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淪落人》Crisel Consunji：當我看到菲律賓人也會歧視菲律賓人

邀約近日憑電影《淪落人》嶄露頭角的菲律賓籍女演員 Crisel Consunji（姬素·孔尚治）訪談，話題少不免從偏見與歧視說起。此前，她接受本地媒體訪問時，不諱言偏見同樣活在菲律賓同鄉人的心裡，比如曾有居港菲裔友人勸她周日別去市中心，以免被誤認家傭，但她暗忖家傭一樣是體面工作，縱被錯認又如何。

在訪問開始前我道明來意，提及自己素以報導時政議題為主。果然，大學本科與碩士主修政治學的她立時說，樂見娛樂版以外的角度。之後我們談起上述這種內化了的歧視心理，她直言，這是一種亞洲社會潛移默化的「後殖民經驗」。整整一個小時的訪問，她不時因感冒咳嗽而停下，但沙啞聲線難掩其充滿涵養的談吐。

「當年我離開迪士尼樂園決定轉投教育時，就有人對我說找工作想必困難，『因為你來自菲律賓』。但我很快就意識到，如果是這樣，那就不是適合我的地方吧。當時的我未必會如此直說，但現在我自覺身處一個更好的位置去發聲。」

「如果你要從政，你必須成為一個超級主管，為人們設下主要方向。但這有點由上而下。如果你與社群共同合作，你能促進實質的改變，啟發人們能作自主決定，為自己發聲。這不需要大人物來推動。」

Crisel 口中的「更好的位置」，是她一手創立的學前教育事業。她跟我如此憶述當初辦學的緣起：「你不願聘用我麼？好，那我就為自己做點東西出來。噢，現在我有三所學校了。噢，我還在跟你競爭呢。我無不敬之意，只是想證明自己跟他們平起平坐。」訪問當日就在她其中一間幼兒學校內進行，另一端不時傳來小孩的嬉笑聲，期間有家長來到不知所以，她不忘以老闆身份探頭問好，一臉歉色向我示意暫停訪問。

「四年前我們開辦初期，會接到本地家長來電，問有沒有『土生土長的英語老師』，意即指白人老師吧。本來任何國籍都沒關係，但我會直接回應這種偏見，答道我們老師有很多亞洲人，但全都有優秀的專業資歷，你自行決定好了。」

「對此我很自豪的是，我們現在有來自本地、菲律賓、馬來西亞，以及德國等不同國家的老師。我希望傳達一個明確訊息：才能並不建基於族裔之分。當然，我的回應方式同樣很講求尊重，因為我不想以不敬去對偏見。我相信如果你想打敗偏見，首先要展現你更有容人氣度與禮節，因為有時對方並未意識到自己的言行是歧視。」

異邦的文化歧視鏈

儘管如此，她深明人生際遇無常，不是人人有幸尋得這種自覺心安理得的發言位置。「不是每個人都有我這種被賦權的感覺與自信，不論是家傭抑或純粹菲律賓的身份而言。例如我曾面試過一位菲籍老師，她資歷很出色，與小孩相處表現亦很好，但她曾因自己的國籍而不被本地幼稚園接納，也有過被園方阻止她接觸家長等不快經驗。有些人經年累月面對如斯體制，自尊便被擊潰。所以我覺得發聲很重要，要令對方知道錯不在自己、應當公平待人，爾後更堅強面對。」言及此，她語氣篤定從容，跟她在鏡頭下演活的家傭 Evelyn 一般不卑不亢。

「我相信如果你想打敗偏見，首先要展現你更有容人氣度與禮節。有些人經年累月面對如斯體制，自尊便被擊潰。所以我覺得發聲很重要。」

「當我說菲律賓人也會歧視菲律賓人，我想說的是，這是一種共同的體驗，講白點就是一種殖民主義遺下的情結。曾被歧視所傷的人，反過來又把這種傷害加諸於其他人身上，形成惡性循環。我覺得很多有種族偏見的人，可能都是源於自身的不快樂、不滿足。如果你不夠敏感或自省，你就很容易把這些情緒與不忿反饋到這循環裡去。」就如《淪落人》初段黃秋生飾演的昌榮輕諷「菲傭談甚麼夢想」，不過是孤家寡人自憐自卑的情感投射，無心卻傷人，觀者感歎之餘，多少也能聯想起某種仇富嫌貧的複雜心理。

居港 11 年的她，深明菲律賓身份意味著她往往處於歧視鏈的低端。如《淪落人》的網上討論中，不乏一類本來善意的觀眾留言：「難得見菲律賓女仔咁靚。」儘管歐亞血統源遠流長的菲律賓是世界選美大國，以盛產英語流利得體、能歌善舞的佳麗聞名，但大部份香港人卻只知道假日聚集於街頭的「賓妹」們（較禮貌的會喚之以「姐姐」）。

「菲律賓人也會歧視菲律賓人，我想說的是，這是一種共同的體驗，講白點就是一種殖民主義遺下的情結。我覺得很多有種族偏見的人，可能都是源於自身的不快樂、不滿足。」

較年輕的香港人也未必知道，菲律賓音樂人在 1960 至 1980 年代初曾經縱橫香港樂壇，對本地流行音樂發展影響深遠。Crisel 自十歲起接受演藝訓練、因受僱為迪士尼演出歌舞劇而來港，恰好是巧合重踏前人的足跡，璀璨瑰麗卻蒙塵。在訪問前一兩天，我無意中在網上看到她在某活動上現場演唱音樂劇《歌聲魅影》名曲之一「Think of Me」的片段，從抒情詠歎到曲末的昂揚花腔，唱功與情感收放皆自如有度，已非一般流行歌手可比。

「在那個年代，第一批移居香港的菲律賓人都是歌手、樂手，隨後才是成千上萬來工作的家傭。現在得益於社會流動，多了專業人士，還有來港購物、去迪士尼樂園的家庭。居港的菲律賓人口本就很多元。我當然不是說當家傭有甚麼不好，但若你都以某種特定的框框去看待他人，不去細思自己的成見，這就是問題所在。」

《淪落人》是 Crisel 的大銀幕處女作，此前，她的演戲經驗僅有香港電台單元劇集《獅子山下2017 －孤島》，同樣也是飾演家傭。「坦白說，之所以參與這（電影）製作，並不是因為這是電影，不是因為我想演戲。」她嫣然笑說：「如果只是因為這樣，我當初就不會做了。因為（演戲）不是我的 comfort zone，不是你在 34 歲時才選擇做的事。」

接演 Evelyn 一角時，她名下的教育事業已有可見成功，演戲不過是無心插柳的因緣。「那是因為我感到必須要分享我已知曉的故事。而如果這些故事要拍出來，那敘事必須是由真正懂得它們的人一起建立出來，而不是一知半解、裝作知情。我從前在參與社區義工過程中聽來很多不同故事，所以在這角色未出現之前，我彷彿已一早準備好了。」她頓一頓：「我一直都很想有機會去分享這些故事，只是過去沒有平台。」

「如果這些故事要拍出來，那敘事必須是由真正懂得它們的人一起建立出來，而不是一知半解、裝作知情。」

業餘參演，為述說同鄉故事

《淪落人》的製作成本只有三百多萬港元，如今叫好叫座，獎項票房雙收，多少要歸功於「影帝」黃秋生願意不收片酬參演，既收名氣宣傳之效，也造就了戲中令人觸動難忘的演出。以戲論戲，它並非無可挑剔，惟木棉飛絮、四季流韻的意象溫柔淡雅，編導把這個本可以寫成控訴社會問題的悲情故事，返樸歸真拍出一個萍水相逢、相知相惜、尋夢復圓夢的含蓄小品，不落俗套之餘，亦處處煥現市井幽默感——比如身邊朋友觀後紛紛說，沒試過有港式粗話在電影中出現得令人如此感動。

更劃時代的是，《淪落人》不僅是首部起用菲律賓演員為擔綱主角的電影，也著力呈現在港家傭的生活日常與異鄉視角，多個外傭聚會場景以他加祿語對白如實拍攝再輔以字幕，並無特意「遷就」香港觀眾的觀影習慣。電影為 Crisel 帶來了角逐影后的提名與「最佳新演員」的殊榮，刷新了香港電影金像獎近40年的歷史，不過她強調，獎項與評論終究不是她最在意之事。

「我更重視菲裔觀眾對這電影的感受。我當然非常感激電影獲得的好評與支持，但我知道這部電影要成功，必先獲得菲裔觀眾的認同，要他們感到這故事能真實代表他們。」在電影拍攝前後，Crisel 也積極與從事民間團體的朋友交流意見，盡力確保他們感到被尊重。「而這正是小娟（註：導演、編劇陳小娟）帶來的分別。在和她溝通的過程中，我能信賴她會維護故事的尊嚴，不會把它草草拍成話題大路的作品，並呈現這些女性的堅韌。」

「我希望我們能多點了解兩極中間的故事，因為大多數人都是處於這模梭兩可的中間。他們可能沒有刻薄自己的家傭，但雙方關係也就僅止如此了。」

可喜的是，電影在她的居港菲裔社交圈子中同獲肯定。「上映前在學校跟一些家長提起，他們很訝異，為甚麼會有一部香港電影想去講她們的故事？我反問：為何不可呢？」有趣的是，Crisel 說電影上映後，很多觀眾在映後反過來問：為甚麼這樣一部電影，我們竟等了這麼久？她續說：「有幾個在學校認識的家長，他們很讚賞這個故事正面樂觀的力量，沒有把家傭敘述為無望的弱者。」

片名「淪落」一詞一度惹人斟酌：像昌榮一樣半身癱瘓失婚失業獨居公屋，或是大學畢業的 Evelyn 被迫擱置攝影夢想來港照料他人起居飲食，就必然是淪落嗎？我卻猜想，除了是向典故致意，這會不會亦是編導有意在調侃觀眾對這故事的預設期望？正如攝影乃是捕捉一瞬光影、在尋常之處洞見美好的藝術，Evelyn 想必知道，是陰翳幽暗令灼目白光有了層次與生命。電影首尾兩度出現的井型雙塔式公屋的仰視鏡頭，仿似四面圍牆，又宛如長廊盡處的出口，俗世中的所謂幸福，畢竟端看那游離擺蕩於明暗之間的一念。行善助人、敬生惜生，都是一念與一念之間的選擇。

這「選擇」，正是 Crisel 希望當下的外傭敘述能開啟的想像。「在這十年間，我看到很多正面的改變，很多勇於改善現狀的人；同時，我也不會否定那些可怕的剝削個案。但我希望我們能多點了解兩極中間的故事，因為大多數人都是處於這模梭兩可的中間。他們可能沒有刻薄自己的家傭，但雙方關係也就僅止如此了。」

「如只專注於呈現好壞兩極，那這些位處中間的人就沒有機會去從中反思自己是否能做得更好。他們會想：我沒有虐打家傭也沒有令她捱餓，我不是壞人啊，這些故事不代表我。但如果我們呈現更多元的故事，也許他們就能思考，咦，可能我在能力可及的細微之處，還可以做好一點。例如你知道的，將她們與所有其他職業一視同仁，不要只因她們在你家中生活，就期望人家要每天工作十多小時⋯⋯」

片場與學校，原則如一

「我不會假裝我曉得（家傭）在工作面對的身心重負，但我的確知道她們信任而托付於我的故事。」

言及外傭處境，我問 Crisel，在演出 Evelyn 過程中，有沒有曾感到內心矛盾？畢竟她的際遇比需要寄人籬下的同鄉們來得幸運。為免誤會，我拿自己的經驗解釋：身為記者有時也難免會有類似的自我質疑，詰問到底是誰給我權力去書寫他人的困境與故事。

她想了想，如此說：「正如我說，我很在意她們的意見，因為我想確保（演出）能盡可能忠於現實。我不想人們跑來說，『噢，你怎麼會知道，你又沒有體驗過。』但我更想強調的是，你的社會地位並不重要，因為我們的情感是共通的。」

「這正是小娟作品美麗的地方。她呈現的 Evelyn，是她面對這些困難，卻又同時不受處境所制約、定義。Evelyn 面對的問題是任何人都有可能面對的，例如家庭的紛爭與羈絆、脫離不愉快的關係、受困於金錢而無力實現理想⋯⋯我相信如果你專注於這些面向，就能體會故事與你的聯繫。最重要的是找尋那條線索，你和你的角色之間那真實的共通之處。我不會假裝我曉得（家傭）在工作面對的身心重負，但我的確知道她們信任而托付於我的故事。」

一般人乍聽 Crisel 修畢政治學去做歌舞劇演員，然後又轉投幼兒教育，或覺得這「生涯規劃」有點異於常規。然而在她眼中，這些工作的底蘊沒有甚麼不同，同樣是為故事注入生命、由此連繫他人。

「人們問，做演員跟做老師有甚麼分別？我覺得沒甚麼分別，兩者都要求你坦承待人。在學前教育，我認為誠實與尊重待人是毋庸置議的（品格），但你要跟小孩溝通，必先跟他們建立關係，摸索他們的話言與媒介。」

「我忘了是誰說過那句話，『我們歌唱先於言語，舞蹈先於行走』。我說的創意並不是指『來戴上小丑面具，我們唱歌跳舞！』，而是『我覺得快樂，我想表達自己』。假如有小孩想唱歌，我不會第一時間『殊！』（示意他安靜），而是希望他不畏表現自己，找尋自己的聲音，和他一起實驗不同的歌唱方式。把創意融入教育並不是關於 gimmick，而是如何以小孩的語言來溝通。」

不過她也知道這種育兒方針，並不符合香港以至亞洲社會追求「聽話」與「入群」的傳統教學文化。她很相信藝術創作的力量：「因為它容許小孩直面自己的感受，表達自己他們想要甚麼、不想要甚麼，同時也教導他們細心聆聽。這是我們的未來需要的人才，會去解決問題的人。這是我在劇場裡成長的親身經驗，我知道這些小孩最後無論會不會從事創作也好，這些技能都是一生受用的。」

「我考慮的不是角色有多少戲份、電影公司的名氣，或是風格與形式。我關心的是它想說甚麼，它會不會 make a difference，會不會令人們感到被尊重。」

《淪落人》之後，多元往何尋？

那麼，還會考慮再演戲嗎？不過，會否擔心除了家傭，港產電影就沒其他適合她的角色可演？畢竟，但凡涉及少數社群的媒體再現，「提高社會意識」與「加深固有刻板印象」之間的界線不易拿揑，好心有時做壞事。

Crisel 說，只要機會合適，都會保持開放態度。「我喜歡學習新事物，而（演戲）是一個好的挑戰⋯⋯對我來說，我考慮的不是角色有多少戲份、電影公司的名氣，或是風格與形式。我關心的是它想說甚麼，它會不會 make a difference，會不會令人們感到被尊重。」

《淪落人》為香港電影的多元再現行前了一步，但菲律賓以至其他東南亞文化位處邊緣，同類製作是否能迎合商業考慮與本土觀眾口味，尚待試驗、觀察。

曾留學美國與新加坡的菲籍學者、香港中文大學文化研究系助理教授 Elmo Gonzaga 向我指出，如果香港亞洲電影投資會 (HAF) 或「創意香港」這類融資平台，能更重視香港多元文化或亞洲跨國文化交流的電影項目，本地電影有望能拍出更多涉及在港少數族裔的故事，例如南亞社群以至重慶大廈的非洲商人。「如果香港政府真的希望推廣香港作為『亞洲國際城市』，這難道不是最理想的方向嗎？」

Gonzaga 續說，新加坡近年的電影業值得香港借鏡：「這在新加坡更趨普遍，有得到政府資助的獲獎電影呈現本地少數族裔生活，例如《The Apprentice》與《A Yellow Bird》分別以馬來裔獄卒與印度裔出獄犯人為主角，《A Land Imagined》則呈現中國與南亞建築工人的處境；《Unlucky Plaza》則敘述一位開餐廳的菲裔小商人如何夢想成為公民。」

他尤其認為，在港菲裔社群同樣很多元，本就可以啟發很多不同的故事。他以王家衛的《阿飛正傳》和《花樣年華》的南洋印象，以及1960年代香港電影配樂受菲律賓的拉美音樂風格影響舉例，「其中一個可能性，是由本地電影人『南向』重尋香港與東南亞之間被遺忘的（文化）關係」，並在內地片商以外，開拓與東南亞電影人的合作。這種多元與跨地域交流，長遠或能開啟更多元的身份與文化想像。

Crisel 則坦言不熟諳香港流行文化，不能判斷本地電影的未來發展。但她相信，「在世界各地，很多從事主流電影或戲劇創作的人都低估了觀眾的成熟。我覺得觀眾已經準備好去推倒『麵包和馬戲』的方向——羅馬時期免費向窮人送麵包與馬戲娛樂（註：指以小恩小惠穩定民心的綏靖文化）。我樂意相信，我們已經不再活在那樣的時代，人們受益於跨文化交流，都在變得更聰明。」

本地電影有望能拍出更多涉及在港少數族裔的故事，例如南亞社群以至重慶大廈的非洲商人。「如果香港政府真的希望推廣香港作為『亞洲國際城市』，這難道不是最理想的方向嗎？」

未忘政治學，見林又見樹

在訪問前，我曾好奇 Crisel 會不會避談政治。在異邦定居多年，或多或少有份隔岸回首的期許？憑藉《淪落人》如今的成功，也許她會樂意偶然擔當一下非正式「文化大使」，推動一下本地大眾對家鄉的認知？

她說，當初主修政治學，本來就因為她有求變的熱情。「因為當時希望之後當律師。但讀完第一年，我就意識到只有一類人才能在那種環境中生存並有所成就——你必須能承受你見證的疾苦，同時在那窄縫處為正確的事持續爭取。但這體制太混亂了，我覺得自己承受不來。」

「我當時對自己說，天啊選錯了科目。但之後我發現我仍有東西真的很在乎，那就是參與社區工作。如果你要從政，你必須成為一個超級主管，為人們設下主要方向。但這有點由上而下。如果你與社群共同合作，你能促進實質的改變，啟發人們能作自主決定，為自己發聲。這不需要大人物來推動。」

Crisel 說，政治學訓練至今仍影響她如何看待自身位置與周遭社會。「它教曉我要盡量以最少的偏見去看事物。讓你保持開放的頭腦，也令我們接觸世界大事，辯論不同歷史事件的好與壞，彼此如何重覆，明白世上沒有單一而清楚的答案，每個國家都自己的經驗與歷史。」

久居香港的她想必知道，但凡自己的家鄉上新聞，都以負面居多。「目睹國家現時的狀況令人痛心。社會缺乏正直的領袖，而這也跟世代、世紀以來面對的壓迫有關。」她當年不少同窗有的加入了政府，有的從事民間組織。她相信體制內外不同崗位，都自有其價值所在，都有人在努力爭取。

「在世界各地，很多從事主流電影或戲劇創作的人都低估了觀眾的成熟。我覺得觀眾已經準備好去推倒『麵包和馬戲』的方向。人們受益於跨文化交流，都在變得更聰明。」

「政治學不只是研究政治與管治的結構，你其實是在研究各種關係與權力的本質。誰有權力？誰能獲得權力？如何利用這權力，去實現甚麼？」她深信，無論在哪裡，窒礙社會向前的，往往都是源於人們為著不同的身份與利益而拒絕對話、尋找折衷。

但她依然樂觀。「現在菲律賓湧現了一批新晉的設計師、音樂人、作家、電影工作者。尤其菲律賓電影業其實正處於一個新的黃金年代⋯⋯我想，有部份是因為我們的文化共同經歷過的痛苦，鼓動我們一起向前。」

無論是香港、菲律賓抑或放眼世界，從舞台、學校到片場，Crisel 的信念始終繫於普通人的經驗與故事。「我會說，由我們能做的東西開始入手：接觸大眾，述說他們的故事，讓他們的聲音得以被聽見，感覺自己是社會的一部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