「小院校」學生過來圍在王超華身邊說話，她立刻有成「小院校代表」之勢。決策群眼見如此，便來徵詢王超華擔任幹部的意願，「他們說剛好有一個常委退出，不然推薦妳當常委，妳願意嗎？我就很興奮，說我真的可以當嗎？」學運開始沒幾天，無畏的「小院校代表」新兵，就這樣成了北高聯的常委。

她回憶，自己和柴玲作為組織中唯二的女學生，「我們滿足了那些男生兩種不同的想像，柴玲是一個單純的民主女神，有信念、有理想的少女，身材瘦小，絕食起來又很堅定。我呢，因為比他們年紀大很多，就好像幼稚園老師這樣的。開會幾個小伙子吵架，我說話他們會聽，會表現出一點理性，我覺得是很有用的。」

王超華曾在1990年一篇文章中，記錄當時對王丹的印象：「我還記得王丹像運動員臨入場時一樣躍躍欲試的神態。那是在去國務院信訪局遞交請願書的路上，王丹和鄭旭光安慰我這個比他們年長十餘歲卻毫無臨場經驗的領隊，胸有成竹地表示，應對的事他們會幫我……每逢這種時候，我常常會生出一絲自慚形穢，覺得自己也許確實是歲數太大了些，跟不上這些年輕人了。我能感覺到，他正是這一代大學生的代表，成長在開放的年代，有機會接受吸收各種不同的新思想……」

事隔三十年，姐弟情誼仍然未減。2019年，在王超華的台北新書發表會上，王丹擔綱主持人，介紹王超華時，便說，「我跟王超華當年老吵架，指著鼻子吵的那種，吵得可兇了。奇怪，我說她年紀大我這麼多，怎麼也不讓我著點！」王超華在一旁依舊無語微笑，既不辯駁，也不屈服。

和曾在廣場上的許多人一樣，他們的情誼，建立於運動，更建立於此後30年，共同的背井離鄉。6月4日凌晨，天安門槍響，王超華與其他許多現場的運動領袖、幹部，一夜之間成了通緝犯。

「要怎麼解釋整個運動你都在，最後卻沒有死在那兒？」

1989年6月13日，北京市公安局發佈21名學生領袖的通緝令，王超華名列第14位。一聽到通緝令，王超華便開始躲藏，一開始，她躲在與家裡有關係的朋友家中。由於擔心戒嚴部隊挨家挨戶進行搜捕，朋友們緊張討論對策，甚至說到要給冰箱做個罩子，讓王超華躲進去。王超華也想參與討論，卻被朋友制止了：「這都什麼時候了，妳別擺那個北高聯召委的樣子了，妳還以為妳讀書人真的什麼都知道？」

乍聞此言，王超華非常錯愕，「我想，所以現在我就不是北京市民的一份子了嗎？從此以後就是『學運領袖』、『知識份子』，我以後就要這樣被異質化了嗎？」

天黑之後，王超華從這戶人家離開，移動到下一個避難所。接待她的正是一對讀書人夫婦，作風卻太老派，既不願意把她藏到儲藏室裡，還說吃飯也必須坐到桌上來，不可偷偷摸摸。「他們說不可以把你當逃犯，警察真要來了，就把我們一塊抓走吧！」「我就想，阿呀，這怎麼一點不實際呢！後來躲藏的時候就想，千萬不要再找知識分子，太老派了！」

就這樣，她在城裏從一家住到另一家，住遍了各式各樣的房子，整整躲藏了6個月。有時每天要練習躲到小櫃子裡一兩個小時，掩人耳目。直到12月，她在收音機電台裡聽到，父親去世了。

是我參與學生運動，葬送了他的生命。……以後我要證明自己，就只能自己跟自己證明了。

聽到父親的死訊，王超華哭得幾乎要暈過去。她與父親的關係始終緊張，文革時期，她站在父親的對立面；文革之後，父親順利回校，她卻不是很能分享父親的「得意」，「我後來想通了，過去二三十年來，我跟父親有競爭關係，就是要我要證明我足夠了解中國、我的意見是有價值的，你不能輕易來評判我。」直到八九學運，王超華成為與李鵬對話的學生代表之一，回到家中，父親握著她的手，老淚縱橫地說：「你要是被捕了，我就去自首，跟他們說我是你背後的黑手！」

王超華回憶，那一刻，她與父親之間終於取得了一種共鳴與理解。「好像我們兩個都有關心政治、關心學生運動的基因，在那一刻，我知道他相信我。但他一下子就不在了，而且是因為我。」王超華略帶些激動：「是我參與學生運動，葬送了他的生命。……以後我要證明自己，就只能自己跟自己證明了。」

「到這個時候，我覺得我還要躲、還要保我的命，意義何在？我後來都沒有辦法看那些血淋淋的照片，我覺得我應該在那天死去的。要怎麼解釋整個運動你都在，最後卻沒有死在那兒？」

「父親去世了，我猛然醒悟到，我不再是過去的我，原先的那個王超華已經不在了。」

「北京市民，我不是你們的一份子了嗎？」

如果你覺得自己做的事情對，應該是這樣子的，直接去承擔你要承擔的責任。可是我的第一反應就是跑。

聽到父親去世的消息，王超華再也不想躲藏了。她灌醉自己，情緒失控，想要自首。但那時的局勢時，到處都在抓人，到處都在殺人──她回憶：「凡是學生抓到就送監，只要不是學生，許多工人抓到以後馬上就殺了……上海殺了燒火車的工人，濟南一天殺掉24個人，沒有解釋什麼原因，北京殺了7個人，說他們燒軍車。通緝令加上死刑，快速執行，直接威脅市民。」「妳如果自首，就變成把幫助你的人都置於危險之地了。」

這樣一路想下來，王超華心想，好吧，去接觸香港那邊吧。彼時香港的黃雀行動，正將無數像她這樣的學運參與者送出北京，抵達安全的國度。王超華也經由廣州、香港，最終輾轉抵達美國。

她說自己非常佩服韓東方，六四時被通緝的一位工人領袖。「他聽到通緝令，就直接走進公安局說，我聽說你們來找我呀，我來看看你們找我什麼事。」王超華說：「如果你覺得自己做的事情對，應該是這樣子的，直接去承擔你要承擔的責任。可是我的第一反應就是跑。」

這也是六四之後三十年，她從沒有放過自己的反思。「文革裡面，這麼長時間，知識分子一直就是這樣，第一個反應就是先屈身。不是去想原則的事情，而是先想說，又亂了，咱們先躲一躲吧？看看過一段時間是不是好一點？這種政治已經把投機灌輸到你身體裡，變成本能反應了。」

「像我這樣的知識份子，很抱歉，就是比較軟骨一點。」這是她回望當年，留給自己的評語。

在美國，王超華進入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東亞系，讀完博士學位，現在以獨立學者的身分寫作。2005年，她編了《歧路中國》梳理80、90年代的中國思想辯論，收錄汪暉、朱學勤、陳平原等人對中國二十世紀最後十年的思想、農村、教育等領域的思辨。做為編者，王超華在書中序寫道，「希望這本書的出版將使讀者意識到中國仍然存在著批判的精神之魂，這裡思考的不僅是中國人自己的處境，也是影響到人類整體存在狀態的問題。」

她也沒有因為千辛萬苦脫險，而與運動絕緣。到了美國沒多久，中國政府對王丹、王軍濤等人的審判即將開始，聲援者在舊金山發起靜坐，王超華想去參與，卻遭到幫助她逃亡的朋友質疑，「他們意思是說，妳怎麼可以這樣？妳應該要爭取趕快完成學業，怎麼又去弄這些事？」

對王超華來說，這是必須要做的事：「政府通過對個別人的審判，讓人忘記為什麼這麼多人會站出來堵軍車。那麼多人、那麼慘烈的傷亡，這是我們共同的回憶，我要站出來。而且覺得自己有這麼道義責任，如果我保持沉默，不光是對這三個人的遭遇保持沉默，而且是對北京市當時傷亡的這麼多無名的人，也保持了沉默。」

我並不要做秋瑾呀，為什麼我今天變得特別了呢？北京市民，我不是你們的一份子了嗎？當初我們上街的時候，我們不是同樣的嗎？你們承認這是政府對我的迫害，這不夠呀，你要承認我是你們其中的一員啊！

去國多年，王超華再無踏上過北京土地，但這一切在異鄉的行動，仍在持續地向北京市民、向所有中國人民反覆說一聲：「我仍是你們的一份子。」

「我覺得，你們當時也都上街了，我並不比你們突出什麼。我並不要做秋瑾呀，為什麼我今天變得特別了呢？北京市民，我不是你們的一份子了嗎？當初我們上街的時候，我們不是同樣的嗎？你們承認這是政府對我的迫害，這不夠呀，你要承認我是你們其中的一員啊！當初是我們所有人一同認可的價值，才把我們帶在一起。難道因為政府把我放到了通緝令的名單上，你就不接受我了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