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還願》爭議的兩重模糊：遊戲表達的意義與「被侮辱」主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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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筆者看來，《還願》事件的模糊性主要集中在兩個問題上，對於這兩個問題的澄清，也是以左派自居者在站隊之前必須要完成的一步。

第一重模糊性在於，遊戲製作者這種行為是否是一種有意義的政治表達，是否有進步意義可言。這是我們想要為其辯護時首先遇到的障礙。《還願》在國內的遭遇讓人聯想起2013年張懸在曼切斯特大學演唱會時的風波。當演唱會進行到一半時，張懸接過台下聽眾的青天白日旗，表示這是他們的「national flag」，並以「I’m proud to introduce my country.」回應大陸學生的質疑。在此之後張懸即在大陸遭到一定程度的「封殺」，並取消了在北京的演唱會。

在這個問題上，我可以對她的行為表達毫無保留的支持。首先在於張懸自始至終沒有塑造一個「不談國事」的人設，在其最具政治性的單曲《玫瑰色的你》中明確向學生運動致敬，也出現了象徵西藏獨立的「雪山獅子旗」。當然對於這些政治立場個人未必全部接受，但這種形象終究是資本主義文化工業統制下的一朵奇葩。其次，同時也是更重要的，張懸本人長期活躍在台灣社會運動的第一線，其範圍橫跨廢除核電、性少數權益、媒體自由、大企業惡意併購等問題，而許多「張懸粉絲應援」性質的公眾號也大談台灣近期的同性戀平權運動，成為應援界的一簇奇葩。同樣，對於這些運動目標我們當然不必全都接受，但在大陸這種相對壓抑的政治環境下，一個活動家的形象恰恰可以起到「他山之石」的作用。

反照之下，赤燭對於政治的態度就顯得很可疑。在其前一部同樣優秀的遊戲——《返校》中，他們出色的刻寫了白色恐怖之下的台灣社會，這種刻寫在半個世紀後的今天仍然是一種極具危險性和殺傷力的武器。但在本作《還願》中，或許不無擴展大陸市場的考慮，製作組把矛頭對準「邪教」這樣一個在二十一世紀已經逐漸失去鮮活生命的靶子，其結果就是前作中充溢的緊張性煙消雲散，《還願》成為一件在政治上「基本無害」的消費品。

但製作組終究還是難以掩蓋自己的小聰明，所以在遊戲裏一個極隱晦的位置加進了一處「辱包」內容。但耐人尋味的是赤燭以何種態度插入了這個小彩蛋，一部分明顯不玩遊戲的論者想當然的認為「製作組自己都沒想到會被發現」是絕對的謬誤，我相信以遊戲從業者對互聯網和當代玩家社群的了解，不會不清楚這樣一個彩蛋被發現並在互聯網上流傳開絕對不需要超過兩週時間。只要對魂鬥羅「水下8關」、神奇寶貝「夢幻」等都市傳說稍有耳聞，就不會認識不到遊戲玩家是一個可以用多種反加密和解包方式360°解剖遊戲文件，並且極具傳播意識的群體。

所以我更願意相信製作組此舉完全是有意為之，就等着彩蛋被挖出來成為新聞話題的這一天。這也許可以說是政治趣味的小聲呼喊，但是對於赤燭而言，也就僅僅是趣味而已了，而無法真正轉化為有見地的批判或有實效的行動。甚至其事發之後的兩封回應信和遊戲銷量的暴漲，使得這一行為呈現出某種消費大陸的高壓環境以借勢營銷的意味。

第一重模糊性於是浮現了，這張辱包的符紙，在《還願》整體政治性的沼澤中上升成為島嶼，這塊島嶼如果停留在沼澤中，就成為無意義的孤島。但我們同樣可以將其視為一種《返校》中對於白色恐怖、警察國家的批判的延續，使得這一孤島獲得一種戰鬥力。而這種文本的勾連，既然對於一個作者和導演而言是合理的，那麼我相信對於一個遊戲製作者來說同樣是合理的。

固然，這陣小聲的呼喊是帶着些許賣弄的幼稚和可笑的，所以在為其辯護之前恰恰需要將這種賣弄轉化為對抗，將這種可笑轉換為嚴肅。所幸《還願》事件的醖釀恰好滿足了我們這種現實的需要，在「辱包」內容流出之後，B站、微博、公眾號紛紛刪除了相關內容，steam也很快下架了這款遊戲。社會的這種反應很難不讓人聯想到《返校》中那個白色恐怖下風聲鶴唳、人人自危的台灣。

這種無力感製造了一條難以彌合的裂痕，一種微妙的 doublethink，當代的政治倫理告訴我們：「你不必這麼認真」，但日常的政治經驗卻以隱晦卻不容置疑的語氣同時告訴我們：「這是不可饒恕的」。

但是，這種發酵同樣引發了第二重的模糊性，即相當數量的群體真實地感到自己「被侮辱」了。這種情緒有兩個來源，需要我們分別加以分析。其一是赤燭在未告知的情況下，將政治風險加諸遊戲產品線上的大陸人民。不僅僅是《還願》的發行商，更是無數製作視頻的遊戲UP主、同人畫手、遊戲媒體，在這一事件後不得不火速刪除一切相關內容，蒙受了人力和資本的白白損失，更面臨着秋後算賬的政治風險。

這群人的憤怒當然有某種「堅實」的「經濟基礎」，甚至是「於古有徵」。這同二十世紀資本主義大危機經典的爆發方式無比接近：因為內部的原因導致了資金鍊斷裂和經濟崩潰，但群眾的憤怒和恐慌很快被轉嫁到一個被建構的「外部敵人」之上，只不過上個世紀的希特勒需要主動地塑造一個被仇恨的猶太人形象，而在這裏作為「外部敵人」的台灣是現成的。

但對於更多和遊戲產品無關的大陸人而言，這種憤怒更多來自於線上國家主義者的伺機炒作。即通過對於遊戲內容的二次加工，以文字獄的方式腦補出「陸心社」、「十一」、「四十九」等質疑點，將「辱包」這一行為擴大到對於大陸人民和社會主義祖國的雙重侮辱，以利用這種「被冒犯」的情緒將人民和國家機器捆綁在一起。

但是仔細想想就能發現這些描繪多半是靠不住的，例如其中一種解讀是將遊戲中的邪教組織「陸心社」比附為「大陸的心」，指責赤燭宣揚台獨。但須知台獨敘事的對立恰恰是「中國」與「台灣」而非「大陸」與「台灣」的對立。事實上，綠營媒體在事件後的報導正是「遭13億中國人怒封殺」。倘若赤燭真的想要展示台獨立場，「鍾恭銘」無疑是比「陸恭銘」更符合語境的邪教頭子。同樣，以「四十九根蠟燭」比附1949的觀點，或許也不清楚四十九是一個民間信仰中常見的數字，例如水陸道場超度亡靈的時間就是七七四十九天。當然隱喻根據語境的不同可能會起到完全不同的效果，但是結合符紙出現之前大陸互聯網對於《還願》的一片盛讚，令人不得不感歎屬實是結果「回溯地」創造了原因。

這種文字獄比附最後的綜合，是認為《還願》整部作品就是一個巨大的政治暗喻，即視大陸為一個邪教組織，殺死了「嚮往美國」的台灣。如果這種暗喻真的成立，當然揭示出台灣本土派的荒謬，即始終停留在雅爾塔的廢墟之中，一方面抗拒大陸國家機器的強權，但另一方面又滿心歡喜地擁抱來自美日的強權。但只有在大陸依然是革命中國的條件下，在領導人和國家仍然具有人民性的條件下，這種對大陸政權的拒斥才能真正上升到對人民的拒斥，而某種輿論在符紙這一唯一確鑿的證據之上建立的一整套能指和所指的體系，恰恰也無視了自身所處的權力關係，因而在另一種視角中暗合了邪教用編造和附會對教眾進行洗腦的手段。

我們當然可以用「無意」或「借勢營銷」解讀赤燭的行為，但如果將其視為一種行為藝術的話，整個事件恰恰呈現出一個無懈可擊的閉環。因為遊戲內容巧妙規避掉了一切「政治不正確」的可能（甚至沒有真正表達台獨），所以來自大陸的抵制聲音始終無法以真正理性的方式將其駁倒。這種無力感製造了一條難以彌合的裂痕，一種微妙的 doublethink，當代的政治倫理告訴我們：「你不必這麼認真」，但日常的政治經驗卻以隱晦卻不容置疑的語氣同時告訴我們：「這是不可饒恕的」。

為了彌合這種裂縫，大家才需要如此費力地展開這些文字獄式解讀和指向台獨的推論，但我們越是堅定地投身於這種彌合裂縫的努力，恰恰只能從反面印證着我們自己創造出的那個邪教暗喻。

回到問題的一開始。我們都很清楚，中國現實的政治環境就是國家元首代表着整個國家機器，而國家機器又遮蔽了「市民社會」（如果真的有這種東西的話）。《還願》的出現恰如一次精準的皮下注射，引發一系列症候性的疼痛與痙攣，表現為將赤燭「台獨化」，並整齊劃一地抵制《還願》。而這種病理性的反應劇烈的程度，恰恰正相關於人民被國家機器，甚至直接和國家元首捆綁的程度。

所以唯一正確的應對策略只能是切斷這種捆綁，對於《還願》的聲援絕不單純是一種反審查的政治正確，而是一種切斷人民和國家機器關聯的迫切需要。

就《還願》在大陸的遭遇，有一種來自大陸評論異常精當：「政府沒有下指示，各大網站第一時間就刪除了內容。這不是大陸政府要封殺你，是十三億中國人要封殺你。」

但十三億人的這種主體性是從何而來的呢，是來源於瞬間的驚詫，隨之而來的被欺騙感，以及長期的政治恐怖，最後被壓抑的政治激情突然遇到了一個毫無危險的宣泄對象，便如決堤洪水般流淌。而這對於我們的啟示無非是意識形態造成的緊急狀態已經到了如此地步，以至於新左派必須認識到自己批判田園自由派的歷史任務已經完成了，如果再不認清新的對手，奮鬥的果實很快就會被這個左派和田園自由派都憎惡的對手篡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