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庸與香港人集體大願：離開香港，你便能「退隱」江湖了麼

當我們懷念金庸的時候，是在懷念什麼？這問題及答案都有點曲折。對作為大眾文化的武俠類型小說及電影，其所折射的集體慾望、心願、記憶、挫折與創傷，不能只作經典閱讀式的文本分析，筆者嘗試與當下現實對讀，望能讀解更多層次，以更好了解自身。

俠義

武俠小說現在真的少人看了，本來屬於大眾熟習的行文，現在已由於年輕一代不熟悉中國傳統文化而變得疏遠。以前讀金庸太大眾了，要批判地讀；現在連引人讀金庸都變成要絞盡腦汁的事了。

龔鵬程早已在《俠的精神與文化史論》中考證分析，許多古書中「俠」一詞，都未必必然指向正面質素，比如董卓就以交流廣闊稱「健俠知名」（見《後漢書》）。「俠」也有搶劫行旅的，也有淫擄婦女的，甚至有販賣人口的「俠」，不一而足。《史記．游俠列傳》中為「俠」定下一個不走正規但重承諾、輕生死的正面形象，重點在「不愛其軀，赴士之阨困」。這是司馬遷「遭李陵之難，交游莫救，身坐法困，故感游俠之義，其辭多激」（董份，見《史記評林》）困頓之下的文學想像，份外有力——司馬遷帶著個人處境與文學想像為本「不入流」的「俠」賦予價值崇高感，跟隨對當下處境的感受和理解，一再詮釋出新意義。乃至於近代新派武俠小說中的「俠」，也多尊《史記》為宗，同樣包含當下的折射。

論到「俠」，「為國為民，俠之大者」的是郭靖：郭靖小時要去告訴拖雷有老虎來，韓小瑩問他怕不怕老虎連他也吃了，郭靖說「我怕」，韓小瑩問他還去不去，郭靖說「我去。」這一點重兄弟情誼、不怕危險的純樸俠義之心，長成將來守襄陽至城破以身殉的結局，是一條筆直的大俠之路，本是當年要把「任俠」提升到國民層次的意思。

然而金庸小說中另一更受歡迎的俠客形象卻是令狐沖：他非常的「弱」，學得獨孤九劍前，他一再出於俠義，抱打不平挺身挑戰武功比自己高的高手，以致身受重傷；後來又因體內有桃谷六仙的真氣亂走而飽受煎熬（竊以為這是一個人愈加年長，被多種不同價值觀衝擊而有內在混亂不能行動的隱喻），在小說中他大部分時間都是身受重傷的「不滿血」狀態，呼應小說著重描寫一統江湖的野心與陰謀之沉重、個人無力扭轉大局的主題。令狐沖、儀琳、藍鳳凰等形象，幽默不羈、天真爛漫、我行我素，又是政治權鬥刀光劍影之下令人愛惜的真性情——借助於西方荷里活（好萊塢）及名著等文化資源，金庸寫出了這些個人化的筆觸，突破了傳統中國「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慣性直線套路。

令狐沖利嘴如刀，「屁股向後平沙落雁式」，愛他的香港人多於郭靖。而他不顧生死挺身救助弱小困乏者，實在是「不為什麼」——余滄海就認定他不是為了儀琳美貌，就是為了打敗田伯光求出名——在昔年見慣險惡的香港，原也最肯定出於血性的純樸善良。就如田漢寫於日佔時期的名曲〈再會吧！香港〉中有道：

這兒洋溢着驕淫的美酒，積流着英雄的血漿。／這兒有出賣靈魂的名姬，也有獻身祖國的姑娘！／這兒有迷戀着玉腿的浪子，也有擔當起國運的兒郎！／這兒有一攫萬金的暴發戶，也有義賣三年的行商。

庶民的血性，在陰暗中閃耀發光，武俠小說中原以光明與黑暗的強烈對比而滿足人們對希望的渴求。

江湖

是以我們能理解，佔領旺角時出現關公的神位，為何如此激動人心⋯⋯期待有政府以外的另一套生活法規來伸張正義。而在認知到「官商鄉黑」的勾結、黑社會被僱用去驅散示威人群時，上述對江湖的夢想發出了清脆的碎裂聲

龔鵬程亦另標出，章太炎在清末革命水深火熱時，為救國難，肯定報仇行為、鼓吹刺客「狙擊人主」，「藉交報仇，為國民發憤」；利劍刺魚肉百姓的惡吏，「可以得志」。在此「刺客」如能解救國人於倒懸，即為「俠」之正面意義。龔鵬程認為這也是「俠」在時代語境中再作新詮釋的關鍵。「俠」是在正式法規以外的救助可能，折射人民心理的渴望。

俠客不遵法規，集體乃成江湖。江湖是官規以外的另一法規。可以想像，在殖民地統治、華人受歧視、貪污舞弊民生困頓的五，六十年代，「江湖」如果有正面意義，乃在於規正官府，「替天行道」。「江湖」自有法規，是民間社會的一種，它經常是法規與官府的「致命的補充」，相反又相成。賈樟柯就一直很喜歡港產的江湖片，喜歡它草莽氣息與民間自治的精神，頡頏於政府統治全面貫穿各層階層的大一統，以致於近年終於拍成《江湖兒女》。江湖自然有仇殺，那叫快意恩仇；一旦無法脫離江湖規矩，恩怨纏身，那叫「人在江湖，身不由己」。懷念江湖的時候，我們說江湖是有規矩，有道義，為性情行事提供理由。像令狐沖面對費彬要他殺受傷的曲洋、劉正風、曲非煙，便說不好意思以大壓小，以免傳出去名聲不雅；欺負身受重傷者，乘人之危，決非英雄好漢行為。令狐沖不拘小節，但非常懂得江湖規矩，每次引用「江湖規矩」都是出於為別人細心著想。與自命誅邪就可不擇手段的「名門正派」相比，能夠活用「江湖規矩」的令狐沖，是規矩人性化使用的重要代表。

自命正義也是官府的特徵，在金庸武俠小說裏，江湖比自命正義的官府好，江湖中人性化、亦正亦邪的俠客，又比自命正義的基本教義派正道中人好。說到底，俠者在統治者所建立的現成法規以外的拯救希望，江湖也寄託著官府以外的另一種生活秩序，裏面有伸張正義的可能。是以我們能理解，佔領旺角時出現關公的神位，為何如此激動人心。當時有資深社運人說，旺角如風月寶鑑折射人心的慾望，其中最激勵人者有關公像、仗義的貨車司機等等，都是大眾對庶民力量的想望，期待有政府以外的另一套生活法規、另一個龐大人群，來伸張正義。當然，在認知到「官商鄉黑」的勾結、黑社會被僱用去驅散示威人群時，上述對江湖的夢想發出了清脆的碎裂聲。這時我們回頭去看2000年後關於「黑社會」消散的電影，更別有感傷。

自由與浪漫

霸王硬上弓的男人得到女性傾心，這種夢想在日益潔癖化道德化的香港社會，是無甚容身之所的了。

古籍中「任俠」一詞，多指放蕩，不守禮法，也不受「政治正確」的道德規限。金庸小說中的男性中心主義眾所周知，筆者也為文批評過。但在小說藝術角度來看，金庸也的確寫出過傑出的大男人夢想形象，情聖段正淳就不說了，採花大盜田伯光也很討人喜歡，在金庸逝世悼念潮中，終於見到知名女性作者說自己最喜歡的金庸角色是田伯光。而另一個逼姦紀曉芙的明教左使楊逍，自從孫興扮演此角後更得女性傾心。霸王硬上弓的男人得到女性傾心，這種夢想在日益潔癖化道德化的香港社會，是無甚容身之所的了。

同樣，「自由戀愛」是新派武俠小說的正義原則之一。《神鵰俠侶》就有最知名的楊過小龍女師生戀，師生戀涉及兩方權力不平等，在今日的政治正確目光下不能接受，美國也有大學明禁師生戀。然而在武俠小說中，「禮教大防」有種野蠻的浪漫。新版《神鵰》卻把梅超風和黃藥師都改成師生戀，對於師生戀的肯定程度令人驚訝——金庸批判大家霍驚覺為文說金庸修改自己的小說總體上是把人物道德化，我想在師生戀這點上大概例外。

金庸小說當然有更正面的自由與浪漫，像段譽青衫磊落險峰行，與喬峰劇飲千杯男兒事，都是從浪漫形象來提供想像的快感。閱讀武俠小說的其中一個樂趣就是這些自由與浪漫通過文字系統在腦中實現，某些時候它比在影視中具體呈現，更為自由更為浪漫。是以我們亡命般追看金庸，唯一能比金庸小說更浪漫的是徐克和王家衛的電影改編，可惜金庸不喜歡他們改得太厲害。

傳統文化與知識

遙想當年南來文人在港煮字療飢，工廠車衣式日寫萬字，靠的是心中對知識與文化的信念支撐下去。

我們懷念金庸，多是懷念自己的青蔥歲月：那時閱讀書本還是大眾娛樂消閒方式，上學時大家在桌底下看的還是書，對現在的孩子來說不可思議。武俠小說現在真的少人看了，本來屬於大眾熟習的行文，現在已由於年輕一代不熟悉中國傳統文化而變得疏遠。以前讀金庸太大眾了，要批判地讀；現在連引人讀金庸都變成要絞盡腦汁的事了。

金庸小說在普及中國傳統文化的成就，我想還是在於把文化知識置於戲劇場景，以及加入想像變化成具體情節及物品。就像麥兜春田花花幼稚園曾把莫札特變成許多人的手機鈴聲，元好問的〈摸魚兒〉都因為李莫愁而讓不少司機大佬琅琅上口，我猶記得童年時有同學左手劃個半圓擊出右掌大喝一聲「亢龍有悔！」原來他已經在背《易經》了⋯⋯

在生活裏浸透文化，這原是一種多麼美好的氛圍，我遙想當年南來文人煮字療飢，工廠車衣式日寫萬字（倪匡說他曾一日寫二萬字），靠的是心中對知識與文化的信念支撐下去。《射鵰》中黃蓉一出場還是小叫化，卻在客棧小店中大點「四乾果、四鮮果、兩鹹酸、四蜜餞」，乾果四樣是荔枝、桂圓、蒸棗、銀杏；鮮果揀時新的；鹹酸要砌香櫻桃和姜絲梅兒；蜜餞是玫瑰金橘、香藥葡萄、糖霜桃條、梨肉好郎君。八個隨便吃吃的下酒菜是花炊鵪子、炒鴨掌、雞舌羹、鹿肚釀江瑤、鴛鴦煎牛筋、菊花兔絲、爆獐腿、薑醋金銀蹄子。點菜都要這種陣仗來秀內行，今日黃蓉大概要被視為港女、奧客了，但書中這些點菜知識，反倒保護了真正是土包子的郭靖不致被人小看，於是知識讓人獲得尊嚴。（另一關鍵是，江南連小店的小二掌櫃都這麼知門道⋯⋯）

身份糾結

這種抉擇性質，確是金庸小說較於其它武俠小說之特異，它也是香港人長年的身份糾結。這種「去政治化」、務實、聰明而粗糙的判斷，正是香港通俗文化中很強的主流想法，也不見得不是政府的長年秉持的統治思維。

在殖民地社會中，遙想中國文化，自然是一種身份的選擇與糾纏，尤其在1949後，分殊政治中國與文化中國，是許多知識份子的共識。不少論者指出，金庸小說中充滿身份的思考、糾結與選擇，要反清復明的陳家洛與乾隆是兄弟，郭靖要歸漢，蕭峰是契丹人卻要保漢人免於戰爭因此無處可去⋯⋯乃至於足踏正邪之界的楊過、張無忌、令狐沖等，都要面對「做什麼人」的抉擇關頭。

這種抉擇性質，確是金庸小說較於其它武俠小說之特異，它也是香港人長年的身份糾結。因為有中國之牽絆，所以不同於一般英人可以順受統治；因為受到過西方社會文化洗禮，因此又不同於一般中國人。足踏兩方邊界，見到兩邊的不好，香港人這樣的雜種，像是有選擇又沒有選擇，鬱結難言。但韋小寶把這一切演成了喜劇：他看到天地會的內部如何難以為繼，也看到清朝的貪污與權霸；在中間他選擇的是「明君」：只要處理好了人民的實際生活，誰來統治就管他媽的。這種「去政治化」、務實、聰明而粗糙的判斷，正是香港通俗文化中很強的主流想法，也不見得不是政府的長年秉持的統治思維。

韋小寶本身更是個不知父親是誰的「雜種」，漢滿蒙回藏都可能，只知不是外國佬。田曉菲說這是以國家主義置換了民族主義；吳靄儀認為韋小寶是金庸找到了周旋於左右中英的心法，「從政是時候了」。在小說創作來看，身份的迷思是金庸小說的重要動力，許多情節、想像、思考都得以展開，構成不同的角色人格，帶讀者到達不同的境地。金庸小說皆寫於1984年《中英聯合聲明》之前，在一切答案來臨前，我們還願意再想一想。現在一方是強力打壓港獨，另一方是排拒中國的本土化，兩端均不容思考辯論。讓人懷念的，或是那因糾結而產生的豐富層次；或至少是，那可以想一想、做抉擇的空間。

退隱

民主一物看來那麼普及、無性格無溫度，唯有吳靄儀用一種俠客古風，把它的理想主義力量渲染出來。如此金庸小說就不是純然的閱讀消費品，而是讓我們獻身淑世的理想目標。

武俠小說多以退隱為終，因為這樣比較容易成就傳說性。徐克的《笑傲江湖》、《東方不敗》更把「退隱」上昇至香港一個集體大願之層次，角色們日日把退隱掛在口邊，惟最後都遭滅殺。

金庸小說中的退隱當亦有隱喻，袁承志放棄報父仇，最後欲帶部眾到南方一大荒島上避世，大家當亦會心微笑。香港是一難民社會，香港人心態是如西西《浮城誌異》所言，永遠懸於半空的不安全感，乃至於要出走，小說裏寫一個人面對移民官員，本來說去哪裏沒有所謂，官員給他一個地球儀著他選擇，他選了半天，問：還有另一個地球嗎？關鍵是，「選擇」，而且最好是，「另一個」選擇——從根本地把目前的所有框架否定掉。

如同退隱的情節，香港人面對去留與身份的選擇，曾有許多出其不意的表現。社會日益崩壞，許多朋友都離開了香港。但「無處可逃」是一種心理感覺，就算離開了香港都依然會有，像林夕為楊千嬅填的〈自由行〉說，「冰島也沒有避世的小鎮」。退隱是荒蕪的發現，但這是過度開發的世界，是否還在荒蕪？沒想到有天我連袁承志都要羨慕。

武俠小說主在浪漫想像超越現實，其中《神鵰》楊過以石子擊殺蒙哥，阻止金人南侵，是史實改寫，可否算是武俠小說高舉英雄，嘗試壓過歷史的一個嘗試？金庸小說作為通俗文化的一支大宗，折射了我們對於救世英雄的嚮往——但慾望是現實的反面，或者我們現實中愈是無力，就愈盼明君／英雄／聖人；愈是盼望，就愈沒有——偶然出一個，很快就消費完，忘掉了。陳平原亦說過，一個社會若是很嚮往武俠小說的世界，大概是不健全的社會。那麼整個金庸逝世的懷緬潮，讓人覺得最有希望與力量的，是吳靄儀的論述。吳不偏不側，既表現出對金庸的尊重與細讀，也批評金庸對於民主的多次否定，說出明報員工昔日不能與社會大眾一起站在民主一邊的遺憾。能夠這樣得體又尖銳地批評上司，現在看來根本就是傳奇；民主一物看來那麼普及、無性格無溫度，唯有吳靄儀用一種俠客古風，把它的理想主義力量渲染出來。如此金庸小說就不是純然的閱讀消費品，而是讓我們獻身淑世的理想目標。