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愿》争议的两重模糊：游戏表达的意义与“被侮辱”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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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笔者看来，《还愿》事件的模糊性主要集中在两个问题上，对于这两个问题的澄清，也是以左派自居者在站队之前必须要完成的一步。

第一重模糊性在于，游戏制作者这种行为是否是一种有意义的政治表达，是否有进步意义可言。这是我们想要为其辩护时首先遇到的障碍。《还愿》在国内的遭遇让人联想起2013年张悬在曼切斯特大学演唱会时的风波。当演唱会进行到一半时，张悬接过台下听众的青天白日旗，表示这是他们的“national flag”，并以“I’m proud to introduce my country.”回应大陆学生的质疑。在此之后张悬即在大陆遭到一定程度的“封杀”，并取消了在北京的演唱会。

在这个问题上，我可以对她的行为表达毫无保留的支持。首先在于张悬自始至终没有塑造一个“不谈国事”的人设，在其最具政治性的单曲《玫瑰色的你》中明确向学生运动致敬，也出现了象征西藏独立的“雪山狮子旗”。当然对于这些政治立场个人未必全部接受，但这种形象终究是资本主义文化工业统制下的一朵奇葩。其次，同时也是更重要的，张悬本人长期活跃在台湾社会运动的第一线，其范围横跨废除核电、性少数权益、媒体自由、大企业恶意并购等问题，而许多“张悬粉丝应援”性质的公众号也大谈台湾近期的同性恋平权运动，成为应援界的一簇奇葩。同样，对于这些运动目标我们当然不必全都接受，但在大陆这种相对压抑的政治环境下，一个活动家的形象恰恰可以起到“他山之石”的作用。

反照之下，赤烛对于政治的态度就显得很可疑。在其前一部同样优秀的游戏——《返校》中，他们出色的刻写了白色恐怖之下的台湾社会，这种刻写在半个世纪后的今天仍然是一种极具危险性和杀伤力的武器。但在本作《还愿》中，或许不无扩展大陆市场的考虑，制作组把矛头对准“邪教”这样一个在二十一世纪已经逐渐失去鲜活生命的靶子，其结果就是前作中充溢的紧张性烟消云散，《还愿》成为一件在政治上“基本无害”的消费品。

但制作组终究还是难以掩盖自己的小聪明，所以在游戏里一个极隐晦的位置加进了一处“辱包”内容。但耐人寻味的是赤烛以何种态度插入了这个小彩蛋，一部分明显不玩游戏的论者想当然的认为“制作组自己都没想到会被发现”是绝对的谬误，我相信以游戏从业者对互联网和当代玩家社群的了解，不会不清楚这样一个彩蛋被发现并在互联网上流传开绝对不需要超过两周时间。只要对魂斗罗“水下8关”、神奇宝贝“梦幻”等都市传说稍有耳闻，就不会认识不到游戏玩家是一个可以用多种反加密和解包方式360°解剖游戏文件，并且极具传播意识的群体。

所以我更愿意相信制作组此举完全是有意为之，就等着彩蛋被挖出来成为新闻话题的这一天。这也许可以说是政治趣味的小声呼喊，但是对于赤烛而言，也就仅仅是趣味而已了，而无法真正转化为有见地的批判或有实效的行动。甚至其事发之后的两封回应信和游戏销量的暴涨，使得这一行为呈现出某种消费大陆的高压环境以借势营销的意味。

第一重模糊性于是浮现了，这张辱包的符纸，在《还愿》整体政治性的沼泽中上升成为岛屿，这块岛屿如果停留在沼泽中，就成为无意义的孤岛。但我们同样可以将其视为一种《返校》中对于白色恐怖、警察国家的批判的延续，使得这一孤岛获得一种战斗力。而这种文本的勾连，既然对于一个作者和导演而言是合理的，那么我相信对于一个游戏制作者来说同样是合理的。

固然，这阵小声的呼喊是带着些许卖弄的幼稚和可笑的，所以在为其辩护之前恰恰需要将这种卖弄转化为对抗，将这种可笑转换为严肃。所幸《还愿》事件的酝酿恰好满足了我们这种现实的需要，在“辱包”内容流出之后，B站、微博、公众号纷纷删除了相关内容，steam也很快下架了这款游戏。社会的这种反应很难不让人联想到《返校》中那个白色恐怖下风声鹤唳、人人自危的台湾。

这种无力感制造了一条难以弥合的裂痕，一种微妙的 doublethink，当代的政治伦理告诉我们：“你不必这么认真”，但日常的政治经验却以隐晦却不容置疑的语气同时告诉我们：“这是不可饶恕的”。

但是，这种发酵同样引发了第二重的模糊性，即相当数量的群体真实地感到自己“被侮辱”了。这种情绪有两个来源，需要我们分别加以分析。其一是赤烛在未告知的情况下，将政治风险加诸游戏产品线上的大陆人民。不仅仅是《还愿》的发行商，更是无数制作视频的游戏UP主、同人画手、游戏媒体，在这一事件后不得不火速删除一切相关内容，蒙受了人力和资本的白白损失，更面临着秋后算账的政治风险。

这群人的愤怒当然有某种“坚实”的“经济基础”，甚至是“于古有征”。这同二十世纪资本主义大危机经典的爆发方式无比接近：因为内部的原因导致了资金链断裂和经济崩溃，但群众的愤怒和恐慌很快被转嫁到一个被建构的“外部敌人”之上，只不过上个世纪的希特勒需要主动地塑造一个被仇恨的犹太人形象，而在这里作为“外部敌人”的台湾是现成的。

但对于更多和游戏产品无关的大陆人而言，这种愤怒更多来自于线上国家主义者的伺机炒作。即通过对于游戏内容的二次加工，以文字狱的方式脑补出“陆心社”、“十一”、“四十九”等质疑点，将“辱包”这一行为扩大到对于大陆人民和社会主义祖国的双重侮辱，以利用这种“被冒犯”的情绪将人民和国家机器捆绑在一起。

但是仔细想想就能发现这些描绘多半是靠不住的，例如其中一种解读是将游戏中的邪教组织“陆心社”比附为“大陆的心”，指责赤烛宣扬台独。但须知台独叙事的对立恰恰是“中国”与“台湾”而非“大陆”与“台湾”的对立。事实上，绿营媒体在事件后的报导正是“遭13亿中国人怒封杀”。倘若赤烛真的想要展示台独立场，“钟恭铭”无疑是比“陆恭铭”更符合语境的邪教头子。同样，以“四十九根蜡烛”比附1949的观点，或许也不清楚四十九是一个民间信仰中常见的数字，例如水陆道场超度亡灵的时间就是七七四十九天。当然隐喻根据语境的不同可能会起到完全不同的效果，但是结合符纸出现之前大陆互联网对于《还愿》的一片盛赞，令人不得不感叹属实是结果“回溯地”创造了原因。

这种文字狱比附最后的综合，是认为《还愿》整部作品就是一个巨大的政治暗喻，即视大陆为一个邪教组织，杀死了“向往美国”的台湾。如果这种暗喻真的成立，当然揭示出台湾本土派的荒谬，即始终停留在雅尔塔的废墟之中，一方面抗拒大陆国家机器的强权，但另一方面又满心欢喜地拥抱来自美日的强权。但只有在大陆依然是革命中国的条件下，在领导人和国家仍然具有人民性的条件下，这种对大陆政权的拒斥才能真正上升到对人民的拒斥，而某种舆论在符纸这一唯一确凿的证据之上建立的一整套能指和所指的体系，恰恰也无视了自身所处的权力关系，因而在另一种视角中暗合了邪教用编造和附会对教众进行洗脑的手段。

我们当然可以用“无意”或“借势营销”解读赤烛的行为，但如果将其视为一种行为艺术的话，整个事件恰恰呈现出一个无懈可击的闭环。因为游戏内容巧妙规避掉了一切“政治不正确”的可能（甚至没有真正表达台独），所以来自大陆的抵制声音始终无法以真正理性的方式将其驳倒。这种无力感制造了一条难以弥合的裂痕，一种微妙的 doublethink，当代的政治伦理告诉我们：“你不必这么认真”，但日常的政治经验却以隐晦却不容置疑的语气同时告诉我们：“这是不可饶恕的”。

为了弥合这种裂缝，大家才需要如此费力地展开这些文字狱式解读和指向台独的推论，但我们越是坚定地投身于这种弥合裂缝的努力，恰恰只能从反面印证着我们自己创造出的那个邪教暗喻。

回到问题的一开始。我们都很清楚，中国现实的政治环境就是国家元首代表着整个国家机器，而国家机器又遮蔽了“市民社会”（如果真的有这种东西的话）。《还愿》的出现恰如一次精准的皮下注射，引发一系列症候性的疼痛与痉挛，表现为将赤烛“台独化”，并整齐划一地抵制《还愿》。而这种病理性的反应剧烈的程度，恰恰正相关于人民被国家机器，甚至直接和国家元首捆绑的程度。

所以唯一正确的应对策略只能是切断这种捆绑，对于《还愿》的声援绝不单纯是一种反审查的政治正确，而是一种切断人民和国家机器关联的迫切需要。

就《还愿》在大陆的遭遇，有一种来自大陆评论异常精当：“政府没有下指示，各大网站第一时间就删除了内容。这不是大陆政府要封杀你，是十三亿中国人要封杀你。”

但十三亿人的这种主体性是从何而来的呢，是来源于瞬间的惊诧，随之而来的被欺骗感，以及长期的政治恐怖，最后被压抑的政治激情突然遇到了一个毫无危险的宣泄对象，便如决堤洪水般流淌。而这对于我们的启示无非是意识形态造成的紧急状态已经到了如此地步，以至于新左派必须认识到自己批判田园自由派的历史任务已经完成了，如果再不认清新的对手，奋斗的果实很快就会被这个左派和田园自由派都憎恶的对手篡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